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毛泽东从严治党思想的特色

肖贵清 王  然

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在长期中国革命斗争过程中，党之所以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取得革命胜利，关键在于始终从严加强党的建设，将自身锻造成为中国革命的坚强领导核心。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从严治党这一概念，但在长期治党实践中已经明确意识到治党必须从严，并且为这一原则的贯彻落实进行了许多有益探索，形成了一系列独创性治党理念和方法，对于今天开展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一、从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从严治党必须坚持思想建党原则，将从严加强思想建设放在首位，这是毛泽东从严治党思想的显著特点。正如毛泽东所说：“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1](P1094)在实践中他紧紧抓住这个“中心环节”，强化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根源、树立革命必胜的理想信念并培育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为从严开展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等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严加强思想建设首先体现在强化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在农村进行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党建设成一支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是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首要任务。为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在实践中提出了以加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来保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思想。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逐渐转向农村，“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2](P85)这使得党内不可避免地存在大量非无产阶级思想，“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2](P77)。对此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①(主要的是思想问题，其余是小节)奋斗，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3](P74)为此，毛泽东多次就其根源、危害和纠正办法在红四军党内进行调查和讨论。[4](P289)这些细致的思想工作使红四军党内的思想统一到了正确认识上来，为召开古田会议，全面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奠定了基础。在对红四军党内实际情况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起草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决议强调了从严加强思想建设、在党内严格开展无产阶级思想教育的重要性，批评纠正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等错误思想，明确规定了党内开展无产阶级思想教育的内容、方法和要求，并对党的组织、宣传等多方面工作作了系统规定。古田会议决议“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入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问题”，[5](P372)是毛泽东思想建党这一独特建党思路的集中体现。

从严加强思想建设还要求从严纠正党内错误的思想根源。毛泽东不仅注重从政治上、组织上纠正党内错误，而且注重通过严格的党内学习纠正党内错误的认识根源，从根本上防止同类错误再次发生，实现对党内错误严格、彻底的纠正。这是以严格的思想建设推动从严治党全面落实的重要体现，延安整风就是这类举措的典型例证。1943年毛泽东曾致电彭德怀指出：“将多数高级及中级干部的思想打通，又能保存党与军的骨干，那我们就算是胜利了。”[6](P659)可见，整风的目的重在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根源，在组织上对同志仍然采取团结的态度。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毛泽东集中撰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章，对党内错误思想作了深刻剖析和严厉批评。明确规定《六大以来》《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和22个整风学习文件作为不同层次干部的学习材料，并要求广大干部“结合学习检查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6](P663)为其划定了严格的学习范围。同时，毛泽东还领导制定了严格的学习要求，例如“看文件一定要动手写笔记”[7](P416)“使整风学习与实际工作密切联系，学用一致”[8](P426)、各级负责同志“亲身负责领导学习”[8](P426)“把问题提到思想原则上去”[8](P428)等，并亲自检查要求落实情况②。经过整风，全党认真总结了党的历史，纠正了党内错误的思想根源，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如毛泽东所说，整风后“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8](P444)

培育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也是从严加强思想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党员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应当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他强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9](P522)并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等文章中对共产党员应当具有的优秀品质作了详细论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这三篇文章以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事例集中阐明了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内容，其中提出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9](P659)“为人民服务”[1](P1004)“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1](P1101)等观点因其感染力和号召力，在党内外广为传播，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党员，已经成为党员道德品质的经典表述，是党名副其实的软实力。持久深入的道德教育使得广大党员牢固树立了共产主义道德，能够全心全意为党的事业努力工作，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切实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10](P28)落实从严治党原则，建设一支坚强的革命队伍，以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首先要从严加强思想建设，提高党员思想水平。毛泽东作为党的主要缔造者，在长期治党实践中十分注意以严格的思想建设带动从严治党原则的全面落实，从严加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从严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坚定党的理想信念，培育高尚道德情操，为从严开展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以严格的思想建设保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是毛泽东从严治党思想的鲜明特色，是党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优良传统。

