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问西东》为何不讲清华真正的脊梁？

——被其遮蔽的清华历史与精神

程  清、鹿  野

《无问西东》成为近期媒体追捧的对象，据说是当年向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献礼。然而，许多清华校友并不买账。

我们知道，清华大学的成立背景暗含美国对中国人的精神控制，即与生俱来带有“买办性”，对此，但凡是正常的中国人都会有所反思，乃至如被鲁迅先生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梁实秋都对“清华是于耻辱的状况和惭愧的心情中建立的”这一现象表示要有所“警惕、心寒、惭愧”。一百多年来，广大清华进步学子和进步教授一直在同清华的“买办性”做斗争，由此产生了另一种可歌可泣的民族的、自强的、革命的清华精神，这与美国所希望塑造的亲美、崇美、媚美、殖民地化的清华精神根本对立。

《无问西东》最让许多清华校友失望的地方在于，影片浓墨重彩地渲染了后一种精神：美国大兵形象高大，协助清华爱国学子抗日，美国传教士救助贫民，带领中国穷苦孩子唱赞美诗后雨过天晴……清华爱国学子的报国途径，无论精神上还是器物上，似乎都只有作为美国的跟随者这一条路。

显然，影片遗忘了清华的蒋南翔，遗忘了熊向晖，遗忘了姚依林，遗忘了宋平，更遗忘了属于清华人主导的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遗忘了中国人自己独立的抗战和救国之路。

一、《无问西东》采用了国民党编造的文宣

在遗忘大量清华进步人士和进步运动的同时，影片讲述了一位国民党富家子弟沈光耀在美国军队训练下热血报国的故事，突出了这位国民党精英后人的出身优越，才智卓绝，忧国忧民，最后悲壮赴国难——撞击日舰。影片中民国时代的画面阳光、明亮，这与新中国的画面阴暗、昏黄形成鲜明反差，似乎诉说着清华的灵魂在那动乱的时代。

沈光耀的原型是抗战中牺牲的飞行员沈崇诲，清华校友，父亲沈家彝先后担任晚清刑部官吏和民国大法官，祖父沈味兰为张之洞幕僚。

事实上，沈崇诲并没有撞击日舰，而是驾机“失踪”，在日军当天的交战记录中，并无日舰被中国战机撞击的记载。从台湾公布的抗战史料来看，将沈崇诲列为失踪人员，下落不明，可见国民党军方也不认可沈崇诲的撞机说。如今南京市政府官网的“抗战英烈录”提及沈崇诲时，已改变了撞击敌舰说：

“轰炸任务执行完毕后，904号机失踪，事后判定为牺牲。沈崇诲牺牲之后，衍生出其驾驶飞机冲击敌舰的传说并且广为人知。”

沈崇诲驾机撞向日本“出云号”军舰，是国民党为提振士气而编造的文宣。撞舰事迹被拍成《笕桥英烈传》等电影，新闻报刊大量传播，国军高级将领白崇禧等多次引用，甚至在1960年写进了台湾的小学教材。直到2015年的民国空军纪录片《冲天》，仍然含混地叙述沈崇诲“撞击”(而非撞沉)了“日本军舰”(未提是出云舰)。

可见，沈崇诲在国民党文宣中的地位，与黄继光、邱少云、狼牙山五壮士、毛岸英等烈士在中共宣传中的地位相似，其中重要的区别是，后者的故事都是真实发生、确切可考的，而前者则存在杜撰。但是，在今天的媒体报道中，沈崇诲被大肆宣传鼓吹成“中华民族真正的精英”、“脊梁”，而邱少云等人的事迹不但长期被一些公知大V竭力否认，甚至扣上“挂炉烤鸭”、“烤肉”等名号予以谩骂戏谑。这些公知媒体，一碰上国民党抗战文宣，就失去平日所自我标榜的思想独立之精神，其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卑劣的学术品质令人叹为观止。

