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公开点赞中国古今23位文艺名家，其中就提到有聂耳，赞扬他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足见聂耳在中国文艺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充分表明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位国歌“谱曲人”!聂耳原名聂守信，1912年2月出生于云南昆明，他的一生短暂而光辉。年少求学便对音乐产生浓厚兴趣，音乐赋予他无穷的精神动力，使他摆脱了少年时代消极避世的念头，转而以改造社会为己任，毅然走上革命道路。他不惧挫折、勇立潮头、勇担使命，心怀音乐救国抱负，以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毅力谱写出《义勇军进行曲》，激发了全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他毕生致力于创作革命歌曲，这些作品至今仍被广为传唱，其高昂的民族精神和卓越的艺术创造性为中国音乐创作树立了榜样，是当之无愧的“国之歌者”“人民的音乐家”。

音乐修心 马列修志

聂耳一生深受两样东西的影响，一是音乐，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音乐使他身心健康，开朗活跃;马克思列宁主义则使他志向高远，心怀家国。

聂耳的音乐造诣极高，熟悉多种乐器，按理说他应该受过良好的音乐教育，但事实上，他的技艺多是自学的。在他4岁时，父亲不幸病逝，生活陷入窘境，读书都成为一种奢望，就更别说学习音乐了。但小聂耳靠着能吃苦的劲头和毅力，于1921年顺利考入昆明私立求实小学高小部，这期间他对音乐产生浓厚兴趣。每到课余时间他便跟着木匠师傅学吹竹笛，向担任小学音乐教师的邻居学拉二胡、弹三弦和月琴，还从一位法国侨民那里学到了基本的乐理知识。就这样，靠着“东拼西凑”式的学习，聂耳的音乐天赋被激发出来，并很快引起了学校的关注，“特增设一个由十几人组成的学生音乐团”，聂耳在其中担任演奏和指挥的工作。从此，聂耳与音乐紧紧连在一起。

1925年，13岁的聂耳从求实小学毕业后又考入了云南第一联合中学，开始了中学生活。这一年，一场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席卷全国。远在云南的聂耳此时也关注到这场运动，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之所以爆发五卅运动，“盖受资本家之压迫，生计之日高，工资不敷之故也。”他非常担忧此次大罢工对全国产生的严重影响，认为如果经常出现这样的罢工，国家就会衰亡，“吾人欲免除罢工之患，非打破资本阶级不可也”。这是一名中学生的见解和觉悟!除此，聂耳在中学期间将精力多放在参与学校文体活动和学习音乐上。他不仅痴迷于传统音乐，还积极学唱《马赛曲》《国际歌》《国民革命歌》《工农兵联合歌》等广为流传的中外革命歌曲，这为他后面的创作打下音乐基础。

初中毕业后，聂耳的家境已困难到难以继续供他读书，他十分理解母亲的难处，因此决定放弃读书到社会中找工作。然而此时聂耳的人生却遇到转机——得知云南省唯一的公费学校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高中部的外语组正在招收师范生，虽然这与他的志愿不同，但想到能继续读书提升自己，便决定认真备考。1927年秋，聂耳以优异成绩被录取。进入学校后，聂耳心里明白学习机会来之不易，他分秒必争地读书、学习，“裤袋里经常揣有书刊，一有空便随手掏出来阅读，有时吃饭睡觉也舍不得放下”。除了刻苦学习，他积极参加学校文艺活动，他是学校戏剧研究会的骨干，多次参加演出，在《女店主》的戏剧中扮演杜九娘，在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扮演朱丽叶。并且在这期间他开始接触到小提琴、钢琴等音乐器材。

1924年，求实小学学生音乐团与教师合影。(前排弹三弦者为聂耳)

对聂耳而言，进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最大的收获是得到了思想洗礼的机会。当时，省立第一师范是“云南地下党秘密开展革命活动的一个阵地”，是昆明学生运动的中心，学生们经常组织各种进步活动，聂耳深受感染并加入了共青团的外围组织“读书会”，“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并开始萌发参加革命组织、投入实际革命斗争的要求”。

