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看“《西游记》为什么会出现在明朝”这一问，可能会让读者觉这个问法毫无来由，《西游记》就是出现在明朝嘛，难不成还出现在宋朝、唐朝？出现在明朝就出现在明朝，这还有什么理由吗？

    事实上，这个世界从来都有因果，当有了事物发展的因，又有了触发的缘，才有后来的果。没有因，没有缘，就必然无果。《西游记》作为文学史上的一本巨著，它的存在必有因果缘由。

    基于这些必然存在的内在逻辑，占豪才提出“《西游记》为什么会出现在明朝”这一问。而我们下边也对此进行解析。听完解析之后，相信大家对《西游记》就会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也会明白为何《西游记》出现在明朝，原来出现在明朝有这么深的历史渊源和逻辑。

《西游记》为什么会出现在明朝？

    要搞清楚为什么明朝会出现《西游记》，我们就有必要搞清楚中国的政治文化历史发展状况和过程，否则难知其来龙去脉。

    我们知道，中华文化除佛禅文化为古印度舶来品文化外，其它皆出于《易》。《易经》文化是中华文化之根、之神、之基础。易文化在中国的发展，按时间周期来计算，至少超过万年。从历史文字记载上看，易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确立统治地位并取得大成的第一个时期是周王朝。

    西周建立时，周文王对《易经》的再发展奠基了中华文化这个大厦的基础，自此中华文明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西周建立后，周公制礼乐，并发展出了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为核心的西周贵族教育体系，“六艺”成为贵族必须掌握的六个基本才能，这“六艺”中的“数”就是《易》，那时称为“术数”（现代解释把“数”说成是“算术与数论知识”是纯属现代人用现代思维推的结论，不靠谱），简称“数”。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后来儒学确立的六经中看出。儒学六经包括《易》、《书》、《诗》、《礼》、《乐》、《春秋》，这其中的《易》就是六艺中的“数”。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朝手中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少，权威性越来越低，礼乐逐渐崩坏，诸侯争霸开始。也正是这一乱世时期，中华思想文化进入了更加蓬勃发展的时期。中华文化随即在易文化的基础上，进化出了道家、儒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兵家、名家等流派。

    之所以诞生这么些“家”，根本原因都是基于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为了解决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在历史进化过程中，法家最终帮助秦朝统一六国，但法家的严苛使得它缺乏长期统治的基础，并最终很快被推翻。汉朝立后，经过黄老的道家之学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确立了独尊“儒家”。

    但事实上，中华文化中儒家虽然长期把持着政坛，但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包括道家、法家、兵家等都并未退出过政治舞台，而是盘于一隅。譬如，法家的思想实际上融入了礼法之中，道家仍在皇家心中藏着，兵家在军事上立于不败之地，阴阳家从未真正出过精英们的心。

    当然，自汉代以来，佛家就已在中华文化中找到了一席之地。易文化本身的兼容并蓄，使得佛教在汉代以后的中国得到了蓬勃发展并发扬光大。到了唐朝，释、儒、道三家终在中华文化这个平台上找到了共存的模式，成为中华文化大厦的三根最重要的支柱。

    我们知道，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一贯是不排斥的，和而不同、兼容并蓄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唐朝时的中国非常自信，非常开放。鼎盛时期的唐朝首都长安，人口超过一百万，流动人口也很庞大，其中仅外国人就有十万之众。唐朝灭亡后，中国经历了五十多年的五代十国才建立了北宋王朝。

    由于唐朝灭亡到北宋建立，中间有五十多年的五代十国战乱，中华文化也遭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社会思想缺少大一统的秩序。而且，相比汉唐，北宋王朝无论国力、军力还有国土面积，都相差甚远。北宋建立后，和北方的辽以及西面的西夏经常爆发战争，土地时被侵蚀。