沈崇诲作为抗战中牺牲的作战人员，固然值得纪念。但把国民党编造的文宣写进清华校史，甚至拍进电影作为清华民国历史的一个缩影广为宣传，也是对牺牲人员的一种抹黑和亵渎。至于电影为什么要采用这一早被辟谣的国民党文宣，恐怕与其想要传达的“美国中心”、“精英至上”等中心思想有关。

二、《无问西东》所遮蔽的清华主流进步学子的历史和精神

要真正反映民国时期清华学子所展现的思想独立与民族大义，要宣传清华学子为中华民族探索出路所做的贡献，并非无人物可写，也并非无重要运动可叙。只是如果照历史真实去讲述，恐怕总要点明中国共产党人的贡献，总要讲透美国与国民党对清华爱国学子和爱国运动的破坏性作用。这是否是《无问西东》所要回避的呢？

在美国的主导下，早期清华大学对于爱国学生运动的镇压是比较严厉的，像长期在清华的潘光旦就曾回忆说：

学校与外交部主管人，在对付学生运动时，总是拿这一层来挟制积极参加运动的人，停止或延缓他们出洋的“权利”。这对学生运动无疑地起了有力的分化作用。例如1921年初，清华学生为了响应城内各大学的某一次运动，曾决定不出场应学期考试，称为“同情罢考”，为此，1921与1922两级学生都受到了缓一年出国的惩罚，即前者展缓到1922年秋，而后者到1923年秋，才许放洋。

《老清华》编辑组编,老清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03,第195页

清华大学开始跟上时代进步潮流是在1926年的“318惨案”，也就是鲁迅先生《纪念刘和珍君》这一名篇当中写的那件事。当年年底，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清华支部。特别是在第三任党委书记朱理治(察网专栏学者、社科院原副院长朱佳木的父亲)的领导之下，清华大学的共产党人不仅比较顺利的战胜了1927年的反革命风暴，而且成为重要的革命中心：

朱理治一九二六年秋天进清华，一九二七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七月接任中共清华支部书记的职务，挑起了团结进步同学，领导清华学生运动的重担。……当时正是李大钊同志被捕之后，北京党组织第三次遭到大破坏。很多同志失去了组织关系，到清华来找朱理治等同志。清华的同志就把他们安排在清华工字厅后厅暂住。在清华同志的帮助下，这些同志安全地避开了反动派的追捕，并陆续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继续投入了战斗。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02月第1版,第92页）

随着日本侵华的扩大，榆关失守，接着是热河被日军占领，平津告急，塘沽协定等一连串丧权辱国的事情发生，清华学生中要求进步的人逐渐增多，学生中爱国抗日的思潮明显上升。中共清华支部的活动也随之扩展，以扩大进步思想的传播，蒋南翔是其中的活跃分子。国民党当局对学生活动的镇压日趋严厉。1935年1月，在清华大学接连发生了两次军警逮捕进步学生事件，先后有30多人无故被逮捕，当时的党支部书记何凤元也在被捕之列。在清华的党组织在两次大逮捕之后遭到破坏，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清华园。

但是，以蒋南翔为代表的清华进步学子，不畏强权，继续扩大共产党在清华的影响力。蒋南翔被选为《清华周刊》总编辑，姚依林、杨述、蒋弗华、吕风章、孙兰、吴承明等进步学子均在《清华周刊》参加工作。他们借助《清华周刊》这个舆论阵地，宣传革命与抗日，揭露亲日派的卖国行径，才有了后续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有了那封热血的《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激烈痛斥国民党政权的腐朽软弱，高振血喉呼吁中国人“自己保卫自己的民族”

华北自古是中原之地,现在，眼见华北的主权,也要继东三省热河之后而断送了!

