与毛泽东有关的二十七个书目

陈  晋

编者按：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戎马倥偬之余，也是手不释卷。不仅如此，他在选择书目时也极为用心。“夫读书将以何为哉?辨其大义,以修己治人之体也,察其微言,以善精义入神之用也。”毛泽东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其目光之长远、格局之宏大，与他勤于学习、善于读书不无相关。保马今天推送文章《与毛泽东有关的二十七个书目》，读者可以从中了解毛泽东是如何践行“读书要为天下奇”的志向。

本文《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一书的附录二，该书由毛泽东研究专家陈晋及其团队集二十年之功编纂而成，其中辛苦，可想而知。感谢陈晋老师授权保马转载。保马在此特别向陈晋老师致以敬意。

与毛泽东有关的二十七个书目

 

择书：“读书要为天下奇”

毛泽东早年有个外号，叫“毛奇”。外号的来历，一说他崇拜当时的德国元帅毛奇，一说他常和同学们谈到“读书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两个解释，一武一文，立志高远，励志途径也颇为不俗，把“读奇书”当作了“创奇事”的必要路径。

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毛泽东风云一生，书剑双修，相得益彰。所谓“剑”者，不单指军事，还包括对书本的运用之妙，以及思想和实践的力量。读书既然是为了磨剑、亮剑，当然不能漫无边际的阅读，那样反倒会稀释思想和实践之剑的力度。因此人们总是希望读好书，读大有益于人生境界和做事本领的“奇书”。这样一来，何为奇书，怎样择书之事，便冒了出来。

毛泽东是1916年22岁那年遭遇这个问题的。这之前，他打算从湖南第一师范退学自修，找一个深山老林的去处，效法康有为自称的读书经历，“40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40岁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经朋友们一番劝说，他打消了这个念头，留校边听课边自修。但汗牛充栋的古籍，押上一生也是读不完的。1916年2月29日，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77种经、史、子、集书目，他直言：“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这是目前知道的毛泽东第一个择书而读的举动。可惜，这封信唯独没有留存下来他开列的77种典籍书目。事实上，他早年的择读书目大多没有保存下来。这大体缘于一件憾事。毛泽东参加革命后，从长沙往老家韶山拿回不少青年时代读过的书籍和读书笔记。湖南军阀何健1930年派人挖毛泽东的祖坟，乡亲们担心他写的东西落入敌手，就把那些书和笔记本烧了。不然的话，我们今天对他早年歇息过的思想驿站，也许会看得更清楚一些。

也有幸运的意外。毛泽东1917年下功夫读过的一本蔡元培翻译的《伦理学原理》，因为被同学借走保存下来了。说其幸运，是因为借书的同学在1950年完璧归赵时，毛泽东才发现，10万字左右的书，他竟写了12000字左右的批语，尽情抒发做什么人、怎样做人的阅读体会。人们择读之书，总是反映了特定的兴趣爱好和阅读期待，并于潜移默化中涵养相应的文化性格。毛泽东读《伦理学原理》的批语突出强调，一个人做济人之急、成人之美和舍生取义的事情，不应该是为了别人，也不源于外在的义务，更非沽名钓誉，而是出于内心的精神需求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盖吾欲如此，方足以安吾之心”。这样的追求，多少透露出别具一格的英雄主义人格气象。《伦理学原理》能激发青年毛泽东如此独特的主张，算得上精神旅途中有幸遭遇的“奇书”。难怪毛泽东收到这本40多年前读过的旧书时，感慨系之，说当时“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

有了择书而读的体验，使毛泽东在确立信仰，投身政治实践后，习惯把读书、择书、荐书当作必不可少的工作方式。根据他留下的文字，或当事人的一些记载，我们可以归纳出他阅读、推荐和编拟的27个书目：

1920年10月写的文化书社销售的重要书目(19种)

1920年11月写的文化书社重要书目广告(62种)

1921年4月写的文化书社销售的重要书目(47种)

1926年主持编写的《国民运动丛书》书目(60种)

1926年主持编写的《农民问题丛刊》书目(26种)

1936年至1938年阅读的军事书籍(8种)

1936年至1941年批注的哲学书籍(7种)

1941年1月寄送毛岸英、毛岸青的书目(21种)

1941年9月为中央和高级干部研究组开列的书目(4种)

