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地球因我们而美丽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的心路历程

赵营波

摘要：能否统筹解决各种全球性的不协调问题，决定着全人类的生死存亡，也决定着国家可持续发展及整体效益。当代志士仁人们应该自觉承担起这个崇高而沉重的责任。相关的文理工各门学科和各行业应当协同努力，拯救地球上适宜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构建可持续高效益的和谐社会；为此拼搏，历经艰辛、坎坷、委屈、磨难，在所不辞，才堪称尽心尽力和英勇高尚。本文论述了阻碍可持续发展的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及科技创新被阻碍的真实情况，提出了一些可以深化的研究课题，供有关研究者和决策者们参考；还论述了发展未来学和大协调学，对引导完善科技结构和高校专业设置的作用。对立志成才的青年学子们，也提供了一些恳切的建议、鼓励和启示。

关键词： 拯救地球；大协调学；社会责任；反腐败；科技创新；高校改革

[中图分类号] G4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10年12月，我被中国科协牵头组织的评委会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后[1]，许多青年朋友都想学习和了解我取得国际前沿的原创性科研成就的经验、体会，一些比较了解我的朋友、老师和革命老前辈，也认为我应该写篇文章谈谈历经万难创立大协调学（Macro-coordination Science）的心路历程，并对科教兴国提供一些建议。他们说，既然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那么，科技界的精神文明就很重要；历经磨难的科研人员既然能出优秀的科研成果，就一定有坚强的精神支撑，就应该为精神文明建设尽力。一些报刊媒体也一再催促我写出此文或者同他们做节目。因科研工作太忙，拖至2011年7月才写出三千多字的初稿，许多长期关怀、支持、指导、帮助我的领导干部、专家、教授、朋友、同事、学生们认真阅读后，热情地提出了许多修补建议，我也就随之陆续修补至33稿。一些权威级科学家、资深教授和领导同志审读后认为，这第33稿比较完善了，文中论述切身体察的大量真实情况及科教兴国不可回避的深层次的严重问题和务实的建议，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及建立健全反腐败机制，对党政机关效能建设，对健全管理制度、改革管理方式，对建立科技创新扶持机制和创新教育模式，对有关研究者和决策者们都有重要的研究、参考价值；有益于社会文明进步，也有益于引导青年学子们增强社会责任感，立志成才。于是，我发到博客上进一步广泛征求修补建议。

令人欣喜的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已经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大力领导下，中国的生态环境已经开始本质地好转。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得到了全世界关心生态环境人们的普遍好评和积极响应。许多网友、读者都建议我再根据新的情况和科学发展修补此文再发表，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效力。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革命老前辈们，中国未来研究会和中国系统工程研究会、生态环境部、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等相关方面的领导和资深专家们，也给予好评和进一步修补建议。根据大家新的建议我又作了修补。期盼此文有助于提高读者们对保护地球生态环境的认识，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科学素质；有利于革除严重阻碍科技创新的各种落后因素和腐败势力；引导科技研究转化为国家强盛的社会生产力，引导和帮助更多人取得国际前沿的科研成就，为我们祖国争光。希望大家参与拯救地球和祖国可持续发展的伟大事业，让世界因我们的协作努力而增添美丽。

一、责任感是最好的导师

有人把科学当作兴趣；有人把科学当作名利追逐；我认为，科学是严肃的责任。比如你的孩子病了，你必须要送他到医院治病, 你即使没兴趣，即使没名利，你也必须尽心尽力，因为这是你的责任。古今中外，所有为人类进步做出卓越成就的科学家，都是责任感很强的人。那些整日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喜欢自我吹嘘、不愿扎实努力、一知半解就半瓶醋晃荡、自挑自，极力抬高自己的人，都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人，都不可能有大的出息。我的体会是：责任感是最好的导师。时代责任感会像基因一样引导我们学习最值得学习的知识，组成并不断发育我们有效的创新能力或对解决实际问题有效的知识结构；社会责任感会像冲锋号一样催促我们选择对人类进步最有意义的奉献方向。责任感能在关键时候让你做出正确的选择，能使你看淡个人名利得失甚至牺牲个人兴趣、看重奉献实效，能根据自己情况做出切实努力，能使你忍受别人难以忍受的刁难和折磨，能使你全天候跋涉，即使忍辱负重时也能不断做出真正有利于人类进步和祖国可持续发展的成就。

责任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生来具有的，它是时代风云、社会教育、个人学习与经历、工作实践等许多因素铸就的灵魂。我这个年龄层的中国人，都是在学习雷锋中长大的，我在上学时能背100条毛主席语录，积极找机会做好事，曾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1971年春天我在部队当兵时，响应毛主席“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列主义”的号召，开始在业余时间通读马列原著。“9.13”林彪叛逃事件提高了我认真学习马列原著的自觉性。对马列原著系统的学习，引导我开始了解和学习欧洲文化和世界历史，拓宽了视野，看到了广阔的世界，也增加了我对人类进步的责任感。后来我转业到地方在化工厂医院当医生，我在医疗实践中发现许多病都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不协调造成的；工厂排放的污水、废气严重危害周围地区农田的土壤和粮食、蔬菜品质和产量，危害可持续发展。于是，我自1973年开始关心和研究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问题，为此开始系统地学习相关的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并在基层展开社会调查。1976年写出论文《关于积极性问题》，首先提出恢复奖金和工资改革等建议。被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推荐给国家有关部门参考并得到回信好评。（后来有学者说我当时提出这类建议是要承担风险的，我说当时不知道风险这么大也没顾及许多，只是通过在基层的切实体会和真实调查，认为应该为国家发展尽这个责任）。我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发现，许多微观不协调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实现宏观协调，于是研写出长篇论文《关于经济理论工作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的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内刊（1979年6月）专期发表[2]，最早提出科技、教育、卫生、经济、生态、资源、环境、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研究课题。

1978年，全国试行“文革”后第一次招考研究生。我报考工业经济专业研究生，考分在报考该所的考生中居前列。因执意要研究人口、生态、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卫生、科技、教育等各方面的宏观协调，报考材料被转到自然科学的研究所，也因“这个方向的研究属世界空白，本所无师资”，更由于文理分家的科教管理体制的束缚，使未来学等文理交叉的学科至今难以招生和发展，被鼓励“向华罗庚院士学习，走一条自学创新的路”。为尽这份时代责任，我毅然踏上了这条艰难的路。没有足够的责任感就不可能做出这种严峻的选择。如果从个人名利得失来考量，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很吃亏的。当年考上并就读研究生的朋友们，很多都当上了博导、院士、省长、市长，我却历经磨难与坎坷、曲折，工作条件、工资待遇都不如他们，至今还是单身汉，尽管科研很忙，生活却没人照料。

但是，若从为人类进步和国家可持续发展奉献成就的实效来考量，这种自我牺牲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自1979年至今，我在全国和国际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刊物发表了《人类大转折时期的科技革命》、《宏观调控与大协调学》、《环境容量与城市综合规划》等有关未来研究及环境与发展协调的210篇论文，出版了《大协调学》、《协调发展与改革问题》等三本专著，创立了一门文理工交叉的新学科——大协调学（Macro-coordination Science），即研究人类同自然与社会各环节大尺度交叉协调规律及其应用的科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委员会主办的《百科知识》1986年第10期发文《协调发展与大协调学》；《光明日报》1993年3月22日三版发文《大协调学及其开发前景》；《科技日报》1993年10月10日发文《寻求和谐的智慧——谈谈大协调学》；在美国出版的世界未来研究会会刊“Futures Research Quarterly”(Summer 1987, Volume 3,  Number 2.), 也发文“New Ideas and Forces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向全世界介绍了我创立的这门新学科。研究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的专家何钟秀教授和唐绍忠高工在《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88年4期联名发表《赵营波创立的大协调学》一文，在国内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至今还被一些网站挂在网上。

《大协调学》系列成果，1994年通过省科委组织的鉴定并推荐上报，经国家科委组织审评，被作为国家级重大科研成果正式登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研究成果公报》1994年11期向全世界公布后没有争议，正式授予了证书。这门文理交叉的新学科——大协调学，得到国内外未来学、环境科学、地理学、生态经济学、规划学、科学学、水利学、卫生学、系统工程、人口学等相关的各门学科专家们的好评；也得到国际科学组织公认，被作为文理交叉学科编入《未来研究世界名人录》、《中国现代地理科学人物辞典》、《社会科学学科大全》等17本辞书。

1984年6月，生物学教授、副省长杨纪珂看到我在期刊发表和会议交流的一些论文后，把我推荐给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经考核破格调入专职从事科研以来，独立完成国家科研项目1项、主持承担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1项，获全国和省级奖17项，其中有3个一等奖。有许多研究成果及建议被国家部委和省主要领导批示采纳及好评。1995年我被全国总工会、国家教委、国家科委、人事部、劳动部组成“全国职工自学成才奖评审委员会”，评为“全国职工自学成才奖”(同时获得“全国职工自学成才者”称号，按这5个部委联合发的文件相当于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还有一些奖励和优先政策。但是落实到各省的人事部门却各不相同，有的积极执行，有的不执行，也就在提拔、评职称等方面受影响。但我相信组织人事部门能逐渐落实中央“务实人才观”的精神，因为这是务实发展的客观需要)，全国共评出的51名获奖者都是有真才实学且干出卓越成就的人，德才都比现在毕业的博士生强很多，人数也少很多；更比那些在职研究生学历实在得多。与他们同伍，我引以为荣。2009年3月，我被作为30年来长期从事未来研究并做出卓越成就的未来学家，被评授“未来奖章”和“中国未来研究会先进工作者”称号。

2010年，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精神，中国科协牵头组织开展了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评选活动。名额控制得很紧，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未来研究会等一些学会，都只给1个推荐名额。中国未来研究会人才济济，有院士、博导、将军等许多高级人才。大家都看重原创性的科研成就，决意树立科研成果最多、质量最高、奉献效用最好的先进典型。中国未来研究会常务理事会根据我长期从事未来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创新性成果，是在未来研究国际学术权威期刊和国家级期刊发表论文最多的中国未来研究专家；公认我成果质量高、社会效用好、学风正派、工作勤奋、有报效祖国的奉献精神，经过认真的审议和讨论，从三位候选人中民主推荐我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候选人上报，经中国科协牵头组织的“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评审委员会”评审，授予我“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中国未来研究会等一些单位的网站都可查阅“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赵营波同志先进事迹”）。整个过程干干净净，我不但没去北京活动，没有请客送礼，甚至中央领导同志接见的授奖仪式也因我当时脚扭伤而未能出席。这也说明中国未来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和中国科协组织的评委会的同志们风清气正，真心促进科学事业。得到这种名至实归的荣誉，心里感到很踏实。社会反映也很好，有许多网站自动转载了我们的先进事迹，并得到网友们的广泛好评。这也是社会精神文明的实效建设。

有位学界老前辈说：“当年全国招考的研究生有十几万人，现在每年毕业的博士生少说也有几万人（2002年，我国招收博士研究生3.7万人），但是取得国际前沿成果，得到国际公认的学科创始人，只有你赵营波一个。你是非常之人，走了一条非常之路。”我说，我也想走正常的道路，但是前面没有路时，前进就必须自己开路。高教专业设置落后于时代要求是难免发生的，现在各高校已经普遍感到了，今后还会经常发生。有志者应该主动为时代尽责，填补空白。我的人生格言是：不干可干可不干的事，不做可有可无的人。我希望这能成为所有追求高品质人生者的格言。创新型自学是科技人才与时代协调的必要途径之一。有必要永留此路。若能得到足够的扶持和鼓励，对未来很有意义。

“每条平坦的路  前面\都是崎岖的路\\每条宽阔的路   前身\都是很窄的路\\只要前进\就不能不走\不好走的路\\这艰难的奉献之路  自学之路\ 也就是\光荣的路”（ 苍 桑《光荣的自学之路》）。

当人类面临各种极不协调问题交织成的困境危害人类可持续健康生存时，我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医生及时为之救治而竭尽努力，并取得了成效。我也从中感到了我的人生价值。“如果我们长年累月地辛劳，只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就无异于那些埋头于个人发财而奔忙的小老板们；如果我们吃亏吃苦受委屈，只是因为个人的兴趣，则同那些日夜玩牌、搓麻将者没多大区别；如果我们自觉肩负人类进步的责任，牛犁地一般坚持不懈，消防队员救火一样义不容辞，自然堪称英勇壮丽了。人因劳动成就而自豪，因责任感而高尚”[3]。

二、为了那长跪不起的重托

1978年夏季的一天，我正在工厂医院门诊工作，许多病人围着我。突然都安静了，我发现有位老大姐跪在我面前。我立即起身要扶她起来，她却说要先说完，求我答应她的委托才肯起来。她的弟弟是该厂锅炉车间的锅炉工，外号叫“老实头”，身强体壮，五大三粗的身板，每天上班只是埋头干活，很少说话。有时生病了，我给他开病假条总是说不要，即使强给他开了病假条，他也很少交其班组长休息。当年全国调升工资，文件规定按18%比例晋级，一线工人可以多一些比例。他们班组共6个人，评选的结果是其他5个人都晋升工资了（其中有经常迟到的，有旷工的，还有出事故的），只有埋头苦干、从不迟到、连病假都不休息的“老实头”没有得到晋升。他是内向性格又很要面子，想不通，生闷气，于是得了精神病。人是理性动物，当理性被严重扭曲，超出了他的心理承受力时，就会患精神病。他姐姐对此很气愤，找该车间主任、该厂厂长等反映情况、提意见，都没得到满意答复。听说我这个医生在业余时间学习马列原著，常为工人们主持公道，于是来要我帮她弟弟主持正义、讨个公道。我耐心地听她讲完后，诚恳地答应她一定尽我所能为她弟弟主持公道。我随后用半个月的业余时间认真调查这个典型事件，结果得知那3个经常迟到、旷工、出过生产事故的人之所以能晋级，全因为他们在厂部或车间管理层有亲戚或会搞关系，晋级评选前后都送过礼请过客或上面有人打招呼。我找厂长详细汇报了我调查的实情，他也认为这类不正之风不制止难以搞好生产，同时也感到很难彻底治理。

我也很气愤，但不知道该批评谁？批评车间主任吗？车间主任说他一个月都没睡好，反复思考怎么摆平各种关系。但是他就是没想主要搞好同生产者的关系，把最能劳动的人弄病了。你以为你只是亏待了一个“老实头”吗？你是伤害了所有诚实劳动者的心，损害了所有劳动者的精神利益和社会正义，你是破坏了劳动生产力！此事会影响广大工人诚实劳动的积极性！会刺激许多人把主要精力和时间用于“跑关系”，而不是用于提高劳动成效。厂风和社会风气就会随之败坏！！这种事普遍了就会挖空社会主义的基础，社会主义大厦就会倒塌！“苏维埃”就会解体！！问题的性质十分恶劣，非常严重！！这里面没有巨额贪污和贿赂，没有触犯法律，但是你能说这里面没有腐败吗？什么是腐败？阻碍社会生产力，破坏生产力就是腐败。这是定性的认识。有了定性的认识，才能引导定量的研究：不仅要统计腐败分子攫取多少财富，更要计算其造成多大危害。把最能劳动的工人折磨病了，至少应算政治事故或管理事故。但是话说回来，这个车间主任该骂又不该骂。他虽然没有优秀的品质但也不是太恶劣，他的思维模式和大多数基层管理者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基本类似。他确实从他个人利益思考怎么利用这次调资机会加强和扩大他的关系网，但是如果他忽略上面的各种关系，那些上级的或职能部门的裙带关系就可能不仅阻碍这个车间主任的提拔晋级，还会利用职权刁难这个车间的正常生产运作，也会直接或间接地破坏生产力。孰轻孰重？把他个人利益和车间生产利益加在一起作法码平衡下来，自然就顾不上“老实头”的正当利益了。（这绝不仅是“老实头”个人的正当利益，亏待了这类诚实勤奋的劳动者，社会经济整体效率就会不断下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难以体现。孰轻孰重？必须首先进行大尺度的衡量）。批评厂长吗？厂长说他和这些事都隔着一层，不知道下面这些事。批评这种体制吗？批评这种管理方式吗？谁应该为研究改善管理制度和理顺利益机制尽责呢？当然是社会科学及其科研人员。我就是社会科学队伍中的一员，那么，就批评自己吧！批评自己是有责任感的品质体现。我认为，任何单位若不能有效地防止出现“老实头”这种问题，却说其体现了社会主义性质及其优越性，都很勉强。社会科学应该进行周全的研究，为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完善提供科学依据。

此事对我的触动很大，促使我思考了许多问题，增加了我的社会责任感。（我认为这种把诚实劳动者气病了的管理方式，是破坏生产力的落后的带有封建性质的管理方式，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必须彻底改革。必须在具体的管理中体现出社会主义原则，社会主义的优势才能切实发挥出来。期盼志士仁人们同我一起努力实现这个根本性进步的改革）。我当年还向市劳动局汇报了我的各种调查和建议，他们对一个厂矿医院的医生学习马列原著并运用于研究解决现实问题很赞赏，介绍我利用业余时间调查了全市十几个企业发生的类似问题，我都作了详细的调查记录或大病历，写出了长篇研究报告《怎样促成普遍而持久的积极性》（1978年7月1日），国家和省级有关部门都认为“很有参考价值”并来函给予感谢和鼓励。

从那时起，我立志为社会治病，把研究解决各种不协调问题当作毕生事业。我在工厂医院当医生的8年期间，继续利用业余时间认真通读马列原著，同时切身体验和调查企业及地方社会各层面的实际运作情况，得到大量一手资料和真实研究的成果。提高思维能力才能提高调查研究质量，系统地学习过马列原著的人会有犀利的眼光，能看到问题的实质。钦差大臣式的调查和身处其境的体验与思考，会有不同的见识。经万种事，才会对世事认识深刻。现实问题既是我的考卷，也是我的书。

从那时起，我陆续发表了许多与此相关的论文，在网上也可以查阅。这是理论性很强，实践性强的课题。有些管理干部看后认为很有道理，就是不想实行，因为实行了促使劳动协作成效最大化的管理方式就不容易以权谋私了。必须把各单位整体业绩同管理干部名利密切挂钩，才能理顺利益机制，才能实行让每个人以其劳动成效决定收益的管理方式。这应该是“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课题之一。期盼为健全社会主义奋斗的同志们共同努力。“老实头”这些病例，都只是极端例子，大多数情况不是这么极端但压抑劳动积极性的性质是相同的、普遍的。例如，至今在一些医院，许多医生不是把主要精力用于钻研医学科技、提高医术，而是把几乎一半的精力和时间用于钻营各种关系，否则就很难评上职称。善于钻营各种关系的医生甚至很少阅读医学期刊、甚至出了医疗事故，也能评获高级职称，甚至还能获得一些荣誉称号。这就是药源性疾病、医源性疾病不断上升的社会病根。社会疾病需要社会医生尽责。

干事业和干工作的区别在于：给工资就干活就是工作，不给工资甚至贴钱也干活就是事业。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克服万难拼搏的成就，我们应该继承革命先烈的事业和精神，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捍卫劳动者们的权利与社会协作成效，才能使党旗永不变色，才能代表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代表社会进步的方向，才能使社会生产力顺利发展。干事业有什么好处呢？首先高尚的事业能使人境界开阔，能超脱地看待世俗，不屑参与俗不可耐的或龌龊的事情，这对健康生活和身体健康也有益；其次，有生活目标的干活的人永远年轻。我每天都在读书、学习、探索、研究、干事业，所以我的知识每天都在更新。我的精神在更新中永远年轻。

几十年来，那位老大姐长跪不起的重托，一直压在我的心上。我认为，那位老大姐是代表人民群众向所有马列主义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托。我认为，内耗不是社会主义，腐败不是社会主义，污染不是社会主义。健全的社会主义运作机制，应该让劳动者不受委屈，让最能劳动的人能够舒展腰肢干活，能最受尊敬、最能得到扶持，并且能使生产活动本身有益于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我在调查中得知，官办的某些国营企业中的各种裙带关系严重阻碍高效益地运作，主管局官员或关系户比如供电局、银行、计委、物资局等单位或部门的掌握一定权力的干部，把他们的各种亲戚或有关系的人安插到企业上班，这些人在企业里，工作要挑轻松的工种，奖金、福利要拿多的，且不愿遵守工作纪律和劳动规则，时常迟到早退、无故旷工，企业管理者也因要照顾其关系而不能按章处罚，其他人也就同他们攀比，规章制度也就多数成了只是挂在墙上的装饰，科学管理也成了空洞的口号。这种源头性问题派生出的大量问题，导致许多厂矿的生产都不能达到其生产设备设计应达到的效益，投资平均效益、单位劳动效率等经济指标，都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务实地研究解决这个关键的实际问题，会带动许多学科的发展和认识。例如，“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应该完善为“以劳动成效获得收益”；参与管理权力的大小也应该以劳动成效多少决定。劳动成效至上和追求协作效益最大化应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原则。没有成效的劳动不能称其为劳动；没有责任的工作不能称其为工作；对提高整体运作效益没有效能的管理不能称其为管理；社会主义的高效益发展只能建立在高成效劳动及其高效能协作的科学管理之上。由这些认识出发，才容易展开一系列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和相应的伦理道德教育，社会主义才能实效地发展，才能在发展中自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在不断完善中逐步实现：每个人都能且只能靠自己的劳动成效获得收益，都可以成为靠劳动本领吃饭的光明正大的有尊严的人；能体现集体协作成效同每个成员的名利关联而促使每个人都关心集体、都乐于支持别人提高劳动成效。从而使最能劳动最有成效者在集体中能得到最多支持和关爱，不想劳动或成效达不到参加协作要求者能得到及时的纠正或被淘汰。在此基础之上，灿烂的精神文明之花才能欣欣向荣地生长开放。