二、从严培育党的优良作风

党的作风是党在工作过程中展现出来的态度、风格和习惯，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11](P1998)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党逐渐形成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1](P1094)这“三大作风”是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任何政党的重要标志，是党取得革命最终胜利的重要保障。由于党的作风好坏能够直接体现出党的建设水平，关系到党的凝聚力、战斗力的形成和提升，关系到能否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故而毛泽东始终坚持从严加强作风建设，体现了周密细致的鲜明特色。

周密细致，首先体现在从具体工作入手，培育党的优良作风。为培育党内优良作风，毛泽东坚持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不仅明确指出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作风，还就这些作风在实际工作中产生的各种问题提出具体的纠正措施。1934年，在总结各地方苏维埃工作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毛泽东撰写了《乡苏怎样工作》，具体指导乡苏维埃开展工作，批评了乡苏维埃工作中存在的“讨论问题不切实”[3](P348)“只有讨论决定，不在以后相隔不久的会议上提出来检察”[3](P349)等官僚主义作风的弊病，并提出了详尽的改正办法。延安整风过程中，毛泽东一方面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一系列文章中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错误作风的思想根源和具体表现作了理论分析，另一方面则通过改革干部教育、改组马列研究院、改版《解放日报》等措施，直接纠正实际工作中的错误作风。例如，对《解放日报》提出了“第三版和第四版应贯穿党的政策，题材应切实，文字应通俗”[8](P356)“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抗战、我党活动和根据地建设上面，要反映群众活动，充实下层消息”[8](P362)“无论什么消息都要想想是否对党有利益”[8](P368)等要求，具体纠正了党报实际工作中的错误作风。“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12](P298)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能够从具体工作抓起，逐步纠正错误作风，不但切实从严开展了作风建设，其本身也是优良作风的重要体现。

周密细致还体现在能够从个别不良现象中发现党的作风存在的倾向性问题，当错误作风尚未在全党范围内凸显并造成严重后果时就采取针对性措施从严加以纠正。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就是这一特点的典型代表。在民主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的时刻，个别党员干部产生了居功自傲的情绪，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了党内作风的这一不良倾向，他明确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滋长”。[13](P1438)并提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13](P1438)“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13](P1439)等观点，要求党员干部“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13](P1439)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依然注意从个别地方作风建设中凸显的问题洞察到全党作风可能存在的错误倾向，举一反三从严培育党的作风。1952年“三反”期间，毛泽东收到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认为《报告》反映的县以下尚未“开展反对命令主义和清除违法乱纪分子的斗争”、[14](P254)专区以上工作人员“不了解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痛苦”[14](P254)等作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不但是山东的，而且是全国的”。[14](P253)要求各级党组认真学习这一文件，纠正党内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错误作风。毛泽东在七大做结论时曾经讲到：“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6](P491)在从严培育党的作风过程中，毛泽东即善于通过局部存在的不良作风洞察到全党普遍存在的作风问题，做到见微知著。

为从严培育党的作风，毛泽东不仅严以律人，更严以律己，从身边小事做起，保持优良作风，为全党作风建设树立了榜样。这也是周密细致特点的表现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当毛泽东从公函中得知沈阳市计划为自己铸造铜像以表敬意时，他批示道：“只具有讽刺意义”，[15](P143)制止了这种歌功颂德的做法。这表明，毛泽东面对各地干部群众的崇高敬意，能够严守七届二中全会的决定，③保持了谦虚谨慎的作风。此外，毛泽东还从自身做起厉行节约，努力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其他同志做出了表率。从苏联出访回国时途经东北时，发现接待过程中浪费太大，便批评当地负责同志：“我和恩来不是为了吃喝，搞那么丰盛干什么?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你们应做表率。”[15](P143)可见，毛泽东对自身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不仅如此，毛泽东面对亲朋好友的请托，没有利用职权走后门，而是嘱托相关部门依照规定办理，不要搞特殊。例如在一封致刘亚南的信中他就写道：“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以免引起一般人民不满。”[15](P143)“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10](P130)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之所以能够形成并保持优良作风，是和毛泽东等领导人以身作则落实中央要求分不开的。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能够按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在点滴小事中体现优良作风，为广大党员树立了榜样，对从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起到了巨大的示范作用。

