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还历史本来面目

——《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书评

刘书林

在苏联解体前后一段时间，苏联历史已经被西方散布的历史虚无主义糟蹋得面目全非，爱国主义精神受到严重损害，国家发展遇到极大的灾难，引起了越来越多俄罗斯民众的不满。普京执政以来，推行民族复兴、主权民主的国家振兴方针。2007年6月21日，普京在接见参加历史及人文社科教学与研究的一线教师时，提出了绝对不允许丑化、歪曲俄罗斯民族历史的要求。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于2007年出版。这是俄罗斯最早体现普京执政新思想、具有初步导向性的历史教学参考书。该书出版两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吴恩远教授等翻译的中译本出版，在中国史学界和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现代史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把现代史写到离现实最近的地方

2007年出版的《俄罗斯现代史》，载入的历史研究内容延续到2006年，描述20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初的俄罗斯历史，即从伟大卫国战争结束的时刻至今，从苏联的伟大历史性胜利到它的解体，从主权俄罗斯的诞生到它已经走过的第十五年，表现出作者面对现实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也增加了对于读者的巨大吸引力和现实指导作用。对当代人关心的问题做了全覆盖的阐释和分析，表达了史学工作者对社会的诚实和奉献，体现了历史科学的真正价值。

历史资料多种形式、多种角度增强了全书的客观性

《俄罗斯现代史》的主体、主线，穿插了大量“实际情况”“观点”“同时代文献资料”“供思考的信息”等专栏资料。各个专栏提供的各侧面详尽的原始资料，增强了客观性和说服力。

对于容易引发争议的问题，该书设有“供思考的信息”专栏，其中提供了“关于斯大林的历史作用的争论”专题资料，还插入“实际情况”专栏、社会舆论调查情况数字图表等。打开了人们理解问题的新视角、新思路，增加了学术性和科学性，使历史得到更清晰生动的呈现。

突出表述俄罗斯现代史主线上的重大问题

现代史沿着俄罗斯现代史的主线，对39个重大现代历史问题作了专题研究和评介，包括：“与曾是反法西斯同盟国盟友的最初冲突”“斯大林继承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恢复斯大林主义的尝试”“‘老人政治’时期结束”“中苏关系”“捷克斯洛伐克危机”“1991年八月政变”“俄罗斯寡头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寡头的冲突”等。对于这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提炼，贴近了人民需要了解的历史现状和关注热点，很接地气。

例如，就身为苏共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搞总统制”，现代史中写道：1990年3月14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并对苏联宪法进行修改和补充》的法律，部长会议的大部分活动都交给总统，从而向“强总统”“弱议会”演变，目的是从法律上可以保障私有制合法化；1990年9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稳定国内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的补充措施》，该法案实际上泯灭了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界限，让总统在确立私有化的进程中能够在法律层面放手去干。这一段史料比许多长篇大论更有说服力和客观性。

挖掘和运用大量档案资料，扩大读者观察视野

在苏共二十大至苏联解体的40多年中，由于当政者封锁消息，人们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具体情况不甚了了，特别是不了解当时党内外对赫鲁晓夫背叛行为的反映。苏联解体后，随着一些历史资料的面世，真相随之大白。

根据有关档案资料，针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苏联发生了抗议活动。在第比利斯，一些人把批判斯大林看作是对民族英雄的侮辱，1956年3月4日大学生们走上街头，要求赫鲁晓夫下台；3月9日示威活动被武力驱散。1956-1957年有3380人被逮捕，这几乎是1953-1988年因反苏鼓动而被逮捕者总数的一半。这个史实揭露了赫鲁晓夫残酷镇压与他不同意见的党员和群众。

书中还记载了1962年6月，当局残酷镇压新切尔卡斯克工人罢工抗议涨价事件，揭露了当时成千上万的人“因为表述对赫鲁晓夫政策的不同意见”而遭受迫害。

书中还提到，1937年8月14日，赫鲁晓夫在俄共（布）莫斯科市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谈到肃反问题时号召：“应当消灭这些坏蛋！消灭一个、两个、数十个，我们要消灭数百万个。因此，就必须手不发抖，就需要踏过敌人的尸体来造福于人民。”因而由赫鲁晓夫来批评斯大林的肃反工作，必然造成苏联政权和社会的动荡。

