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思想

沙健孙

毛泽东建党思想，是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说过，关于党的建设，“马克思、恩格斯讲得不多，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他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他的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以后又有新的发展。他“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中建立了完整的建党学说，并且用这个学说来教育我们全党、全军和人民，使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好的党”。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继续认真研究和总结党的建设的实践经验，深人思考在执政的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问题，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富于独创性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思想。

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尤其是关于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党的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在执政的条件下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任务

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的执政地位，是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才确立起来的。这使得党有可能利用政权的力量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自己面临的任务而进行有效的斗争。同时，这也使得党面临着新的情况、新的任务、新的考验。

首先，党面临的任务，主要的，已经不是经过革命战争建立人民政权，以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逐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一个全新的任务，同时也是比过去的斗争更加长期、更加复杂和更加艰巨的任务。

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时候，毛泽东就说过：“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

1955年，他明确提出：“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新问题：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新的国防、其他各方面的新的工作。”“我们进人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适合这种新的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所以必须对那些钻不进去的人、浮在皮面上的人进行教育，使他们都成为内行。”

1956年，他进一步指出：“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针对那种“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说法，1957年，他说，如果“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半真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但是，外行是可以而且能够变成内行的，办法就是学习。“我们是否可以学会科学技术?如过去一样，可以学会的。”这样，党对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的领导一定会得到有效的改善和加强。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又说：“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为了要能够很好地履行自己执政党的责任，必须提出重新进行学习的任务。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必须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问题了。

其次，党赢得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地位，既使党可以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同时也使自己面临着新的更加严峻的考验。

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广大党员是自觉地依靠了人民群众的，因为离开人民群众的支持，他们连生存的条件都不具备，更不用说去争取胜利了。在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之后，党掌握了全国政权，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些党员有可能自以为权力在握，不再谦虚谨慎，因而脱离群众，甚至犯以权谋私的错误。毛泽东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在讲到从民主革命能否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时，他甚至发出过这样的警告：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就有可能“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对于这种危险，必须提起高度的警觉，并采取切实措施加以防止。

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为了要能够很好地履行自己作为新中国执政党的责任，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地拒腐防变，切实地继承和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以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再次，帝国主义势力在对新中国实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之外，还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来渗透、瓦解党和人民政权。如何防止“和平演变”，这也是党面临的新的任务和新的考验之一。

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了帝国主义势力对共产党和人民政权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1959年11月，他讲到：杜勒斯(美国国务卿)所说的和平转变，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而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同年12月，他说：“敌人的策略是什么?(1)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2)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1964年1月，他公开揭露美帝国主义“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同年6月，他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

这就是说，如何应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中国的图谋，这也是党面临的新的任务和新的考验之一。为了避免发生这种历史性的悲剧，在执政条件下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就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了。

二、加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切实做到“两个务必”

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确定的远大目标。共产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这是对共产党员的本质所作的界定。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具有先进性，首先在于它是用最先进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因而能够通晓社会发展的规律，并在此基础上确立起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这是共产党人世界观的核心内容和先进性的集中体现。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是他们肩负的神圣使命，是他们庄严的人生追求，是他们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

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对于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思想上组织上的纯洁性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工人阶级政党一旦放弃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就会降低自己的政治水准，就有可能蜕化变质，实际上变成资产阶级类型的政党。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进人了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它还处于这个社会的不发达阶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共产主义分为两个阶段，就是它的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列宁把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称之为社会主义。中国虽然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遥远，但它已经进人了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正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由此可见，共产主义同中国社会的实际生活，同党当前所做的事情是密不可分的。为社会主义奋斗，这同时也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才会有政治上的坚定性，才能既经得起失败和挫折的考验，也经得起胜利和成功的考验，长久地保持旺盛的战斗意志和革命精神。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说过：“每个共产党员人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中国其他政党成员的重要之点。忘记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的目标，他们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人了。

正因为共产党人具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在民主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毛泽东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对于心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共产党人来说，夺取全国政权，这不是革命的终结，而只是为实现自己的远大目标所获得的一个新的起点而已。

