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同时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在科学文化教育领域有重大影响力。过去有人把郭沫若对毛泽东的欣赏与崇敬，歪曲为“政治投机”“趋炎附势”，这些观点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郭沫若与毛泽东交往的真实情况，实际上是借贬损郭沫若来歪曲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与中共领袖的交往。

回顾郭沫若与毛泽东的交往史，可以发现二人在革命路上携手前进、在文学创作方面惺惺相惜的多重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在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形势下，以及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郭沫若确实有过言不由衷的表态与应景式的文学作品，但这种表现背后有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我们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看待郭沫若这一时期的作品和行为，他歌颂毛泽东、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多是出于认识上的偏差，而不是人格意义上的“奴颜媚骨”。

一、大革命时期初相识

1926年3月，郭沫若应广东大学之请担任文科学长，来到了革命风起云涌的中心之地广州。此时的毛泽东正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兼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两人在林祖涵（林伯渠，中共党员，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的家中第一次见面。

◆1926年春郭沫若与创造社同仁在广州合影，左起：王独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

毛泽东热情地向郭沫若介绍广东的革命运动情况，事后又多次与郭沫若相见，并邀请他到农民运动讲习所作报告。两人还一起到东山青年会、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的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纪念马克思诞生108周年大会等演讲。毛泽东主要讲中国农民问题和中国革命，郭沫若则在大学与青年探讨革命问题，论述文学和革命的一致性，号召作家“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在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下，他们既写文章，又作讲演，从不同的侧面唤起民众打倒一切压迫阶级，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在蒋介石逐步暴露反共反革命真面目时，毛泽东是中共党内比较早地主张公开反对蒋介石的人，郭沫若则是国民党中第一个公开揭露蒋介石、第一个向蒋介石发出声讨檄文的人。郭沫若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中尖锐地指出：“现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只有一条路，便是起来反蒋！反蒋！”这戳到了蒋介石的痛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发出了以三万元赏金通缉郭沫若的密令。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遥相望

在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的时期，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兼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前往湘赣边组织秋收起义，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开展土地革命的道路，写出了对革命充满必胜信心的雄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国画《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作者：吴自强 吴山明 吴国亭）

郭沫若参加了南昌起义，在起义失败后仍坚定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随军南下的过程中染上斑疹伤寒，几乎丧命，仍写出《我想起了陈涉吴广》，表达对中国革命胜利的憧憬。1928年2月，郭沫若经党组织同意远赴日本。即使是在政治流亡的日子里，郭沫若仍笔耕不辍，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中国的古代历史，为中国历史科学大厦打下重要基础。

这一时期，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郭沫若则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结合起来，揭示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的真理。郭沫若的学术研究与毛泽东领导的武装斗争相得益彰，十分有益于中国革命。周恩来曾经这样评价郭沫若，“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的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

三、抗日战争时期同敌忾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蒋介石被迫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取消了对郭沫若的通缉令。1937年7月下旬，郭沫若从日本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将中共党员的身份隐藏起来，成为只有少数人知道的单线联系的秘密党员。他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担任了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负责抗日宣传工作，团结了一批爱国民主人士。他通过第三厅厅长的公开身份，组织文化宣传力量到抗日前线，占领文化宣传阵地，有力配合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工作。

◆周恩来《论鲁迅与郭沫若》。

当时，毛泽东在陕北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工作，也记挂着身处国统区的郭沫若。1938年夏，中国共产党作出党内决定，把郭沫若作为鲁迅的继承者，以奠定郭在文化界领袖的地位。这个决定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莫大信任和高度赞扬。郭沫若从此成为继鲁迅之后中国革命文化界的主将和又一面光辉的旗帜。文化界人士出于对郭沫若的敬重，总以“郭老”称之。郭沫若仅比毛泽东年长一岁，毛泽东也称之为郭老，郭沫若也习惯以“主席”敬称毛泽东。这种称呼在二人后半生数十年的交往中一直延续着。

皖南事变后，郭沫若痛心愤慨之下推出历史剧《棠棣之花》，抨击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活动，引起强烈反响。他继续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创作了《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和《南冠草》等历史剧，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毛泽东对这些历史剧给予高度称赞，他在1944年1月9日致信中央党校杨绍萱和齐燕铭时说：“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在看了被带往延安的《虎符》剧本后，毛泽东请在重庆负责中共代表团工作的董必武转交给郭沫若一封信，信中写道:“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

1944年，郭沫若写下长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有力回击了蒋介石等借明末历史鼓吹新专制主义的谬论。毛泽东不仅非常重视郭沫若文中所总结的明朝灭亡的原因，而且更侧重于李自成起义军由胜利转向失败的经验教训。4月21日，毛泽东在党内所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特别提及《甲申三百年祭》，提醒全党要引李自成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随后，《甲申三百年祭》不仅在延安被印制成单行本，还成为延安整风的学习材料。

总之，毛泽东对郭沫若这一时期在史论、史剧方面的成就有很高评价，认为“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