    但这一切还不是最可怕的，对中国的读书人来说，他们最担心的是另一件大事——中华文化的延续问题。

    我们知道，在中亚，与唐朝同时崛起的还有一个帝国——阿拉伯帝国。相比中国拥有悠久且未中断的历史，这个帝国的崛起就是因为一个人兴起的一个宗教，这个人就是伊斯兰先知默罕默德，这个宗教就是默罕默德兴起的伊斯兰教。

    在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广为传播以前，阿拉伯人系指阿拉伯半岛上以游牧为生的闪米特（Semitic）居民。闪米特人历史悠久，古巴比伦王国就是其建立的，现存的古代第一部成文法典《汉谟拉比法典》就是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所颁布的。公元前550年，波斯帝国建立，随后征服了巴比伦帝国，再接下来就是亚历山大帝国，阿拉伯人的生存空间被严重压缩。

     那时阿拉伯人信仰原始宗教，南方阿拉伯人主要崇拜日月星辰，北方阿拉伯人则将泉水、岩石和植物等物体作为神灵加以崇拜。当时阿拉伯人仍处氏族社会阶段，由于贫瘠的沙漠可以供养的人十分有限，阿拉伯人开始向外迁移，但是当时波斯和拜占庭帝国又对阿拉伯人入境进行控制，造成了阿拉伯半岛内部相对的人口过剩，使得半岛内部的阿拉伯人征战不断，血亲复仇盛行。

    由于阿拉伯人没有足够的土地耕种，所以阿拉伯人通常以经商为生，阿拉伯商人活动范围非常大。公元6世纪后半叶开始，由于埃及的混乱，再加上拜占庭帝国和波斯之间连年战争，使得原先的波斯湾—红海—尼罗河的商路也无法通行，商人们改走更为安全的，通过阿拉伯半岛的陆路。地处商路中段，东到波斯湾，西至红海，北往叙利亚，南通也门的交通枢纽，商业城市麦加因此而变得繁荣起来。

    穆罕默德是一个大智者，他看到了阿拉伯人的窘境，思考着如何根本上解决阿拉伯人的现实问题。公元610年，穆罕默德声称，有一天在希拉山洞内独自深思时，接到了造物主安拉通过天使传达的启示，令他作为人间的使者。伊斯兰教由此兴起。接着，穆罕默德抓住阿拉伯人偶像崇拜的民俗，在商业发达、阿拉伯人口聚集的麦加公开号召阿拉伯人放弃图腾崇拜，归顺并敬畏唯一的造物主安拉。他宣称，伊斯兰的教义是人类自古以来的正确道路，他自己是安拉派遣的最后一位使者。 穆罕默德主张限制高利贷，鼓励买卖公平、施济平民、善待孤儿、解放奴隶、制止血亲复仇、实现和平与安宁。

    穆罕默德缔造了伊斯兰教后，很快就开始缔造国家，也就用了数年时间。公元630年，穆罕默德带领大军击败麦加人，穆罕默德奠定了阿拉伯帝国的基础。

    可能很多人会问，讲《西游记》扯什么伊斯兰教？他们能有什么关系？如果这么认为，那就错了，这背后恰有非常深的历史渊源，正是伊斯兰教的诞生，才有了后来《西游记》成书的文化底蕴。关于这一点，且听占豪继续道来。

    伊斯兰教兴起后，很快阿拉伯帝国就建立了，阿拉伯帝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大帝国，存在了六百多年。从时间上看，阿拉伯帝国建立稍晚于中国唐朝帝国，终结时间较南宋终结时间稍早。也就是说，阿拉伯帝国存在的时间从我国唐初一直到宋末。阿拉伯人主要以经商为生，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商人都信仰伊斯兰教，他们将生意和宗教捆在一起，同时传播。所以，在阿拉伯帝国时期，伊斯兰教由中亚向外扩散的速度非常快。