从历史上看，“在无产阶级革命家出现以前，历代的革命者，一到他们进行的事业得到胜利和成功以后，少有不腐化、不堕落的。他们失去了原有的革命性，成为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物”。这几乎成了一种通例，很少有例外。因为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打倒当前的敌人，使自己上升为统治者，他们就达成了自己的全部目的，今后只是如何利用这种权力来为自己牟利的问题了。然而，“对于我们共产党来说，无论如何决不能是这样”。“共产党所代表的是被剥削而不剥削别人的无产阶一级，它能够使革命进行到底，从人类社会中最后消灭一切剥削，清除一切腐化、堕落的一现象”。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乃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量，它促使一他们。“加紧自己的无产阶级意识的修养，始终保持自己纯洁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品质，一而不蹈历代革命者在成功时的覆辙”。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民主革命胜利前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醒一全党，决不能有“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他说：“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因为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够不重蹈以往革命者的历史的覆辙，才能够真正担当起自己肩负的崇高的历史使命。如果放弃对共产主义的崇高目标的追求，就会产生革命成功了应该享受的思想，就不可能自觉地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保持住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保持住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了。

第二，只有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才能在贯彻执行党在当前阶段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时具有高度的自觉性，而不至于离开正确的方向。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经毛泽东审定的一个文件指明了三点：(一)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二)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三)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毫无疑问，共产党员应该认清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发达阶段的基本国情，从当前的实际出发，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奋斗。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仍然应该胸怀远大的目标，具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思想。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才能全面、正确地理解党在当前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地为在中国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而努力，而不至于成为没有战略眼光的事务主义者，成为鼠目寸光的政治庸人。如果忘记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忘记了不发达阶段的社会主义虽然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逐步向比较发达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那么，他们在工作中就不会有预见性、前瞻性，就会成为自发倾向的追随者，就会丧失对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

三、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要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走向胜利，必须正确地制定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党的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以便胜利地完成党面临的任务。正因为如此，党的建设必须紧密结合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斗争任务去进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要成为全国人民的坚强的领导核心，首先必须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把握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

1953年，毛泽东就告诫全党：“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要“展开批评讨论，讲清楚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1956年，在党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起步阶段，他在指出应当以苏联为鉴戒、加强独立思考的同时，就指明了坚持十月革命原则的极端重要性。1956年底发表的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讨论所写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指出，从基本原理上说来，十月革命道路“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西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叫嚣要“改变共产主义世界的性质”，就是要改变这些基本原则。所以，我们必须“保卫十月革命所开辟的这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这“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1957年，毛泽东提出了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必须坚持的六条政治标准，即：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这样，他就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判断人们言论和行动的原则是非、自觉地维护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方向。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为了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提出，必须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原则。1956年4月初，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他指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实行“第一次结合”，是为了解决中国如何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问题，以便领导人民基本完成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为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前提、开辟道路;而提出实行“第二次结合”，则是为了解决中国如何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问题，以期领导人民去完成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项新的历史任务。

为了正确地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毛泽东要求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因为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能了解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向，具有政治上的坚定性和工作中的预见性;才能正确地进行调查研究，科学地总结经验，使之系统化、条理化;才有共同语言，使党内的团结和干部队伍的团结有牢固的思想基础。

由于调查研究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毛泽东强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到群众中去做深人的调查研究，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针对“大跃进”中发生主观主义错误的教训，他恳切地说：“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他表示，“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他同时希望大家都去做调查研究，“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

认识来源于实践，而实践的主体是群众。毛泽东指出，各级党委“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为此，中共中央指示“各级党委都要把调查研究定为经常的工作制度”。

强调通过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来保证正确地制定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实现党面临的任务，这是毛泽东在党的建设问题上的一个富有独创性的重要建树。

四、正确对待和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和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在执政的条件下，坚持这个宗旨，对于党的建设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作为执政党，应当怎样正确地对待和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这个权力是谁给的，应当用它来为谁服务?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明确指出：“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确认这个关于党的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后来，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应当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利用这个权力来为人民服务;就应当依靠人民群众来行使这个权力。他强调，“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