我在1989年发表的长篇论文《中国走向21世纪的大协调策略》中说：“资本主义像黑白电视，虽然目前图像较清晰、噪音也少，这是经过二、三百年反复调适修改的结果，并且终究要被彩色电视所淘汰。社会主义像刚研制出来的彩色电视，虽然目前图像还不够清晰、噪音也较多，却是很有希望的，代表着发展方向。只要我们细心调适，认真改进，就一定会在各方面超过黑白电视。要有这个信心”[4]。理论上说，每个人都必须参加劳动，都必须靠劳动成就吃饭的社会，肯定是更加富裕、平等、民主、自由、博爱的社会。但实际上，由于利益机制没有理顺，制度不够健全，很多协作潜力没有开发出来，甚至被压抑了。所以说，社会主义虽然道路艰难，但潜力很大，前途光明。社会主义也有一个从不健全到健全，从不完善到完善，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育过程，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必须且能够有效地前进。

1998年秋季的一天，我应邀外出讲学在回单位的路上，看见一位衣衫褴褛戴着眼镜的50岁左右的人，坐在两块砖上，趴在某机关大院铁栏下的墙沿上，垫着两个大笔记本，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旁边放着一个旧提包开着，包里有毛巾、水杯之类。一看就是位上访者，可能还是位中小学民办教师。在院内外的红花绿树掩衬下，反差格外令人心酸、心动。真想把这个情景拍张彩照，取名《信任》发表在我当编委的杂志上。我停车注视了很久，思想许多，始终没有拿出相机拍照。我深切体谅这些上访者的艰难，怕摄影造成误会，又给他增加一层心理负担。我希望有画家能把这个情景画出来，感染教育大家。劳苦的人，受了委曲，没有去闹事，而是来请咱们政府伸张正义、讨公道，不是很珍贵的信任吗？不是重托吗？希望咱们公仆们都能深想到这一层，不要怕麻烦，不要敷衍搪塞，不要浮躁，热情接待并认真处理来信来访，还要主动下去搞好调查研究，为人民尽职尽责地做好工作。

为人民的工作是很崇高很光荣的工作。有些反面演员常因自己不得不表演坏人损害自己形象而苦恼。每个为人民工作的人，都不会有也不该有这种苦恼。我们有充分的自由在人民给的职位上，充分表达我们心中的真善美，富有成效地尽可能多地做好事，同时也通过我们的表现树立党和政府的美好形象。还要研究制订一整套制度和措施，建立只有想且能为人民干好事的人才想才能当官的利益机制。“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最美的歌是从心中唱出的歌，最美的人是人民心中赞美的人。

我们在研究处理来访来信和调查中要注重发现机制问题，要始终不忘“存在决定意识”这条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实际问题中认真审视：社会利益机制是否被扭曲了？工作制度、管理方式有什么缺陷？政策、法律有什么漏洞？既要及时地解决具体问题，更要努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决不能在制订工作制度和管理方式中掺杂私心，明知怎样的管理方式才能提高单位的整体成效，却为了方便谋私或照顾自己的私人关系而故意制订有漏洞、有空子、弹性太大、可随意偏差的管理方式，并以此“合法”地谋私。这是能否“立党为公”、“立法为公”、“主政勤廉”的关键性大事；也是上级领导者查检下情督促改进的着眼点。要让干部们都明白：百姓易虐，苍天难欺！

社会科学的责任就是要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科学依据和有效方法。全国大约有56万社会科学工作者（据2008年有关统计，包括社科院、党校、高校等），如果每人能为社会解决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的社会问题就会越来越少，社会就会在不断完善中不断提高协作成效，就是很大的社会生产力。如果都不愿或不能为社会解决问题，那么，这一大帮人就是让老百姓白养活的寄生虫，就是国家社会经济的一个大包袱。必须从整体上审视这56万人为社会解决了哪些问题？还必须认识到凡是为解决社会问题贡献了效能的研究成果都是社会科学成果，贡献了这种成果的人都是社科研究者，比如农业承包责任制。如果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只是喜欢写空对空的所谓论文，一辈子没有为社会解决一个实际问题，那么，他就只是打着社会科学旗号混饭吃的人。如果他因研究不全面不深入而发表了不成熟的成果忽悠人们、误导决策，阻碍或破坏了社会生产力，那么，他就不仅是失职、渎职，而且是社会罪犯！即使没人这么严厉追究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社会科学工作者也该自觉地认识和担负起这种社会责任。有些科研人员常说难以找到有价值的课题或思路，只得写一些议论古文的文章，甚至这种题目也因搞得人太多而搞不下去了。似乎天下的题目都被人写完了。这主要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原因。如果你只是为个人评职称、评奖等名利出发，总想写一些既不尽责也不承担责任的文章，既不解决认识问题也不解决实际问题，绕开社会紧迫的问题找空对空的题目，怎么能找到有价值的课题？如果你能以研究解决社会问题为己任，以研究解决人类可持续生存与发展为己任，主动把这些责任放在心上，就会感到有干不完的事，研究不完的课题；就会认真研读别人不想读但对认识问题很有价值的艰深苦涩难懂的专业论著，就会不惜舍弃个人名利而勇于在现实中认真探索和坚持真理；就能在人类进步和祖国可持续发展中贡献力量。

社科成果的评价和统计方式也亟待改进，要改变只是统计篇数字数的做法，要注重统计研究解决了哪些重大的认识问题和实际问题，研究解决了哪些中小问题。重大和中小问题怎么分类？评价指标有哪些？怎么统计？研究难度、创新程度、风险程度、效用程度、应用效益怎么认定？都需要认真研究。

我要求自己所有的科研成果都要能转化为社会生产力。2007年，我主动申报并承担了省科技厅下达的科研项目“党政机关效能建设的大协调学支持研究”，虽然已经完成6篇研究报告并都得到省领导同志的好评和批示，早就可以结题了。但是，我总感到还没达到那位老大姐的要求，还应该进一步努力，要再研写一篇更务实、可操作性更强的综合性研究报告。学界的有些人只要文章被刊物发表就满足了；有些人以获奖为最大目的。我的最大目的是要尽到责任，能为社会解决问题发挥实际作用。有了这种追求，才会自觉地提高科研成果的质量和效用。

为了那长跪不起的重托，我付出了几十年的努力，要用一生去履行诺言。“捧起你的脸\抚摸着你的条条皱纹\道一声“辛苦了”\\你满含眼泪\ 伸出胳膊\要我看你的道道鞭痕\\我深切地问：“还痛吗？”\于是，你捧出你的心\上面布满了委屈\\我终于知道\这才是你悲伤的根源”（苍桑，《交心》）。

三、目的高尚、刻苦认真、持之以恒，才能使学习成效最大化

我从来不嫉妒任何人。不是遭受嫉妒太多的人就不会嫉妒了，而是心境高尚开朗的人，希望大家都上进、都有成就，自然就不会嫉妒。嫉妒是极端自私的人用别人成绩折磨自己的愚蠢行为；羡慕是目标远大、品质善良的人因别人成就得到的享受。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最大化地为社会贡献力量，并且希望年轻人超过自己。我时常把我多年研究的心得和观点告诉学界朋友，希望他们展开研究，为社会进步多出成果。他们都很感谢我，有些人还在发表的论文和专著中说明受到我的启发和指导。我根据自己的科研经验写出了讲稿《提高科研和写作水平的基本要领》，应邀到一些单位讲学，都受到欢迎和好评。希望我的讲学能引导和帮助多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进行国际前沿的科研，在国际学术权威期刊发表论文，为中国争光，推动人类进步。（在国际学术权威期刊发表原创性论文，对提高国家科技的国际地位很重要。其荣誉不亚于奥运会金牌）。否则就没有发言权，国际上面临重大问题时，有关机构或组织就会主要在国际学术权威期刊查找有独到见解、有分量的科学家，联系合作和征求意见。一些国际科学组织就是在一些国际学术权威期刊看到我的论文，主动邀请我为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1992年6月，里约热内卢）提交论文《运用大协调学顺利达成全球环境与发展合作协议》。 受到关注和好评后，邀聘我为联合国“未来世界研究计划”（UNU\WIDER\ Millennium  Project  Feasibility  Study）大协调学顾问（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科学报》1993年6月7日头版较详报道）。2002年我又以联合国“未来世界研究计划”大协调学顾问名义，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全球高峰会议”（约翰内斯堡，2002，8.）提交了长篇论文《大协调学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被联合国有关专家和官员传阅并存档，还专门来信给予好评和感谢。该文中文稿在《未来与发展》（北京）2002年5期头版发表后，也受到许多读者好评；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生态环境与保护》2003年1期头版全文转载，至今还被一些网站全文转载，被一些论文和论著引用。

20多年前，听一个年轻人说他努力学习就是为了能出人头地。我当时就感到不舒服，但没往深处想。近年来社会出现的一些事件促使我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学习目的不同就会有不同的学习方式，也就会有不同的学习成效。可以说，“出人头地”是封建主义的意识。为什么要把压人一头作为主要目标呢？“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不更好吗？一个人如果只是为自己谋求出路，那么，他的出路是很有限的；只有在为人类进步努力拼搏中，把个人的命运融入祖国的可持续发展，才会有广阔的前途。

“努力作对社会更有用的人”则是社会主义成才意识，对社会有用才能参与社会协作。每个人都要努力发掘自己的潜力，尽力提高自己对社会的有用程度，社会协作才能欣欣向荣，不断提高社会整体效益。只是要为提高自己地位及待遇而学习的人，最容易接受应试教育。你考什么，我就学什么，只要能考上大学或研究生获得文凭就行了。至于学了这类知识能为社会解决什么问题，是完全不关心的。即使毕业后不得不改行就业，即使学所非用，即使不能做出成就，只要靠文凭得到相应的待遇，能混日子就行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这种陈旧的应试教育模式和懒惰的学习方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了。靠应试教育建立的知识结构，不可能有多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只要看看许多毕业生学所非用的情况就能明白。迄今的中国高校，许多专业的毕业生对口就业率很低甚至几乎全部要改行就业，说明这些专业设置及其考卷设计都落后于时代发展，这种指挥棒引导的学习内容也是落后的。每个学生都应该关心自己学习的内容（包括课程、课本）对将来就业或所要干的事业是否有用，即使专业课不准选择，也要在选修课上认真选择；每个教学课程设计者和课本编写者及教育者都要经常研究时代变化，预测就业市场需求，与时俱进，为学生构建符合社会需要而能有效参与社会协作的知识结构和技能。否则就是误人子弟，就不能使对教育的投入和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

胡适大弟子、美国教授唐德刚曾当面对我说：“你是个天才，要珍惜自己。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诗歌、散文等次要事上。认准一个方向，一辈子集中精力把大协调学创建得比较完善就很好了。”我问他：“天才有无标准？”他说：“以美国的标准，大学培养不出、做出优异成就的创新人才，比如爱迪生，就是天才。天赋很高的人都是野生动物，可以自己找有用的书来读，就是上大学也是自学为主。你创立了一门得到国际公认的新学科，当然是天才”。他还说：“优秀文章就是最好的教材，优秀的人就是最好的教师，这都要靠自己去找。”他的话对我启发很大，鼓励也很大。我在科研中也感觉到：优秀的著作就是最好的教材，不管它是否被列为大学课本或参考书；优秀的人才就是最好的老师，不管他是否被授予博导。我承认天赋在科研中的作用，天赋高的人也就是在某些方面比较聪明的人。我妈妈的记忆力就很强，几十年前的事她都能记得很清楚，她的心算能力也很强。我可能是得益于她的遗传，30多年前读过的书都能清楚记得，有些精彩段落还能随口背出。没有良好的记忆，怎么能搞大协调学这种文理工大交叉的研究？不过，我认为责任感是最重要的。你虽然天赋较高，但是你只是把你的聪明用来打牌、下棋、炒股、赌博，不关心人类命运，不认真搞科研，你怎么可能写出拯救地球的优秀论文呢？学界曾有人指责我搞得都是大题目。我回答：“不管大题目还是小题目，只要是人类进步需要做的题目，都该尽力去做。为了拯救地球，这些大问题总得有人研究”。搞全球大协调的研究，要操心许多别人都不管的事，时常感到大协调学就是全世界的脑袋，是地球的智慧，所以感到很累，也很光荣。有时我对着发表的许多成果目录思忖：这些都是我写的吗？这么大的题目，怎么都让我来写？地球上其他人为什么不思考这些大问题？可能是上帝拿着我的手写的。这上帝就是时代责任感，就是人民的重托。有了责任感，就会发现干不完的课题；特别是对严重阻碍人类进步和祖国发展的问题，只要还没人研究，不管多么艰难，都会自觉努力去尽责。

名师名家或国家级拔尖人才的客观标准

下面是国际和全国一些长期研究科学学和科技管理的专家们对衡量标准达成的共识，供参考：

1、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发表了两篇以上原创性的论文；2、在本专业学术期刊发表原创性的论文100篇以上，并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和人类进步发挥了可证实的作用；3、论文被全文转载30篇以上；4、有3名以上专家公开发表文章给予好评。5、被较多地引用或列为参考文献，有3万个以上网站介绍其科研成果和报道；6、出版了能代表本学科国际最高水平的专著；7、学风正派，没有抄袭剽窃等不良记录；8、获得了国家级荣誉称号。9、国家级研究会（学会）常务理事；10、名师还得有教学成就的硬标准，要能培养出优秀学生，没有培养出足够多优秀学生的教师，不能算是优秀教师[5]。

高尚的目标、务实的追求，会引导我们学别人不愿学但很有用的知识、读艰涩难懂但很有价值的书，构建走向目标所需要的知识结构，学习承担时代责任所需要的有效技能。有了这种方向性的优势，还要刻苦、认真，持之以恒。高速运转的陀螺仪，方向才稳定。40多年来，我每天钻研至夜深，节假日也不休息，时常一天就吃一顿饭或两顿饭、四季穿衣不跟时。我的一些银行存款单过期十几年，不是忘记了，而是没时间去处理。有几张存单过期长达16年，储蓄所的营业员说这就很吃亏，这在全国都算稀奇事。我的劳累还不止这些，因我1971年在部队医院当兵时，野营拉练中为伤病员们送开水服药，不幸掉下山崖，摔成左胳膊肱骨粉碎性骨折和严重脑震荡，昏迷多日，住院3个月，落下脑震荡后遗症，时常头痛，特别是阴雨天时头痛剧烈。忍着头痛坚持进行这种造福天下的大协调学研究，没有强大的精神支持和顽强的毅力，是不可能坚持下来的。我曾在日记中要求自己“以军人的毅力克服学习上的困难”。英雄麦贤得是我的榜样。我搞科研初期写的诗《著文》，可能对有志青年都有用：“一篇文章千滴血\心血熬油几滴滴\\几番昼夜不能眠\咬文嚼字当充饥”（苍桑作于1978年6月）。现在有些同事说我的文章好发，我说：“我的文章好发，却不好写”。古今中外的好文章都是用命写出来的。我发表的论文几乎每篇都被转载、引用或被应用于实际工作，我30多年前发表的论文至今还被一些网站全文转载，被一些专家的著作列入参考文献，足以证明我的论文质量和我认真科研付出的努力。搞科研时不能分心，要学习老母鸡抱窝孵蛋的执著精神。要永远把正在搞的课题研究及正在写的论文当作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才能写好这篇论文，才能干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才能为人类进步和祖国可持续发展尽责尽力。

1992年初，有关国际科学组织邀请我为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交论文，我认真写出了《运用大协调学顺利达成全球环境与发展合作协议》后，请安徽大学英语系孙庭芳等教授帮助翻译成英文。孙教授建议我再找中国科技大学的外教用其母语帮助修改审校以确保翻译质量。中国科技大学的领导同志让其外事办帮助联系一位澳大利亚籍的英语教师马蒂·莫（Marty Morrison）女士和她的女儿麦伦妮（Melame Morrison）帮助我审译修改。马蒂·莫（Marty Morrison）女士是英国人，在澳大利亚做过英文杂志的编辑。我特地带了几百元钱，要请她吃饭。她通过外办的翻译说：“我说过，因为赵营波先生写的是拯救地球的论文，很重要，很有意义。我非常愿意帮助他翻译和修改，不要任何报酬包括吃饭。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尽量多给我一些时间，让我多修改几遍。从我手里拿出的东西，必须达到我心中的质量标准。”我听后很受感动。从她的高贵人格中感到澳大利亚的国格和英国人民的人格伟大。这种注重质量和无私协助的高尚精神一直感动、鼓励着我。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继而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成功，其中更有许多经受了严酷检验的真理和为事业拼搏的奉献精神值得学习。革命老前辈、原安徽省人大主任王光宇同志听说大协调学后，专门约我到他家面谈。我向他汇报了大协调学的研究情况和在国际学术期刊和全国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出版的专著等成果后，他说：“大协调学对社会主义建设很有用。比如淮河治理就涉及到四个省多方面的协调问题，只有搞好淮河流域大协调，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好淮河。”他说，自从离休后一直在研究淮河流域四个省的协调问题，他把长期收集的大量资料和积累的研究心得笔记都交给我，供我使用和参考，希望我写出系统化的可操作的能解决问题的论文。我说：“您已经有这么厚实的研究成果了，我帮您整理成系统化的论文发表就行了。”他坚持由我进一步研究后再写出论文，以我的名义发表。我退而要求联名发表，说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容易引起决策层重视。他还是不同意，只要求在国家级正式学术期刊发表后，送给他一份就可以了。我在王老十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认真研究，写出了《建立淮河全流域大协调水利机制——运用大协调学统筹解决全流域防涝抗旱问题》，在《未来与发展》（北京）2005年第2期发表后，安徽省人大副主任张春生给予好评，并批示给安徽省水利厅吴存荣厅长参考。吴存荣厅长如获至宝，他接受中央电视台长篇采访时，把该文的内容都讲到了。有同事看完这个电视节目后说吴厅长讲了许多我这篇论文的内容，却没提我的名字，没有尊重我的知识产权。我说：“这不重要。只要他没讲错，能为国家水利建设发挥好的作用就行了。产权属于祖国，属于人民。”我之所以能这么说，也是受革命老前辈王光宇同志教育的结果。

新四军老干部、原安徽省人大副主任郑锐同志说：毛主席教导我们，领导干部要学会“弹钢琴”，十个指头都要动，又不能乱动。讲的就是大协调的道理。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搞的统一战线和一系列政策调整，就是大协调。搞好了国内外大协调才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传统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人崇尚耕读文化，勤劳善良。世界各地的农耕民族的特点普遍是专注自己的种植和收成，没有对外侵略或拓展的意向，希望各自相安无事；保守、开拓性差，同时很注重内部争斗的成败得失，窝里斗的内耗很大，对外却往往胆小怕事。很多中国人本来心性懦弱且不够团结，残暴的日本侵略者肆意杀戮掠夺中国人，致使中华民族到了被灭绝种族的危险程度。中国人被欺压得忍无可忍不能再忍，不得不奋起反抗，万众一心团结抗战，舍家抗日、舍命拼搏直至胜利。胜利后，许多中国人企盼能致力于经济发展，但是腐败的国民党政权无心于经济建设，执意打内战，阻碍和破坏社会生产力，致使民不聊生，人民只能心向虽不够强大但立党为公、清正廉洁，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共产党。大嫂大娘连夜赶做军鞋、大叔大爷推着小车千里送军粮，青壮年积极参加解放军，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改天换地，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是以广泛参战的形式，用实力民主选举了共产党政权。例如，淮海战役我军为什么能以60万人打败近80万的国民党军？因为参加支前的老百姓就有500多万人。敌人被围困在包围圈里，断水断粮，冻饿而死者不计其数。我军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粮食、弹药供应充足，士气高涨。陈毅同志说得好：“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转引自：迟浩田《永远抹不去的记忆》）。得民心者强大，失民心者垮台，正义的力量不可阻挡；人民心有公道，山河自有正气，这就是大协调规律。研究大协调学必须研究吸收这些实在的规律和胜利的经验。