    公元7世纪中叶，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中国，那时在唐都长安就有不少阿拉伯商人的存在。公元8世纪中叶，唐朝爆发安史之乱，唐帝国元气大伤，由盛转衰，唐朝对西域的控制开始减弱。公元840年（9世纪），回鹘政权被黠戛斯推翻后，大部分回鹘人向西迁徙。一支迁到河西走廊，一支迁到西州(今新疆吐鲁番)。西州回鹘又向西发展，以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鹘政权。西州回鹘后来改称为"畏兀儿"，也就是今天的维吾尔族的前身。 另一只西迁的回鹘部落进入新疆喀什，联合其他突厥部落建立了喀喇汗王朝。喀喇汗王朝建立后与信奉伊斯兰教的萨曼王朝不断进行战争和贸易往来，部分牧民和首领逐渐皈依伊斯兰教，最早皈依的是首领是萨图克·布拉格汗（？~卒于公元955年）。从这一时期开始，伊斯兰教开始在中国西部快速传播。

    唐朝终结于公元907年，北宋建立于960年，中间的53年是五代十国时期。从时间上算，正是这一时期，伊斯兰教开始在中国西域传播。北宋建立后，控制的领土较唐朝已大大萎缩。西边有吐蕃、回鹘和西夏，北边有辽，北宋主要控制着中国的中部、东部和南部地区。

    由于西夏阻隔了中国西北向的丝绸之路，再加上宋朝时期的疆域，中国经济中心实际已经由北开始南迁。原来丝绸之路贸易通道不通加上经济中心南迁，从北宋开始，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开始由陆上向海上转移（也正是从北宋开始，中国造船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明朝时的郑和宝船也是基于这些基础），东南沿海的港口成了宋朝中国的贸易中心。唐朝时期，全国仅广州一地设有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宋朝先后在广州、临安府（杭州）、庆远府（明州，今宁波）、泉州、密州板桥镇、嘉兴府（秀州）华亭县（今松江）、镇江府、平江府（苏州）、温州、江阴军（今江阴）、嘉兴府（秀州）澉浦镇（今海盐）和嘉兴府（秀州）上海镇（今上海市区）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海上丝绸之路就是到后来这么发展出来的，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北宋的贸易船从中国沿海南下，开始从海上和南洋国家及其他欧亚国家发展经济贸易。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阿拉伯商人来到了中国东部沿海。阿拉伯商人走到哪里，伊斯兰教就传到哪里。在古代，伊斯兰商人的和善、通达，再加上信奉伊斯兰教有助于和阿拉伯商人做生意，所以从那时开始，伊斯兰教开始在中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传播。

    我们知道，伊斯兰教有非常严格的教义，而且一旦信奉伊斯兰教就不能接受任何其它宗教信仰甚至是价值观，这和中华文化兼容并蓄有根本性的冲突。如果任其传播，中华文化有被灭亡的风险。于是，中国北宋的精英们开始思考如何能够避免中华文化被伊斯兰化。

    这种思考，到北宋程颢、程颐兄弟时开始有了心得，开始建立以儒学为基础，吸纳道学和佛学的思想，形成了一种适合中国的、新的、具有宗教特点的唯心主义哲学——理学。

    我们知道，道家认为有一个超自然的的宇宙总规律，叫“道”。道涵盖万物之理，但万物之理的任何之一都不能称为道，只能说合乎道。所以，某种程度上说道家是自然哲学。儒家过去的道是没有道家这样深刻含义的，到了二程时，就吸收道家中“道”作为儒家新理论的核心。同时，又吸收了佛家中关于“心”的部分内容，通过对心性的论述来调和心与道的关系，也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

    理学主要讨论三个问题：一是本体论问题；二是心性论问题；三是认识论问题。

    所谓本体论，就是今天说的宇宙观、世界观，即世界的本原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各个理学家说法不同，但都否认了人格神和彼岸世界的存在。这个否认，恰恰就是针对伊斯兰教传播的。因为，当时在中国传播且对中华文化构成威胁的一神教只有伊斯兰教（一神教：认为只有一位人格神存在并对其崇拜的宗教）。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传播，其中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人格化的神，佛教是“法信仰”，这和中国的天道的“自然法信仰”有异曲同工（儒、道实际上都是信仰天道，只是儒家更注重有为，而道家更注重无为），有暗合之处。中国的释、儒、道中，入世最深的就是儒家，儒家在最高理论上否定了人格神和彼岸世界，实际上就是否定了伊斯兰教理论。