从严培育优良作风是从严治党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作风体现在党的建设的方方面面，且所涉及的内容相较于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更为细致和繁琐，需要领导者根据实际情况分别作出具体指导。毛泽东紧紧抓住这一特点，不仅具体纠正错误作风造成的各类问题、见微知著洞察党内作风的不良倾向，更能从自身做起养成良好作风，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体现了周密细致的工作作风。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八项规定”，从精简会议、文件等细微之处入手纠正党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不正之风，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党在新时期对作风建设中周密细致特点的继承和发扬。

三、从严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批评

批评和自我批评既是党的优良作风，又是加强党内教育、改进党的作风的重要手段。在从严治党过程中，毛泽东十分重视发挥党内批评的作用。他强调：“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3](P82)主张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改正思想、政治和作风上的错误，而不仅是对个别犯错误的领导同志作组织处理，既纠正了党的错误，又实现了党内团结，为全党更好地落实政治路线奠定了组织基础，使从严治党的目的得以真正实现。

党内批评是纠正错误思想、培育优良作风的重要手段，这一点在红军党的建设早期已为毛泽东所重视。古田会议决议即明确将批评列为党内教育的主要方式之一，并将“批评不正确思想”[3](P87)作为肃清“流寇主义”等错误思想的纠正方法。到整风运动时，党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从思想根源上纠正党内错误。为确保这一目标得以实现，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指出了党内批评的重要意义。他在《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草案中写道：“整风是一个伟大的党的思想斗争，实行此种斗争的武器就是自我批评。……自我批评是马列主义政党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政党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最适用的方法，而在目前则是反对错误思想建立正确作风的最好方法。”[8](P433)高度评价了党内批评作为马列主义方法论的重要地位，以及对于纠正错误思想、培育优良作风的重要意义。而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则将批评与自我批评列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认为“有无自我批评，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1](P1096)党内批评“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1](P1096)并对这一方法作了系统论述。在全国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刻，毛泽东又将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13](P1439)的重要武器加以强调。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将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纠正党内错误的重要手段，在讨论召开八大时他曾要求：“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还是要做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实行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条是不行的。”[14](P406)可见，在从严治党过程中，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思想武器。它能够切实消除各种错误的思想根源，从根本上防止类似错误的再次发生，因而是纠正错误思想、培育优良作风的重要手段。

批评的目的是实现党内团结。开展党内批评重点并不在于追究个人责任，而是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并在新的基础上实现党的团结，毛泽东对此有许多论述。例如，1942年2月他就指出：“我们揭发错误、批评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1](P828)同年4月政治局会议上，又强调：“我们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8](P372)1956年5月1日，毛泽东在评价斯大林时表示：“批评与自我批评，目的在团结，在帮助。”[16](P263)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又详细论述了处理共产党内部矛盾的方法，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17](P322)明确了“团结”是党内批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否定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斗争方法。毛泽东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讨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毛泽东即表示：“凡是过去政治上犯过错误的同志，现在都改正了，都要如《决议》所说的一样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8](P592)在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他又提议：“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但是他已经承认错误并且决心改正错误，我们还可以选他。”[18](P360-361)并为选举王稼祥同志专门向代表们做工作。[8](P604)可见，毛泽东始终从增强党内团结的愿望出发，弄清思想上的是非曲直，对犯错误的同志做结论时十分谨慎，并注意团结他们一同工作，真正以增强党内团结和党的战斗力为目的开展党内批评。

