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央领导机关迁往西柏坡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带领中央领导机关和军委总部从陕北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于4月13日到达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当时我在中央宣传部教育研究室徐老（徐特立）处工作，机关在阜平县温塘，离城南庄约十二市里。

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主席将离开城南庄。这天早晨，徐老秘书徐乾同志到宿舍分别通知大家，毛泽东主席今日将去西柏坡，路过温塘，徐老将带领我们下山欢迎。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高兴极了，男同志忙着刮胡子，女同志忙着洗脸梳头，然后穿上整洁的灰色布军装，跑到食堂吃了早饭，就到徐老办公室门前集合，徐老快步走着，操一口湖南话笑着说：“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指挥的解放战争打得好，革命形势发展的很快，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要迁往西柏坡，我们去送送。”在徐老的带领下，我们下了山坡，分别站在公路的两旁，不一会儿，从东边开来好几辆吉普车，其中第二辆是毛泽东主席坐的中吉普。毛泽东主席在车上看见徐老，就招手下车，大步走来，伸出双手与徐老亲切握手问候。徐老说：“我好得很！” 因为要赶路，不能久呆，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在汽车上，向同志频频招手致意，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鼓着掌，跳起身，望着毛泽东主席及中央领导同志的汽车徐徐西进，我们一直送到看不见汽车了，才回到机关。

1948年春，为了和中央联系方便，中央直属机关逐渐进驻平山县西柏坡附近。中共中央宣传部住在东柏坡，我们随徐老，住在东岗村。1949年1月25日，中央宣传部教育研究室全体同志由东岗村搬到陈家峪村，距离西柏坡二市里左右。过了几天，我和王骏超及其他同志调到中央宣传部工作，仍住在陈家峪村。

陈家峪是山区，住的房子和我们胶东沿海地区不一样，是普通的平顶房建筑。到了夏天，房子之间的平顶上，可以互相走动，成为乘凉和聊天的好地方。男老乡吃饭一般不在家里，都端着一碗菜粥，手里夹着窝窝头，拿着筷子到屋外的大门前或空地上，蹲在街头，大家边吃边唠，议论战争形势和生产情况，好像开“碰头会”，很热烈。我们住在这个村，受到了老乡们的热情关照，他们关心我们的生活，问寒问暖。有时晚上开会，回来晚了，房东怕我们饿，就端上花生和大枣叫我们吃，我们很感激，但因为有纪律，不能随便吃老乡的东西，所以常常是婉言拒绝。老乡生气地说：“见外，咱们都是一家人”，多么亲切、多么温暖，至今想起老乡的贴心话，心里总是热乎乎的。

二、在西柏坡学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1949年3月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结束，中直机关党员都集中在西柏坡中央机关食堂，听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同志传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毛泽东主席的报告精神。

听完安子文同志的传达，中直机关组织大家学习讨论七届二中全会和毛泽东主席的报告。当时在西柏坡中直没有建立党委，叫中直党总支，书记杨尚昆、副书记曾三，学习委员于光远、刘火。这个党总支管西柏坡、东柏坡、南庄、北庄等。中央宣传部在东柏坡，领导很是重视，组织我们党员集中学习和讨论毛泽东主席的报告和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于光远同志经常回到中央宣传部，深入各小组指导我们学习，有时召开党总支大会展开讨论，讨论得很热烈。经过学习和讨论，我们认识到以乡村为重心转到以城市为重心的重要性，要很好地适应这个转变，必须首先学好党对城市的各项政策，因为党的政策，就是党的生命，学不好有关政策，进程后违反政策就要犯错误。

通过学习讨论，大家也意识到必须刻苦学习文化知识和科学知识，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大家管理好城市并建设好城市。中央宣传部组织我们继续座谈、讨论，着重讲进城后，如何“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防止骄傲自满”等。并重温了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同志给我们传达的毛泽东主席对干部的中央讲话：“我们进京不是去享福。”“我们进京后，马上要建立我们新的国家，有许多重要的工作要做，很多人要在政府里当官，但是，不管是多大的官，不论分管什么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人民的公仆。如果当了官要搞享受，那就是李自成，谁要这样，为自己服务，谁就要完蛋！”我们听了很受教育。

中央机关迁往北平前，中央办公厅指示，中直各单位派人提前到北平，同彭真、叶剑英商定机关驻地，中央宣传部派丁华、王骏超、李增才提前十天左右到北平。丁华、王骏超选择了原北大一院为中央宣传部办公大楼（现为东城区沙滩北街2号，党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社大院）

三、做好进北平的组织准备

为使中央机关顺利迁入北平，中央成立了“转移委员会”，由周恩来同志担任进程的总指挥，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和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曾三同志负责具体部署安排，为进北平做了充分的组织准备。