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目前我们“友邦”所要求我们的，更要比二十一条厉害百倍;而举国上下,对此却不见动静。回看一下十六年前伟大的“五四”运动，我们真惭愧:在危机日见严重的关头，不能为时代负起应负的使命，轻信了领导着现社会的一些名流、学者、要人们的甜言蜜语，误认为学生的本份仅在死读书，迷信着当国者的 “自有办法”,几年以来,只被安排在“读经”“尊孔”“礼义廉耻”的空气下摸索，痴待着“民族复兴”的“奇迹”! 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 “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我们要高振血喉，向全国民众大声疾呼：中国是全国民众的中国，全国民众，人人都应负起保卫中国民族的责任!起来吧，水深火热中的关东同胞和登俎就割的华北大众，我们已是被遗弃了的无依无靠的难民，只有抗争是我们死里逃生的唯一出路。我们的目标是同一的：自己起来保卫自己的民族。我们的胸怀是光荣的：要以血肉头颅换取我们的自由。

如果说五四运动的中心是北大，那么一二九运动的中心就是清华，许多著名的运动领导都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或者清华大学出身。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当时清华大学驻学联代表姚依林后来在新中国曾经担任政治局常委的职务。此时的清华已经站到了时代的最前沿。对于清华一二九运动，毛泽东予以高度评价：

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毛泽东文集》第二卷，2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当然，一二九运动遭到了国民党政权的残酷镇压，其对于参加运动的爱国学生要比北洋军阀时代采取推迟留洋的手段凶残得多。当爱国学生同意在1936年的2月29日进行期末考试补考时，国民党当局竟然进行了大逮捕：在开始考试的第一天，就有500多名宪兵和警察进行拂晓袭击，参加抗日爱国运动的学生首脑。姚依林等人纷纷被逮捕。但是，学生们很快把这些首领营救了出来，还砸烂了企图装载被捕学生的卡车。随后国民党当局宣称“共产党在清华举行大暴动”，派出了数千军队武装包围清华大学。虽然主要领导学生运动的都已经提前离开，但是还是有20多名爱国同学被捕。此后，清华大学的抗日爱国运动被迫转入地下。

“一二九”运动时的清华救国会主席黄诚烈士的经历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那个年代爱国者遭遇。其在爱国运动中总是站在战斗最前列，曾经担任过清华大学抗日游行队伍的领队。但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被清华校方开除，不得不转入中国学院。抗战爆发后，黄诚参加了新四军，不久担任了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后来他在皖南事变当中，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先是囚禁在上饶集中营，随后于1942年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年仅27岁。

从一二九运动中走出来、浴血奋战、为中华民族探索出真正民族独立解放道路的蒋南翔、熊向晖等志士，都比沈崇诲更具有代表性，他们敢于反抗代表腐朽势力的国民党政权，更能代表民国时期进步清华学子的面貌与精神。

三、被《无问西东》所遮蔽的清华进步教师的历史和精神

逐渐认清蒋介石和美国政府的真实面目后，许多有骨气和尊严的清华进步教师，都强烈批评国民党和美国政府。

清华大学教授闻一多在历史上曾一度跟国民党走得很近，西安事变之后还强烈谴责张学良扣押蒋介石，更是在上毛诗时公开批评一些学生希望公审蒋介石的意见是“祸国殃民”。但是，经历了八年抗战期间蒋介石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乃至在抗战之后大肆向美国出卖国家主权的一系列现实，最终使尚有爱国之心的闻一多明白了谁才代表中国发展方向，成了一个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并在西南联大解散前夕被蒋介石当局的特务杀害。

《无问西东》渲染空投美国食品拯救中国饥民，把这当做清华精神，但是，反映真正清华精神的朱自清教授（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却拒绝吃美国食品，最后饥饿重病而死。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和美国坚持扶日、反共、发起内战的政策，让朱自清看清其反中华民族的本质。1946年10月，朱自清身患重病，却依然决然签名《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并嘱告家人不买配售面粉，始终保持着一个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气节和情操。

声明是这样的：

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与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购物证，特此声明。