全面反思和肃清历史虚无主义影响

《俄罗斯现代史》对俄罗斯现代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做出了全面反思和拨乱反正的分析、评价。

充分肯定苏联的历史价值

苏联解体前后一段时间内，它的历史和社会制度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联合攻击下被肆意糟蹋。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对于苏联历史的全盘否定，迎合了西方颠覆苏联的目的，使作为苏联主体继承者的俄罗斯丧失了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尊严，人民大众不但遭受了长期的社会震荡的生活艰难，更失去了精神上对祖国的归属感。在普京领导下，“俄罗斯社会科学界对世界历史和俄国历史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了重新评价”。该书的总序言指出：“对全世界千百万人们来说，苏联曾是最好的和最公正社会的榜样和方向。”

该书充分肯定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贡献：“苏联社会的内部矛盾并没有影响二战年代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在庞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经济和政治势力支撑下，苏联人民团结一致的精神力量对二战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苏联为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胜利付出了最大牺牲，做出了那么重要和宝贵的贡献，是有理由期望西方盟友帮助自己重建被破坏的经济。”“苏联……显示了最高程度的内部动员和团结的能力，苏联……消灭了最危险的敌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的国际威望提高到战前无法相比的水平。”

1945年7月，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得意地向斯大林进行炫耀和威胁。1945年11月3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属联合情报司令部准备了一份对苏联进行原子弹轰炸的目标。当时人们的共识就是“苏联需要有自己的原子弹来保卫自己”，连后来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也承认这“绝对必要”。斯大林在苏联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后，向有功人员颁奖时说：“如果我们晚一年半造出原子弹，那我们可能就得亲自‘尝一下’它的味道了。”

评价斯大林：“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

《俄罗斯现代史》指出：“斯大林被视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这是自赫鲁晓夫执政以来，苏联官方教科书对斯大林的最高评价。书中认为：“为了能有助于弄清斯大林历史作用的问题，我们不仅需要把斯大林放在苏联时期的历史框架中审视，而且应当放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分析。”“丘吉尔绝不是斯大林的拥护者，但他却说道：‘斯大林接手的是一个手扶木犁的国家，他死后却留下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这就奠定了对斯大林客观评价的基调。

对于斯大林执政时期强调集中统一领导的特点，该书认为这种特点不能以执政者个人品质或心理特点来评价，主张从俄罗斯国情特别是其传统文化的特点来解释：“在与西方开始了‘冷战’的条件下，对斯大林等领导来说，根本不可能谈到国内制度民主化问题……进一步动员和集中成为对内政策的主要方向。”“在俄罗斯国家传统上第一把手的权力具有无所不包的特征……，俄罗斯国家发展的不利条件要求把所有资源，包括权力资源，集中到一个中心并按关键的部门集中分配。”该书还认为，斯大林实现了信仰、君主制、多民族单一国家体制三者的结合，“最终，正是斯大林创立了单一制的国家”。

该书基本认同斯大林发展国民经济的赶超战略、经济建设的“强行军”以及实行集中统一的执政方式：“1931年2月，斯大林提出了加速现代化的公式：‘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1941年夏天的事件证实这个预测具有充分的道理……对政治—历史事件的研究表明，在受到类似严重威胁的条件下，甚至所谓‘温和的’和‘灵便的’政治体制，照例会演变成对实行严厉的政治组织有利的形式，……这是由于处于‘被包围的要塞’形势下（既面临外部侵略的威胁，同时又缺少发展需要的时间和资源）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性决定的。”这一客观分析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也使空喊抽象民主的西方政客无言以对。

该书总结了世所公认的斯大林的成就：“正是在他领导期间，国家的领土扩大了，达到了从前俄罗斯帝国的边界……；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大战争——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实现了经济的工业化和文化革命，这个结果不仅使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急剧提高，而且还建立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制；苏联在科学发展领域进入先进国家行列；实际上消灭了失业现象。”