20多年来，郑老陆续地给我讲了许多战争时期和建设时期的实例，供我学习。例如，在淮海战役将要胜利之际，蒋介石命令派爆破专业军队准备炸毁淮南煤矿和电厂。淮南煤矿是就近直接供应上海、南京的重要动力原料基地，战略意义十分重大。上级要求郑锐同志任政委的津浦路西凤阳山游击总队确保淮南煤矿安全地顺利转交。郑锐同志和周衣冰等同志商定，派人找掌管淮南煤矿的倪荣仙、胡卫中两人谈判，揭示国民党腐败政权的黑暗，劝其向往光明的前途。他们最后要求给予加盖公章的书面保证：只要他们保护淮南煤矿安全移交共产党政权，就确保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和继续留在矿区工作等。当时总队没有公章，又找不到专业刻章店铺，有书法特长的郑锐同志就用肥皂刻了一枚代表解放军和人民政权的公章，加盖在他和司令员签写的公函上，终于使淮南煤矿安全地移交给新中国的人民政权手中[6]。郑锐同志在当时的军队中算是有文化的干部，但是他没有文化人迂腐的毛病。如果那时拘泥于“在肥皂上自刻公章，是否正规？” 就可能耽误大事。无论用什么材料和谁刻制的公章，只要得到总队司令部的确认，就是合法的公章，就能用来加盖公文。既不是私刻公章，也不是伪造公文。相反，即使用优质材料和专业人员刻制的公章，若没有得到使用单位的确认，也属于私刻的公章，也应该依法惩处。这种灵活机动和实事求是结合的典型事例，可以帮助人们走出教条主义的死板的思维模式，取得胜利。打仗和发展经济都不能思想僵化，改革开放也是克服僵化的成效。我觉得这些来自实践成功经验的知识，比书本上的知识更宝贵。我就是郑老带的研究生。

革命老前辈、原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孟亦奇同志（1921—２０００年）也是我的导师，他说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奉命到敌占区附近搞土改，“一手拿枪杆，一手拿算盘”，把地主的地分给农民了，但是，农民担心邻近的敌占区出兵欺压他们，都不敢种地了。结果造成了抛荒，征收军粮都困难了。向中央汇报情况后，中央指示在游击区（拉锯地带）把“土改”改为“减租减息”，情况立即好转。这就是大协调。我从这些实际的经验教训中学到了许多知识，充实了大协调学的内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战争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和逐渐形成的“三八作风”等优良传统[7]，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胜者为师是大协调学的重要原则，在这里得到进一步确认。

有许多关心人类命运和祖国可持续发展、有社会责任感、敬业精神好的学界前辈、专家、教授，无私地支持我们的大协调学事业，可以列出很长的名单，比如：杰出科学家钱学森院士、科技政策专家于维栋研究员、系统工程资深专家于景元研究员和李英举教授、软科学专家张永谦教授、未来学家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秦麟征研究员、未来学家张继泽研究员、经济生态学家吴人坚教授、环境科学家叶文虎教授、地理学家廖克研究员、地球系统科学专家毕思文研究员、世界经济学家罗肇鸿研究员、世界政治学家高恒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邓寿鹏研究员（2012年评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生物学家王岐山教授、微生物学教授武觐文、数学家许义生教授、农村社会学家辛秋水研究员、数学副教授黄红选、经济学家黄婉英教授、水利专家曾绍慈总工、城乡总体规划专家李祖舜总工、王建新主编、徐志辉主编、高晓玲主编、宋昌琴编审、周文斌主任、邹仁煜编审、游思怡主编、干海珠主编、蔡建霞主编、华军主编、王锦副主编、曹建平副主编、江世亮编审、方守狮副主编、郑峰编辑、杜述胜副总编、计永超主编、岳毅平副主编、科学学与科技管理专家何钟秀教授、信息数控专家周顺兴高工、国际问题专家陈翰笙院士、历史学家张椿年研究员、生态历史学家崔永红研究员、发展战略专家侯世昌教授、人兽共患传染病专家俞东征研究员、卫生学专家潘发明教授、天文学家罗先汉教授、哲学家张岱年教授和郭月争教授、法学家康英杰教授、伦理学家罗国杰教授、文学家和诗人卞国福教授、中药学专家戴敏教授、自然辩证法家栾玉广教授和赵作权研究员，还有翻译家盛学莪教授、孙庭芳教授、何功杰教授、徐守平教授、程云艳副教授，等等，都曾给予我指教、帮助和鼓励。

有许多为人正直、事业心强的领导干部，如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陈健教授、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王金山副主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杨多良副主任、全国政协蒋作君副秘书长、国防部原部长迟浩田上将 、中共中央直属管理局曲琪玉同志、环保部周生贤部长、环保部科技管理司原司长鲍强同志和生态司原司长刘玉凯同志、国家广电总局王太华局长、安徽省人大原主任王光宇同志和原副主任郑锐同志、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孙金龙同志、安徽省政协主席王明方同志、安徽省人大常务副主任臧世凯同志、安徽省人大副主任朱维芳同志、安徽省人大原副主任张春生同志、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李鉴同志和郑幼枚同志以及王栋臣主任等革命老前辈、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书记王彦民教授、中国未来研究会张文范理事长和夏震秘书长、中国报业协会石国雄副会长、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陶思亮同志、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研究员、司法部研究室主任王公义教授、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室副主任赵劲松博士、清华大学文科建设处处长苏竣教授、北京市政府绩效管理办公室张国兴福主任、安徽省科协党组原书记何济成同志、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窦永记同志、中共安徽省委统战部原副部长孟凡民同志、安徽省科协原副主席李光恒、安徽省科技厅徐根应厅长、 安徽大学原政治系安正英主任、安徽省收入分配研究会张耀文会长、中国民主促进会安徽省委原副秘书长罗晓宝同志、国际徽商交流协会周本立会长、安徽省情研究会朱先发顾问、安徽省淮河文化研究会陆勤毅会长、安徽省社科院原副院长张云生研究员、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朱文根研究员、安徽省经济学会倪学鑫会长、安徽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施立业研究员、安徽省《资本论》研究会杨俊龙会长、安徽省中华职业教育社裴民宪副社长、安徽省财政学会黎学东理事、安徽省科协办公室陈元原主任和学会部田万龙部长，等等，都曾给予我关怀、好评、批示和扶持。

还有许多企业家和单位领导、读者、朋友，如：中石伟创（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静华理事长、安徽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程春雷同志、安徽慧明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王振军董事长和李玉总经理、合肥佳速科技公司禹秀黎总经理、上海家卿机械模具有限公司王国民经理、合工大老干处原处长朱仲贤同志、白忠宝（安徽）秘书、解放军150医院原院长杨中有教授、安医大附院眼科陈积中主任、白跃云护师、王守丽护师，安徽中医学院电教室原主任王世安研究员、安徽中医学院附院陈永主任、陈荣东研究员，还有一些熟悉或不太熟悉的朋友如陈旭、张皖苏、刘皖玲，等等，都曾给我许多支持和帮助，使我感到温暖，受到鼓励。诗人郭小川在《秋歌》中说：“人民的乳汁把我养大，党的双手把我抚育成人，不是让我虚度年华，而是要我参加伟大的斗争；同志给我以温暖，亲人给我以爱情，不是让我享受清福，而是要我坚持继续革命。” 我想，我也应该以更好更有用的科研成就造福于人民，报答领导、老师和朋友们的厚爱。要使他们感到对大协调学的关怀、扶持和帮助，都是值得的，有意义的。

我曾发表一些散文、诗歌、论文或其他形式表彰、赞扬过这些高素质的人，今后还会陆续发表文章或其他形式表彰、赞扬支持大协调学的志士仁人们。大协调学是致力于统筹解决和预防各种全球问题的科学，是拯救地球的科学，是全世界最高尚、最可信的慈善事业。这个高尚事业使我有机会结识许多关心人类命运的心灵纯净、道德高尚、才华出众的人，是我最大的精神享受。我由衷地感谢他们给予的关怀、扶持和帮助，更感谢他们使我感受到了人世间的友善和美好。

可持续发展宏观协调是人类发展方式的深刻革命，同人类历史上的科技革命、政治革命、社会经济革命有许多相似之处，需要学习先烈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拼搏精神。人人讲协调，事事讲协调，才能实现大协调。我认为，比我发展顺利、比我条件好的人，更应该为全球大协调做出奉献和成就。我们必须学习二战胜利的精神和经验：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着胜利团结起来，全力协同作战。这是最后的战争，我们从此走向全球大协调文明。这是更值得为天下奉献的大事业，我们为此付出的每一滴汗水，都能直接推动人类的共同进步，希望更多的仁人志士来共同努力。

“当人们休息时, 我在工作；当人们醒来时，我奉献上一个美好的黎明”（苍桑）。

四、我感到我就是黄继光，我必须冲上去

2005年4月初，我从《新安晚报》上得知有些官员和经济专家想在安徽省境内的长江边上建核电站，决策层将在5月初讨论其提交的可行性论证报告。我感到此事关系安徽省可持续发展大局，不能任由其仅仅从局部收益出发损害全省长久的发展利益。安徽是农业大省，如果遭受核泄漏的污染，产粮自己不能吃也卖不掉，几十年翻不了身，何以为生？！安徽又是能源大省，煤往外运、电往外送；腿不瘸，何必弄个拐杖？！必须运用大协调学从全省可持续发展大局出发，研写出全面分析的有充分科学依据的研究报告，为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决策提供必要的周全的参考。非常紧急，我必须赶在决策之前研写出来。否则，就是我没有主动力尽责任。安徽有个大协调学研究中心，就不能让安徽在这种大策略上吃亏！于是，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时常来不及吃饭，经常忙到半夜1点多钟才从办公楼下来，弄得值班干部都跟着受累。不仅劳累，还担心得罪上面的领导同志。非常紧张。那时，我感到我就是黄继光，我必须冲上去！我在这个位置上，又从事大协调学研究，我不尽责谁尽责？大协调学不能让安徽吃亏，不能让中国受危害。连续一个多月日夜兼程搞研究，终于在省领导决策之前写出了长篇研究报告《在我省建核电站的利弊分析——相关建议和反对意见的10个科学依据》（1.6万字），及时交给了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及各位常委，省领导同志及时批示给有关部门认真参考。也得到了一些革命老前辈的支持。终于在正式会议上决定“十一五”期间安徽不建核电站。消除了发展规划的隐患。该研究报告被内刊摘要公开发表后[8]，也被一些省市是否建核电站决策时作为系统化的科学依据参考了。这篇研究报告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勤奋不等于敬业，敬业是自觉地努力承担本职业对社会的责任。比如，研究大协调学的人若对盲目建核电站这种大事置若罔闻，就不能算是敬业。

这种紧张拼搏，影响了我的健康，视力下降、白发突然增多。许多亲友都为我心痛，但是我觉得，为了决策的眼光明亮，为了广大人民群众可持续健康生存，这种紧张拼搏和牺牲都值得！！从那时起，我就因视神经疲劳眼睛开始模糊，直至2007年发生左眼视网膜脱落被转到北京同仁医院手术治疗后逐渐康复。即使在康复期间，我也没放弃责任，我采取口述让朋友帮我打字的方式，完成并发表了《在环保的前提下解决能源问题》（世界环境，2007，3.）；《大协调经济观与高效益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2007，6）；《转变经济思维方式与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未来与发展，2007，8.）;《实施高效益的可持续发展——未来安徽可以成为华东首富》（《科学发展观与生态省建设》文集）；《安徽可持续发展十大优势》（《咨政》2007，10。省政协主席批用） ；《拯救地球要求经济学全面更新——建立大协调经济模式及经济理论，走向美好未来》（未来与发展，2008，6.；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资深教授吴人坚先生和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先生联名写了《从新的经济学视野研究新的世界经济问题——读《拯救地球要求经济学全面更新》一文》，给予好评）；《运用大协调学统筹抗震救灾和相关研究》（自然杂志，2008，4.）。

2011年3月11日，日本地震时福岛核电站严重泄露，再次显示了核电站的危害。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的许多领导干部都感谢我2005年提供了有先见之明的研究报告，使安徽避免了重大的决策失误。环保部和国家核安全局的同志也感谢我2007年发表的《在环保的前提下解决能源问题》中对核电站的中肯评判和建议，并希望我再做研究。于是我又研写出了《健康的生态经济要求计算核电的全部成本》（生态经济，2011,7.）；《还原核电成本原貌》（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6,21.），进一步揭示了核电的生态成本和各种隐性成本，促使大家理性思考。人民网、光明网、求是理论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文明网等许多权威网站都转载至今，点击率很高。2012年10月2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讨论并通过《核电安全规划(2011--2020年)》，正式决定 “十二五”期间即三年内不安排内陆核电项目[9]。终于使我稍微松了一口气。有些国家的环保专家说他们的能源决策也参考了我的有关论文及科研成果，并来电感谢。三年后是否要在内陆地区建核电站？三年内是否应该停建或拆除全球的核电站？希望全国及全球关心并致力于核安全及环境保护的各类专家及官员们和人民大众协同进行全面研究、周全论证，共同维护并实现人类可持续生存。

外省有些学者问我，安徽省2005年采纳了你的重大建议，避免了核电决策失误，给了你多少奖励？我说：“《红楼梦》中林黛玉说：‘我写这诗稿，不求金堂御马登高地，只求高山流水遇知音’。只要能让国家建设避免损失就行了。中国科技人员就是物美价廉，要有奉献精神”。30多年前，有位注重道德修养的老同志曾对我说：“做人应该像伞一样，当别人需要的时候，就撑得最大去发挥作用；当别人不需要时就收缩得最小，放在最不碍事的角落里”。我一直记着他的这句话。

令人欣慰的是民间给了我一些实在的奖励：安医附院眼科陈积中主任得知我为紧急赶写反对在安徽省内建核电站的研究报告，累伤了眼睛——左眼视网膜脱落，立即写信请他的学生、北京同仁医院眼科魏文斌主任亲自为我认真手术。魏主任的高超技术和同仁医院干部病房护士们的细心护理，使我的眼睛恢复了光明，现在常戴墨镜只是为了减少强光刺激，预防白内障，其实视力比同龄人都好。安徽中医学院附院老中医陈荣东主任，从门诊病历上看到我的名字和单位后问我：“您就是写出反对在安徽省建核电站报告的赵营波吧？”得到确认后，他把手机号码写给了我，并说：“今后您来我院看病，先给我电话。不需要挂号和排队，直接找我就行。您的时间宝贵，从我这里给您省点时间搞科研，多出成果”。还有白跃云护师、王守丽护师等，也时常关心和维护我的健康。许多好同事都赞成我维护安徽生态环境的努力，尽可能帮助我，例如，孙俊山副主任细心地陪同我去同仁医院治疗，贾维富副处长时常亲自帮我维修电脑和电器，令我感动。合家福超市江红漫经理在我脚扭伤时多次派人给我送货上门，卫岗菜市场的一些菜贩如陈明亮等朋友对我也很照顾，总是选质量好的菜卖给我。有时我付了钱，却忘了拿菜，第二天再去时，他们还替我保管着。这些民间的关爱，使我感到很温暖。为人民可持续生存拼搏的科技工作者，能够得到人民的真心关爱，实在是值得欣慰的事。

曾有网站要和我签合同：授权该网站独家转载我发表的所有论文和专著，该网站定期按点击率和下载率同我分成收益。我坚决拒绝了该网站的要求，并且建立了“赵营波新浪博客”，放上大量科研成果及目录和散文诗歌，供大家免费阅读或转载，还允许各网站提供免费下载《大协调学》电子书的服务。我常对大家说，大协调学不是我个人的私有财产，它属于中国，属于全人类。大协调学是奉献性的事业，需要高智商、高情商、高品格才能做出优秀成就。几十年来，只要是发展大协调学应该研究的课题，不管有无资助，我都认真地研究；只要是需要大协调学发挥独特作用的任务，我都会自觉地去尽心尽力。例如，虽然我正在研写第4本专著《走向大协调》时间很紧，但是为了应对美国最近挑起的贸易战，我立即抽出大块时间研写出论文《建立大协调贸易观，化解误判造成的贸易纠纷》，及时发给了北京的报刊。

2008年5月12日中午，我正在办公室（10楼）修改论稿，突然感到大楼摇晃了。同事们都说：“地震了！快跑吧！”我沉着冷静地把修改好的论稿用电子邮件发给期刊，按正常程序关闭电脑后才从楼梯走下来。感到我就像战场上完成任务才撤出阵地的战士，心里很踏实。随即得知那是四川汶川发生8级地震波及到合肥地区的感应。我立刻自觉放下一切公私事,放下正在修改的书稿,主动和应邀为一些相关部门如民政部、交通部、环保部、卫生部、总政治部等和有关领导同志提供了15条咨询和建议。均被及时参考或采纳。上海《自然杂志》（双月刊）听说后，约我将这些建议中有长久参考价值的部分整理成文并补充新的内容，发表长篇论文《运用大协调学统筹抗震救灾和相关研究》（自然杂志，2008，4.），提前出刊并以特快专递寄给四川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参考。该文发表后也被一些网站转载，被本院主办的《社科信息》2008年第8期全文转载； 特别是其中的“生态土葬”建议及其在汶川震灾区的初步实现，受到许多老年读者好评，《安徽老年报》2008年10月10日头版以标题“生态土葬研究成果介绍”摘要转载。我也因此被安徽省民进评为“抗震救灾优秀会员”。

我们在战胜灾难中相互支持相互鼓励着，更值得赞扬的是抗震救灾前线的同志们，受他们事迹的感动我那时创作了几首诗歌，因当时无暇投寄报刊仅以笔名“苍桑”发在网上，在此顺便修改发表，赞扬我们中国的抗震精神：

“余震仍不断\救灾已群起\\上至主席、总理\下至士兵、村民、海内外连心人\扒开废墟救活人\担架抬送受伤人\\周全安置，亲切安慰\\同胞情义重，各国友谊多\救灾救难见真情\\放眼全球各震区\幸为中国人”（苍桑《抗震救灾情》2008，7，9．）。

“被水泥块深埋的几天里\ 你坚持用手电读书\ 被抬进帐篷， 你接着读\一天课也没拉下\ 因为你要赶路\\ 今天，解放军把你从废墟中救出\  明天，你要为家乡建造震不碎的房屋” （苍桑《希望》）。

“恋爱时，你忙于工作\ 新婚不久，蜜月未完\ 你就去抗震救灾\\ 现在，你长卧于汶川之旁，松柏之下\ 有时间了吗？让我同你谈谈家事：你救的学生们 正在帐篷学校读书\ 他们是你生命的延续\\ 将来，待我们的孩子出生长大\我也会教育他“以人民为重！\ 将来，如果祖国需要，我也会同你一样化作永恒\\  希望我的所作所为 都能配得上你”（苍桑《延续》）。

2010年4月14日青海省玉树地区发生7.1级地震后，我密切关注前方有关报道。经过认真研究，感到我2008年在《自然杂志》发表的论文《运用大协调学统筹抗震救灾和相关研究》，对该地区抗震救灾仍有参考价值；我在《未来与发展》（2009年12期头版）发表的长篇论文《运用大协调学编制可持续高效益的综合发展规划》，对其灾后重建和编制“十二五”规划也有参考价值。于是给青海省骆惠宁省长和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回良玉总指挥分别写了短信，并将两份论文复印件分别挂号寄去。自信能为抗震救灾发挥应有的作用。

2010年4月17日中午11点，我跑得浑身大汗。一是因为累；二是着急，因为要赶在邮局中午邮车来前寄去我抓紧时间写出的抗震救灾建议和研究成果及资料；三是担心，因为我2005年因赶写《在我省建核电站的利弊分析》累伤了眼睛，紧接着又忙于赶写第四本专著，终于2007年造成左眼视网膜脱落，到北京同仁医院手术成功，安医眼科陈积中主任医师嘱我不要快跑防止再次脱落。但是，为了及时支持青海省玉树地区抗震救灾，我还是尽快地跑。三年没跑步了，已经很不适应，跑得很累！

赶到合肥市包河区银菱邮局时，上午的挂号邮件已经封包。营业员解芳看到我跑得大汗淋漓，信封上注明“抗震救灾研究报告”，立即请示班长钱勤想办法支持。她们两人决定破格处理，紧急采取特殊措施并请已经来到的邮车押运员和司机等几分钟，终于使这两封挂号信及时赶上了上午的邮车。对抗震救灾来说，早一点寄到就可能及时发挥作用。此事虽小但足以说明，这些同志对支援青海省抗震救灾是多么自觉。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勤毅同志说：“完全自觉的人，就是高尚的人”。包河区银菱邮局的两位当班同志和邮车押运员及司机就是高尚的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6日19版、《安徽老年报》2010年5月5日头版和一些网站都报道了此事。抗震救灾充分显示了全中国人民大协作的情谊。“你的心就是我的心\ 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地动山摇，吓不倒亿万人民\ 高原缺氧，挡不住同胞情义\\ 只要有一线期望\ 我们就会全力营救\ 因为你是共和国的生命\\  我们共同生存, 共同前进\ 我们是共和国坚强的生命”（苍桑《坚强的生命》）。

“超载的重型卡车\又超速行驶在坎坷曲折的窄路上\尘土飞扬\噪声不小\自然很累，还容易引起路边人们的非议\\然而，这是去救灾的车, 承担着刻不容缓的使命\希望得到善良人们的理解”(苍 桑《使命》)。