读书期间，大革命失败的“白色恐怖”蔓延到云南，聂耳目睹了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戮，他非但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加坚定了追求真理与正义的信念，激发了革命的斗志。1928年，他毅然加入党组织领导的“济难会”，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去监狱探望和接济被捕的同志。他还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团组织的安排下从事革命活动，积极学习革命理论。

此时的聂耳已经不单单是一名学习优异、热爱音乐的学生，而是逐渐成长为一名立志改造社会的“革命者”。他在作文《我的人生观》中写道，“每一个人都是处在社会里的”，但这个社会却是恶劣的，它“完全是在几个军阀政客包办的政府手里”，没有自由可言。文中他立下了宏志，要“打倒恶社会建设新社会”。

不惧挫折 勇立潮头

在省立第一师范学习三个学期以后，聂耳意识到“不论读书、为工、为商、为军，都要向外发展。”他迫切想要步入社会，恰逢此时，云南军阀唐继尧的“十六军”正在招收学生军，许多进步青年都认为这是一个参加革命斗争的好机会，聂耳也瞒着家人报名参加了“十六军”。但事实上，这个“十六军”不过是打着国民革命军的幌子招兵罢了，所谓的“学生军”根本就是“炮灰军”。

1928年聂耳加入共青团时的留影。

1928年11月底，16岁的聂耳随“十六军”踏上了离开昆明的火车，几经辗转到达湖南郴州的部队驻地。短短几个月时间，他遍尝苦头，特别是军阀部队里的腐朽使他感到极为痛苦，好在得到了友人的帮助，很快就离开了新兵队。1929年，聂耳随军官团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但由于资历不足未能实现，流落广州街头，残酷的现实使他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这对一名16岁的少年而言是一种打击。在第一次踏足社会遇挫后，同年5月聂耳又回到昆明继续读书。

回到学校后不久，1929年7月，昆明军阀在城内囤积火药，却不慎导致火药库爆炸，“烧毁逾千房屋，伤亡上万人”。惨剧发生后，云南地下党组织马上成立救济团开展救济工作，聂耳积极加入救济团，勇敢地同军阀当局斗争。军阀四处追捕参与赈灾和游行示威活动的青年学生，使得聂耳不得不到乡下暂避时日，直到事态平息后才又回到学校继续读书。1930年春夏之交，反动军警开始镇压进步青年，不时闯入学校抓捕青年团员和进步学生，为躲避被捕，聂耳被迫离开家乡，奔赴上海。

来到上海后，聂耳在一个名叫云丰申庄的店铺打杂，这里工作繁杂、环境恶劣，且薪水极低，但聂耳在工作之余仍坚持学习英语和日语，阅读进步书刊，始终保持对音乐的热爱。1931年，他偶然间赚得100元钱，毫不犹豫地买了一把小提琴，音乐使他在沉闷、压抑中看到了希望。

聂耳

后来云丰申庄倒闭了，失业的聂耳又过上居无定所的生活，正当他在黄浦滩徘徊之际，立于潮头的机会悄然而至——“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正在招收乐队练习生，聂耳以聂紫艺为名报名参加并通过了考试，顺利被录取。就这样，聂耳的音乐生涯开始了。加入乐队两个月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以前种种比如昨日死，以后种种比如今日生。从此刻起，努力创造新生吧!”

勇担使命 音乐救国

聂耳十分珍惜这份工作，为表达要与过去相别而奔新生的决心，他改名为“聂耳”，他在日记中用英文写道：“过去的聂守信，不是现在的聂耳。”在乐队工作期间，尽管聂耳有时候会因为演奏时间长、薪水低而发牢骚，但他十分刻苦地学习乐理和磨练技艺，不久便成为了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手。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聂耳极为愤慨，“心里很不好过”，他在日记中痛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恶行和国民党当局的软弱无能，对所谓的国际联盟在此事中扮演的角色十分鄙夷。他的心中已充满了对国家对民族的担忧和救国救民的理想。尤其是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这种理想越来越显现。