苏联对外关系：超越霸权主义的客观评价

同时，书中也指出了斯大林执政时期另一方面的后果。

在全球化的新环境里，《俄罗斯现代史》坚持把俄罗斯的现代历史放进整个世界环境中分析，在历史编纂学上开辟了“国情与世情”的新视野。

（1）战后两大阵营形成中，苏南关系的恶化，双方都有责任。

战后不久，随着丘吉尔铁幕演说和杜鲁门的反共计划，美、苏反法西斯盟国关系开始分化，不久后苏南关系恶化。这两件事来自同一个根源：美国统治集团实施的反共主义和遏制主义。

苏联反法西斯的胜利进军，使得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国建立了共产党人（主导）的政权，阻碍了美国战后称霸欧洲的美梦。美国企图利用“马歇尔主义”的“美援”为诱饵，在苏联与东欧国家中打进分裂的楔子。《俄罗斯现代史》指出：“美国制定的‘马歇尔计划’……从一开始，参加实施这个计划的国家就必须接受所谓‘民主’的条件，而实际上是接受执行反苏方针的条件才能得到援助。”1947年，他们千方百计地把莫洛托夫率领的参加巴黎“马歇尔计划”的苏联代表排斥回国。

同时，“美国原期望某些东欧国家会以得到‘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而对抗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果然表示“渴望得到美国的援助”。苏联则对波、捷两国做了工作，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这实际上是美英苏三国元首在雅尔塔、波茨坦谈判桌上斗争的继续和进一步展开。

美英发动冷战后，斯大林于1946年6月就成立九国情报局之事首先与铁托和季米特洛夫进行协商。铁托表面上应酬斯大林，实际上热衷于建设由自己控制的“巴尔干联邦”。《俄罗斯现代史》简要记叙了矛盾的发展：

早在1943年10月9日，铁托就在书信中表达“我们应该在军事的和政治的意义上成为巴尔干各国的中心”。当保加利亚解放后与南斯拉夫代表团商谈联邦事宜时，铁托认为保加利亚只能取得类似南斯拉夫国内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小国那样的地位。这引起了南、保两国之间的争执。铁托没有与苏联沟通，私自把军队开进阿尔巴尼亚常驻。因而斯大林对南斯拉夫领导人进行了指责。

1947年9月，九国情报局在波兰召开成立会议。在苏共的坚持下，情报局总部设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并于翌年1月中旬在贝尔格莱德召开情报局第二次会议。苏联的这些努力，并没有改变铁托另立中心的基本想法。1948年1月28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编辑部声明，宣布苏联政府不赞成南斯拉夫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筹组巴尔干——多瑙河联邦的计划，苏南矛盾逐渐公开化。此后，苏共中央做了种种努力，如邀请南、保两国代表会谈，与南共中央进行几次书信交换意见，建议召开情报局会议讨论南共问题，都未取得预期成效。同年6月28日，情报局在罗马尼亚召开第三次会议，决议开除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开始以对国内的‘斯大林的代理人’进行大规模的镇压”作为回答。同年11月下半月，情报局第四次会议通过决议，指责南共是“由杀人犯和间谍控制的政党”。铁托向西方求助，美国与南斯拉夫签署了军事和经济援助条约。

从历史资料可以清晰地看到：如果说斯大林领导的情报局有对南共处理过重的错误；同时也应承认，铁托当时也有不顾全大局、另立中心、激化矛盾的部分责任。

（2）关于1956年匈牙利事件。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前后，关于匈牙利事件的定性分析，在匈牙利和东欧各国都有分歧。

该书对匈牙利事件爆发的原因做了客观表述：“应当注意的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引起了严重的危机，在这些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人严厉地批评执政党，情况特别严重的是波兰和匈牙利。”该书认为，把波兰十月事件称作“人民骚动”，把匈牙利事件称作“真正的反共起义”；认为匈牙利事件的外部原因有两个：“第一，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报告在执政的共产党内部引起了危机；第二，美国‘自由之声’等西方无线电台公开号召匈牙利人发动反对共产主义制度的起义，并暗示说西方将给予军事援助。”这确实是不容忽视的两个重要因素。

书中对事件内容的描述与实际相符：“1956年10月29日，布达佩斯市委和当地国家安全机关大楼被攻占……共产党员被绞死、被折磨致死、被枪决。10月31日，匈牙利反共派头目、红衣主教约·明曾蒂从看守所里被释放出来。伊·纳吉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