正因为党和国家领导工作人员的权力是人民群众给的，他们就应当认识，自己只是人民的勤务员、社会的公仆，决不是高居于群众之上旧式的官老爷、统治者、社会的主人。因此，毛泽东说，我们的干部对自己的“位置要摆得对”;即使是“高级干部，中央委员”，都必须“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人们之前。”必须牢记：“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他说，以什么态度对待人民群众，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我们跟国民党相反，他们是以一个贵族的姿态、老爷派头在人民中出现，我们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为此，毛泽东提出，必须通过加强教育和健全制度，来防止干部脱离群众，防止党和人民政权蜕化变质。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保持同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途径之一。毛泽东认为，这“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说来，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1963年5月，他看到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之后，立即批发全国，要求各地方、各部门推广这种做法。他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如果我们的干部长期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他们就会逐渐淡忘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滋长官僚主义作风和特权思想，甚至走上以权谋私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国家确实是有改变颜色的危险的。

毛泽东认为，我们的干部如果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必然会割断自己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因此他不赞成给少数干部以过高的薪金和特殊化的待遇。他说：“在苏联党的干部队伍中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阶层的。”他们成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对此，我们应当引以为戒。他对我国高级干部保健制度提出过明确的批评，主张“保健局应当取消”。认为原来主要给高级干部看病的“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对于职务称号，他历来十分反感，曾多次提出“将职务称号(如毛主席)一律改为姓名加同志的称号(如毛泽东同志)”。他说，“此事沿引了几十年了，不像样子。引起了一些官僚主义的作风”。“我建议坚决地改过来。”总之，为了打掉官风，使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他提出必须“肃清一切作风上、工作上、制度上的错误”。

毛泽东认为，处于执政地位的我们的党和干部必须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谁来监督共产党呢?他说：“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同时还有民主党派。“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所以“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鉴于斯大林晚年独断专行、破坏民主法制造成严重后果的教训，党的八大明确指出，我们应当“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

五、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

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对于调动全党的积极性，团结和凝聚全党的力量，保持和发扬党的先进性，实现党面临的任务，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是这样。

在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党内发生了党的高级干部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党中央领导全党对这种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54年2月，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指出：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必须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党的团结的重要保证之一是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必须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作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不适当地过分地强调个人的作用，反对骄傲情绪和个人崇拜。在1955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联系高饶事件，明确指出：“鉴于种种历史教训，鉴于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使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必须懂得，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这样两个方面，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结合的。而个人负责，则和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个人独裁，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他并且强调：“我们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社会主义即将全面展开的时候，中共八大提出，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而为了调动党内外的积极性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大会尤其对扩大党内民主的问题给予了充分的注意。

在党的八大召开之前，毛泽东曾对扩大党内民主的问题，讲过许多重要的意见。首先，他指出，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必须执行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其次，他强调“党章确实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他说，“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但是纪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碍创造性的发挥，这样的纪律是不好的，应当不要”。再次，他主张党内应当有自由讨论。他认为，对党的领导人是可以批评的。1956年初，有单位反映，一位苏联学者对《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有不同看法，这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的威信。对此，毛泽东专门致信刘少奇等，指出：“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他还进一步讲到：“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最后，他提出，党的领导制度应当进行必要的改革，具体意见是：党中央除主席外，设几个副主席，设一个总书记;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党代会一年开一次，党的代表五年一任;他本人考虑在适当时候辞去党主席的职务;等等。采取这些措施，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和健全党内的民主制度。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得到了中央和八大代表的赞同，并在八大通过的报告和党章中得到了体现。

关于贯彻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的问题，八大通过的新党章作了一些新的规定。主要是：

第一，规定党员有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创造性的权利，在对党的决议不同意的时候，除无条件地执行以外，有保留和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意见的权利。邓小平在向大会作的报告中指出，把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创造性作为党员的权利规定下来是有原则意义的。这不但可以大大激发广大党员的创造精神，而且可以使惯于墨守成规的领导人员改变作风，从而促进党内民主的高涨。他还指出，允许党员提不同意见和保留不同意见，是有益无害的。“只要党的决议是正确的，这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员又是愿意服从真理的，他们终于会心悦诚服地认识党的正确和自己的错误。如果真理最后被证明是在少数方面，那末，保护少数的这种权利，也可以使党更容易地认识真理。”在大会期间，毛泽东还就对待同中央有不同意见而犯了路线错误的党员应采取的方针讲过一个意见。他说：“我们曾和苏联同志谈过，如果过去对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甚至托洛茨基，不采取赶走他们和枪毙他们的办法，而仍留他们在党内，仍选举他们做中央委员，是否会更好一些。苏联同志也认为恐怕会更好一些。”