党内批评要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毛泽东不仅十分重视发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用，还系统论述了党内批评应当如何开展。首先，党内批评的开展需要遵循组织纪律，而“不在党内批评而在党外去批评”[3](P83)“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不是积极地向组织建议”[9](P359)等则是违背组织原则的行为，必须坚决加以反对。其次，开展党内批评必须要有正确的态度，他指出“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8](P371)党需要的是“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1](P1096)至于“主观主义的批评，不要证据的乱说，或互相猜忌往往酿成党内无原则的纠纷，破坏党的组织”，[3](P84)“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7](P416)此外，他还运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格言来表达每个党员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时应当具有的态度。第三，毛泽东还就开展党内批评时需要注意的一些具体问题作了说明，例如，“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3](P84)“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3](P85)“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7](P418)“要先批评领导者，后批评被领导者，这个方式比较好”[7](P421)“批评要是及时的批评，不要老是爱好事后的批评”[14](P436)等。可见，毛泽东高度重视党内批评的重要作用，不仅一般性地号召开展党内批评，还对它的具体实施做了细致指导，这就保证了党内批评能够严格按照中央部署开展，真正实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共产党人完全是为着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每个党员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没有什么不利于人民的思想不愿放弃，这就决定了党内错误思想可以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加以纠正。毛泽东从纠正思想错误、增进党内团结的愿望出发，高度重视发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用，就党内批评如何开展作出具体指导，并且带头开展自我批评，承认并及时纠正工作中的错误，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榜样。这也使党内批评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成为从严治党的有效武器。

四、发动群众从严监督党员干部

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优良作风，在从严治党过程中，毛泽东充分发扬这一作风，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发动广大群众和党外人士参与党的建设，加强对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监督。这一特点不仅体现在毛泽东一系列论述当中，还在从严治党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展示。

党的建设不仅需要依靠党自身的力量，还需要发动广大群众给党提意见、出主意，帮助党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对党实施有效监督。只有这样，党才能不放松、不懈怠，始终严格要求自己，永葆生机与活力。1945年7月，在抗战胜利的前夕，当黄炎培询问中共能否跳出周期率的支配、避免“人亡政息”的结局时，毛泽东回答：“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9](P149)可见，毛泽东已经明确意识到发动群众进行监督，是落实从严治党，保证党长期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党之所以敢于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毛泽东表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如果我们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1](P1004)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方法、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吗?”[1](P1096-1097)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它没有任何私利，敢于大胆听取人民意见，接受人民监督，始终从严开展自身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党已不再处于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发动群众以监督党的优良传统却依然为毛泽东所坚持。1956年在修改八大报告时提出：“我们要加强党内的自我批评和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的监督来克服缺点和错误。”[20](P609)j比时，毛泽东依然将广大人民的监督作为帮助党改正缺点和错误，实现从严治党的重要手段。可见，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都注重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通过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改正党的错误，从严加强党的建设。

发动群众加强对党的监督，不仅体现在毛泽东的一系列论述中，还体现在从严治党的实践当中。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政会上，党外民主人士李鼎铭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21](P502)毛泽东对此评价道：“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21](P502)并在边区先后三次开展精兵简政运动，切实吸收了党外人士意见，改进了党的作风。解放战争时期党结合土改工作开展整党运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坚持了“开门整党”的策略。在修改周恩来起草的整党工作指示时，他专门加写以下内容：“一切党的支部，在其讨论有关群众利益的问题的一切会议上，包括党的批评检讨会议在内，均应有党外群众参加，……使党内一切好的与坏的现象暴露于群众之前，为群众所监督，为群众所批评或拥护。”[22](P286)以制度的方式保证了各级党组织能够倾听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改正不符合群众利益的观点和方法。新中国成立后，在“三反”运动中，毛泽东又号召：“发动党内外最广大群众(包括各民主党派及社会民主人士)，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23](P542)针对一些地方出现了压制群众意见，拒绝群众批评，甚至让记者去反省的情况，毛泽东提出严厉批评，“谁叫记者反省就要他自己反省，谁拒绝接见就撤换谁!有许多人写信给我们，不管他是什么人，是很有好处的。”[15](P119)可见毛泽东十分重视群众的来信和监督，对党内压制群众声音的官僚主义作风深恶痛绝。

发动群众加强对党的监督是毛泽东从严治党思想的一大特点，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为着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以人民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毫无保留地为人民服务。党能够虚心听取人民的意见和建议，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标准来衡量工作的是非得失。只有这样，党才能确保永不懈怠，不断坚持真理、修正谬误，始终做到从严治党。

注释：

①指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

②1942年6月7日，中共中央总学委举行第二次会议，对总学委抽阅各系统的笔记做了分工，毛泽东和彭真负责抽阅党校系统的笔记。

③七届二中全会曾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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