五、忍辱负重，我没时间上访告状；真实的磨难让我写出真情的诗歌

中国有尊师重教的文化传统，所以“教师节”容易火起来。但是缺少支持科技创新的社会传统，科技创新被贬低为“奇技淫巧”，甚至压制打击。许多人迄今都不知道科研成果的价值标准是什么?误以为只要写成文章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就算科研成果。缺少且不愿意使用评判科研成果的客观标准。以至于各类学术期刊激增但原创性的科研成果极少，更别说要求国际前沿的科技创新成果了。科研成果的使用也缺乏社会动力，例如，我结合当医生的实践和对医疗和医药系统运作及管理问题的真实了解，学习马列原著的有关论述，从社会整体协调效益出发，研写出了长篇论文《从社会宏观效益探讨医疗系统的改革》，最早提出废除以药养医的运作模式，建议实行“以治愈疾病的效率决定医院的合理报酬”，“克服药品的研制、销售、广告等各环节的一些不良做法”，并且从社会整体效益出发“改革卫生投资的计算方式”，先在《江淮论坛（内部文稿）》22期（1983年7月14日）专期发表，又在卫生经济杂志《卫生经济效益》专集（1984年12月）公开发表，社会反映良好，但一直没有引起卫生管理部门的重视。1991年，一位老前辈陪同我为此专门到卫生部老部长崔月犁同志家拜访，崔部长当时虽然已经离休，但仍然关心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听了我的汇报后，很支持，写了一封短信，介绍我次日去同卫生部三个有关的司长汇报。第2天上午，医院管理司和药品监督司等三位司长，听了我的当面汇报，看了我的这篇论文后，当时认为很有道理，留下了这篇论文参考，说要研究研究。但是，直到最近即2012年5月，才在北京市试行废除以药养医的模式。拖了近30年。如果当时就采纳实行，医改就可以健康发展，就可以给国家和社会经济避免很多损失。因这篇论文至今对医改仍有参考价值，我把原刊扫描成图片放到我博客的图片栏中供大家免费查阅。

许多人甚至不知道科学是什么，以至于容易被某些打着科学旗号搞封建迷信的人所愚昧，把神圣的科学事业当儿戏。缺乏扶持和鉴定科技创新的社会机制，尊师重教也就只能搞一些复古教育，教授许多陈旧的不实用的知识，这样的教育投入很难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甚至还会成为中国走向未来的包袱或障碍。

整个人类正处在从不可持续向可持续发展的大转折中，各种科研项目和大学的专业设置乃至每个专家教授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都必须适应这个大转折而全面更新和调整。人类所有的成就和才华必须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和检验。实现这个大转折，要求评价一切科技成果的价值必须要按照6个标准：1、发现了新的客观规律；2、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新的办法；3、有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4、有利于为人类争取美好未来；5、有良好的可持续的微观效益；6、能提高人类经济社会系统同生态环境自然系统整合协调的宏观效益。达不到这6条标准，即使采取不良手段把论文发表在规格很高的刊物上，把很厚的书稿印在很漂亮的纸上，也不能算是优秀的科研成果。必须这么规定，才能促使科技在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服务中良好发展。对学科价值的评价也应该按这6条标准，还应该加上第7条：不可替代性和不可或缺性。实现这个大转折，需要大协调学带动相关的文理工学科交叉协作，共同研究统筹解决和预防各种全球问题，在全球宏观协调的基础上实现全人类可持续生存与发展。这种紧迫的严肃的客观要求，使大协调学成为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时代前沿学科。时代的责任要求我们必须立即展开扎实的研究。扶持新学科的发展比植树造林更要重注长远，一棵树十年可以成长起来，一门学科的成熟则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人类适应可持续生存需要的创新能力，决定着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国家适应可持续生存要求的创新能力，决定着该国人民能否可持续生存和该国的可持续发展。然而这种创新却是十分艰难的，需要冲破传统利益机制及其体制的统治，需要摆脱传统教育模式的束缚，需要有足够的奉献精神和责任心。

各国已经以可持续发展为新标杆展开了全新的竞赛。比较各国政府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我们中央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务实的最先进的指导思想，处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前沿水平。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优势。各行业各学科都要跟上来，才能把这种领导优势变成世界可持续发展竞赛的实际优势，在新的发展中走到世界前列。还要正视我们的劣势或缺陷，这就是我国文理分家程度比其它国家更严重的科教管理体制的束缚和障碍。这就更加需要更新旧体制，努力使科技创新、教育改革、可持续发展相互协调，建立文理工交叉协作的科教管理体制与大协调化的运作机制。这是中国争取美好未来必须要正视，必须要解决的大问题。

在中国进行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人同自然与社会全面协调的科学研究，有哪些难处？首先这种需要文理工相关学科交叉协作的研究缺乏师资、课本、资助：由于文理分家的教育体制的阻隔，很难有文理兼通的教师来培育能进行文理工交叉研究的学生，也就没人编写这种教材；虽然从理论上说，文理交叉的研究既可以申请自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也可以申请社会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但是实际情况是两头都很难申请到。再说，各门传统学科自己申请的课题已经多得难摆平，评委们怎么会牺牲本学科的利益去支持新学科的发展？基金会迄今还没有设立支持文理工交叉研究的学科组，要进行这种缺少资助的研究，只能拿出工资收入的大部分搞自费性的科学研究。这实在不仅仅是文理工交叉学科本身的困难，能否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关系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大局。

参评奖励、申报编制和重点学科资助等，也都碰到类似问题的阻碍，甚至在自然科学重点期刊发表的论文且得到著名科学家主动来信好评，在社科单位却不被算作成果。有些搞科技论文统计的专家说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边都发表论文的科学家极少，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自然科学的一个科研成果比社会科学的一个成果所要投入的工作量要大得多，却连一般成果都不算。没有足够的奉献精神怎能坚持下来？这种委屈和奉献，局外人很难理解和体谅。这种文理工交叉的创新性研究，更难得到社会理解与支持，甚至受到家人的干扰。要克服这些困难，只能走一条创新性自学和奉献性科学研究的路。那些为考文凭而学习的人、那些为获得奖励而搞科研的人、那些没有资助就不做课题的人，不会走上这条奉献和磨难并存的路。“我在天空往下看\地上的路大多是弯的\\可是，世人们说，有些确实走的冤枉\有些只能如此”（苍桑《路》）。

困难程度也标志着创新程度：比如瓦特、爱迪生、比尔.盖茨，这三位人类科技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创新人才，就属于无师资无课本性的创新；比如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R.卡逊，都属于无奖励激励、无保护的风险性科学创新。他们对人类进步和科技发展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创新成就。科技管理部门应该懂得这些创新程度的等级，给予积极的扶持和保护。郁达夫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而不知尊重英雄的民族则是可悲的没有希望的。”把科学家当作指路明灯的民族才会有前途，把科学家踩在脚下的民族则不会有出息。这是世界史反复证明了的规律。我不是瓦特，不是爱迪生，不是比尔·盖茨，我是大协调学的创始人，以拯救地球为毕生事业。相信你也关爱地球，愿同我一起干这个伟大的事业。

新学科都有一个从游击队到野战军，再到正规军的过程，在爱迪生发明一系列电器之前，大学不可能设立机电系。这就需要科技事业领导者们格外注意扶持这种具有重大意义的空白区的科技创新，大学也需要及时发现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价值的新学科，主动设立新的专业院系，及时扶持创新型人才和招收培养新学科的学生[10]。

除了客观存在的难处，科技创新成就突出者还会遇到许多人为制造的阻力和干扰；还会遭到某些嫉妒心强、作风不好甚至腐败干部的侵害。我也曾历经磨难，也曾遭受欺负，也有一大堆委屈。1986年全国开始评职称时，当时还年轻天真的我在职称文件（草案）学习会上说了一句“养鸡是下蛋的，科研人员要凭成果说话。” 当时的所长（他当时还只是所负责人，不是正式任命的所长；他因在文革中是造反派的头目、批斗老干部等问题，省委组织部没有批准我院提拔他的申报，但大家都喊他所长。直到本院有权自己提拔处级干部时他才被正式提拔）说：“有成果的不一定有水平，没成果的不一定没水平。”我问：“难道说，下蛋的不是鸡，不下蛋的才是鸡吗？”他对我发火并在会上吵了起来。会上30多人都只是听，不敢说话。会后我才得知他没有正式成果又想评高级职称，所以说歪理。在有关同志的劝说下，我立即在第二天早上当着许多同事的面向他道歉并说我是无意的。他虽然嘴上说：“会上争论问题，没关系。”我追问：“马上就要申报职称了，你不会因此给我穿小鞋吧？”他说：“你要相信我老×还是有点肚量的。”但是他随后却对我进行了各种打击报复。那时，我已经在全国学术期刊发表了27论文（有获奖论文，还有《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的论文），出版了一本专著，按照当时的文件《安徽省执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专业职务试行条例）的实施细则》（皖职改字<86>67号）规定，我完全符合申评正研的各项要求。但是我因顾虑和老同志的关系，只是填报了副研。当时的那个所长看过我填报的申评表后说：“年轻人谦虚点吧，改报中级吧？！” 为了表示尊重所领导，我顺从地重新填写了申报助研的申评表。（多年后我才知道上了他的当。因为申报高级职称是由院里推荐，让省高评委审评。所里卡不住。而申报中级职称，是由所里推荐，让院学术委员会审评。这样才能被他卡住）。然而，他却采取欺下瞒上的手段私自把我申评助研的申评表压了三年。他多次欺骗我说：“报上去了。院里没通过”。但是，院科研处张保卓处长（后调任浙江省委党校副校长，现已退休）和副处长莫增荣几次都说：“你们所从来没有把你的申评表和代表作报来，我们拿什么交学术委员会评审呢？”那时还没有指标的限制，他这么损人不利己完全出于嫉妒和报复。[建议组织人事部门对管理干部特别是科技单位的管理干部，首先要考察其品行，发现其有嫉妒毛病和以权谋私问题的人应该立即撤换。避免和克服管理中的负能量]。科研工作也受到他的刁难、压抑，不给我领稿纸，不给我报销办公费。例如，1988年我因长篇论文《人类走向21世纪的大协调策略》中选，应邀参加“世界未来研究联合会第10届世界大会”（北京，1988，10.），请假参会得到批准。该论文得到世界未来研究联合会主席马西尼博士等许多与会专家的好评，载誉而归。但是这个所长却不给我报销车旅费。我问：“既然同意我去参会，为什么不给我报销车旅费？”他却说我论文中选参会是给院里争光，应该让院里给我报销车旅费。院秘书长陈汝鼎同志说“你有人头办公费，应该在所里报销”。再找这个所长，他又说：“既然你热爱科学事业，就自费吧！”我问：“为什么我的办公费不让我用？”他说：“就算你给所里贡献吧！”后来，因论文中选参加的一些学术会议也都是我自费。我真希望有法律和纪律禁止这种明目张胆压制成果突出科研人员的行为，保护对未来学等文理交叉的新学科发展。可惜至今还没有这种法纪或明确的投诉受理部门。

这期间我要调动工作（包括调往本院其他所），要考研究生等，他都不放，我十分痛苦，因此患了右耳听神经瘤，医生说患这种病同心情长期受压抑和过度劳累有关。（虽然属良性肿瘤且已经治疗，但右耳的听力仍较低，耳鸣常年不止，令人心烦！这不是对人才的摧残吗？！这不是对科研工作的干扰和损害吗？！） 尽管遭受了如此欺压，我仍然继续埋头搞科研，每年都超额完成科研任务，没有上访和给上级部门或领导同志写信。如何正确对待？我翻遍了《雷锋日记》，雷锋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陈景润也未曾遇到类似压抑。但我当时坚信党风能好转，待党风好转就自然能解决我的问题。

直到1989年初，安徽省出版局局长张云生同志调任我院常务副院长后，我感到他为人比较正派，就向他详细汇报了上述情况，张院长认为应该查清解决问题。他把那个所长和我都找到办公室，并找来院办秘书陆训（现任院机关党委书记）作记录。张院长说：“今天谁说的话，都会记录在案。都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老×，你先说吧，赵营波的职称申报表你是否交到科研处了？交给谁了？” 那个所长看张院长认真了，不敢再胡扯，只好说：“我忘在我抽屉里了。”我说：“三年来，我先后问了你无数次，你都说交到科研处了，是院评委会没通过。怎么张院长刚问，你就想起来了？！你这不是故意打击报复、非法压制吗？！”张院长立即说：“赵营波你也别太较真了。你到老×办公室好好谈谈，交换意见，尽快解决问题吧！”那个所长又故意拖延了一段时间，才在几位院领导的多次催促下，解决了我的中级职称评聘问题。不久，在院领导的多次关心下，把我调到专业比较接近的本院哲学所继续从事大协调学研究，同他管的所脱离了关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压制和刁难、折磨成果突出的拔尖人才的现象？关键是没有建立所长工作责任制，干好干坏一个样，就是任由嫉妒成性、品质不好的所长胡作非为。没有责任制，心性恶劣的人就会干出许多“损人不利己”的荒唐事，危害国家发展。（有些科研成果较多的同事多年前就要求制定所长责任制，使各所的总成果同所长本人的名利挂钩，提高所长为全所出成果服务的积极性和责任心，至少不会过分压制、刁难成果多的科研人员。即使仍然有品质恶劣的所长嫉妒和欺压拔尖科研人员，其他专业相近研究所的所长，也会主动来挖走成果较多却受到虐待的科研人员。还要进行人均成果量各所排名公布，促成各所所长珍爱并扶持人才干活。这是科研单位效能建设的关键措施，也是提高全院科研成果总量及质量等级的重要机制。可惜，本院和许多科研院所至今还没实现。这同全国改革的大背景相背。或许只有上级领导部门给本院制定了院长效能责任制，院长才会积极地给所长们制定责任制）。责任制是改革的核心。对任何工作都首先要制定其责任制，规定其必须达到的效能。任何没有责任只有权、利的职位，都会成为可以乱来的以权谋私的职位。这种乱来的人和部门或单位，不可能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提供正能量，只会破坏和阻碍社会生产力，必须及时地发现并清查、取缔或整顿刷新。这应该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重要职责和效能。层层有责任制，事事有责任，人人尽责任；实行全民责任制和责任衔接，才能在相互负责中确保全面协调，实现可持续高效益发展。没有责任制，人就可能恣意妄为；管理干部就可能胡作非为。要给各行业制定责任底线，比如：会计贪污、科研人员抄袭剽窃、科研单位的管理干部嫉妒及压制人才和侵占他人成果、行政部门管理干部以权谋私、纪检部门以案谋私、党政干部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或不愿抵制、政工宣传部门树立虚假的先进典型或故意抹黑、压制真实的先进典型，等等事件一俟出现，都应该实行一票否决制，立即淘汰出局。特别对管理干部更要制定全面严格的责任制，对劳动管理者制定责任制，才能促使他爱护劳动者，珍惜劳动力，努力提高劳动单位整体的效能。不仅要给各部门各单位的管理职位制定全面的目标责任制，还要建立良性竞争机制并要对全社会开放，允许外单位的人参与竞选管理职位，要让品质和才能最适合的人担任各种管理职位。任期一到就要重新组织竞选，任期不到但发现管理者的品质或能力问题跌破底线了，也要立即组织竞选。不允许品质恶劣的管理干部为非作歹干到任期届满甚至干到退休，不允许各部门各单位的管理职位成为封闭性的仅是其上级裙带关系或内部近亲繁殖的职位。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彻底打破这种类似封建性质堡垒的模式，建立起社会主义的“贤能者上”的竞选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反腐防腐。

我认为，全社会各行业都要反腐防腐，干部和群众都要反腐败, 例如假冒伪劣产品也是严重的腐败问题，也必须在坚决斗争中建立反腐防腐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治理。要让每个人都能且只能靠干好工作获得合理收益，不能以损害社会和他人获得不当名利，社会才能风清气正。无论你想干好什么，都必须首先反腐防腐；无论你是什么人，都必须反腐败才是好人。反腐败需要学习革命前辈们的彻底精神！！（希望此文也能成为反腐败的战斗檄文）。实行全民责任制既是社会经济有效运作、稳健发展的保障，也是建立反腐防腐利益机制的需要。实行全民责任制，才能使人们普遍具有责任感，而责任感是伦理道德的基础；一个对工作、社会、家庭都缺乏责任感的人，不可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实行全民责任制才能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我们在调研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时，都要着眼于不断完善责任制健全利益机制，才能防止问题继续发生，并使社会在不断完善中不断前进。制度不完善，坏人就能横行霸道，坏人就能欺负好人。

每个人都会努力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制度设计应该使每个人都只能以搞好工作实现利益最大化，并且还要使这种利益最大化符合社会总体效益最大化的要求而可持续。完善制度应该是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我从自己的切身体察中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还有许多艰巨的任务和沉重的责任，其艰难程度不亚于革命战争，也要学习继承革命前辈们不屈不饶、坚忍不拔的精神，全身心地进行艰苦卓越的奋斗，才能不断取得胜利]。

更突出的是1994年我的正研破格晋升指标被偷梁换柱的事。1994年我院根据省人事厅有关“中青年拔尖人才破格晋升正高”文件的条件，写了推荐我破格晋升的报告，并让我提交了10篇代表作和科研成果总结及目录。可是，待我的破格晋升正研的指标批下来后，却被那个曾经压制我3年的所长知道了。他同当时刚调来的一个院长（在“六·四”中犯错误被降职）过去私交很密，就厚脸皮地要求那个一把手院长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段，把我的破格晋升正高指标弄到他头上去了。他当时差一个月就60岁了，科研成果连申评中级职称的标准都没达到。显然不符合“中青年拔尖人才破格晋升”文件关于“40岁以下，成果突出”的两项要求。我向院人事处、科研处、纪检监察室、省人事厅等部门责问：“我的破格晋升指标到哪里去了？他的破格指标是怎么来的？”他们都不愿正面回答这两个简单问题，一些部门也相互推诿，踢皮球。[科研人员被侵犯、受委屈，到处告状没人受理的问题，不该发生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严正要求彻底查处这类“不作为”的部门及责任人。还建议在制度设计上研究责成某个常设机构主要受理和主动查处压迫和侵害科研人员的事件。科技法也要有专门的保护科研人员不受侵害和压迫的条款及法院受理程序。要在制度和机制上保障不再发生这类明目张胆地侵害科研人员利益的事件]。许多正派的同事都为我抱不平：“你和他早已不是一个所，他跨所侵占你的破格指标，手伸得太长了吧！”“他不是到处说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吗？该有成果自己挣一个指标吧？怎么能侵占自学成才的破格指标呢？太没出息了！连起码的羞耻心都没有了！”我说：“如果被别人侵占了，我心里还好受，他自86年压我3年，临退休了又侵占我中青年拔尖人才破格晋升指标，脸皮太厚了！令人难忍！”同事们纷纷劝我“不要再埋头搞科研了，拿出主要精力和全部时间去上访吧！！”可是我认为，科研是为祖国建设出力的神圣责任，科研人员在任何时候都要把科研放在第一位，继续埋头搞科研。“万家灯火满天星\坎坷曲折独自行\\今夜我踏蒺藜过\他日众生一路平”（苍桑《散步有感》）。

那个已到退休年龄的所长侵占我破格指标拿到正研工资待遇后就立即退休了，帮他实行偷梁换柱的那个院长和他在“文革”期间同是一个造反派的小头目。他们侵占我的破格职称指标后，还采用他们当造反派时的各种手法在各种事情上欺压我、造谣诽谤陷害我、刁难我。甚至有同志要给我介绍对象、有单位来联系我调去工作或合作，他们得知后也去造谣破坏，可谓无微不至！我这个年龄虽然没有经历“文革”，他们这些“文革”中的造反派，却让我真实地充分体验了“文革”期间老干部们挨整的各种滋味。他们还采取挑拨离间的手段，使有些嫉妒心强的人和有名利竞争关联的人跟我作对，跟在他们后面造谣诽谤，极力歪曲我，有的把我说成四季衣服不跟时，作息颠倒的怪人；有的造谣说追我的漂亮姑娘络绎不绝。（那些无中生有的谣言往往都相互矛盾）。放射生物学的研究发现：动物在冬眠时期受到的辐射伤害，只有到它苏醒时才能表现出来。“文革”对中国发展的伤害，只有到中国致力于发展时才能深刻地表现出来。我当时问一个年长厚道的同事：“我从不侵占别人利益，也没得罪他们，他们何必挖空心思造谣编派我？”他说：“主要是你的成果突出，在评先进评奖等等时都可能和他们争指标，他们自然要设法用各种手段压抑你。有什么奇怪的？”我说：“同事之间理应建立友好合作机制的，我要把这作为一个课题研究”。逆境迫使我深思：“应该建立怎样的机制，才能让最能劳动且成效最大的人得到最多的支持而不是嫉妒和刁难？怎样才能消除单位的内耗？才能提高单位的整体效率？”经过在长期的痛苦中思考，我发现必须建立把各单位整体绩效同各单位管理者名利直接挂钩的责任制度，使他们从切身利益上关心整个单位的工作绩效，把搞好整个单位的工作成效当作他的最大利益，他才会从单位工作出发关心爱护每一个积极工作的人；不仅要建立每个人的劳动成效直接决定各自名利的制度，还应该建立单位总成绩和每个人利益关联的机制，让每个人都不仅自己努力工作还希望别人努力工作且有成效；还要建立让辅助工种自觉辅助主要工种的利益机制，这些机制建立起来且有效运转了，各单位才能风清气正，最勤奋工作且最有成效的人才能得到最多的支持和关爱而不是嫉妒压抑，才能提高整体效率，才能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劳动成效至上，追求协作效益最大化，应该是社会主义重要原则。“按劳分配”应该完善为按“劳动成效分配”。我在许多论文中阐述了这些真理，我申报立项专题研究多年的“党政机关效能建设”，也是基于这些真理的认识。