1941年11月为各地高级学习组开列的书目(10种)

1942年4月提议和审定的整风学习文件(22个)

1941至1943年主持编辑的中共党史文献书籍(3种)

1945年4月在七大上提议干部阅读的马列书目(5种)

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议和审定的干部阅读书目(12种)

1954年1月提请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中央委员阅读的中外宪法文献(10种)

1958年3月为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编选的《诗词若干首(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47首)、《诗若干首(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18首)

1959年提议编选出版的《逻辑丛刊》(11种)

1959年10月南下视察前开列带走的书籍(100种以上)

1963年提议和审定的中高级干部阅读的马列著作(30种)

1970年提议和审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阅读的马列著作(9种)

1972年至1975年嘱印阅读的大字本线装古代文献(86篇)

新中国成立后阅读和收藏的不同版本的《红楼梦》线装书(20种)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所收新中国成立后阅读的文史古籍(40种)

晚年阅读和收藏的逻辑学书籍(86种)

晚年嘱印阅读的大字线装本中外书籍(128种)

晚年爱看的字帖、墨迹(123种)

手书的历代诗词曲赋(句)(45篇)

这27个书目，少则3种，多则100种以上，涉及上千种书。这还不能说是毛泽东一生阅读的全部。他逝世后，在中南海住地的藏书达9万多册，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他的需要陆续配置的。还有，他当学生时记的《讲堂录》所载老师讲授或要求课余阅读的，1957年一次性索要的十几种注释和研究《老子》的书籍，1959前后为纠正“大跃进”失误在不少会议上反复推荐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一批书籍，1960年代初要的一批连环画小人书，晚年从200多种各类笑话集中选择的几十种，凡此等等，都是可以通过考证，整理出书目的，这里均未计入他的择书之举。当然，列入这27个书目的，也不能说毛泽东都详细读过或读完了，但大部分毕竟是他选择出来的，对于有“奇书”之效的经典，还详细批注。专做学问的人，一生读千种书，也属不易，何况毛泽东的主要精力还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呢?仅这27个书目，即可看出他的“奇”来。

最可“奇”者，不在择读之量，而在择读的内容和效果。毛泽东的择读，排在前三位的是哲学、马列和文史。与他的实践活动关系不大的书籍，也多有令人惊讶地阅读。比如，1959年外出前指定带走的那个书目中，便列有“讲透平、锅炉等”技术书籍。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读有关锅炉的书，但肯定是有想法的。其他如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法国拉普拉斯的《宇宙体系论》、苏联威廉斯的《土壤学》，也是他喜欢读的。他同来访的法国政治家讨论拉普拉斯《宇宙体系论》同康德星云学说的关系，连对方也感到陌生。1958年，他要求领导干部们读一读《土壤学》，说“从那里面可以弄清楚作物为什么会增长”。他提出增进农作物产量的“农业八字宪法”，与阅读《土壤学》明显有关。所谓用书之“奇”，可窥一斑。

走向实践的卖书、编书和寻书

择书而读的动力，不外两端：实践倒逼和兴趣所致。一个是由行而思的激发，一个是由内而外的延伸。与毛泽东有关的27个书目，比较具体地反映了他在不同时期自己阅读和希望人们阅读的重点，每个重点,都与他当时集中处理的现实要务或特别感兴趣的问题有关。

很难想象，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从事的第一个革命活动，是卖书。1920年夏天，他在上海同准备建党的陈独秀建立联系后，回到长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办股分制的书店，叫文化书社。目的当然不只是为了赚钱，而是“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毛泽东负责和各地出版商打交道，在选进什么样的书刊来卖的问题，他说了算。为扩大销量，他需要选些书目在报纸上登广告;为向股东们负责，他还定期写营业报告。从1920年10月到1921年4月，他先后撰写了三个售书目录，在每个目录前都申明，所列均是“书之重要者”或“比较重要的”。择书而卖之意，尽在其中矣。

列入这三个书目的，多属译介的“西学”。大致可分两类，一是西方哲学、政治、科技，如达尔文《物种原始》，海克尔《一元哲学》，杜威《美国民治的发展》，罗素的《哲学问题》、《政治理想》、《社会改造原理》等;一是马列主义和介绍苏俄情况的。如李汉俊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季译的柯卡普《社会主义史》，以及邵飘萍的《新俄国之研究》等。这些书在三个书目中都赫然列出，看出毛泽东当时择书而卖，是有思想倾向的，这个倾向，传达出那时先进份子的思想风景。