聂耳1932年留影。

一·二八事变期间，聂耳切身感受到亡国阴影下的愤怒和无奈，他无法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分割开。他的二十岁生日是在炮火声中度过的，这一天他的情绪始终不好，自始至终都在强颜欢笑，“没有一时是真实的高兴过”，因为他发现“整个的世界已经在开始动摇了”，个人的出路也随之动摇起来，他开始审视自己的音乐之路。他说：“一天花几个钟头苦练基本功，几年，几十年后成为一个小提琴演奏家又怎样?你演奏一曲贝多芬的奏鸣曲能够兴奋起、可以鼓动起劳苦群众的情绪吗?”为此，“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成为他脑海中不断思索的问题。

由于战事影响，联华影业公司歌舞班解散了，这时明月歌剧社复办，聂耳仍然是歌剧社的一员，担任执委会成员，负责音乐相关的工作。歌剧社为了谋生，要求歌剧社全体成员四处奔波演出，但是成效不佳，收入甚微。虽然辛苦，但这不是聂耳最大的担忧。让他愈发不能忍受的是，在此国破家亡、民不聊生之际，明月歌剧社仍然在演出《妹妹我爱你》《桃花江》《毛毛雨》等充斥着低级趣味的靡靡之音。对此，聂耳专门写文章在上海的《电影艺术》杂志上批判这种“为歌舞而歌舞”的错误导向。他十分尖锐地评价歌舞成绩，说道：“香艳肉感，热情流露，这便是十几年来所谓歌舞的成绩。”他还对黎锦晖的歌舞进行批判，认为黎锦晖作为中国歌舞的“鼻祖”，虽然有反封建和反映现实问题的思想，但力度不够。他认为当前是一个阶级分化极为严重的时代，资本大行其道，而劳动却无处安身，他看到资本家们坐享其成，而工人们却“汗水淋漓地在机械下暗哭”，于是发出了对中国歌舞从业者的拷问：“我们应该取怎样的手段去寻求一个劳苦大众的救主?!”对此，聂耳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真枪的硬功夫!”他呼吁所有从业者都要深入群众，倾听穷人的呐喊，唯有这样才能为中国作些贡献，中国歌舞才能真正踏上艺术之途。他在日记中也对自己进行了反思，写道“时代的巨轮不住地向前飞转，现在的我，现环境的我，应该负起怎样一个使命，艰苦地去干。”聂耳很快便得到了答案，这个使命就是为人民谱曲。

1932年7月，聂耳毅然退出了明月歌剧社，赴北平报考音乐学院，但由于考试中撰写的论文不符合院方要求，未能被录取。继而留在北平积极参加救亡运动，以演话剧、编话剧的方式参与民众社团的宣传工作。这使他切身体会到“民众最需要的是能表达他们心声的歌曲”，但当时这种歌曲并不多见。一番斟酌后，聂耳决定自己去创作民众所需的歌曲，他开始经常到贫民区观察劳苦大众的生活，留意和收集民间歌谣，以备创作所需。

聂耳(左)和田汉合影。

由于在北平没有正式职业，生活没有着落，聂耳于当年11月间带着北平左翼戏剧家联盟的信件返回上海。回到上海后，他向当时上海地下党左翼戏剧家联盟的负责人田汉同志转交了信件并汇报了工作，田汉十分欣赏聂耳，两人志趣相投，商议要共同创作一批革命歌曲，以“唤起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经过一段时间，党组织充分认可聂耳的才华，开始注重培养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11月底，聂耳进入上海联华影业公司，从事一些剧务工作，不久后他便与友人一起成立了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经常一起研究音乐作品，讨论音乐创作问题。为了进一步研究音乐创作、交流创作经验，聂耳又与友人一起发起成立了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这些都为他的创作打下基础。