第二，规定凡属地方性质的问题和需要由地方决定的问题，应当由地方组织决定，以利于因地制宜；又规定党的下级组织如果认为上级组织的决议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应当向上级组织请求改变这个决议。为此，党章增加了以下的条文：“关于党的政策问题，在党的领导机关没有作出决议以前，党的下级组织和党的委员会的成员，都可以在党的组织内和党的会议上自由地切实地进行讨论，并且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党的领导机关一经作出决议，他们就必须服从。下级组织如果认为上级组织的决议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应当向上级组织请求改变这个决议;但是如果上级组织认为仍然应当执行原来的决议，下级组织就必须无条件地加以执行。”按照这个规定办事，不仅不会削弱和破坏党的集中统一，而且有利于发挥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对人民、对事业的负责精神，而且对保证上级组织乃至中央的决策能够真正符合实际也有很大的好处。

第三，规定县一级以上的党代表大会改为常任制，每年召开一次。邓小平在向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代表大会常任制的最大好处，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它的效果，是几年开会一次和每次重新选举代表的原有制度所难达到的”。“代表由于是常任的，要向选举他们的选举单位负责，就便于经常地集中下级组织的、党员群众的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和经验，他们在代表大会会议上，就有了更大的代表性，而且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也可以按照适当的方式，监督党的机关的工作。因此，我们相信，这种改革，必然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除此之外，毛泽东提出的设几个副主席、一个总书记的意见也被采纳了。党章关于必要时党可设名誉主席的规定，也是为了应对毛泽东一旦提出辞去主席职务这个情况而作出的。

八大党章关于扩大党内民主的这些新规定，有助于促进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积极性的高涨。通过发扬党内民主，还可以促进人民民主。毛泽东在1957年时一讲过：在1942年，“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一批评一团结。或者说，惩前毖一后，治病救人。我们把这个方法推广到了党外。在各抗日根据地里，我们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处理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几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几部分干部之间的关一系，都采用了这个方法，并且得到了伟大的成功。”“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

1958年，党在发动“大跃进”运动中犯了严重的主观主义的错误。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决策时没有切实贯彻民主集中制，没有采取“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与群众相结合”这种群众路线的方法。为此，在1962年总结“大跃进”运动的教训时，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着重地论述了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只有发扬民主，首先是党内民主，党才能实行正确的集中，作出正确的决策。他说，如果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收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这也就是说，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即使实行集中统一，这种集中统一也“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毛泽东认为，为了实行正确的集中，党在决定重大问题时，不仅需要鼓励党员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应当允许党员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因为“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所以他说，“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容许他们保留意见，就是保护了他们拥护真理、持真理的权利。这对于发扬党员对党的事业负责的精神，对于培育党内民主空气，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毛泽东认为，党的事业得到发展、胜利的重要条件，是全党的党员和干部能高度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他说：“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他特别提醒党的干部，“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在会上，他带头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不仅可以使党少犯错误或者不犯错误，即使犯了错误也能够比较及时地得到发现和纠正;而且这还是防止党的组织蜕化变质的重要条件。如果党内没有高度的民主而只有高度的集中，就容易发生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个人专断的现象，这种现象发展到极致，党的组织不仅难免犯严重的错误，而且确实有变质的危险。

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就是要实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尤其不允许第一书论独断专行。毛泽东强调：“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他说：“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这个意见针对性很强，有着重大的意义。

能不能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从根本上说，是关系到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毛泽东指出：“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

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切实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又是相当艰难的。后来，在为重印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讲话所写的批语中，毛泽东指出：“看来此问题很大，要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

六、防止“和平演变”，大力造就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在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一直在思考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即如何应对帝国主义推行的“和平演变”的战略，防止党和社会主义政权的蜕化变质以致走向失败的问题。