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朱自清这天还在日记里记了这件事：

6月18日，此事每月须损失600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

不止如此，在逝世前一天，他还告诉他夫人：

“有一件事得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

这才是清华民国进步教师的典型和代表，是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脊梁。毛泽东评价道“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

四、《无问西东》的清华精神与历史相去太远

可见，这部影片所颂扬的历史和传递的精神并不是清华主流进步人士的历史和精神，恰恰是清华主流进步人士长期与之斗争并试图彻底改造的东西。

清华有着“梅贻琦传统”和“蒋南翔传统”。现在清华对梅贻琦传统的继承，绝不是对买办性的继承。在梅贻琦时代，也涌现了闻一多、朱自清等有脊梁的教师，清华之所以带有的一定的买办性，主要是民国时期蒋介石政权的腐朽与亲美造成的，这种买办性恐怕也非梅贻琦本人所乐见。国难当头之际，对于蒋介石政权对爱国运动的残酷镇压和对日软弱，梅贻琦也难以苟同。《无问西东》极力向美国和民国国民党政权献媚示好，既是对“蒋南翔传统”的背叛，也与“梅贻琦传统”的精髓部分格格不入。

作为清华学子精神领袖式人物的蒋南翔校长在 1964 年总结说：

解放以后，清华大学经过思想改造运动、院系调整和一系列的教育改革，本身已经发生了深刻的革命和根本性的变化。一所打着国耻烙印、适应美帝国主义需要的封建买办的贵族化学校，一所亲美、崇美、媚美的典型的资产阶级大学，终于按照不可抗拒的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进程，演变和发展成为一所适应祖国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的大学。

旧中国变成了新中国，旧清华变成了新清华，旧的资产阶级体育家变成了新的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民体育家。

(蒋南翔，“祝马约翰教授在清华服务五十年”，原载《新清华》687 期)

改造旧清华所带有的一定的依附性、买办性的错误传统，一直是蒋南翔校长的主要任务。1952年12月31日，蒋南翔在清华教职员工及学生代表欢迎他就任清华校长的会上，开明宗义地道出了自己主政清华的纲领：

“清华大学当前迫切的任务是要深入教育改革，破除英美资产阶级的旧教育传统，逐步地把自己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工业大学。要做到这一点，当然必须经过艰巨复杂的斗争。”

(《蒋南翔文集》上卷第43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

改造并不是全盘否定旧清华，蒋南翔校长也指出，对旧清华好的一面要批判性地继承：

1952年，我们没有经验，向苏联学习是必要的。过去没有生产实习，没有专业课，我们用苏联的一套来代替美国的一套，特别是清除了亲美、崇美、媚美心理，改变了殖民地教育的落后状态，应该说是一个进步。……我们也不否认旧清华在严格要求等技术方面有可取的地方，要批判地加以继承，但说新清华不如旧清华，这是不公正的，不符合实际的。

(1965年在清华大学新年动员大会上的报告《在重要的一年打好重要的一仗》)

一部清华史，是清华进步学子和教师与买办势力斗争的历史。

应该说，清华大学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蒋南翔担任校长和党委书记，提出了著名的“又红又专”这一教育原则，才根本上改变了清华大学亲美、崇美、媚美的风气，“改变了殖民地教育的落后状态”，成为了国人普遍向往的神圣之地。也是在这一时期，清华大学相继创办了原子能、自动控制等新兴学科，成为推动中国高科技与工业化的排头兵。

而《无问西东》采用国民党文宣，把民国时期清华爱国学子的主流形象悉数隐去了，把宋平、熊向晖、蒋南翔、姚依林等人都隐去了，既无助于帮助国民党总结失败教训，也无助于清华大学回顾过往百年风云，更无助于我们民族梳理历史向前进步而不是倒退。其作用只能是制造一段历史迷梦，供民国精英怀念逝去的“黄金时代”，最多捎带着洗脑出若干美分与国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