后来，那个帮助他造反派同伙侵占我的破格正高职称的院长，又受贿卖官搞了三个“五假干部”，被省纪委查处（《安徽日报》1998年6月19日头版、《人民日报》1 9 9 8年 6月 2 2日 四版，都报道了）。我要求一并查处他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段把我的破格晋升正研指标弄到他“文革”时造反派小头目头上的问题。一些革命老前辈也为我伸张正义。三位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终于在2004年看到了我被侵害的材料，在他们的批示和催促下，落实了对我的奖励政策，解决了我的正研职称问题。历经10多年的磨难。虽然没有补偿我的全部损失，但毕竟得到了党政领导的关怀，总算基本走出了逆境和灾害。我深刻体会到，无论何时何地，如果让不学无术、整人有术的“四人帮”之类兴风作浪，就会祸国殃民。我认为，这如同噩梦一样不堪回首的遭遇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不幸，更是社会的忧患。这些遭遇加深了我对社会危难的认识，我从中感到了我的社会责任，所以我的许多论文都带着深深的担忧和沉重，都很务实。我们的国家本来应该是个高效运作的大机器，但是现在某些零件和螺丝生锈了，我们每个爱国者都有责任为共和国除锈。中央领导同志要求我们要有忧患意识，我认为这首先要能看到忧患问题。既然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就应该及时地认真研究解决科技界的腐败问题和阻碍问题，国家才能从根本上建立健全走向发达的发展机制。既然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那么，故意刁难、压抑、迫害科研人员就是破坏生产力，就是犯罪！就不仅仅是嫉妒问题。就应该有法律制裁。如果法律不能保护第一生产力，就是法律的严重空缺，就是法学的失职。

有位被那个所长侵占科研成果的老同志问我：“抗日战争才8年，你怎么忍受了10年才找省领导解决问题？你就是找不到上面领导，也可以写个大字报贴到大厅里让全院评论吧？或者强行在大会发言揭露他这种无耻行径。要不就像有些农民工讨薪一样，站到楼顶上要求公道，要求合理解决问题。”我说：“你能支这么多的招，你自己怎么不使呢？他侵占你的成果在前，侵占我的破格正高指标在后。如果他侵占不了你的成果，也不会侵占我的指标。这是腐败一环套着一环。什么成果都没有，他拿什么去评啊？就是有关系照顾，也得走个形式吧？你当时肯定也是顾忌他的权势压迫。再说，我每天都忙着研究怎样拯救地球，就像一个消防队员正在全副精力救火，小偷、流氓趁火打劫抢了这个消防队员口袋里的钱包。虽然消防队员及时发现了，但是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良心，都要求他不能放下救火工作，转而去追赶小偷。希望围观的群众有正义感，能帮助消防队员捉拿可恶的小偷、强盗，扭送公安局惩处，并把钱包主动归还仍在忙碌的消防队员”。我认为，拯救地球也需要计算机会成本，不能因个人的委屈和申诉耗费太多时间和精力，所以那时只能忍辱负重。那时也曾有领导同志批示要求还我公道。但是，那个后来被查处的腐败院长不但不执行还派人威胁我：“不准再向上面反映问题”。在我身处逆境期间，有位革命老前辈说：你们现在搞马列，搞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不杀头，不坐牢，不用担惊受怕，不冒枪林弹雨，还拿工资、拿奖金，实在令人羡慕！受点委屈，吃点亏，都没什么。要把主要精力和时间，用到对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最有用的地方，不要用在为个人讨公平上。要相信我们的党组织和各级干部能在不断整风中转好，能主动为你伸张正义，能主动解决你蒙受委屈的问题。拖了9年，这位革命前辈才说：“看来，事实证明‘扫帚不到，灰尘照样不会自己跑掉’”。随后，也主动帮我向一些领导同志反映了情况。情节简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只要有愿意主持正义的领导，就不难解决问题。[建议政治建设及反腐败的研究者们，深入调研这个典型事例，系统地探究嫉妒成性、以权谋私、压制迫害拔尖人才致残的腐败分子，是怎么相互勾结的？是怎么逃避监督和惩罚的？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管理模式有哪些漏洞？应该怎样完善和健全？选拔干部应该怎样考察其政治素质和心理素质？应该建立怎样的及时查处、撤换、淘汰劣质管理干部的机制？]。

2009年还有同事问我：“既然你05年能把《建设核电站利弊分析》，送到省委书记、省长、每个常委手上，他们都能及时批示最后采纳了你的建议，说明你上面有人。你94年的破格正高职称被偷梁换柱，为什么不找上面的领导及时解决呢？”问题解决以后，北京有位领导干部也说：“你那时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为什么不跟我说？几次见面就是说国家大协调。你自己就不协调！”我说，我当时也希望有上面的领导主持公道，但是我妈妈不许我找上面的父母亲熟悉的首长和大伯的老战友关心。妈妈当时说：“他们都是为国家忙大事的人，不要为咱们个人的事干扰人家的工作。你就当你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不认识上面的大官，去为自己争取公道吧！这也是体验了解社会。党中央每天都在教育党员干部廉政，难道没有用吗？你试试，我相信总会有好干部为你主持公道的。你如果到上面找个靠山给你解决问题，不了解情况的群众会说你是靠裙带关系当上的教授。妈妈不是不帮你，实在是希望你更有出息！”妈妈还说：“什么是品质？能偷工减料时却自觉保质保量地勤恳工作；没人知道也不干坏事；富裕了还能艰苦朴素；能找大官帮忙却不找，当上大官也不滥用职权谋私，才是品质。”妈妈当时还背了一首传说是北宋内阁大学士吕蒙正落难时作的打油诗：“身铺马粪头枕瓢，天上下着大鹅毛。强似我的还好过，强不似我的怎么熬？”借此教育我身陷困境时，也要关心天下疾苦。长达11年磨难，忍辱负重、感慨颇多，让我深刻体验和了解到中国的科学发展社会机制存在着许多问题。（从1986年被嫉妒和打击报复到2004年被省领导同志关怀落实政策，长达18年。人生有几个18年？！这是我人生工作精力最好而工作生活最坎坷的时段。这18年的磨难给我的不仅仅是痛苦，也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不幸。如果科技创新人才普遍都被压抑这么18年，国家何以高效发展？如果不革除这些严重阻碍科技创新的社会因素，如果不彻底打碎铲除这类腐败势力和社会渣滓，我们的祖国怎能扎实地快速发展？希望各有关部门和各有关学科都来研究如何解决或预防这种问题。有位老同志说，上一代人有许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十几年后才平反。这一代人，又有你这样的拔尖人才被腐败分子欺压，长达十几年后，还没有彻底查处。哪一种磨难更难受？哪一种问题更严重？我说：可能被打成右派更难受，但是，人才遭受腐败分子摧残、欺压的问题更严重。这不仅是左和右的问题，而是若不彻底反腐败就会亡党亡国）。有位党纪工作者说：“他们94年以权谋私侵占了你的正高指标，他们应该在第2年想办法解决你的正高问题，或者在其他方面补偿你，这叫摆平。怎么能反而故意压你10年呢？就是在腐败分子里面，他们也算得上最坏的了。这就是官逼民反。你怎么不反呢？怎么还老老实实地干活？给谁卖命？”我说：“你哪里知道？他们都仗着有后台、有靠山，有恃无恐、胆大妄为、厚颜无耻。他们依赖裙带关系提拔当官、掌权后，又通过大量搞权权交换、权钱交易结成势力关系网，就会胆大包天，目无法纪。哪里还把无职无权的人当回事？哪里还把群众当人？根本就想不到要给你摆平，更不会补偿你。他们在会上公开宣扬《厚黑学》，扬言‘越腐败越没人敢碰’！历史上所有反动派都是胆大妄为的，不然的话，怎能激起人民的殊死反抗呢？！压迫越深，反抗越强烈。绝大多数革命者都是在被压迫的反抗中产生的。革命者必须团结起来奋力拼搏，社会才能进步”。虽然历经辛酸，婚姻和健康也受到影响，但是我心里干干净净，很踏实。历经坎坷，长见识；遭遇不平、委屈，能知世道艰辛，可以增长正义感和智慧；经受人间冷暖、世态炎凉，可深入认识人性，更重真情。磨难使我看清了腐败分子的真面目，使我在受迫害中站到了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使我同社会进步同命运，使我更加热爱和追求真理，这也是不幸中的大幸！叶挺将军诗云：“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把牢底 坐穿！”今天的革命者应该学习先烈的精神，为了社会进步、祖国发展，为了发现和坚持真理，我们愿历经磨难！我们该把话说穿！

这些不堪回首的坎坷磨难和辛酸经历，我没有到处讲，干事业的人没时间像祥林嫂那样到处诉苦，也没打算写出来；每当想起都十分痛苦，写痛苦经历又得经历痛苦的精神折磨。直到本文第12遍修补稿都没有提及。详细了解我经历这些磨难的一些同事，要求我必须为社会进步写出来。他们说：“你原来就像一个没权没势的小姑娘被恶人强奸了，都不敢报案。现在恶人已经被纪委惩处了、退休了，他的后台也死了，你为什么还不揭发？你还顾忌什么？还怕什么？”“这不是为你自己，而是为了社会正义和进步。就像你家被偷了，你报案抓小偷才有利于社会治安；你应该为后来人铺平道路”。“你可以不写出他的姓名，他即使看到你的文章，也只能暗气暗憋或者良心发现能忏悔、道歉、赔罪、赔偿，不至于愚蠢到自己跳出来。那就等于他自己点名了，告诉读者们那个坏蛋就是他！那他就成了过街老鼠了，很快就会被大家合力打死。我们也帮你打这种老鼠”。“他还可能因充分暴露和众人指责，而被有关部门取消其正高职称的退休工资待遇”。等等建言，确实很有道理，我才在第13遍修补稿加上了这些内容。也可能会有点麻烦，最受压抑的困境都走出来了，还怕什么？！他有职有权时已经把坏水坏招使尽了，他现在一个退休17年的社会老混混，还能怎样？如果他胆敢再捣乱，我现在肯定会且能给予他强有力的回击！！况且现在有这么多主持正义的好同志支持我。抗日战争时，人民群众时常警告伪军：“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现在也要用事实警告以权谋私、仗势欺人的坏干部及腐败分子，要让他们明白：真理终究要战胜谬误！正义终究要战胜邪恶！胜利最终属于人民！一切反动派的作恶多端，只是把他们自己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为了社会正义，我们必须学习革命前辈们的勇气。为了免除下一代前进的阻碍，我们必须把这些事说穿。希望这些真实的情况能引起领导层和所有致力于社会进步的志士仁人们认真研究，促使社会彻底克服这些恶疾，健全发展机制，遏制并不断清除腐败分子，为我们祖国走向发达铺平道路。

也有说客来劝我要有大肚量，要像曼德拉饶恕狱警那样饶恕这个卑鄙的所长，我说：“我不是没这个度量，而是任何饶恕都是有前提的。比如强盗抢了你的财富，受到应有的惩罚后，真心向你表示忏悔，你可以饶恕他。但是这个强盗还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你怎么可以不计较了呢？那就是向坏人妥协。既然他有职权欺压我时，我都没屈服，现在我为什么要向这种无耻的败类妥协呢？他这是心虚了，怕我们正义的力量惩罚他，让你来充当说客的。这不是给不给你面子的问题，这是爱憎分明的大是大非问题。按理说，我应该拿出大块时间向各有关领导各有关部门积极反映，要求严厉查处这个腐败事件。只是我感到我的科研比这更重要，舍不得拿出大块时间同这种腐败分子作斗争。如果你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又这么有时间，就应该同腐败分子做认真的斗争，而不是为他当说客！”他被我说的满面惭愧，悻悻而去。

在转型期，领导干部要经受反腐败和执政效能的考验。在腐败的环境里，科技人员要经受抗腐败和忍辱负重的考验。建议国家设立“委屈奖”，像奖励受委屈的优秀营业员一样，奖励受委屈的公务员和科技人员。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有许多科学家历经磨难，有的被钉在十字架上被火烧死（如布鲁诺），有的遭受污蔑诽谤（如R·卡迅），他们不屈不饶地为真理奋斗，只是为了带给人类光明。这是人类的希望。他们遭受的磨难和委屈其实比奖金和奖状更荣光。最光荣的时候，不是站在领奖台上接受奖状的时候，而是为真理拼搏的时候。我们祖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也需要一支摔不碎、打不烂、经得起折磨和委屈，永远向前进的科技队伍。这是国家的希望。“外带是历经坎坷的磨损\内带也 满身补丁\别说是创伤\实在是真正的奖章\\我知道你无数次受气\也知道你每天承担的压力\更了解你走过的路程：心不亏祖国， 路不亏天地”（苍桑《车轮带》）。

立志科学研究的人，要有足够的社会责任心。当你遭遇腐败势力侵害或受到委屈时，不要只是感到个人不幸而怨天怨地，要把它当作一种客观现象去积极研究其原因和根治办法，持之以恒地探索下去，那么，你或许就可以成为一位务实的社会科学家或者成为研究型的改良社会的实干家。例如，1985年我发表了较多论文，有的还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有些期刊来信约我继续给他们供稿，我兴致勃勃地去向那个所长汇报。他却冷冷地说：“你发表论文，我也不要，跟我说干什么？”我那时还年轻，受不了。感到很委屈，跑到本院一位老学者家哭了一场。这位被打过“右派”的老学者却说：“你又不是他儿子，你发表了成果，他凭什么要高兴？”我问：“如果一个厂长对他厂的工人生产了高质量的产品，反而不高兴。这个工厂能搞好吗？”[这种人不仅嫉妒成性，还以害人取乐，有施虐狂的阴暗心理。最近有同事说她从外地调入时转来的预备党员材料被他故意扣压三年，她调到本院另一个部门时要求他转交也不行。她不得不重新写入党申请，重新计算预备期才入党的。她入党后的工作也得到大家好评。她说：“这个人为什么要干这种损人不利己，故意违背党规的事情呢？不是有精神病，就是品质太坏”]。此事让我思考了很多年，终于得出结论：必须建立把各单位总成绩同各单位管理者名利直接挂钩的机制，才能保障和提高单位整体效能。并把这种认识写入了“党政机关效能建设”的研究报告。

如果一个人的心上承担着全人类的灾难，并且知道怎么彻底解除这些灾难，他不该为此而感到痛苦或不幸，而应该感到自己生命的价值，努力去工作。战士在冲锋的时候，不会过分计较个人得失，责任在心，使命在身，必须克服任何阻扰和障碍，冲锋，再冲锋！不会也不该停下来。科研人员如同冲锋的战士，任何时候都要把科研放在第一位。因为科研是紧迫而严肃的责任。学问是别人抢不去的。虽然搞文理工交叉的研究，在评奖、晋级等方面都吃亏，但是，人生的价值不在于得到多少名利，而在于能奉献多少成就。我现在仍然时常提醒自己：我的人生价值不是正高职称、不是各种奖章和证书，不是工资待遇和奖金，而是我发表的210篇论文和三本专著对社会的用处。我在完成一篇论文思考向哪家期刊投稿时，也要求自己注重其社会作用，而不是其等级、稿费或成果补贴。这种自觉是局外人难以体会到的，局内人也只有品德高尚者们才理解，可谓“惺惺惜惺惺”。

我曾对文学界的朋友说：我最大的资本就是遭受了比同龄人多许多倍的磨难，诗歌、散文则是经历的副产品。本来都是砂子，但有的砂子被磨练得太多，也就成了光洁的宝珠。古今中外，所有思想家都是痛苦的，不是思想家愿意痛苦，而是人只有经历痛苦才有深刻的思想，才能深刻地认识人性、社会与世界。有人说，在中国，成功者首先得到的不是奖励和荣誉，而是嫉妒和压抑、苛责、刁难。例如，我在《自然杂志》1992年第7期发表的论文“大协调学及其在自然保护与利用中的运用”，被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看到后，主动来信给予好评和鼓励。因为钱老是用大信封挂号寄来的信，信封注明“钱学森寄”，很快全院都知道了。时任院长何永炎同志（诗人）把我找到办公室说：“听说钱老给你寄来一封挂号信，能不能给我看看呢？”我把信连同钱老寄来的许多论文一起交何院长看后，他说：“这是我们社科院的光荣，也是你的光荣。好好保存，如果愿意，给院里留个复印件吧？”于是，院办复印几份存档了。但是，有的人却在背后说：“钱学森不懂社会科学，他的好评不算什么。”我得知后，公开回答说：“钱学森应邀在中央党校作报告，讲马列主义和现代科技。怎么能说他不懂社会科学呢？再说，大协调学是文理工交叉的科学，钱老评价的是自然杂志上我的论文，完全是钱老的研究范围，怎么说好评不算呢？”再例如，我2010年被中国科协牵头的评委会评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现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我院院长陆勤毅同志很重视，指示我院《社科信息》和网站立即报道，并亲自修改完善报道稿。同事们见面都表示祝贺，许多同事都主动给予热情宣传。但是，也有个别人背后说：“中国科协是民间组织，评授的荣誉称号不算什么。”我听说后，在两个场合针对性地说：“中国科协、省科协都是公务员系列，怎么是民间组织呢？即使民间组织也该重视，诺贝尔奖还是私人组织呢！全世界重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如果逐条辩驳就别干事了，就累死了！干大事业的人决不能陷入这种小文人的鸡争狗斗之中。人可以贫穷不可以无聊，无聊比贫穷更可怕！还有人劝我等待别人不嫉妒了再干事，我问他：“你知道有这种毛病的人，什么时候能改好吗？他们应该嫉妒爱因斯坦，人家26岁写出的‘相对论’，一百年后还只有很少人看得懂！”我不能等待别人不嫉妒，不能等待别人都理解了，才去拯救地球。把心胸狭窄人的嫉妒当作承认和赞扬吧！“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陆游）。我在名片上印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表示我珍惜这份荣誉，希望人们按“德、能、勤、绩、廉”的高标准要求我；就像火车上有些列车员戴着“共产党员服务员”胸牌或臂章，意在希望人们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他们的工作。

身处逆境时，我常用延安精神和方志敏、叶挺等革命先烈在牢狱中的诗歌、散文鼓励自己坚持下去。一些革命老前辈如新四军老干部、原安徽省人大副主任郑锐同志等，也时常鼓励我“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我体会到：延安精神很了不起，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基因，延安是新中国的雏形。延安精神中的务实求真，是党的所有精神的原精神。搞科研，特别是在处境艰难中搞科研，必须用延安精神作支撑，才能坚持下去。这是我学习延安精神的需要。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领导得知我为祖国可持续发展自觉奉献的事情后，把我发展为会员，给了我许多真诚的鼓励和支持。我也常读延安精神研究会的会刊《中华魂》。许多革命前辈都为我们在逆境中奋进做出了榜样。学习邓小平同志三落三起的奋斗经历，我领悟到：只要人格不倒，谁都打不倒。只要真才实学，谁都压不住。只要心里干净，谁都抹不黑。只要心向光明，必然前途远大。在我遭受腐败分子欺压，处境最艰难的时候，有位老朋友问我：“你原来是养尊处优的医生，却改行到这种类似清水衙门的社科院受清苦，还遭受这些腐败分子和小文人的欺负，你后悔吧？”我说：“为探求真理遭受磨难，永不后悔！”正是这种正气凛然的精神状态支撑着我虽遭受百般刁难而屹立不倒。正气在身，百毒不侵。恶劣环境长成的草药比如藏药，药性强；逆境成才者，品性坚韧。

走出逆境，也有许多经验教训可以指点正在努力走出逆境的同志：一是身处逆境时要敢于据理力争，如果我当时的胆量大一些，不听从嫉妒成性的坏干部违规摆布，奋力抗争，也许不至于被拖了这么多年；二是要相信我们党的反腐败决心，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不要乱发泄情绪。“六·四”期间，有人拉我上街闹事，我说：“那个嫉妒我、压制我的所长上街游行多次了，肯定不是好事。凡是他参加的，我们就要反对。”于是，坚决拒绝参加上街闹事和座谈会之类歪事。还针对当时一些人的信仰问题，写出了《社会主义方向与改革开放的内在统一性》（求是杂志改题为《社会主义方向下的改革开放漫议》，在其《内部文稿》1990年1期头版全文刊出。后又被选入中央党校和北京大学编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库》）。这当然同我系统地学习马列原著更有关系。也就是说，身处逆境时更需要坚持马列主义。由此，我被一些同志称为“坚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三是要坚持走正道，坚持通过正规途径解决问题，才能既解决自己问题，又能为社会树立正气；才能光荣胜出。