在什么情况下帝国主义的这种图谋有可能得逞呢?毛泽东认为：“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事实上，早在1956年9月，毛泽东就说过：“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当然即便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是辩证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粉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关键是要把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搞好，尤其是把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搞好。前面讲到的一些工作做好了，都是有利于达到防止“和平演变”这个目的的。这里着重讲一讲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防止在党的干部队伍中形成特权阶层、贵族阶层的问题。

由于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党的干部队伍中的极少数意志薄弱者在糖衣炮弹面前打了败仗以致发生腐化堕落的情况，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种问题一旦发生了，也不难加以解决。但是，如果党的干部队伍中形成了特权阶层、贵族阶层，而且他们又掌握着党和国家政权的重要权力，那么问题的性质就会变得严重起来，党和国家政权就真的面临变质的危险了。正因为如此，防止形成特权阶层、贵族阶层，就成了防止社会公仆和平演变成为“社会主人”的一个关键。

在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以后，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有鉴于苏联方面提供的历史教训，毛泽东认为，防止“和平演变”，其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防止在党内和党政干部队伍中形成特权阶层。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就敏锐地指出：“在苏联党的干部队伍中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阶层的。”“他们有权、有势、有钱，特殊于广大人民群众和一般干部。”赫鲁晓夫提出的系统化的错误观点，就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要求的。1964年1月，他进一步指出，苏联在革命胜利后的“四十七年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工人贵族和农民贵族，即城乡两种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他们以工人、农民的代表者出来说话，欺骗工、农”。他认为，这类问题在中国也是存在的，好在“我们正在开始认识，并着手解决”。

毛泽东认为，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来“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呢?

为了防止形成贵族阶层和人民政权的变质，毛泽东强调，必须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如果经济基础变了，国家政权等上层建筑也是或迟或早要跟着变的。在1962年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具体地论证过这个问题。他指出，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

为了防止贵族阶层的形成和人民政权的变质，毛泽东认为，一定要反对干部的特殊化。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特需供应报告的指示中说：“干部生活特殊，脱离群众，从眼前来说，会损害党群关系，妨碍我们带领群众来战胜困难，渡过灾荒;从长远影响上看，则势必对干部的思想发生腐蚀作用，就有出现‘特殊化’的危险。修正主义思想正是从这里找到自己滋生、蔓延的土壤的。‘殷鉴不远’，我们对此必须充分保持警惕，防患于未然。”必须肃清一切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错误，反对给干部特殊化的待遇，以便打掉官风，使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

为了防止贵族阶层的形成和人民政权的变质，毛泽东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党内外的广大群众，揭发和清除党内的阴暗面，同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一切腐败现象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全国解放前夕，他在七届二中全会就已经发出了全党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这样的告诫;全国解放初期，他曾经雷厉风行地发动了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他强调，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他批准河北省的建议，处决犯有严重贪污罪行的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现任书记张子善。当有人为这两人求情时，他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当他发现不少干部的堕落与受到不法资本家的腐蚀直接关联时，他认为，“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他发动了“五反”(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运动，使之与“三反”斗争相配合，以遏制、堵塞干部贪污腐化的外部源头。当年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说：“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为了维护党的纯洁性，终其一生，毛泽东从来都是同党内的任何腐败现象如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水火不相容的。

为了防止贵族阶层的形成和人民政权的变质，毛泽东认为，关心并严格要求干部子女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他推荐人们读一读《战国策·赵策》的《触普说赵太后》一文，并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他由此引发了对现实生活的联想，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高度，提出必须“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这个问题。他说：“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他告诫全党：“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鉴于帝国主义势力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毛泽东说，“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毛泽东说：“我看有五条”：“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他并且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毛泽东深信，只要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地成长起来，人民政权就能真正地得到巩固，社会主义事业就能真正地得到健康发展;而帝国主义势力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图谋，也就能最终地遭到彻底的破产。

历史表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是最先觉察到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并且号召共产党人同这种危险作斗争的领导人。后来发生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证明了他的有关思想是多么的富有预见性，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坚持和发展又是具有多么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继承毛泽东的这个战略思想，反复强调了“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的重要性。

毛泽东关于在执政的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这里所说的只是其中的若干重要的方面。这些思想，寓意深刻，富于独创性。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学习、运用毛泽东建党思想，对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作者简介：沙健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党史党建学科评审组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