这是怎样一种思想风景呢?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海克尔的《一元哲学》(后译名为《宇宙之谜——关于一元论哲学的通俗读物》)，见证了毛泽东当时对唯物主义的归依。一直到晚年，他对这两本书都特别看重。在嘱印的线装大字本书籍有《物种起源》，还同来访的英国前首相希思讨论达尔文的观点，同来访的西德总理施密特讨论海克尔的《宇宙之迷》，年轻的翻译甚至将海克尔译成了黑格尔，毛泽东立刻纠正，“是恩斯特·海克尔”，以至施密特在回忆录里专门提到，他和毛泽东花了10钟讨论“海克尔那部粗糙的唯物主义著作”。在政治上，毛泽东当时一只脚已经跨入马克思主义门槛，但他还想找找有没有其他可行的救国方案，这是他在三个书目中均着重推荐杜威、罗素著述的原因。1920年10月，杜威、罗素到长沙演讲，作为“思想追星族”的毛泽东，自告奋勇担任记录。结果发现，此二人“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他稍后说采用俄国式的革命，是“诸路皆走不通”后的选择，这与他当时的择读实际很契合。

比较奇怪的是，这三个书目中却没有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共产党宣言》。此前毛泽东已确切无疑地读过这本“奇书”。该书之奇，奇在它在理论上的鲜明彻底和挟带的逻辑力量，奇在政治读物竟也可以写得那样流光益彩，奇在对那个年代寻找出路的年轻知识分子无可比拟的感染力。毛泽东在书目中不列此书，或许是因为已准备暗中建党，觉得不便于公开亮出这面旗帜。至于书目中列入《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却是可以借介绍西学思潮来打掩护的。

毛泽东由开列阅读书目切入的政治实践，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又有了新的景象。他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和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推动工作的重要方式，是编书。他亲拟编纂计划和具体书目，编了《国民运动丛书》和《农民问题丛刊》两个系列。前者涉及国际政治经济、世界革命运动、国民党思想及其策略、苏俄研究、国内政治经济5个方面的内容。后者计划出版52种，实际出了26种，有《列宁与农民》、《中国农民问题研究》、《土地与农民》、《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等。

从卖书到编书，共同之处是都要先读书、择书，不同之处是从被动的择书到主动的择书，从泛泛的思想传播到有针对性的政治宣传，从推动思想变化到推动实践变革。毛泽东主持编辑这两套书，不是为了给书斋里的人群看，而是为动员和教育革命前线的人们，因此不能搞长篇大论。他很了解读者习惯和宣传规律，提出每本书不能超过12000字。对一些书应该怎么编纂，要求也很具体。比如，他列了一本《将来之国际大战》，特别注明，“此为各帝国主义国家武力与苏俄武力之比较及新式战备之研究，取材于俄国军事委员长福龙斯(伏龙芝)之论文”。还有一本《妇女运动解放小史》，他又注明，这本书以德国共产党人培培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为蓝本。看来，他当时的阅读很方便，且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平台来宣传共产党人的主张。

如果说毛泽东的阅读生涯有过什么苦恼的话，那就是1927年到农村搞土地革命的一段时间里，面临的无书可择。他不得不向上海临时中央写信求助，“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还开列了一个“另请购书”的书单。可惜，这份书单没有保存下来，否则，又该多一种与毛泽东有关的书目了。对身处白色恐怖的上海中央来说，购寄书籍难免成为可以“弃置”的小事。为聊作精神充饥，毛泽东只得找来两本当时中学生使用的《模范英文读本》，津津有味地念将起来。这种局面，一直到1932年4月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才得以改善。毛泽东在漳州一所中学图书馆里挑选出几担书运回苏区，后来对陪他挑选书籍的曾志讲：读了这本，就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硬是读了两年书。在漳州挑选这批书里，有列宁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以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阅读这些书，使毛泽东在众声喧哗中涵养内功和识见，逐步实现思想升华。1933年，他将《两种策略》送给彭德怀读，并附信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 不久又向彭推荐《“左派”幼稚病》：“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毛泽东说这个话，正是他遭受打击，靠边赋闲，心里的苦楚无人能会的时候。尽管临时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被迫迁来中央苏区，但毛泽东的实践创新，却不被他们看得上，还给他戴了顶“狭隘经验论”帽子，甚至说“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理由之一，是中国革命正在走的这条道路，与老祖宗书本上讲的，与苏联十月革命实行的不一样。和苏联留学回来的一些年轻革命家相比，毛泽东当时在党内的马列理论水平，确实不算高，对苏联党内的理论纷争更缺少了解。心里憋了一口气的毛泽东，是带着《国家与革命》和《反杜林论》上路长征的，有不少同行者后来都谈到他在担架上读这两本书的事情。即使如此，在遵义会议上，有人对他的理论水平还是不以为然。一位政治局委员批评他按《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来指挥打仗，“并不高明”。言下之意，你虽然能打仗，但依然没有马列主义的“味道”。此事对毛泽东的刺激，可想而知。