如果说逆境也是一座大学，那么，磨难也是老师，而且是一位最严肃认真的老师，尽管刁难苛刻成性，但只要仔细领会，并且立志精神不倒，从积极进取中有所悟，也能有所获。磨难使我深刻地认识了社会和人性，这是书本上学不到的。也许我最大的资本就是遭受了比同龄人多很多的磨难。困难就是磨刀石，可以把人越磨越亮。2011年7月16日上午，我应邀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的“天地生人学术讲座（第915讲）”作《大协调学与可持续发展》学术报告中说：“我并不自以为取得许多国际前沿的原创性科研成果感到多么了不起，我只为我历经磨难还能坚持搞科研，还能取得如此多的科研成就而感到自豪。这也许是其他人很难做到的，也许全世界同龄人中都没几人”。我能写出《补偿原理及其在科研管理中的运用》、《中国科技、教育及人才现状深层次忧虑的问题和解决办法》、《健全领导工作责任制，提高整体协调效率》、《发挥社会科学应有的功能》、《健全扶持和保护科技创新的社会机制》、《运用大协调学构建高效益的和谐社会》、《社会生产力要求编制务实的社会科学规划》、《反腐败战略战术若干研究课题》等论文，也同这番磨难中了解并亲身感受的真实情况有关。也可以说这些论文都是我用生命写出的。实践证明，人在痛苦中才能产生深刻的思想。即使真理的利爪把我抓得遍身血痕，我还是酷爱真理。因为只有真理可以把人类带往光明。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是孟子对高尚人格的要求和赞扬。在现代社会里，还要求士人们身处逆境时，不仅要“独善其身”，还要“兼济天下”。因为你身处逆境时，你对社会问题体会最深最能够发现真理，最应该代表全天下受苦的人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杜甫)的呼吁。你遇到了许多不合理的事，如果只当作你自己的不幸，那就只能增加你自己的气愤和牢骚。如果你能把这些体验看作社会问题，研究思考怎样解决这些问题，把一肚子不顺，理顺了写出来，为社会进步贡献力量，就是好学问。立志为人民服务、为天下谋幸福的人，亲身体察一些人间的疾苦和委屈，真实地了解委屈和疾苦的根源，对研究解决社会问题可能是必要的，否则就难以拿出可操作的能解决问题的科研成果。哪怕遇到最无耻、最混蛋、最顽固的腐败分子，也要敢于面对和斗争，并要在斗争中研究怎样解决这类社会问题。即使遭遇磨难也不必看得太重，巴甫洛夫做实验，也免不了被试验狗咬伤，研究社会的人遭遇社会磨难时也应该客观对待。“不要把对你好的人不当一回事，更不要把对你不好的人太当一回事”（苍桑）。我历经磨难，我知道社会哪里有问题？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怎样努力才能解决和防止再发生这些问题。我通读马列原著并且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研究我深切体验到的社会问题，所以，我知道社会深层次的问题，我知道社会运行机制深处的故障，知道怎样才能排除这些故障。这是我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最大优势。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经万种事，自然懂得多一些。希望社会运作各层面上有社会责任心和能力的人，都能从自己切身体察到的实际问题出发，研究怎样解决或预防各种社会问题，扎实地推进五大文明协调发展。有道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历经不平事，正气在身心。地球科学的研究发现；所有山脉都是地壳板块碰撞中形成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发现：有高度的思想家也是在社会碰撞中隆起的。美的东西往往是丑的东西压迫出来的，丑的东西往往是美的东西腐化出来的。尽管一些人不想承认这种无情的辩证法规律，但事实如此。

从被嫉妒、刁难、折磨、欺压的坎坷曲折的痛苦经历中，我切身体察到反腐败能否成功确实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若不彻底清除腐败势力，若不根治腐败问题，我们祖国何以可持续发展？尽管反腐败非常艰难十分复杂，但我坚信只要全党和全国人民齐心努力，就一定能取得全面、彻底的胜利！上世纪70年代以前，香港社会贪污状况非常严重。连消防队救火也要给黑钱，否则消防员到场后会按兵不动，看着大火吞噬一切。

1973年，涉嫌贪污420万港币的香港九龙总警司葛柏在被调查期间成功脱逃出境，引起了香港社会的极大愤慨。已对贪腐忍无可忍的香港市民走上街头，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贪污捉葛柏”大游行。 由此推动了香港廉政公署（ICAC）于1974年2月15日成立，这恰如良医诊病，一下捏住了政府机构的痼疾所在，香港由此成功地实现由乱到治的历史性转变，对贪腐的“零容忍”使香港成为公认的世界最廉洁的地区之一，目前在“透明国际”180个国家和地区排名中位居第十二位，在亚洲则仅次于新加坡。与之相应，香港廉署也走过了从最初被质疑到很快确立强大公信力的过程。在相关的系列民调中，香港公众对廉署的信心始终维持在90%左右，对廉署工作的支持度则超过99%。香港百姓有一个共识，即“廉署是香港社会发展的基石”。正如廉署的宣传词所言，“香港优势，胜在有你和ICAC。”“你”是身处香港社会的每一个人，“ICAC”则是香港廉署的缩写：“你”的廉洁自律及对反贪防贪的积极参与，加上廉署的“不惧不偏、大公无私”，共同构成了香港的一个竞争优势，即廉洁、高效、透明的政府运作机制和营商环境。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建立反贪机构并不难，难在如何从体制深层到具体运作，构筑强大而可持续的反贪公信力[11]。真正的威力在于要实现凡是腐败都必查必纠。 如果一个社会的大小官员们以权谋私成风，弄得农民不想种地，工人不想做工，教师不想教学，科研人员不想认真科研，只有当官的想当官，那是很危险的。社会实践证明，反腐防腐是社会经济正常运作的客观要求。有多种多样的剥削，腐败是性质最恶劣的一种剥削。任何形态的社会协作都经不起腐败的侵蚀。消灭腐败，社会才能正常运作，经济才能有效发展。有多种多样的腐败，对社会危害最严重的是管人才和科技的官员腐败，因为它破坏第一生产力。[希望这篇对腐败分子“字字血，声声泪”的控诉，能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腐败分子对科技发展的严重危害和丑恶嘴脸]。

“德国制造”曾经是伪劣产品的标示。经过20年的认真努力，“德国制造”逐渐成为优质产品的代名词。德国大众公司一名工程师对记者说，“质量是设计、制造出来的，不是检验出来的。如果能关注每一个细节，就可以实现零缺陷的目标。”这样的“质量”意识甚至体现在德国家庭中。美国《新闻周刊》曾在题为“众厂之厂”的文章中感叹，“‘德国制造’之所以称霸世界，是因为德国人能把普通的金属敲打成震惊世界的科技奇迹”[12]。

既然我们中国共产党能领导全国人民战胜了凶恶、残暴、顽固的日本侵略者，推翻了腐败黑暗的蒋家王朝，取得了抗震救灾等一系列胜利，就一定能领导全国人民彻底战胜各种腐败势力，建立健全高效率的反腐防腐机制，充分保障社会经济健康运作，可持续发展。有位革命老前辈说，耕地承包责任制是第二次土改，反腐败是第二次解放战争。有腐败势力压迫劳动人民，社会生产力就难以正常运作。必须清除腐败分子，国家才能健康发展。这是五大文明协调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

自从我1987年开始陆续在国际学术权威期刊发表论文以来，陆续有发达国家的科学研究机构和大学邀请我去工作，还寄来了“杰出人才优先移民申请表”等等。我觉得有3个理由应该留在国内继续搞科研：一是别人都是学成回归报效祖国，我怎么能学成出国呢？二是我若把大量精力用于学习英语并要达到能用英文写作发表论文的程度，肯定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如果把这些时间和精力用于搞科研，肯定能多出很多成果，只要这些成果有国际水平的价值，肯定会被翻译成外文发表和出版。三是我觉得我是系统地自学马列原著出息的，最想致力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前沿，我不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难道要到美国建设社会主义吗？留在国内搞文理工交叉研究并注意放眼世界，应该最能出成果。从学科发展成效的角度也该留在国内继续搞科研。基于对这三条的思考和认识，所以我坚定地留在国内继续搞科研。我坚信国家的科技人才政策会越来越务实，我坚信取得了国际水平科研成果、在国际学术权威期刊发表许多高质量论文的人，国家给的扶持至少不会低于仅在外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但没有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正式论文的人。

当时没想到腐败分子对科研人才的侵害会这么大、科研和教育管理方式及体制又这么僵化，损耗我的时间和精力超过了学好英语所需要的精力和时间。邓小平同志早在1977年就说过：“今后我们要很好地研究科研和教育如何协调、人员如何经常交流的问题。人员不流动，思想就会僵化。外国科研机构很注意更新科研队伍，经常补充年轻的、思想灵活的人进来。我们也要逐步实行科研人员流动、更新的制度。要注意发现人才。现在有些人才的成就外国人都公认，我们反而不了解，说明我们的一些制度有缺陷，不能发现人才，要认真改进。 ……。教育方面有好多问题，归根到底是要出人才、出成果。”（邓小平，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1977年9月19日，转引自《邓小平文选》第2巻，第70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可惜，邓小平同志的这个重要指示，至今还没有彻底落实。尽管遭遇如此磨难，我还是不后悔。方志敏说：“为苏维埃流血牺牲，那是我们心甘情愿的呀！”今天，我们为了建设好社会主义，也不该计较个人得失荣辱。虽然历经坎坷磨难，有人问我那时没有出国是否后悔？我说不后悔。中国，再让我选择一千次，我还会选择你，因为你是我的祖国。但是，我非常期盼我们的党严厉惩治腐败分子、清除腐败势力，树立正气，改革僵化的科教管理方式和体制。这绝不只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这关系到我们祖国的强大和可持续发展。

历经坎坷的我羡慕那些发展顺利的人才，欣赏梧桐树那样树干挺拔、枝叶舒展的生长，欣赏牡丹花那样仪态大方的开放；我希望祖国的人才像它们一样发展顺利。那些被狂风暴雨过分扭曲的树木，即使能顽强地生存下来，往往枝干弯曲或残缺，虽然坚实却往往横竖不够料，当然，经历磨难而能正直粗壮者更堪当栋梁。因此，逆境成才者和顺境成才者有很大的互补性，容易在相互欣赏中协作。松树能抗拒严寒风雪而常青，柳树能经受狂风暴雨的反复弯曲而不折，泡桐树的叶宽杆直显示的蓬勃茂盛，各有其美，不必厚此薄彼，也不必过分修饰。那些故意用铁丝把松树逼得弯曲别扭甚至致残的人工盆景，只能给我难受的痛苦感觉；那种把冬青树和黄杨树种在路边又经常剪齐的景观，让我内心为它们呼吁：“总是在长，总也不准长高”。我曾建议景观生态学专家研究把天然矮秆的灌木丛种植在路边美化环境，既省事又符合生态规律，不要再搞把冬青树不断剪平的造景，不要再以折磨生命为美。

我希望一切人才都能顺利发育。古今中外追求真理的人艰苦拼搏，都是为了让天下多一些公理，多一些顺利。我们历经磨难，就是为了让后生们少一些磨难和委屈。从大局讲，更应该努力让人才少一些磨难，多一些顺利。人才发展顺利了祖国才能发展顺利。因此我丝毫不嫉妒发展顺利的人才，由衷希望他们发展得更好，提醒他们珍惜顺利，不要辜负了支持他们发展的良好环境。有些人顺利读到博士毕业，又依靠导师的人脉资源活动到好单位工作，并得到提拔重用或顺利评聘职称，可谓顺风顺水、养尊处优，但在高楼深院里总觉得写文章没思路，虽然也知道要有忧患意识，却因不知有哪些忧患问题而空谈。有些人甚至不珍惜自己的顺境、不愿努力工作，却因受宠、娇惯过多而变得骄奢，盛气凌人、目无法纪、胡作非为、欺压百姓。这些人觉得以权谋私没什么不好，环境污染、官员腐败也没什么大不了，充当裙带关系网和权钱交换、权权交易网的辩护士或执行者，走到了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地步；离党和人民的要求渐行渐远，踏入腐败泥沼不能自拔，终于被“双规”查处。走到了社会进步的对立面，怎能做出好学问？可谓“福亦不幸，灾亦福也；自忖自律，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方能贤达”。

“出污泥而不染”，是中国传统文化称赞的一种高尚品质。但是仅仅做到“不染”而能“洁身自好”、独善其身，还不算为社会健康尽到了责任。还应该具有抗污染反腐败的能力，为净化环境尽力。在领导干部正派并理顺了利益机制、营造了良好发展氛围的单位，干出优秀成就其实不难，只要埋头苦干就行了，还能理所当然地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即使有点毛病或缺点，也会“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在良好教育中随时完善自己，健全精神和人格。但是，在腐败严重、风气不好的单位，即使有雷锋也会被描黑，即使有陈景润也会被迫害，即使累死了也评不上“先进工作者”。这就更需要高尚的品志、毅力和道德自觉了。1990年夏天，我那时住在我院桐江新村2号宿舍楼6层，有一天，我从阳台上看到下面的路被一大堆垃圾堵住了，是因一辆垃圾车翻了把垃圾堆在了路上。一连几天没人处理。行人都不方便，自行车都得推着走。我觉得自己是研究环境保护的人，应该对眼前的身边的事也尽力。于是，到附近单位（化三院）借来铁锨和拖车，清理垃圾。正值中午下班，有些同事走过看我干活，不仅不来帮我一起干，反而讥讽说：“学雷锋啊！”“要入党了”、“要提拔了！”等等，我一气之下，不干了。但是到了晚上，看那堆垃圾还堆在那里没人处理，感到总该尽力，于是在次日起个大早，乘没人把那堆垃圾清理干净了。还是被一个朋友看到了，他嗔怪我：“科学家应该干大好事，这类小事应该让别人干”。我说：“古代贤人云：‘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干好事，就不该分等级，顺便就该尽力”。由此我想到，应该研究营造不让干好事的人受委屈的健康环境。

我没时间刻意去干好事，但是碰上了，就会尽心尽力。1998年12月，我骑车上街复印资料，拾到一只钱包，里面有400多元钱和几张卡，其中有一张合肥人才交流市场的卡，上面写有“吴勇”2字。我把钱包交给附近的打字复印店让她们代为保管，自己骑车到人才市场查找失主，经查得知这位叫吴勇的人，是省电大的学生，我又骑车到电大找，校办说他们这批学生已经毕业了，帮我找到其原班主任。我留下了电话和那家复印店的地址。前后花了大半天时间，那时我正在赶写一篇重要论文，很忙。为这点事，值不值？我没多想，只知道应该。吴勇收到钱包后，很感动。专门写了两封感谢信，分别挂号寄给我和我院院长。时任院长汪石满同志把那封感谢信交给我，仅仅说了一句：“你自己留作纪念吧”。吴勇来电话说还要送礼，当面感谢我。也被我谢绝了。但是，爱是可以传递的，省电大一位教师的爱人正好是我院打字员小黄，听说后很赞成我的行为。有一年，我申报国家社科基金，临近春节，上街花钱都找不到开门的复印店。跟小黄家电话，她爱人听说是我的事，主动劝小黄来院加班为我复印，他自己去准备年货。此事让我很受感动。让我感受到人世间的真情和友善。

2012年11月3日，我到中国银行合肥市支行从活期存折取300元钱。柜员号6049886的小姑娘给了我300元现金，我核对存折后发现她却在存折的存入栏打上300元，也就是说错给我600元钱。我立即请她纠正。她一再感谢我说：“不然我就要自己赔600元了。”旁边柜台的营业员潘方认识我，一再称赞我：“教授就是有觉悟，换个人可能就会贪了。”我说：“我捡了钱都会到处找失主，还给人家；你错给我钱，我肯定会纠正的。如果拿了这不是自己劳动挣的钱，买菜吃也会堵得慌，也会害病。”该行牛志武行长和肖兰副行长得知后，也当面向我表示感谢和称赞。我院现任副院长施立业同志得知后，也认为我为本院挣了好名声。我认为，好人除了敬业，还应该在各方面达到较高品行的要求，要有一些可圈可点、可称道之处，要能为人们做出表率。信仰马列、从思想上入党的人应该从一点一滴严格要求自己；致力于社会进步的人，还应该以自己的良好形象和口碑带动社会进步。

在是非颠倒、荣辱不分、“坏人不臭，好人受气”、理性被扭曲、正义感被麻木、甚至同情心也屈从权势而不敢表达的单位里，没有公道和公平，没有真理的阳光，只有腐败权势赤裸裸的裙带关系网和邪恶的权钱交换、权权交易的关系网。腐败分子有恃无恐、横行霸道、明目张胆地搞腐败，勤奋工作的正派同志被肆意欺压，甚至没人敢为你说句公道话。你如果仍然坚持与心向善，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并能同腐败分子做不屈不饶的斗争，即使翻身了也能自觉地坚持高尚人格，富贵而不淫、达而能善天下，才是时代要求的高贵品质。自从我1984年6月被破格调入安徽社科院专职从事科研、1985年被本院评为“先进工作者”以来，尽管每年都勤奋工作，尽管每年的科研成果都超额完成规定标准，超出别人许多倍且能模范地遵纪守法，但是直至2011年我才再次被评为本院“先进工作者”且得票最多。终于改变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尴尬局面，对单位更有利。可说是28年的回归荣誉。2014年我又被推荐上报，评获安徽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省外一些朋友、许多同事向我祝贺，我认为，这既是主持公道的专家们无记名投票的诚心支持，也是在时任院长陆勤毅同志清正的领导下，我院开始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许多同志都说，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荣誉。

也许磨难给我最大的好处，就是成就了我的诗歌、散文。我17岁时就开始学写诗了，但是那时写的诗歌没什么诗味。真正的诗，首先要有纯洁、感人、不俗的灵魂。这灵魂只能来自为正义事业的拼搏。历经沧桑的民族，才能比较有理智；历经沧桑的人，才更能善解人意。在如此艰难环境和苛刻的条件下，取得这么多原创性的科研成果，没有强大精神力量的支持是不可能的。这精神，这浓得化不开情感，也就逐渐凝成了我的有生命力的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饱霜孤竹声偏切，带火焦桐韵本悲”（刘禹锡），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曾有诗歌爱好者向我请教“什么是诗歌？”我回答他：“你见过锻工打铁吗？那锤打成合格工件时迸出的火花就是诗；虽然随意敲打烧红的铁也能迸出火花，但那不是诗。你见过远洋巨轮满载货物在海上航行吗？那溅起的浪花就是诗；虽然驾驶游艇嬉戏也能溅起浪花，但那不是诗。诗首先要有诗魂，有了诗魂再有艺术地表达才能成诗”。为高尚的事业拼搏，历经万难而不悔，从体验真实的甜酸苦辣中提炼感悟，凝结高尚的情操，如鱼骨梗喉不得不吐，用最简洁的艺术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能感天动地、能洗刷人们灵魂的诗。有了诗魂，写起来才能感到如行云流水，才能让读者们在感动中欣赏，在欣赏中感动。没有灵魂的诗如同无病呻吟，即使用诗的形式写出来，也会让读者感到味同嚼蜡，不愿领受。好诗应该能给人鼓舞、给人力量，应该能提高人的品位格调，应该能帮助人们知荣誉、辩是非、爱憎分明，应该能引导人们行善事、做好人。你想写诗吗？那么，你首先要干有诗意的高尚事业。即使你不想写诗，也该让你的人生有诗意。

坎坷给了我一份重甸甸的礼物——那就是充满理性底蕴的散文； 磨难给了我提纯的灵魂——那就是能治人们心病的诗歌； 曲折给了我不惑的智慧——那就是辩证法的哲学； 无数欺压锻造了我不屈的意志——那就是必胜的信心。

“苍桑”是我的文学笔名，取“人间正道是沧桑”之意，要求自己和读者们坚持走正道，并坚信只要走正道就一定能胜利；同时也表示我最大的资本，就是经受了比之同龄人较多的磨难。我用这个笔名在《中国青年报》、《今晚报》、《散文·海外版》、《读者文摘》、《科技日报》、《社会科学报》、《中华魂》等刊物发表了《世间的惑与不惑》、《焓的幸福》、《前途》、《获奖者与荣誉地球人》、《理性之美》等几十篇散文，发表了《诗魂》、《人生之歌》、《车轮带》、《茶叶》、《送你一段平坦》、《太阳与群星》、《只要你努力》等百多篇诗歌，还同作曲家合作发表了《回归谣》、《大团圆》、《咱们都是过硬的兵》等歌曲。都受到了读者们的喜欢，被报刊转载，被抄上了墙报和笔记。论文只能提高读者们的智商和理性思维，文学作品可以提高读者们的人品、情商和精神境界。这两者可以并且应该相辅相成。可惜，因科研太忙，时常随手写出的许多诗歌和散文稿（约300篇），没时间清抄整理交付出版。待有空再说吧！

“我从苦难中走来\我深知苦难的无奈\\我从坎坷中走来\我懂得坎坷的艰辛\\我从曲折中走来\我理解曲折的原因\\这就是我的书啊！我仔细读过每一行每一页\饱蘸沧桑浓墨\才能写出走向光明的篇章”（苍桑《走向光明》）。艰苦的环境可以磨练人的意志，腐败的环境可以考验人的品质。先进工作者是干出来的，不是“评”出来的。我从一个小战士自学马列原著，到发表了许多社会科学的论文，不是真学吗？我从一个工厂医生关心环境污染问题，到创立了一门研究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宏观协调的新学科，得到国内外各相关学界的公认，不是真关心吗？历经坎坷磨难，能坚持下来，不是真努力吗？哪一篇论著不是扎实努力研究的成果？有一丝毫的“故作姿态”吗？我没有把主要精力用来上告诉苦，也没有像学界某些人那样跑上层搞关系为个人争名利，几乎把所有精力和时间都用来搞科研，也源于我内在的责任感。我一直坚持以《中国共产党党章》及优秀文化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行得正、做得端，即使身处逆境时也要求自己“威武不能屈”，决不屈从腐败势力。我觉得同时代责任相比，个人的委屈再大也算不了什么。可谓“忍辱负重”吧！当然，如果没有腐败分子的欺压干扰，我的科研成果至少会多三倍，身体也不会被损害。