匈牙利事件以往的争议是：到底是继续称作“匈牙利反革命事件”还是采纳匈牙利反共势力的说法？现在用“反共起义”来描述匈牙利事件，体现出事件本来的性质，这是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各派都能接受的定性。

（3）戈尔巴乔夫有意推动东欧国家非共产主义化。

《俄罗斯现代史》记叙了戈尔巴乔夫出卖波兰、逼迫波兰执政党服从西方指引的资本主义道路的行径。1989年4月，当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邀请“团结工会”活动家马佐维耶茨基组成联合政府、遭到波兰统一工人党抵制时，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给波兰共产党领导人拉克夫斯基，说服他：必须合作，将政权交给‘团结工会’。此后，他号召‘推进民族和解事业’，批准了波兰从共产主义体制向民主制度的和平过渡……美国国务卿贝克说：‘戈尔巴乔夫驯服了一只虎，想来，他甚至已经在鞭策他了’。”

书中记叙了戈尔巴乔夫干涉民主德国的情况：“1989年10月初，在庆祝民主德国成立40周年之际，戈尔巴乔夫访问民德。随即，民德发生了大变局。”“戈尔巴乔夫对昂纳克说话非常严厉……停止国内游行示威的唯一方法，就是按照苏联模式走改革路线，只有这样，昂纳克才能拯救自己的政府……”“回到莫斯科之后，戈尔巴乔夫对其战友们说，昂纳克必须下台，而且要越快越好，因为‘东德领导人已不能控制局势。’戈尔巴乔夫还下令驻东德的苏军（近50万人）不要干预东德国内发生的事件。”

该书还展现了戈尔巴乔夫1989年12月访问华盛顿时的情景。据布什日记记载：“我强调说，‘我们支持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戈尔巴乔夫说，‘我同意。’我又寻求确认，‘第二部分也同意吗？’戈尔巴乔夫回答说，‘对两部分都同意。’”戈尔巴乔夫在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面前如凶神恶煞，但在美国统治者面前奴性十足。

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巨大悲剧

《俄罗斯现代史》对于苏联的解体做了比较客观的记录和分析，并提及普京的评价：“我深信，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巨大悲剧。我认为，前苏联的普通公民和后苏联空间内的公民、独联体各国公民、普通的公民们没有从中赢得任何东西。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书中指出：“苏联解体似乎证实了对‘现实社会主义’进行民主改革是不可能的；断言说体制不能改革、必须被摧毁。15年后，这种观点在很多方面已经失去了说服力，至少是非常幼稚的（中国和越南就在全世界面前提供了一个反证）。这些国家在本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功地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发展迅速。现在，在世界各国经济自由度的排名表上，共产主义中国高于民主的俄罗斯。”

揭示叶利钦推行的私有化进程是个“大骗局”

20世纪90年代迫不及待的“私有化”浪潮，根本改变了俄罗斯的社会性质和面貌。该书指出：“在1989-1991年期间，自发的官僚私有化就已经开始了。盖达尔政府特别是丘拜斯领导的国有财产管理委员会开始实行私有化政策。”书中引用了被称为俄“私有化之父”的丘拜斯在谈到私有化时的自白：“本质上全民财产被偷窃一空……国家财产大致以两种方式被掠夺：第一种，国有企业的财产被改编为某个新组建的股份企业的部分财产；第二种，经过简单的赎买租赁，把国有财产变为私有……自始至终，所有自发的私有化都是犯罪行为，因为没有任何的法律基础。但想要证明这一点完全不可能。”

该书描述了1992年4月6日，叶利钦在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关于私有化的报告时，引起会场一片反对声：“代总理盖达尔的发言引起了代表们更大的愤怒。在他的发言中，提到了西方所允诺的经济援助，这被认为是值得乐观的主要理由……4月11日，对修改经济改革决议投票时，各部长们愤然离开会议现场，并向总统提交了辞呈。”可见，当时叶利钦推进私有化改革，将唯一的希望压在西方的巨额援助上。而美国援助的承诺很快破灭，他的改革计划也全部崩溃。