择读军事与哲学，实现身份跨越

到了陕北，环境逐步安定下来，毛泽东迎来了阅读黄金时期。先做的一件事，还是寻书。他不断写信给在国统区工作的同志，要他们购书带回陕北。有的信上还开列具体书目，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买一部《孙子兵法》来”。大概在1936年底左右，毛泽东同时收到两批书，恰如雪中得炭。一批来自上海，是鲁迅在病中托冯雪峰转送的;一批来自北平，是一个叫王林的人托人购买带到陕北的。直到1965年，毛泽东还在一次谈话中说：“最困难的时候，王林同志给我带来了好些书。”记忆如此之深，可见那时寻书何等急切，真个是如旱望云。

有了书，又面临择读的问题。1938年2月1日，已长期没有过写日记的毛泽东，来了兴致，在一个横格本上写道：“20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可惜，这个横格本只留下7页，记录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天读李达《社会学大纲》、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和潘梓年《逻辑与逻辑学》三本书的具体进展。看得出，当他时择读的重点，一为军事，一为哲学。

毛泽东后来几次回忆，“到陕北，我看了八本军事书，看了《孙子兵法》”，“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看了克劳塞维茨的，还看了日本的《战斗纲要》，看了刘伯承同志译的《联合兵种》”。很明显，他当时择读的是军事理论和战略书籍，这是他作为战略家的一个显著特点。1937年10月22日给刘鼎的信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初到陕北，如此集中阅读军事书籍，不仅因为军事战略是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第一要务，还与教条主义讥刺毛泽东按《三国演义》打仗有关，与他下决心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有关。

毛泽东当时择读并写有大量批语的哲学书籍，现在保存下来的，有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人《辩证唯论与历史唯物论》，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艾思奇选辑的《哲学选辑》，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7种。写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上批语就有12000字左右，最长的一条有1200字左右。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他连读了3遍，分别用黑铅笔、毛笔和红蓝铅笔作了批画。批语内容主要有三类：原著内容提要，对原著观点的评论发挥，结合中国实际发的议论。

事实上，毛泽东当时批注的哲学书，远不止7种。他很可能还在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书上留下批注。据莫文骅回忆，1936年底他在红军大学学习，有一天林彪回来说，毛泽东那里有一本《大众哲学》，很好，我们大家都应该读一读。莫文骅随即找毛泽东借阅该书，一看上面有许多圈画，毛泽东一再叮嘱早些送还。莫文骅找人刻腊板，因为缺纸，就用废旧文件的背面油印了该书，每个学习组发了一本。但布满毛泽东批语的这本《大众哲学》，此后却下落不明。1937年9月，艾思奇到延安，毛泽东第一次和他见面就说，“你的《大众哲学》我读了好几遍了”。随后，他又写信给艾思奇：“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集中读哲学?有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他1937年8月同郭化若谈哲学时径直道出的：“不读书不行呀，人家不是说我狭隘经验论吗?”但阅读毕竟不是为了赌气争胜，随即又补充一句：“抗日战争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研究，没有理论武器不行。”毛泽东自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掌握，确实还不够深透。1937年夏天，他到延安抗大讲授“辩证法唯物论”，花了几个星期准备讲稿，结果只讲两个小时就完了，还做不到挥洒自如。为此事他一度很苦恼，自称是在做“折本”生意。直到1939年1月，还在一封信中说，“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而以哲学为主”。