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和怎样的委屈，都应该坚信：“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条真理可以带我们最终走向光明。

六、给莘莘学子的一些忠告，给高等教育发展的几个建议

我主张的是当高校的专业设置落后于时代要求而空白时，有志向且有足够自学能力的青年应该敢于通过创新型自学为时代尽责。如果大学已经有你要学的专业或相近专业，就应该考上这个专业，在老师的专业讲授和辅导中顺利学好这个专业，进而做出成就。如果你没考上大学，就说明你的智商或学习能力不适合上大学，就应该另外找适合你的工作，当工人、农民或营业员等等都行，只要靠正当劳动吃饭都光荣。只要努力学习专业知识，都可以在岗成才，都可以做出卓越成就。人生成功的路有千百条，不一定非上大学不可。不要像范进中举那样考到老，把一生的大半光阴都荒废了。

如果你已经考上大学或研究生了，就应该扎扎实实地学习，除了认真听课，学好课本和老师规定的课外书，把基本功夯实；还要利用大学图书馆、阅览室等条件，阅读同你专业和相关专业的世界前沿著作和相关的学术期刊，扩大知识面。不要浮躁，不要贪求快速发财，不要妄想快速成功，不要想入非非。7年前听说一个大二学生要求退学，说比尔·盖茨就是大二退学成功的，他也要在大二退学后成功。不知道那个学生是否弱智，至少思维方式欠周全。比尔·盖茨退学是由于大学当时没有他要学的课程，他只好退学后自学有关创造和编制软件的知识，是结合创业的一种创新型自学。不是不读书了，而是读了更多的对创新有用的书。勤奋学习与创新才是成功的根本。盲目退学，就是东施效颦。后来听说那个学生终于闹着退学了，但是后来的几年一无所成。别的同学都学满毕业找到正式工作了，他却到处流浪，居无定所，后悔不迭。

即使高校的专业设置落后于时代要求而空白时，你想通过创新型自学填补这个空白，也要先测试一下自己的智商或学习能力能否胜任。你如果连考大学、考研究生的能力都达不到，就别走这条似逆水行舟一样艰难的路了。曾有人托朋友把他高考落榜的孩子打发来向我求教自学之道，我立即电话给他：“别苛求你的孩子了。我是考上研究生没去上，不是不想上，是至今都没我要研究的专业，只得走这么一条艰难创新的路。我20岁出头，就在中国社科院期刊发表原创性的长篇论文，30岁出头就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没有这种实力怎么有信心走这条创新的路呢？全国自学成才奖获得者只有51个，其中不少是有较大创新成就的天才级的人才，比博士毕业生少多了。也就说，即使博士毕业生也达不到这种创新成就。你孩子是天才吗？连大学都考不上，有老师手把手地教着、妈妈管着、爸爸催着，都学不好，有可能成为国家级的创新性自学成才者吗？没这个把握，你就别折磨孩子了。我不是不想帮你，是怕误人子弟”。他终于明白了我的善意，让他孩子去读了技工学校，现在已经成为技术工人了，干得也比较出色。偶尔见面一再感谢我当年点醒了他。只有找到自己的最佳位置，才能为社会发挥出自己的最大才能。搞科研确实需要一定的天赋，不是仅仅苦读书就能行的，还需要足够的灵感。各行业都有各自独特需要的灵气和专业素质，只有对上了该行业的要求，再勤奋努力，才能在该行业干得出色。例如我就不适合做会计和保管员、司机等。

还有个年轻人没考上大学，却要做学问。在外国注册了一个研究院，自任院长自封院士，找我的熟人来拉我去参加他们的学术交流会议，说给我一万元出场费，并要事前来同我“平等交流”。我给他电话：“且不论资历、职称，我学习了140多门相关学科，读了一万多本书，你读的像样的书不到10本，你要跟我平等交流，怎么交流？我在国内外学术权威期刊发表了两百多篇高质量的论文，你至今没在正规期刊发表一篇，你要同我合作写论文，还要排名在前，可能吗？即使我同意，编辑同意吗？广大读者相信吗？答应吗？！” 我奉劝他，连大学都考不上，就别奢谈做学问了。真要立志做学问也行，但要有比科班出身者多几十倍努力的决心，不仅要认真学完你要钻研专业的大学和研究生的所有课本、教材，还要通读你这个专业的所有国际前沿学术著作，还要有吃亏和经受磨难、委屈的心理准备。搞科研、做学问，是最实在的事，必须刻苦、认真、扎实，还要能持之以恒。炒作、忽悠、花俏是学术界最忌讳、最让人讨厌的事，让人蔑视。他后来发了个电子邮件表示感谢，却用院长给下属讲话的口气。不知道是他不可救药，还是我没药救他。我在百忙之中抽空开导他，也许要待几十年后，他才可能真正领会和真心感谢我的善意。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主张，不是绝对真理。从人类历史看，有些奇才、怪才就是难以考上大学却能成才。因为我们的考卷设计不尽合理，这也是要不断研究改善的原因。有什么样的考卷和怎样的考试方式，就会招考到怎样的学生。有些人才就是野生野长的，特别是有些野生野长的画家、作家、艺术家、歌唱家，别有风味；若全是正规学校培育出来的，反倒没味了。不管通过哪种方式成才，都必须刻苦、认真、扎实，持之以恒。民间艺人也有“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之说。不下苦功，想靠照顾、作假、忽悠、炒作等手段成才，只是梦想。那种人可以成名，却不可能成才。即使成名也是寿命短暂的虚名，并且是遭人耻笑的恶名。心正才能出好学问。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可以利用其裙带关系或行贿搞关系得到提拔，并利用职权侵夺别人的成果或职称，但是他偷抢不了别人的学问，学术研讨会不能发言或者张口就臭，更不能讲学。依靠裙带关系或行贿可以提拔官职，却提拔不了学问。有多种多样的财富，唯独知识这种财富不怕偷抢。只要有真才实学，谁都压不住。即使被深埋到地下或者用破棉絮包裹，黄金还是黄金。那种嫉妒成性、心胸狭窄、总想压住真才实学者的人，只能把他自己钉在科技发展史的耻辱柱上。博览群书、学贯中西、见多识广、功底扎实、灵敏睿智、才华横溢的人，下笔就能写出一片锦绣，张口就能博得满堂喝彩，随意一瞥也有才气、底蕴；不是学历、学位、职称、官职、头衔等等外在东西所能包装出来的。从人类发展史来看，原先并没有教育这个行业，教育是从自学发展出来的，正规教育是从非正规教育发展起来的。所以，正规教育不能忘了自己的本源，要同自学活动和非正规教育相互协调、相互补充，协同进步，不要自高自大。我提倡大学要给已经有出众成就证明其学力和创新能力的自学成才者提供必要的扶持，提供完善知识结构和创造力的补课机会和条件；同时要从自学成才者们那里寻找大学教育模式需要改革和与时俱进的地方，相互完善。这样，才有利于提高社会整体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著名大学一位同志最近来电话说，一些企业家迄今只是赞助大学建设教学楼或科技楼，却没有资助过一门新学科。楼是死的，学科是发展的，学科的寿命比楼长得多。他说想找时机，让香港企业家资助建立“大协调学发展基金”。我当然赞成。我相信只要有足够的了解和眼光，有志于公益事业且有能力的国内外企业家，都会赞助这门得到国家科委认定和相关国际科学组织公认且能研究解决许多热点问题的新学科，不仅会资助建立学科基金，也会资助盖教学或科研楼。这是能拿出手的无可争议的国际前沿成就。我更期盼国内高校早日设置大协调学研究院或学院，不断培育出文理工兼通、能统筹研究解决各种不协调问题、经天纬地的大协调学人才，为祖国可持续发展服务。由此我想到，应该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出发，为全国高校及高等教育提供几个建议：

1、按照环境与发展宏观协调的时代要求，以人的健康生存为基本追求，从全面协调的基础上实施可持续发展大局出发，重新审视和调整学科专业设置及其整体关联，联合科研机构在全国建立学科门类齐全的科学发展观科技支持系统。

2、积极引进国家可持续发展急需的新学科。迄今高校若发展一门新学科，通常需要其本校有得到校长赏识的教师研究这门新学科。但是，新学科总要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比如上世纪60年代上海试制万吨水压机时，有些专家提出要有更大的水压机才能制造出来，国内没这个条件。但是上海机床厂的科技人员反问：“第一台水压机是怎么造出来的呢？”于是解放思想、独立创新，终于试制成功。为了祖国的可持续发展，高校应该克服门户之见，面向国内外招引急需人才和新学科。

3、要注重引进文理工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如未来学、大协调学、地理科学、气候经济学、生态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综合规划等，带动其他学科为可持续发展服务[13]。此举特别对发挥综合性大学整合优势的带动力较大。例如，国内许多大学都有历史系，国家和各省社科院都有历史研究所，但是至今都没有未来学系和未来研究院所。自行车和汽车都必须有前轮和后轮才能运行，而且前轮不仅负重还起导向作用。只有后轮怎么前进？特别是搞市场经济运作，国家、省市、县、乡镇、各行业、各企业，每年都有大量决策、规划等要建立在足够地科学预测和对未来全面研究与周全思考的基础上，才有胜算。未来学不发达，未来研究不充分，怎能保障实现预期效益？近30年来，国内许多大型项目待建成后才发现没效益，最多只能亏损经营。如果这种亏损项目建多了，许多亏损的包袱背在国家身上，越建设越穷，还怎么发展？还怎么提高综合国力？还怎么提高国际竞争力？这是关系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问题，建议国家决策层、科技部、教育部和大学校长们，尽快列入议事日程，认真研究解决。

4、要采取多种方式招考和培育多种人才。致力于国家富强的政治家们都希望“不拘一格降人才”，这首先需要不拘一格育人才、不拘一格发现人才。现在高校普遍用单一模式招考培养出的学生，就像蜂窝煤一样，你有几个眼，他也有几个眼，相互之间互补性和协作潜力都很小。我们许多同志喜欢这种整齐划一，难以接受多元化，说是为了好管理。但是这种好管理的人才队伍的效能却不高。可持续高效益发展需要文理工多种学科的多种人才协作，必须改变目前这种单一化的状态。我们既需要能死记硬背的人才，也需要生题能力较强的创新性人才；既需要专业尖端高深的人才，也需要知识面很宽文理工兼通的人才；既需要培养应试教育模式招考的学生，也需要培养素质教育模式招考的学生。还应该让自学成才者凭其国家级、省市级原创性科研成果或发明专利，免试入校接受补课教育，以提高其科研能力的需要出发，缺什么知识就补什么课，到哪一级学力就上哪一级的课，努力发现和培养、扶持咱们中国的瓦特、爱迪生、比尔·盖茨。他们都是人类科技史的里程碑，为什么都是自学成才者？值得高等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们认真研究、借鉴完善教育模式，使学校教育和社会经济更好地协同进步。特别对国家5部委每两年联合评选出的51名“全国自学成才者”，要给予特别关注，要积极招收他们入校学习、补课，充分发挥他们的独特的创新能力，帮助他们取得更大成果，为国家发展尽力[14]。若放任自流，任其自生自灭，就是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重大损失。

5、建议各行业都要学习文化部在北师大开设“创作研究生班”的先进经验，为培养扶持本行业已经做出成就的实力人才，提供对口的加长短板的教育。例如，对已经取得较高水平科研成果的人才，就可以让其凭科研成果的等级和本人的学习能力，免试进入“科技创新研究生班”进行加长短板的补课教育，而且主要凭其新的科研成果获得硕士或博士毕业证。用各种办法多种渠道发现和扶持世界一流的创新人才群，是国家兴旺发达的根本希望。这种方式，对培养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有意义。

如何维护和提高可持续的社会协作成效，首先是领导干部必须要具备的领导本领。比如，负责全局性领导工作的干部，领导全省或全市、全县、全乡实施“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应该具备相应的周全的知识结构如：生态学、环境科学、宏观经济学、金融学、人口学、社会学、土壤学、水利学、地理学、规划学、未来学、法学、气候学、大协调学、运筹学、行政管理学等等，应该具备大协调思维能力和工作能力，应该对本省或本市综合情况有足够的了解。目前的干部们要么是文科毕业，要么是理工科毕业，普遍缺乏这种文理工交叉的综合性的知识结构，而许多错误特别是危害可持续发展的错误决策，往往就是由于知识结构的片面性造成的。也就是说，发展与环境协调，要求所有干部，不管是什么学历，都必须进行全新的学习，建立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的能实施全面协调的知识结构。

但是迄今没有任何学校设置这种使学员建立能全面协调的知识结构和大协调运作能力的院系，这就需要党校与有教学师资及条件的综合性大学协同举办“宏观协调研究生班”、“可持续发展县长（乡长）研究生班”等，选拔有足够学习能力的在职干部或预备干部脱产学习或在职学习，完成学业并考试合格后发给相应的本科或硕士、博士毕业证书。这种对口的加长短板的补课教育，社会功能自然超过一些干部迄今仅仅为拿个文凭的在职学习。着眼于可持续发展宏观协调能力的干部教育，除了上述普通的课程，还应该开设个性化的课程，要针对学员在任或将要就任的地区，开设介绍或讲解当地自然、气候、地质、地理、人口结构、经济、政治、民俗、社会、人文等综合情况及其交叉作用的课程，（也可以把这种横向划分的综合研究领域分别称为：“中国学”、“北京学”、“安徽学”、“玉树县学”等综合学科），帮助学员们提前熟悉国情、省情、市情和县情。然后让知识准备比较全面扎实的学员们参加社会化的公平考试。考试合格者或达标者即为干部候选人，再通过科学和民主结合的政审合格者，即可提拔任用。这既是有效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提高执政能力的客观需要。什么是好干部？愿干好事并且能把事干好的干部，就是好干部。待这种科学地培养选拔领导干部的方式，在可持续发展实践中逐渐完善并显示较好成效时，也会被外国学习[15]。

6、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大学教师积极发现和培育优秀学生。只有能培育出优秀学生的教师才是优秀教师。只有能发现并培育出拔尖人才的教授，才是优秀教授。大学的主要职能就是发现并招收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将其培育成有较高创新能力或较高工作能力的人才，为国家建设尽力。必须进一步明确这个主要职能，才能全面改善教育模式。这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希望教育部和分管教育的领导同志认真研究。目前的状况是主次颠倒，许多教授只是热心于自己写书、搞带经费的项目研究，拉来了经费项目又往往主要让其所招收的研究生去完成。有些研究生说，入校两年了，导师当面授课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两天。有些博士生抱怨说：“我们只不过是免费的学术民工”。这种教育模式和教授心态，招考学生时注重的不是学生的创新能力，而是为导师干活的能力。于是要求考生必须掌握两门外语等等。如此状况，怎能为祖国培育出能在国际前沿为祖国争光，能为国家发展贡献重大原创性科技成果的人才呢？！如果两个同等学习能力的年轻人，都有脱产学习的时间，一个读博士，一个坚持自学。几年下来，自学者的成就反而比博士生大，岂不说明迄今的博士招考和培育方式亟待改进吗？

建议多宣传苏步青和熊庆来教授的“人梯精神”，以能发现和培育优秀学生为荣。还要以能否发现和培育足够多的优秀学生，作为衡量优秀教授的主要指标[16]。这是国家可持续高效益发展的客观需要。这应该是教育改革的大方向。

“你如果不会淡化海水\你就是驾船海上\也会渴死\\你如果不爱惜、不尊重人才\       你就是遇见了天才\也只会抱怨他 为什么不给你擦皮鞋\\你如果不懂得 不追求人生价值\        就是让你再活一生\也同样会俗不可耐、碌碌无为\\不要埋怨上帝和命运\一切都取决于你自己的决心和努力\\希望你努力！”（苍 桑《希 望 你 努 力》）

七、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效力，为祖国争光

近些年来的夏季，全国酷热，浙江省、上海市等地区连续十几天高温达到40度左右、最高达到43度，许多国家的酷热都超过了历史记录。人类犹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许多人来信来电话，说我1988年发表的长篇论文《人类走向21世纪的大协调策略》（未来与发展，1988,5-6期头版连载）、1989年发表的长篇论文《中国走向21世纪的大协调策略》（未来与发展，1989,3-4期头版连载），如果被及时采纳，就不会发生现在这么多极不协调的灾难。大家认为这两篇长文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被许多论文论著引用，被许多网站转载。我欢迎大家引用和转载，更期望决策部门认真参考，造福于民。于是我在博客上发表了《热寂》等两首诗催促。有网友发帖子说：“科学家30年前就发表了预防灾难的大协调策略，为什么管事的官员们没有采纳？干部们是否看《未来与发展》等和他们工作相关的科学期刊？说是要按科学办事，是怎么体现的？都应该认真反思，认真纠正，才能树立全面负责的精神，才能造福于人民。建议在当前群众路线教育中，把这个大事当作大事来研究改进。”

大协调学的研究成果及发表，都有足够的提前量和足够永恒的科学价值及决策参考价值，可以说是工作到位，尽心尽力。但是，领导者及决策部门没有及时阅读参考相关期刊发表的大协调学成果，吸收和学习不到位，也就没能及时用于发挥作用。各行业都要工作到位，才能相互衔接，相互协调起来。

大协调学认为：人与人的协调必须建立在人与自然协调的基础上，人与自然的协调需要人与人的协调来保障。地球是有救的，因为各种全球不协调问题都是人类自己造成的，只要人类纠正了自己及社会活动的错误方式，从极不协调走向大协调，就可以拯救地球上适宜人类生存的气候、生态、环境；地球又可能是没救的，因为各种全球不协调问题都是人们太自私造成的，如果现在的人们不是不自私了而是更自私了，那么，就只能加重各种全球问题。

在世界科技史上，有些重大发现的科学家都历经磨难，甚至被绑在十字架上烧死（如布鲁诺）。可幸的是大协调学没有“和氏璧”那样的遭遇，这门新学科可能是恰逢时运，从诞生起就一直受到科学界的好评和环境科学、地理学、系统工程、科学学、规划学、生态学、经济学、法学、伦理学、哲学、未来学等各门相关学科专家教授们的好评和支持，被各相关部门关注及应用，得到许多领导同志和革命老前辈的关怀与鼓励。国际科技界也称赞大协调学具有独特功能，是实施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不可替代的学科。

在网上输入“赵营波”或“大协调学”搜索，就可看到每天国内外都有许多个网站转载或摘要介绍大协调学的各种研究成果和各种论著对大协调学的引用、参考。在网上输入“大协调”三个字搜索，就可以看到各地政府和水利、规划、物价、土地、环保、矿产等许多部门运用大协调学的报道，如：“行政大协调走进一线”、“金山区纪委积极发挥反腐倡廉大协调大保障大整合职能”、“禅城区启动行政大协调定期巡回交流活动”、“全国一盘棋加强大协调”、“两会观察：西部大开发需要大开放大协调”、“上海局构建‘大运输、大协调’格局；中国交通网”、“建立环保大协调机制”、“陇东南电网建设工作开创‘大协调’机制-甘肃频道-人民网”、“金砖国家全球大交流、大协调的先锋队探索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方法”、“坚持大协调 创新承诺制-海拉尔区法院网”、“农七师着力构建反腐败大协调工作格局”、“建立劳动关系大协调格局，发挥工会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大协调彰显大和谐”、“灵活运用大协调 审判更加和谐人性化-包头频道-法制网”、“建立维权维稳大协调机制”、“用大协调经济观实现高效益的可持续发展-大理日报-综合新闻”、“莲都区开展信访‘大宣传、大排查、大协调’活动月”、“中国欧盟面向全球事务的一次立场大协调-China Ren社区-前线”、“南六县GDP实现三年翻一番 五年构建南北大协调发展格局”，等等。

参加“安徽省可持续发展宏观协调研讨班”（1998年5月）的市长、县长、省直厅局长们都说：大协调学可操作性强，能用于统筹解决各种不协调的实际问题。2011年6月12日我在中国未来研究会学术年会上作的年会报告“运用大协调学，健全科技创新机制，引领可持续高效益发展”、2011年7月16日我应邀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天地生学术讲座”（915讲）的报告“大协调学与可持续发展”，都得到参会院士、博导、教授们的欢迎和好评。有些企业家学习用大协调学运作企业综合经营，协调质量、品种和效益的关系，把本企业的微观效益同社会整体的宏观效益结合起来而获得可持续发展，也陆续取得了成效，并愿资助大协调学发展。不远万里来向我请教的一些外国学者说，为了学好大协调学，他们已经努力学习了中文。有些国家的科学家已经运用大协调学解决较复杂的多种不协调交织的综合问题。例如，美国学者开始运用大协调学研究解决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的边境协调问题，美国加州综合规划也应用了大协调学成果。以色列 Lior Rosenberg 博士正在运用大协调学研究解决巴以和谈及建立长久协调机制问题。可以说，大协调学的普及、宣传不仅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科技地位，也有利于扩大中国优秀文化的国际影响。