经过1995年的抵押拍卖和后续的私有化运动，俄罗斯经济完全落入操纵IMF的美国人手里。“每年的国家预算都必须得到IMF的通过。任何独立政策的实施如果不完全符合西方的意见，国家就面临破产的危机。”作为政治结果和经济结果的副产品，就是寡头资本主义的产生。

揭示叶利钦的最后检讨和交出权力的真相

书中指出：“叶利钦一直未能找到可信的人和相对能够保证叶利钦及其亲信免受司法追究或不经司法程序而遭迫害的人。”1999年8月9日，随着斯捷帕申总理被解职，联邦安全局局长普京被任命为总理。普京的支持率急剧上升。叶利钦在发表的迎接2000年的讲话中宣布：“俄罗斯国内已经有了一个强有力的人物，能够胜任总统的职务。”

在俄罗斯人眼里，叶利钦最成功的事情大概就是选了一个很好的接班人。叶利钦的改革使俄罗斯人民付出了沉重代价，而普京的口号是“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是首要任务”。虽然他表示，“政府不会重新审查私有化的结果”，但也绝对“不能容忍商界使政府权限私有化的图谋”。

美国霸权主义导致美、俄之间的根本利益冲突

理解叶利钦和普京的施政方针，还得从俄美关系来判断。《俄罗斯现代史》指出了美国在整个苏联解体过程中施展的欺骗手段。

书中指出，华盛顿并没有把抛弃了共产主义的俄罗斯当成朋友，原因是“如果俄罗斯恢复经济和政治实力，它将成为美国的竞争者和对手；这将不是意识形态的竞争，而是超级大国的竞争”。美国提出的“把西方技术资本与俄罗斯的资源和劳动力结合起来”的意见完全是无稽之谈，“在贸易中不给莫斯科提供最惠国待遇”。美国这种实用主义的欺骗手段严重伤害了俄罗斯人的尊严和基本信任。

书中说，“北大西洋联盟以向东方扩张，作为对华约组织解散及苏军从德国和波罗的海地区撤出的回应。如果得到的结果是波兰的坦克转而对准俄罗斯，位于波罗的海国家的机场缩短了战斗机和巡航导弹飞抵俄罗斯的时间，那么是否值得摧毁华约组织和经互会？是否值得拆散苏联？”这是“被崇拜西方的民主派自1988年满怀激情地继续政策失败——俄罗斯重新被孤立”。

面对西方的种种流氓行为，曾经的俄罗斯亲美势力几近精神崩溃，十年间俄公众对美国的正面评价从1993年的74%下降到37%。

中俄学者在历史研究领域将有更多共同语言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决定于这个国家的人民认识真理的能力。在普京总统的坚强领导下，俄罗斯正在破浪前行。中国学者读这本书后会产生许多同感。

爱国主义和公民意识

正如该书所指出的：“今天爱国主义的题材受到新的重视。这是尊重自己祖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感情，这是对历史、对自己的‘可爱祖国’的爱护态度。很多人把爱国主义与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的觉醒，与个人对国家命运和国家文化的未来所负的责任的理解联系在一起。”爱国主义成为中俄两国人民最基本的觉悟。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恢复历史进步的本来面貌

国家要走向繁荣富强，要战胜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挑战，绝不能无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破坏。国内外敌对势力抹黑国家进步事业的历史，丑化人民敬仰的执政党和领袖，这实际上是颠覆和反颠覆斗争的一部分。只有恢复进步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才能鼓舞人民团结奋斗，实现民族幸福和进步。

从本国特点出发，独立自主发展

西方国家将自己信奉的原则称作“普世价值”，动辄指责一个发展中国家不符合他们的“普世价值”，这纯粹是无稽之谈。

正如书中所指出：“俄罗斯所有成功的统治者的突出之处是，能认清自己国家的特点……俄罗斯国家过去需要，现在仍然需要集中力量。”今天，中俄两国人民都在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必然具有独立自主的共同语言。

随着中俄两国战略利益的共同点不断增加，两国历史学者在评价苏联历史、评价国际政治、反对霸权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也不断增加。当然，由于国情不同，两国学者对历史问题也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不断地在研究中尊重实践、探索真理、求同存异，中俄历史学者的共同语言就会越来越多，从而不断加深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与合作。

（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原载《经济导刊》202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