余音绕梁 英魂不朽

1933年初，经田汉介绍、夏衍监誓，聂耳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国大业中，他的歌曲、电影剧本充满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唤起了民众的希望和斗志，赢得了业界的尊重。在信仰的鼓呼下，他的创作愈发娴熟。经过不断学习、总结，聂耳与田汉合作的革命歌曲很快在社会上流行起来。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对民族危亡的紧迫感，引起了社会民众的共鸣。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实施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从1933年底开始，上海的电影界刮起了一股反动风，不仅有拍摄过进步影片的公司被反动派捣毁，而且聂耳供职的联华影业公司也因承受不住压力而将他辞退。在党组织的安排下，1934年4月聂耳进入英国人经营的东方百代公司工作，他巧妙地利用外国公司在华的权利以及先进的设备、技术，以“灌制畅销的电影歌曲为名……组织出版了一批进步歌曲”。同年，党为了恢复电影战线的斗争，以“团结教育民众抗日救国”而成立了电通公司，发行革命作品。聂耳一边在百代公司忙碌，一边与电通公司合作，热情投入革命。

1934年是聂耳创作热情最高、成果最丰的一年，他自己也在日记中写道：“1934年是我的音乐年。”这一年，他与田汉合作为电影《大路》《开路先锋》《飞花村》《新女性》以及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写歌，创作出了《大路歌》《飞花歌》《牧羊女》《毕业歌》《新女性》《码头工人歌》《打砖歌》《打桩歌》《苦力歌》《卖报歌》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深受民众喜爱。但后来由于《飞花歌》《牧羊女》被美国人经营的公司灌制成了唱片，引起了百代公司的不满，聂耳因此辞职，又回到了联华影业公司。在这前后，田汉为电通公司创作了一个以抗战为背景，以青年为主角，彰显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电影剧本，但不待他完成创作，国民党反动派就逮捕了他。被捕之前，田汉匆匆地将电影主题曲的歌词——也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写在了香烟的衬纸上。为了最终完成拍摄，夏衍沿着田汉的思路写出了剧本并更名为《风云儿女》。当聂耳得知此事后，主动找到夏衍，承担起了为《义勇军进行曲》作曲的重要任务。

《风云儿女》的剧本使聂耳深受感动，《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使他热血沸腾，为了谱出宏伟的旋律，他废寝忘食地创作，“一会儿在桌子上敲节奏，一会儿坐在钢琴前剧烈弹奏，一会儿放声高唱，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转动”，完全沉浸在了中华民族为生存、独立、尊严而战的豪迈中，完全沉浸在了无数热血儿女以血肉之躯抵挡枪林弹雨的悲壮中，宏伟的旋律不断地涌进他的脑海，并最终化作音符落于纸上。

《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手稿影印。

聂耳的革命音乐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1935年4月，党组织获悉国民党要逮捕聂耳的消息，为了保护聂耳，党组织决定送聂耳出国，经“日本到欧洲、苏联学习、考察”。临行前，聂耳向《风云儿女》剧组再三保证一定会尽快把定稿后的《义勇军进行曲》寄回国内。聂耳没有食言，他于4月18日到达日本东京后，便着手修改《义勇军进行曲》，月底就将定稿后的曲谱寄回国内。《风云儿女》剧组收到曲谱后加紧制作唱片，5月9日灌制成唱片公开发行，11日又在报纸上刊登词谱，24日电影《风云儿女》首映，《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大江南北，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奋勇杀敌、保家卫国。

不幸的是，聂耳却英年早逝。1935年7月17日下午，聂耳与友人到鹄沼海滨游泳，不幸被海浪吞没，年仅24岁。消息传回国内后，社会各界悲鸣，文艺界特为聂耳举办追悼会，到场之人无数，即便追悼会现场挂出了“客满请回”的牌子，但也挡不住前来送别的人流。

聂耳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他所创造的革命音乐却永远回荡在中华大地上，激励着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周恩来总理曾直言：“许许多多的青年人，是沿着聂耳、冼星海的歌曲走向革命的。”著名史学家郭沫若为聂耳墓志铭题词“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声鼙鼓”。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确定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正式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以立法形式捍卫国歌地位和国歌尊严，这也是对聂耳的最好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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