为了加强组织和纪律性教育，制定了有关规章制度。中央办公厅制定了一份进城守则：

1.把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带进北平；

2.不准进入民房，不准随便进入剧院、电影院等公共场所；

3.保守机关秘密，不知者不要问，不许乱说，出门要两个人，不准带文件，不准带武器；

4.进城三个月内不准向家里通信；

5.不准会客、访友，不准外出游览名胜古迹；

6.遵守宗教习惯。

并把它印发传达到中直机关各单位，要求每个工作人员都要遵守。

中央很重视党群关系。一再强调在离开西柏坡前，一定要做好善后工作。根据中央的指示，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处理借或还老乡的东西，决定成立善后工作处，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曾三和中央供给部部长邓典桃两位同志负责，工作人员有苏培良、崔维德等就九位同志，留在西柏坡做善后工作。他们挨家挨户走访、检查中央机关撤离时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借用老乡的东西还没还？损坏东西要按价赔偿，窗户坏了修窗，房屋漏水补修等，把遗留的所有问题解决圆满了，再离开西柏坡。他们在西柏坡工作了一个多月，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才来到北平西郊香山驻地。

中央机关进北平时，为了保密，对外称“劳动大学”，校长陈伯达。中央宣传部对外称“劳动大学工校艺术科”。

进北平的前两天，像过年那样热闹，为了进北平，大家穿的庄重、整洁，我们每个人发了两套新军装。一套是美制灰色咔叽干部服，我们女同志发的是当时最时兴的双排扣列宁式的灰色干部服，另发一套草绿色布军装。发军装按大、中、小号发。当时我和高新华在女同志中算是个子比较高的，我们领得中号正合适。有的女同志怕军装洗后缩水，领了中号，穿起来裤腰提到胸部，逗得大家捧腹大笑，只好另换小号军装。另外，每人发一个背包，一双新布鞋，一条白毛巾。

离开西柏坡的前一天，即3月22日，非常忙，上午我们把办公室的东西整理好，打扫室内卫生。下午我们回到宿舍，帮助老乡打扫屋里卫生，按原样将家具摆好。然后把院子的尘土打扫干净。男同志给老乡挑满水缸。借老乡的东西如数归还，损坏了的赔偿。并感谢老乡们对我们热情的关怀和帮助，老乡紧紧握住我们的手说：你们是共产党、毛主席培养出来的好军人好干部。晚上我们开始拾掇东西，忙着打背包。这天晚上内心充满着胜利的喜悦，要进北平了，大家激动地翻来翻去也睡不着，我们的脑海里涌现出很多很多美好的向往。

四、中央机关开始迁往北平

1949年3月23日，天刚蒙蒙亮，我们就起床忙打行李，洗完脸，穿上新发的灰色列新军装，个个精神抖擞，笑容满面。我们三口两口吃完了早饭，回到宿舍，背起背包，赶到指定地点集合。中直机关按单位集合、点名，并宣布进城纪律，准备出发。

从西柏坡到北平，道路不平，坑坑洼洼全是土路，所以安排了三天的路程。伙房做了很多发面饼，准备大家路上吃。我们坐的是敞篷大卡车，在路上颠簸了三天，才到北平。在西柏坡上汽车前，公家发给我们每人十多个发面小饼，还有两筒美制的牛肉罐头，一个喝水杯。出发前，中直机关各单位都有打前站的，中央宣传部派董振久、于环海等人，提前出发安排同志们的住处和伙食。

接送中央机关的有好多大卡车和吉普车，听说是东北第四野战军汽车团派来的，是刚刚参加完平津战役的汽车团。这些汽车都停在西柏坡附近的郭苏河沙滩上。

3月23日上午8点多，车队按照预先制定的行车路线，分批开进西柏坡，首先开来的是吉普车和汽车。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和解放军总部坐吉普车。中央机要处的同志带着文件坐汽车，随毛主席一道，准备沿冀西平原，途径涿县、丰台向北平前进。

11时左右，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率领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当时车队排列的很长，威武壮观。那天西柏坡的老乡们都来送行，门口、村头和路的两旁站满了来欢送毛主席、中央领导及中直机关的同志。

接着中直机关的车队开来，全是敞篷大卡车。根据中直机关每个单位的人数和行李多少，分配车辆。中央宣传部约二十多名工作人员，分给两辆大卡车，乘坐人员有张仲实夫妇及保姆罗群芬，程今吾、谢泳、于光远、王惠德、王成、曹葆华夫妇，孙衷文、严俊、高锐、王贤、于碧、高新华、于佩秋、闫锡梅、马长功、李国恩、赵明、张庆涛等。我们站在大卡车上，举起双手摇摆着向送行的老乡致意。大家都流露出依依不舍的告别之情。我们坐在卡车上，离开西柏坡时，不由自主地回头望着这个亲切的山村，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流露出依依惜别之情。