    所谓心性论，其实本质上就是“我是谁”的哲学问题。理学继承了儒家学说立足于现世的逻辑，即吸收佛教中关于“心”的论述，通过对人性来源的心、性、情的关系论述，来阐释人与世界的关系。张载（二程的表叔）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和心统性情的学说，认为天地之性来源于太虚之气。程颢提出了心即天以及性无内外的命题，把心、性、天统一起来。程颐提出，性即理的命题，把性说成是一切万物的理。后来朱熹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认为心之本就是性，是未发之中（佛学思想哦）；心之作用便是情；性和情是体用关系（用儒家理论解释心之性、情的体用关系，这和佛学的解释不同）。心则主宰性和情，即张载的心统性情学说。

    所谓认识论问题，即认识的来源和认识的方法问题，用今天的词汇阐释就是方法论。张载首先提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两种知识，并提倡穷理尽性之学，成为理学家共同讨论的问题。二程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学说（格物致知来源于礼记中的一篇《大学》，关于这个解释程朱理学显然是错误的，占豪有关于大学本意的解释，以后有机会进行解读）；朱熹提出“即物穷理”的系统方法。直白点说，理学认为的方法论就是“格物”，通过“格物”来针对这个物把其理思考彻底。这实际上还是儒家的入世逻辑，即对现世的物质世界进行充分的认知。

    程朱理学，通过吸收道家、佛家的思想，解决了适合于当时世界儒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这三个哲学命题，使得儒家学说在宋朝有了新的生命力，也就抵挡住了伊斯兰教在中国大地的传播蔓延，避免了中国伊斯兰化。当然，宋朝开始了程朱理学后，包括佛教、道教都因为宋朝带有宗教性质的“新儒家”兴盛而没落。当然，这也是释、儒、道三教的一次大融合，也是所谓的“三教合一”的说法来源，当然也是《西游记》哲学思想的重要演化的逻辑来源。

    由于理学吸收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所以在原有儒家哲学基础上开始提倡“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这种存天理灭人欲，其实就是将天道之理奉为至高无上的图腾，从而遏制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为实现这一点，宋朝更加在压迫妇女的自由和思想下足了功夫，自朱熹开始，“三纲五常”开始联用。甚至，为了不让女子远足，宋朝开始提倡妇女裹小脚，提倡女子不出门等等。这些对女子的思想、身体的控制，很大程度的原因就是避免女子接触外部思想从而影响下一代的孩子，这也是抵御伊斯兰传播的一种方法（其实，这和伊斯兰教对女性的禁锢是同样的道理）。

    说到这，大家应该明白了一些，那就是《西游记》之所以是释、儒、道的融合，其根本的成本实际上在宋朝已经确立了，而确立这一切的，竟然是伊斯兰教向中国的传播，你说这世界是不是很神奇？《西游记》的诞生，竟然和伊斯兰教就这么扯上了关系，不仔细思考这背后的历史演化逻辑，说起来简直难以置信。

    一个事物最强的一面当中，一定有其最弱的一面；最弱的一面当中，一样能发现其最强的东西。这种哲学辩证，其实一个事物的长处用另一个视角去看，可能恰恰是其短处；相反，其短处用另一个视角去看，又可能恰恰是其长处。这一点我们前面那篇《马云和王健林谁能赢得首富电商战？》中谈到的马云淘宝电商的长处时就谈到了这也恰是其短处，王健林就应该在这一点上反其道而行之。程朱理学也是如此，其在解决了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的同时，其构筑的体系也就充分体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特点，这种特点对人的思想禁锢力非常大。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程朱理学到了明朝就有些与社会脱节了。譬如，明朝科举考试中关于八股文的考试，就必须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标准，不允许对儒学有其它新的解释，这完全割除新时代人的创新力。此时，明朝出现一个牛人，这个人就是王守仁（王阳明）。