毛泽东发愤研究哲学，不光是为了弥补不足，根本上也是为总结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因为只有掌握理论工具，占领思维制高点，才能澄清和揭示饱读马列的教条主义者为什么会屡犯“左”倾错误。1937年11月，从苏联回到延安的陈云见到毛泽东，说教条主义统治中央时自己犯过错误，原因是缺少经验。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解释，认为“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随后，他读斯大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写的批语中，道出一个刻骨铭心的结论：“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那么，什么样的思想方法才是对头的呢?大道至简，毛泽东把他读哲学所得，概括为八个字：实事求是，对立统一。陈云的体会更为概括，他讲自己在延安时期通读了毛泽东的全部文章、讲稿、电报，得到的结论就四个字：实事求是。

政治家的阅读，也不只是为满足智慧的期待和愉悦。毛泽东追求的是掌握“工具”来认识和改造世界。他择读军事和哲学，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进行思考，在1941年以前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有对土地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有对抗日战争规律的揭示，有对思想方法的澄清和标举，有对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析和阐述，接连不断地向党内吹来与教条主义迥然相异的思想新风。

一个政党的成熟，莫过于思想上的成熟。中国共产党对领袖的选择和认可，比较注重理论。随着一套新的理论话语逐渐为全党接受，毛泽东也完成了身份跨越：从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时的军事领袖，到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成为政治领袖，再到1941年开始成为了思想领袖。对此，革命老人吴玉章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得比较透底：“《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这种认同与拥戴，“与一般的组织安排绝不可同日而语。”这种感受，在当时的党内高层绝非个别。陈云1941年10月8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发言说：“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了解到毛泽东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任弼时1943年11月4日写的整风笔记也讲，他过去只觉得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认识到他的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这些由衷的感受，耐人寻味，可看出结合实际的择读和理论创新，在确立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最后一段路程上，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不唯党内同志有如是感受，即使旁观者乃至敌对阵营的人，也心有所悟。新中国成立后，在美国赋闲的胡适想弄清一个问题，30年前同他有师生之谊毛泽东，为何能够带领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他找来毛泽东的论著阅读，感觉有些发现后，于1951年5月31给蒋介石的信中献上一策：“盼我公多读一点近年中共出版的书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作于红军‘长征’之后，最可以看出毛泽东以文人而主持中共红军的战略。”这最后一句，多少道出大战略家毛泽东的读书人本色。

作为领袖的荐书和自读风景

毛泽东1939年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

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

所谓“进货”，就是读书。从延安整风开始，向党内领干部荐书“进货”，是毛泽东习惯的领导方法。在27个书目中，从1941年起，有11个书目是在不同时期，为了解决本领恐慌，适应新的形势，纠正不良倾向，统一党内认识，推荐给党内同志阅读的。

延安时期，为推进整风运动，毛泽东先后推荐了4批次书目。主要有《“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党的一些现实文件。值得一提的是，他还从《鲁迅全集》中找出一篇《答北斗社杂志问》，编入《宣传指南小册》，列入整风学习的22个文件当中，以期改变党内的文风。为澄清党史上的一些是非，毛泽东阅读大量文献，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称它们为“党书”，要求参加整风的高级干部认真阅读。效果如何?毛泽东的评价是，“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

从1945年党的七大开始，毛泽东先后四次集中向党内干部推荐马列著作，每次都有特定时代背景。在七大上推荐《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5本，是为迎接抗战胜利后的新局面，打牢马列主义基础。在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上推荐12本，特意增加《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和苏联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等，用意很明显：共产党人不应该只是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应该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为此要学新的本领。1963年又推荐30本，大概与他当时想让全党深入总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有关。有些蹊跷的是，30本马列书中竟包含普列汉诺夫的3本。要知道，当时中国的理论界是把普列汉诺夫当作机会主义者来看待的，人民出版社还内部出版了《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供批判用。1970年，毛泽东指定250多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读9本马列著作，则与庐山会议有关。这次推荐，他说了一句名言：“学好马列主义不容易，联系实际用好马列主义更困难”。