再见吧，西柏坡的乡亲们；再见吧，西柏坡的山水草木，我们一定会再来看望你们！

五、从西柏坡进北平的路上

3月份，北方的初春，寒意尚浓，风大土多，有时春风夹着沙土扑面而来，我们坐在露天的大卡车上，被风沙吹打得眼睛都睁不开，一个个满面是土。尽管如此，大家都是兴致勃勃，一派欢欣。一面擦着脸上的土，一面说笑着。一路上，表现最活跃的是于光远，他是清华大学毕业，学识广博，抗战初期在北平、河北一带，领导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每到一处有历史意义的地方，他总是提醒大家注意观看。他告诉我们1945年张家口解放，他是前线记者，随军入城，遇见车祸的惨状，给他留下阴影，所以在卡车上他总是提醒大家坐好，不要把脑袋伸出卡车外，注意安全。一路上大家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当天傍晚到达石家庄，住在中山路上的一家小客栈。下卡车后，我们拍拍身上的尘土，洗洗脸。于光远和王惠德同志带领高新华和我，到外边看看石家庄的市貌。路上遇见卖烤红薯的，于光远同志拿钱给我们每个人买了一个热气腾腾的红薯，我们站在大街上，吃的可香了。回到招待所，打前站的同志，给大家准备的晚饭是挂面。在农村吃小米饭，没有吃过挂面，不会做，结果把挂面煮成一团一团的，可是大家高兴地吃了一顿香香的饱餐。刚到石家庄出了很多笑话，在农村晚上点油灯，有的同志没有见过电灯，看到明亮的电灯，好奇的想用手去摸一摸，我赶忙提醒小心触电，因为我在山东烟台上学，知道一点常识。还有通讯员同志天真地问，电灯那么亮，能不能在电灯泡上吸烟？引得大家捧腹大笑。当时石家庄刚解放不久，为了安全，男女同志分开，集体住宿，门外设岗哨，我们不敢脱外衣，把背包的军毯打开，铺在小客栈的八仙桌上睡了一宿。第二天即3月24日，我们吃完早饭，就上卡车继续向东北方向驶去。

路过河北省正定县时，于光远同时给大家介绍说，正定城是古今闻名的古县城，它的历史悠久，建于隋代，古迹甚多，应该参观。我们下了卡车，参观了这座古城，看到城内有座大佛寺，寺内大悲阁内千手观音，是全国最大的铜铸佛像，还有许多宝塔等古代建筑。大家开了眼界，中国古建筑的雄伟与精美，使人产生一种幽静淡雅的感觉。我们上了卡车，赞叹这座古城深厚的文化底蕴，赞美先人留下的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认识到保护文物古迹的重要意义。

3月24日，下午四点多，我们到达保定，没有下车，经打前站的同志介绍说，保定的社会秩序不好，常有人放暗枪，决定不在保定市住宿。卡车立即奔往保定北郊约二十市里的乡村住下。晚上男女同志们集合在一个两间的西厢房，老乡给拿些稻草铺在地上，我们有坐着的、有蹲着的、有站着的，谁也不敢打盹，派两位男同志轮流在外边站岗，随时注意敌情，我们紧张地呆了一夜。第二天3月25日，天刚刚亮，我们就乘车出发。

走出保定不远，迎面与自北向南的浩浩荡荡的解放军队伍相遇了。这时王惠德同志在车上首先提出，我们应该立马下车，迎接劳苦功高的解放军同志，那时我们很年轻，动作很快，纷纷踩着卡车的轮胎跳下来，排好队站在路边，热烈鼓掌、频频招手欢迎解放军将领和战士们。我们望着一面面迎风招展的战旗，一排排机关枪、高射炮、重炮等。战争的激烈和残酷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很多战士满身是战伤，首长们把马让给重伤的战士骑，自己在马下走，有用担架抬着的，有拄着拐一瘸一破地走着的。女同志和男同志一样背着行李和武器。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了解放的城市，留给我们去建设。现在他们又肩负着新的使命，踏上了南下的征程。我们站在路旁，心中充满了敬意，怀着激动的心情，含着热泪，望着他们远去，才上卡车继续向北平方向进发。

汽车开进北平市门头沟区，路过卢沟桥时，于光远同志在车上给大家谈起“卢沟桥事变”，并告诉大家卢沟桥是驰名中外的有800多年历史的古桥，注意观看，留心看卢沟桥两边的石狮子有多少？汽车在古老的桥上开的很缓慢，我们在卡车上争先恐后地向外看，一面看桥上雕刻得形态各异的狮子，谁也数不清有多少。一面怀着沉痛和愤怒的心情，回忆起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八年的血泪，八年的奋斗，在残酷的环境下，有着强烈爱国心的中华儿女，创造了不怕牺牲、英勇杀敌的悲壮历史。

我们坐汽车到广安门后，北平市委领导派来迎接中直机关的同志，早已在广安门前等候。在他们的引导下，车队进入了宣武门。我们在卡车上争着向外边看，看到了北平古都的文化风情，城墙、胡同四合院的建造风格和建筑艺术，有着传统历史文化内涵。特别是西单牌楼，喧闹的大街，叮当叮当的环路有轨电车，来往人群像穿梭似的有秩序地走动着。经过西四牌楼（现在叫西四）、新街口、西直门、海淀、玉泉山、青龙桥，最后终于在3月25日下午四时左右，到达北平市西郊香山。

（作者：于佩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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