    王守仁少时就深受儒家学说熏陶，18岁时拜见明朝著名理学家娄谅。娄谅向其讲授“格物致知”的程朱理学。王守仁很高兴，遍读朱熹著作，思考程朱理学“格物致知”的学说精髓。为实践朱熹“格物致知”的理论，他沉迷其中，有一次他下决心要彻底搞清楚毛竹之理，于是就“格”了起来，着魔般不吃不睡“格”了三天三夜竹子，结果他什么都没有发现不说，人却一病不起。这一下，让王守仁对“格物致知”的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基于这种怀疑，王阳明后来发展了宋朝理学家之一陆九渊的学说，即“心学”。陆九渊没有师承门派，但他在学术上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融合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和“良知”、“良能”的观点以及佛教禅宗“心生”、“心灭”等论点，提出了“心即理”。他认为，天理也好、人理、物理也罢，一切皆在我的心中，也只在我的心中，心才是唯一的实在，正所谓“宇宙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之说。他认为，心即理，且是永恒不变的，正所谓“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来今，概莫能外。陆九渊认为治学的方法，主要是“发明本心”，不必多读书外求，“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的学说，给了王阳明莫大启发，于是将“格物致知”、“穷理”那一套抛开。

     “心学”本身就是对陆九渊对佛学的儒化，就是吸收了佛禅的思想。到了王阳明这里，就是继续吸收佛禅文化。王阳明有《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认为，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它是“未发之中”，不可以善恶分，故无善无恶；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了好恶，善恶的差别，他可以说是“已发”，事物就有中和不中，即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中者善，不中者恶；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却自在地知善知恶，这是知的本体；一切学问，修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

     上述的所谓未发之中，不正是佛禅思想中的涅槃中的一部分吗？所谓无善无恶不正是佛禅思想的明心见性吗？所谓产生意念而有好恶，不正是佛禅的分别心吗？王阳明发展的心学中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不正是佛禅的唯心唯识论吗？“知行合一”的“圣人论”不正是吸收了佛禅“明心见性”后的菩萨行吗 ······显然，王阳明是受陆九渊启发，重新阅读参悟了佛禅思想，并将这些思想纳入到了原来的理学中，并发展出了“陆王心学”。

    中华文化发展到明朝，到宋朝程朱理学，再到明朝陆王心学，基本上是完成了“三教合一”的一种大融合文化。《西游记》是一部什么书？是一部释、儒、道融合的哲学大作。所以，从文化发展脉络上看，《西游记》到明朝诞生是顺理成章，是中华文化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

    当然，光有这些还是不够的，还得有另一个《西游记》的另一个因。

     我们应该知道，《西游记》故事源于唐朝的玄奘西行取经。关于玄奘取经的故事在民间一直有各种流传，到了元代后期，著名杂剧家杨景贤整合了相关故事并加以再创作，形成了元杂剧的《西游记》。由于《西游记》故事背景本身就是唐僧取经的故事，所以这种创作本身一定和佛教脱不开干系。因此，各种作品故事在创作之初，作品当中就有很多佛禅的思想在里边。换句话说，玄奘西行取经的故事本身就是一种传播佛家思想的故事，这和今天的商业故事、革命故事、成功故事等等并无本质区别。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是对中国各个时代文化明珠的简练概括。显然，到了明朝，小说这一文学体裁得到了充分发展。事实上，在《西游记》成书之前，明朝就已经有了很多小说精彩作品，最著名的有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和施耐庵的《水浒》。

    中华文化底蕴发展到明朝的“陆王心学”，再加上小说这个文学载体的发展，由文化及载体的作品自然也就顺理成章诞生了。《西游记》这部集释、儒、道大成的经典名著小说，正是在这一切条件都具备后，自然形成的一部经典之作。

   上述，就是为什么《西游记》出现在明朝的历史文化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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