四、解放战争时期喜重逢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九龙坡机场，郭沫若在机场迎接。此时郭沫若从苏联访问归来不久，这是他们分别18年后的重聚。此后，毛泽东与郭沫若又多次见面。郭沫若见毛泽东没有手表，只用一块陈旧的怀表看时间，就把自己的手表摘下来相赠。毛泽东对此非常珍视，长期戴着这块手表，还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谈及此事，并说这块表可不能丢了，也不要叫别人拿去。这块表后来一直陪伴他到逝世。

重庆谈判后，毛泽东所作《沁园春·雪》在重庆报纸上公开刊出，国共两党尖锐的政治斗争在文化领域里继续进行。郭沫若为抨击国民党对毛泽东词意的曲解，不仅发表和词二首，还在1946年7月发表《摩登堂吉诃德的一种手法》一文，具体介绍毛泽东此词问世的情况，认为这首词预示了蒋介石反动派必然灭亡的前景，指出借此词诽谤毛泽东有“帝王思想”的国民党“传声鹦鹉”，其主子才真正有“帝王思想”。这样的解读在当时尖锐激烈的斗争中有着重要的战斗意义。

随着解放战争进一步发展，1947年，党组织安排郭沫若到香港开展工作。郭沫若把在港文化界人士团结起来，宣传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思想，联络民主人士声援上海、北平等地学生的抗暴斗争，呼吁海内外爱国人士谴责蒋介石的独裁统治。郭沫若发表《为美帝扶日向爱国侨胞呼吁》《为新政协催生》等文章，向海内外宣传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人民的伟大力量，号召“以大无畏的精神响应中共的主张，研究毛泽东的思想，完成新民主主义的革命!”

1948年11月，在辽沈战役喜获大捷、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已指日可待的大好形势下，郭沫若和其他一些民主人士积极响应号召，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为推进革命、建设新中国而尽力”，北上东北解放区，次年2月又赶赴北平。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到达北平西苑机场，左起：沈钧儒、朱德、董必武、李济深、陈其瑗、郭沫若、黄炎培、毛泽东、林伯渠、马叙伦。

1949年3月25日，郭沫若来到西苑机场，迎接从西柏坡进城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下车与郭沫若等人亲切握手，这一历史性时刻被抓拍下来，照片被放大后一直悬挂于郭沫若家的客厅中。

随后的日子里，毛泽东指挥渡江战役，为筹建新中国日夜操劳。

郭沫若为新政协的筹备与召开投入极大精力，多次参与毛泽东召集的新政协筹备会议。

6月15日，在新政协筹备会开幕典礼上,毛泽东、郭沫若分别讲了话。毛泽东明确此次会议的任务在于“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郭沫若代表无党派人士讲话，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并指出新政协筹备会的成立“证明我们联合阵线是空前的扩大和精诚的团结”，号召文化学术工作者“学会为人民服务，使一切科学、技术与人民生活和实际需要结合起来”，以对新中国建设有所贡献。

1949年6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毛泽东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郭沫若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郭沫若此时也满怀激动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东共同迎来新中国这轮“东方红日”的升起。

五、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对毛泽东的崇敬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人民显示出创造历史的巨大力量，毛泽东的个人声誉和魅力日隆。郭沫若除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外，还在文化界、科学界和对外交往部门兼任重要职务。他和毛泽东仍然保持着往日的情谊，但除了友谊，他们之间还存在着上下级、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他对毛泽东的情谊除却故人情深，更有对伟大领袖的无限敬仰与爱戴。所以，郭沫若对毛泽东的情感经历了从相识到相知、从相知到崇敬的历程。

与此相对应，郭沫若写了不少歌颂毛泽东的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57年他随毛泽东一道乘飞机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时，创作的《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一诗，用“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这样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的诗句，表现出对毛泽东的无限敬仰。

面对国内的政治运动，以及其后的“文化大革命”，郭沫若也有过暂时的迷惘和困惑，不过他很快相信这一切是对的，必须指出的是，这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从郭沫若个人的成长历程来看，郭沫若对毛泽东的感情从最初的友谊出发，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节节胜利，一步步发展演变成歌颂和崇敬。

20世纪前半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太需要革命了，而惟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能把中国和中国人民从内忧外患、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郭沫若从《女神》到《雷电颂》，从投笔从戎到奋战在文化前线，无不体现了他对革命的执着追求与一往情深。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中华民族迎来光明前景，人民把党和毛泽东看作“大救星”、比作“红太阳”，郭沫若自己也曾言有“翻身”之感。在中国革命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毛主席万岁”的声音在解放区人民中成为一种共同的呼声，在当时的老百姓的心目中，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一个意思。正因如此，把毛泽东比作“红太阳”并不是郭沫若的首创，1943年记录的陕北民歌《东方红》早就这么比喻过了。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到北京大学演讲，歌颂党、歌颂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得解放的丰功伟绩，他的每句话几乎都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可见“翻身”的幸福与感恩是当时人们的普遍感受。从这个角度看，郭沫若对毛泽东的敬仰、歌颂，带有一定必然性。加之后来郭沫若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他更是自觉为维护毛泽东的形象、维护党的现行方针政策而宣传、而歌唱。