学会运用大协调学对提高治国理政水平确实很有用，以大协调学审视：尽管人间的矛盾和问题多种多样，繁雍复杂，都可以归结为几种主要因素：1、利益机制扭曲；2、法制不健全；3、生产力或创新能力受压抑；4、不适应新的生产工具及新生产方式的要求；5、工作及管理方式落后；6、知识结构残缺和思维方式片面；7、伦理道德修养欠缺，不能通情达理地待人；8、缺少必要的沟通，不尊重对方的底线；9、过分自私，侵占别人的合法利益引起反抗；10、不会把握分寸，不懂得各种适度的界限；11、无视或不懂得遵守和维护秩序的重要性，随意打乱秩序，引起系统混乱或崩溃；12、缺乏认识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关联的能力，视野狭窄，只顾眼前利益，被大背景宏观规律惩罚；13、缺乏自省和反思能力，只是片面要求别人适应自己，妄想要求世界适应自己，没有要求自己适应别人、适应世界的觉悟。

按照以上主要因素把问题和矛盾分类，找准所面对的问题和矛盾的主因，就可以对症下药，解决或预防问题了。问题总是要解决的，如果合法的方式解决不了，人们就会寻求非法的方式解决问题；如果温和的方式解决不了，人们就会采取暴力的方式；如果常规的方式解决不了，人们就会采取革命的方式。大协调经济学应该研究用哪一种方式解决问题的宏观效益最大？对社会生产力可持续发展最有利？

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学系统化解决问题的典范。例如，决定“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 让事业单位民主选举领导干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事业单位防腐反腐问题，才能提高事业单位综合效能。迄今事业单位某些作风不好的干部，在领导面前冒充专家，在专家面前充当领导。不学无术，整人有术。群众说他们不是专家而是砖家，最擅长拿砖头拍打人。这类砖家的馊主意时常误国误民，这类领导干部往往担负不好领导责任。让他们管理知识分子，就像昏庸愚蠢的奴隶主统治聪明的奴隶伊索，自然会时常出丑露怪。就像小蛤蟆趴在牛背上，自知无能却不愿下来。既然农民都可以通过民主选举实现村民自治并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文化水平高、理性思维能力强、知法懂法守法的知识分子当然可以参考村民自治经验和建立事业单位效能审计制度，通过民主和法制提高事业单位的综合效能，为国家和社会发挥更好的作用。

1992年，有位比较左的已退休的学界管理干部对我说：“现在不让讲阶级斗争为纲了，但是你也不能搞协调为纲吧？”我说：“我没讲过协调为纲，即使讲了也不违背上面精神。大协调学研究的是怎样使人类同地球协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人类和谐的社会。人类生活在地球上，就必须建立同地球协调的社会机制，否则，人类就不能在地球上可持续地生存与发展。道理就这么简单。我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对内和谐、对外和平、同自然协调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主义才会让全世界仰慕和向往，必须这样宣传社会主义，才容易让全世界理解我们，才会吸引全世界同我们友好协作，才能搞好改革开放和可持续发展，才能共同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世界和平。所以说，社会主义更需要大协调学为之服务”。经过耐心友好的讨论，他终于接受了我的见解。这是我至今唯一遇到的一次学术性的反对意见与争论，就这么轻松地化解了。如果大协调学早创立20年，就不可能这么轻松，就可能在一些运动中遇到麻烦。可以说，大协调学是时代的产物。

随着现代化发展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具有综合性，复杂程度越来越高，必须展开文理工交叉的综合研究才能应对。大协调学具有兼容性强、交叉衔接点多、合作空间大、可操作性好、应用面宽等特点，可以为环境与发展宏观协调及转变发展方式服务。综合规划、宏观决策、可持续发展、高效益整体运作等等，都离不开大协调学的研究和支持。这也是大协调学研究成果得到一些国家部委和省主要领导同志重视、科学家们好评的客观原因。实际上，各方面各行业都在研究本领域同整体的大协调，所有成就都是大协调化努力的结果，比如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统筹国内外抗战力量的胜利。大协调学的研究是归纳各领域大协调研究成果使之上升到“学”的高度，进而在各行业演绎运用，统筹解决各种不协调问题。犹如各方面各行业各学科都要记载或研究自己的历史，还要有专门的历史学来研究综合史和历史的规律；各行业各学科都要预测和规划自己的未来，还要有专门的未来学预测和研究交叉综合的未来和争取美好未来的方式方法。各国各省市都应该尽快成立大协调学研究院或研究所，把各行业各学科衔接起来实现大协调。

主要是过时的文理分家的科技管理体制造成的利益机制的阻碍或扭曲，使这门对环境与发展宏观协调必不可少、对可持续发展很有用的新学科面临许多困难。这些困难也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困难，必将随着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视而获得逐步解决。扶持大协调学研究与应用，也有利于许多部门展开工作新局面而整体升级，例如，科学基金会设立“大协调学学科组”或“文理工交叉项目组”，可以提高科研成果对可持续发展的效用，可以带动其它各学科项目的相互衔接提高成果的可操作性；综合性大学引入并设立大协调学专业，可以衔接文理工相关学科交叉协作，充分发挥出综合性大学的优势，普遍提高毕业生适应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对口就业率。还有些专家建议在发改委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成立“宏观协调与大协调学研究院”，负责研究统筹解决各种不协调问题，统筹协调各行业各学科，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个好建议。任何部门、省市、机关、大学、科学组织、科研单位、企业，若要引入大协调学，展开大协调学及文理工交叉研究与应用，我都愿尽心尽力地给予支持、帮助。期望通过推广大协调学拯救地球，为祖国可持续高效益发展服务，为山河增添美丽。

我是有关环境与发展的文理工学科9个研究会或学会的成员，我在参加一些研讨会中常常感到他们不仅各唱各的调，而且在主要追求目标和研究导向上很不一致甚至相反。最近我参加一个经济学会的年会中，对他们的几位领导说：“我感到你们经济学家的思路和追求和未来学、环境科学、气候学等会上的研讨格格不入。我建议你们相关学科在一起开会吵吵架。”他们都赞同，能否实现也很难说。只有相关学科吵架到位了，才能避免实际发展中的撞车。但是，处于优势地位的学科往往不愿给弱势学科吵架的机会。这就需要负责全局的领导者主动组织了。不仅要用大协调学研讨会这个平台招集这些不同研究角度的学科来开会“吵架”，还得要有大协调学帮助“劝架”、“拉架”、协调，使之能较顺利地达成共识。否则就会吵个不欢而散，于事无补。这是一项回避不了且该经常进行的工作。这项工作做好了，才能在周全论证的科学的基础上，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例如，迄今社会经济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生态环保规划三张皮的问题，必须运用大协调学引导相关学科展开足够充分的争吵和足够周全论证和衔接的基础上，才可能彻底解决，编制出可持续全效益的综合发展规划。又例如，解决污水灌溉和土壤毒化问题，就需要运用大协调学衔接水利、环保、农林管理、经济管理、司法、行政等部门和土壤学、环境卫生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未来学、规划学等学科协同努力。再例如，以大协调化健康生存的眼光来审视，人们目前生活中衣食住行的绝大多数用品都不符合要求，主要由于产品设计中缺少生理学、营养学、环境卫生学、心理学、人机合谐学、大协调学等相关学科的参加，这种学科空白的设计造成了产品的先天不足。从生活到生产，从企业管理到社会运作机制健全，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到地理文明、生态文明，许多不协调问题亟待统筹解决，迫在眉睫，需要大家协作努力。普及推广运用大协调学，衔接各学科各行业，实现人类各种活动与自然界各种运动大协调，人类才可能实现可持续生存与发展。

我目前主要忙于研写《走向大协调》（约20万字）一书，已经有出版社列入重点计划，还欢迎翻译家们帮助翻译成英语等多种文字出版，争取在“全球宏观协调与大协调学国际研讨会”举办之前发行。以便为准备向这个研讨会提供论文的科学家们提供必要的启发和参考。我在未来研究中国权威期刊《未来与发展》2011年6期头版发表的长篇论文《完整的世界与人类大协调策略》，已经详细介绍了这个国际研讨会的筹备情况并为研究统筹解决各种全球问题提供了总体思路。在此之后，将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出版历经16年研究写出的系统化专著《大协调学原理与统筹运作》（70万字），以期给这门新学科提供厚实的文理工交叉的知识基础。尽管很忙很累，如果各国研究和推广大协调学的朋友们认为创始人尽心尽力了，我将感到欣慰。相信朋友们都会为实现全球大协调尽心尽力。人类只有走出战争和污染环境的魔影，纠正自己折磨自己、自己毁灭自己、被自己社会奴役的扭曲的社会机制，才能使自己从根本上脱离动物界的野蛮和连动物不如的愚蠢，走上真正的文明。

“你知道我是谁\不知道我为了谁\\全球变暖  你也受灾\环境污染  你也受害\\我拯救地球\也是你后代的未来。

为了谁？为了全世界\为人民谋幸福\生活才有风采\\整合协调，我们责无旁贷。

人人讲协调，事事讲协调\都顾全大局，才能实现大协调\\致力于大协调学，就是服务全世界”（苍桑《服务全世界》）。

可以说我每天都在捐款，我把一生的时间、精力、收入，都献给了拯救地球的大协调学事业。我的一切都服从大协调学事业的需要，甚至婚姻也想找一位英语好、支持我事业的姑娘做终身伴侣，可惜至今不能如愿。但我很有信心：有美丽灵魂的姑娘，肯定也要寻找嫁给有高尚诗情、干着壮丽事业的男子汉。在信息发达的现代社会不会让我们等到来生。只要值得爱，肯定会有人爱。我相信，爱情必须附丽于伟大的事业，才能璀璨亮丽。我的原则是宁缺毋滥，只和真正相爱的人结婚。忠贞是爱情的基础，爱情是婚姻的基础。没有爱情的婚姻，犹如透支了的信用卡，名存实亡。如果找不到真爱的人，即使像牛顿那样一辈子单身，为了科学也甘心。没老婆没孩子当然是个遗憾，但是最遗憾的是该干的事情没干完，没有完全尽到责任。我想，我首先该避免这个最遗憾的事吧！我原来有7000多封读者来信，现在每天国内外都有许多个网站介绍我的研究成果，我30多年前发表的论文至今还被挂在一些网站上且有很高的点击率。我的讲学和学术报告都受到欢迎和好评。读者的来信，听众的掌声，足以使我欣慰；山青水秀、政通人和中有我尽力的汗水；蓝天白云上有我成功的微笑。这些，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在艰难的困境中能为拯救地球贡献如此力量和成就，比我处境好、条件好的人理应贡献更多的力量和成就。

我的长篇论文《走向大协调化生存方式》（未来与发展，2010年第7～8期头版连载）获得“精品奖励”后，有朋友要帮我联系影视公司在这项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制作《大协调化健康生活》的讲座光碟，预计可以超过某些时髦讲座光碟的发行量。可是，我总觉得全球宏观协调更重要，整个地球在冒烟，拯救地球刻不容缓。我如果花费一年的时间和主要精力搞这种虽然个人能发大财，但对拯救地球并不太重要的事情，就太浪费了。为了拯救地球，我没时间发财。

尽管各种严重的全球问题交织成的现代困境使人类面临自我毁灭，我对人类争取美好未来仍有坚定的信心。因为所有全球不协调问题都是人类自己造成的，只要人类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行为，建立起同自己生存环境全方位协调的社会机制和经济模式，就一定能走上人与自然、人与人双重和谐的大协调文明[17]。

尽管我曾遭受一些坏人的欺压和百般折磨，我仍然坚信人性可以向善。人是社会化的人，有怎样的社会利益机制，就会有怎样的人。既然画家可以用各种色彩的颜料调适搭配绘制出美、建筑家可以用岩石、砖块、水泥、砂子建造美，那么，政治家、社会科学家、各行业管理者和所有诚心向善的志士仁人，就可以用理顺和改善人们的社会利益机制，造就光明正大地靠劳动成效获取名利的一代新美的人；就可以建立健全使每个人都能且只能靠劳动成效获得收益的社会，就可以充分调动每个人的劳动积极性而极大提高社会协作效益，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从而使一切财富的源泉尽可能充分涌流。“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尽可能使每个人身心健康是一切人幸福的基础，天、地、生、经、社、政大协调而使人间普遍祥和[18]。

我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在不断解决各种不协调问题中才能不断完善，才能发展。我还认为，注重提高社会协作成效而能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最能努力实现可持续全效益发展的模式。我最担心中国把最有前途的社会主义丢了，因此在应邀讲学时尽可能运用大协调学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发展完善的潜力，都受到了好评。听众说我的报告增强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列宁说：“要记住，工程师承认共产主义所经历的途径并不像过去地下宣传员和著作家所经历的那样，他们是通过自己研究的那门科学所达到的实际成果来承认共产主义的，例如农艺师是循着自己的途径来承认共产主义的，林学家也是循着自己的途径来承认共产主义的，等等”[19]。按照列宁的这种思路搞宣传，可以把社会主义宣传得丰富多彩，更加深入人心。今天，面对可持续发展的现代要求，已经不仅是要多学科宣传社会主义的任务了，而是在全面协调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必需。没有生态学、环境科学、气候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资源学、未来学、大协调学等相关的文理工学科积极到位地参与，就不可能实现全面协调而可持续发展，也就不可能建设起完善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各门相关学科都有责任从自己的角度说明什么是社会主义，协作研究建设社会主义。

从宏观功效上审视，改革就是改变落后的发展模式，革除阻碍提高整体效率的各种因素。不仅要在体制和发展方式上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也要在战略细节即具体的管理运作机制上，进行深入细致的改革完善，才能相互配合，协作提高整体成效。

从原则实现审视，注重裙带及人际关系管理运作，就是封建主义；注重利润及金钱管理运作，就是资本主义；注重劳动及协作成效管理运作，就是社会主义。只有按照社会主义原则不断改进管理及运作，才能不断提高社会协作成效并使人们的精神健康和发展完美。只有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搞改革，才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

2012年初，有关领导同志建议在我的一些讲学录音整理稿的基础上，写一篇有足够说服力的、能把社会主义方向和改革开放统一起来的论文，迎接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北京当时有几家权威期刊约稿。我也觉得这对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很重要，立即放下正在写的书稿，加班加点地赶写这篇论文，春节也没休息。文理工综合的权威期刊《未来与发展》主编及编辑部主任听说后，也认为很重要，热情地约我写好后先给该刊选用。出稿后，我又反复地认真修改了17遍，确保完美无缺才及时发出。《未来与发展》期刊加了编者按，于2012年6、7、8期头版连载后，又被许多网站转载，得到许多领导干部和社会各界的好评和欢迎，有位革命老前辈来电话说：“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总是担心社会主义方向变了。在革命战争年代，我的许多战友都为实现共产主义牺牲了，我们不能让他们白牺牲了吧？你的这篇文章把社会主义方向和改革开放统一起来了，能够自圆其说了。我也就踏实了，不吃安眠药也能睡觉了”。他说的这许多话，使我受到很大鼓舞和教育。这篇论文还得到了国际马列研究界的学者好评。

这篇论文《社会主义正在有效地前进》（之一）的副标题是“大协调学的见解和展望”，主要论述“社会主义主要生产工具是‘同生态环境协调的技术系统’和‘劳动成效至上原则’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等内容；（之二）的副标题是“充分开发社会协作的潜力”，主要论述“市场经济共性和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运行规则；（之三）的副标题是“走向可持续全效益发展的美好未来”，主要论述“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及初级阶段和中级和高级阶段等内容。整篇论文系统地论述了：经济及金融危机、社会对立及阶级斗争、生态破坏及环境污染三大方面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要被淘汰，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必须克服并预防经济及金融危机、进行维护劳动者及劳动成效的政治建设从而构建和谐社会、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从而维护人类健康生存环境，要在这三大方面的努力中不断完善，才能走向美好的未来。[读者们和网民们反映都很好。他们认为，这才是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理论；这项真正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的理论研究成果可操作性强，能用于富民强国和走向美好未来]。希望更多的人能从统筹解决和预防各种不协调问题出发，研究和完善社会主义理想，认识和树立全面理想的远大目标；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同志一起扎实地协同努力，为人类争取美好的未来。

苦也罢，累也罢，坎坷磨难也罢，受尽委屈也罢，只要能为拯救地球尽一份力量，真实地起到作用，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地球的美丽中就会有我欢心的笑容。从大尺度上看，每个人都是地球上的匆匆过客，有人留下一段美丽，有人留下一段灾难。希望大家都能为地球增添美丽，都能为人间创造幸福与和谐，至少不要留下灾难，不要制造痛苦，让世界因我们的努力而美丽。

注释和参考文献：

1、“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获得者名单，在《光明日报》2010年12月7日第7版公布。

2、赵营波，关于经济理论工作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的建议，（最早提出科技、经济、资源、 环境、生态、社会协调发展的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划联络局《情况和建议》第101期（1979年6月）

3、赵营波，科学、学术、知识、文化之间的区别和关联——兼论大协调文化观，未来与发展，2002，3.； 人大资料中心《科技管理》2002年11期头版全文转载

4、赵营波，中国走向21世纪的大协调策略，未来与发展，1989，3-4.连载；光明日报社《文摘周报》1989，12，17；四川，《文摘周报》1989，12，22.

5、赵营波，拔尖人才的引领效能和客观筛选标准，铜陵学院学报，2012年4期

6、安徽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安徽新四军人物（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8月，第135页

7、三八作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长期培育的优良作风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通称“三八作风”。

8、赵营波，在我省建核电站的利弊分析，安徽科协，2005年第4期

9、新华网，2012年10月25日 08:30:24，国务院通过核电规划 明确十二五不安排内陆项目，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2-10/25/c_123867062.htm

10、赵营波，健全扶持科技创新的社会机制 ———  兼论国家整体振兴的关键，《转型期的中国未来——中国未来研究会2011年学术年会论文集》（2011年6月）

11、http://baike.baidu.com/view/145329.htm  百度百科：香港廉政公署

12、http://history.chinaiiss.com/html/20129/5/a54672.html 战略论坛：2012-9-05 14:45；德国制造曾经也很烂

13、赵营波，未来研究学科群亟待大协调化整体升级——必须足够地懂得未来才能理智地走向未来，未来与发展，2006年第6期

14、苍  桑，面对社会竞争  走向成功人生，《中国职工教育》（北京）2011年第2期

15、赵营波，莫言成才对创新教育模式的启迪——兼论改善文学的社会功能，江淮论坛，2012年6期

16、赵营波，社会生产力要求编制务实的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11，1.

17、赵营波，全球大协调——从全球宏观效益探讨各国合作的健康途径，世界科学，1990,8.

18、赵营波，运用大协调学构建高效益的和谐社会，未来与发展，2005，4．人大资料中心《社会主义论丛》2005年11期全文转载

19、列宁，论统一的经济计划，《列宁全集》第32卷第135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9月版

20、赵营波，管理的公正和效率，北京社科之窗，2016，10，8.四.

21、赵营波，论可持续发展要求更新科技成果评价标准，战略学报，2016，6.

22、赵营波，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基本要领——提高领导干部统筹运作能力，

中国领导科学，2017年7期 第50页

23、赵营波，可持续发展规划方式和质量检测客观标准，未来与发展，2017年9期

24、赵营波，可持续发展需要研究和运用大协调学，科普时报，2017年10月27日，8版

25、Zhao Ying-bo,  New Ideas and Forces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utures Research Quarterly, Summer 1987, Volume 3,  Number 2.

26、赵营波，运用大协调学规划城市生态建设，1987，城市生态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27、赵营波，人类走向21世纪的大协调策略，世界未来研究联合会第十届世界大会（北京，1988，10）；《未来与发展》1988年5-6期连载

 

Wish  the  earth  be  beautiful  because of  us

—— an inner journey of an excell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worker

 

Zhao Ying-Bo

( Anhu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Hefei,  Anhui 230053  P.R China )

Abstract:   whether the co-ordination to resolve the incompatibility of the various global issues, is a matter of both a human surviv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benefit. Contemporary people with lofty ideals should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it. The folks from all sides ought to make effort to save the Earth for the human, to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with sustainability and efficiency.

This paper gives insights into obstacle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ntroduce Macro-coordination Science and future studies.

Keywords:  save the earth; founder of Macro-coordination Science; major responsibility; hard work; inspiration and advice

作者简介： 赵营波，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研究员，主要从事大协调学——研究人类同自然与社会各环节大尺度交叉协调规律及其应用的科学，为可持续综合发展提供规划、科研、发明、技改、管理、决策、环保、预测等宏观协调的服务。自1979年至今在全国和国际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刊物发表了《人类大转折时期的科技革命》、《宏观调控与大协调学》、《环境容量与城市综合规划》等210多篇论文，出版了《大协调学》、《协调发展与改革问题》等三本专著，正在修改第四本专著《大协调学原理与统筹运作》（70万字）。拥有国家专利一项。中国未来研究会常务理事、联合国“未来世界研究计划” （UNU\WIDER\Millennium  Project  Feasibility  Study）大协调学顾问、南开大学21世纪青年研究会顾问、全国三家杂志编委、安徽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大协调学研究中心主任。论文及引用和评介被国内外许多网站转载。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文学笔名“苍桑”，已发表《茶叶》、《人生之歌》、《焓的幸福》、《世间的惑与不惑》、《人民军队铁的逻辑》等诗歌、散文百多篇。

研究方向：大协调学、未来学

E-mail:cangsang300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