除了宏大的政治背景，毛泽东荐书，有时也是为推动和解决某个具体领域的工作。1954年1月，他主持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时候，为初稿出来后便于中央领导层讨论，他给大家开列了一个中外宪法书目，要求阅读。其中有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有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民国时期的宪法则悉数在内。这是中央领导层第一次大规模研读各国宪法，同时也说明，“五四宪法”不是凭空产生的。当然，毛泽东荐书未必总与实际工作直接相关。1958年3月，他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从各种古代诗词集中挑出65首作品，编成两个小册子发给与会者阅读。有人感到不解，毛泽东解释：“我们中央工作会议，不要一开会就说汇报，就说粮食产量怎么样，要务点虚，要务虚和务实结合”，“要拿一点时间来谈谈哲学，谈谈文学，为什么不行呢?”看来，其意在使会议气氛活泼一些，思路开阔一些，思想解放一些。

27个书目中，1941年寄送给远在苏联的毛岸英、毛岸青的21种书，很有意思。除了当时中国的一些中学国文和历史教材外，其余16种都是《精忠岳传》、《小五义》、《何典》这类章回传奇小说。想来，是希望自小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两个孩子多了解中国文化。向个人荐书，毛泽东的针对性总是很具体。他让身边工作人员读冯契的《怎样认识世界》，是希望他们懂得些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他让许世友读《红楼梦》，是让这位传奇将军增加点“文气”;他让江青读李固的《遣黄琼书》，是告诉她“人贵有自知之明”;他让王洪文读《后汉书·刘盆子传》，则是提醒，凭资历、能力，你做党的副主席还不够格，如若不学习长进，早晚要像刘盆子一样倒台。这些推荐，透露出期待或隐忧诸般人事心曲。

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开列的要带走的书籍，则反映了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自读风景。这个书目中，直接写出书名的有19种马列书，17种中国古代文史书，20多种古今中外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书。只列作者未列书名的，有王夫之、黑格尔、费尔巴哈、欧文、傅立叶、圣西门、杨献珍，以及“从古典经济学家到庸俗经济学家的一些主要著作”。在这份书单中，还开列有“《逻辑学论文选集》(科学院编辑)，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学(严译丛书本)”。喜欢读哲学的人涉猎逻辑学是很自然的事，但像毛泽东那样近乎痴迷地阅读逻辑，却十分罕见。1957年，他三次邀请一些逻辑学名家到中南海搞专题座谈;1959年又提议把中国近代以来的逻辑学论著，“不管内容如何”，均汇编出版;晚年阅读和收藏的逻辑学书籍，达到86年种之多。专事逻辑学研究的人，也莫过如此。

毛泽东晚年个性化的择读，表现在他对中国古代文史的偏好上面。仅《红楼梦》一书，便阅读和收藏了20种不同版本的线装书。阅读经典，绝不是简单的浏览刷屏，应该是一桩慢功细活，并且重复地阅读，总会有新的发现，而每一次发现都会给内心世界带来惊奇。也只有经典，才能让人在不同版本、不同年龄、不同环境的阅读中，不断拥有春华秋实般的收获。毛泽东反复阅读《红楼梦》，读《资治通鉴》17遍，盖缘于此。他对人讲，自己读《共产党宣言》至少一百遍，也缘于此。

晚年随着视力不断减退，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印了不少大字线装书，供自己和其他年老的中央领导阅读。据不完全统计，从1972年读《鲁迅全集》起，到1976年8月读《容斋随笔》止，他阅读过、有的还作过圈画和批注的新印大字线装的中外书籍，多达128种。这还不包括他专门让人校点注释并按他的提示写出内容提要的86篇古代文史作品。这些个性化择读，思接千载，神游八荒，或从历史中汲取经验，表达对现实问题的看法(读《拿破仑传》分析苏联在1970年代初的国际战略);或与古人的精神对话中，排遣挥之不去的忧患心情(读庾信《枯树赋》多次流泪)。具有历史感和文学感的政治家，常常是一位有文化智慧和人性温度的政治家。

毛泽东年轻时写诗说，要永葆“胸中日月常新美”。阅读使他做到了这点。阅读的佳境是由内向外的延伸，即通过阅读，积累和营造“胸中日月”，延伸为通过实践，积累和创造“人间天地”，这是一个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过程。27个书目，虽只是毛泽东一生攀援书山之路在一些景点的驻足痕迹，但却可以从中看出他的“胸中日月”和“人间天地”相互影响的精神伏线。他的阅读，同他的轰轰烈烈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终究是不可分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