1958年，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他讲“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有的负责干部当时就提出：“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在此背景下，国内宣传机构都在有意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使得群众中本来就自发存在的对领袖的崇敬和崇拜心理得到了鼓励，并迅速膨胀起来，直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的狂热程度。所以说，郭沫若在一些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对革命领袖的崇敬，本身也反映了人民群众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情绪。今天在评判郭沫若诗作时，应该对其时代局限性有清醒认知。

六、对一则谣言的澄清

2012年，凤凰卫视《腾飞中国》系列专题片在论及“郭沫若与领袖和诗”时宣称，郭沫若曾写过“天安门上红旗扬，毛主席画像挂墙上。亿万人民齐声唱，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寿无疆。毛主席呀毛主席，你真真赛过我亲爷爷”这样的诗句。这种说法后被高晓松写入《鱼羊野史》第1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也见于陶方宣《不是冤家不聚头：鲁迅与胡适》（中国财富出版社2014年版）等书，但他们都没有注明该诗出处。

事实上，如果按图索骥去翻阅相关文集，不难发现关于郭沫若是该诗作者的说法是彻头彻尾的谣言。

从诗作的出版情况来考察，郭沫若出版的文集从未收录过该诗。郭沫若于1928年6月在创造社发行过《沫若译诗集》《沫若诗集》，1930年由现代书局出版《沫若诗全集》，1934年由上海乐华图书出版公司出版《沫若自选集》。此外，从上世纪3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前，有多个版本的郭沫若作品的选集本流行于世。虽然有的成书过程不详，有的出版社无从查考，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该诗系伪造的判断。因为从该诗内容来看，有“天安门”“毛主席画像”等元素，可以推断是创作于新中国成立后，而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诗作的出版更系统可考，笔者将逐一梳理。

1951年7月，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首部作品集《郭沫若选集》由北京开明书店出版，分为“诗选”“散文选”“剧选”三部分，其中“诗选”部分总计46篇，并无该诗。

◆由北京开明书店出版的《郭沫若选集》。

1957年3月至1963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沫若文集》共17卷，收录郭沫若文学作品著述、历史学研究论著、考古与古文字研究论著等三方面的著作。其中文学作品方面涵盖了郭沫若40年来的主要创作，按照诗、戏剧、小说、自传、散文、文艺及学术论文等体裁和著作年代编次，并未收录该诗。

1977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沫若诗词选》，收录郭沫若自新中国成立至1977年3月创作的诗词共278篇。其中有不少歌颂毛泽东的诗作，例如《毛泽东的旗帜迎风飘扬》（1952年）、《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1957年）、《满江红·领袖颂》（1963年）、《访茅坪毛主席旧居》（1965年）等。即使有些作品创作于“文化大革命”等背景下，如《水调歌头·读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1966年）、《毛主席去安源》（1968年）等，也被照录其内，却不见收录该诗。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郭沫若全集》陆续问世。该集收入郭沫若生前出版过的文学、历史、考古等三方面的主要著作，分《文学编》《历史编》《考古编》共38卷，历经20余年，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文学编》有20卷，诗歌部分为第1—5卷。前5卷在1982—1984年间出版完成，对于所收录的文章均作有篇注，说明其最初发表的时间、报纸刊物的名称、刊期等，同样并未收录该诗。

当然，不排除作品集在编辑出版的过程中有筛选、删减篇目的可能。考虑到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担任的政务要职及其在文化界的地位，若在当时有相关词作问世，应有报道可查。为此，笔者检索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期间的《人民日报》等权威报纸数据库，并未发现关于“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的任何论述。同时，笔者查阅了《郭沫若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及其增订版（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亦未见有关创作该诗的任何记录。综合以上种种，可见该诗确非郭沫若所作。

从郭沫若个人经历来看，他能在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时坚定入党，没有被血与火的考验所吓倒；他能在去国离乡时不改其志，仍以自己所学为革命尽尺寸之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他能以笔为剑，锋镝所向正是当时权势极大的蒋介石；面对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的质疑，他敢于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主张。即便是在1974年“批林批孔”的冲击波中，“四人帮”一再要求郭沫若写文章骂“宰相”以影射周恩来，郭沫若也不曾屈就，而是保持了可贵的沉默。这说明郭沫若并非在乱局中只求保全一己苟安之人。

从郭沫若与毛泽东的交往史来看，郭沫若在毛泽东还没有什么权势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未取得全国政权之前，他就对毛泽东从相识、相知，一步步发展到欣赏、崇敬。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郭沫若同毛泽东、同中国共产党一样，都是为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在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显示出非凡的才能，又具有一般政治家身上少见的诗人气质，所有这些，都深深吸引郭沫若并令其折服。所以说，郭沫若对毛泽东的崇敬，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并不包含虚与委蛇的成分，更不是什么政治上的“投机”。郭沫若诗作中表现出的对毛泽东真诚的赞美，也代表了特定时代下的人民群众对领袖浓厚的革命情感。这与个人认识和时代背景有关，不应简单归因于个人品质、随意解读为对权势的追随。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