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国：厉害，还是不厉害？

郭松民

　　最近，《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的一席话成为舆论的焦点。

　　在21日于北京举办的科学传播沙龙上，刘亚东批评当前的一些媒体夸大了中国取得的成就，忽悠了领导与公众。

　　刘亚东直言，“我的国”也有不“厉害”的地方，甚至还受制于人。只有认识到差距，才有可能弥补差距，“否则我们的中国梦将永远是中国梦”。

　　刘亚东的这番言论得到了《环球时报》的肯定。其评论指出，有官方身份背景的人对夸大中国成就进行批判，正逢其时。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这样的发声是有益的，有助社会的集体清醒。

　　必须肯定，这样的讨论也是有益的。

　　记得去年到南方一座大城市出差，晚上出来散步，蓦然回首，看到百层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上触目惊心的滚动字幕：厉害了，我的国!

　　顿觉空气有点膨胀。

　　多一点刘亚东，多一点这样的讨论，有利于压缩空气，有利于培养生聚教训、埋头苦干的气氛，当然是好事。

　　不过，这种讨论的局限性也很明显。

　　为什么呢?因为讨论把公众的目光引向了狭窄的科技层面。似乎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于那几项技术，有了，就“厉害了”，没有，就不厉害。

　　这就是见物不见人，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

　　也难怪前一段时间，舆论和一部分社会公众的情绪坐了过山车。

　　贸易战一开始，以为胜券在握，甚至有点跃跃欲试。但芯片问题出来以后，不旋踵就变成泄了气的皮球，失败主义情绪又开始蔓延滋长。

　　笔者曾经提醒“不要胜骄败馁”，结果呢?还是胜骄败馁。

　　先引用一段毛主席的教导：“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毛主席是辩证法大师。他既看到了武器(技术)的重要性，又指出武器(技术)不是唯一决定因素。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是人心向背，或者说，是政治。

　　那么，究竟怎样才叫厉害?

　　这是一束概念，不是一个概念。一个真正厉害的国家，首要的是国内团结，贫富差距比较小，制度安排能兼顾各阶层的权利和利益，精英阶层有道德权威，获得人民认同，国家的价值观高尚。

　　技术、财富之类的东西也是必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抗美援朝的时候中国并不富，技术和美国相比也差得远，但很厉害，原因正在于此。

　　民国时期，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面对日本的入侵，之所以始终不能摆脱失败主义情绪，甚至采取绝对不抵抗的政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见物不见人的思维方式。

　　“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和他的高级将领大唱“抗日三天亡国论”。

　　蒋介石说：“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

　　何应钦说：“日本有多少烟囱，日本人有多少工厂?我们如何能比?不抵抗还可支持几天。”

　　国民党最重要的军事人物就是这样一种心态，所以国军抗战的最高境界就是“求死”，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抗战能够胜利。

　　相反，毛主席在《论持久战》就透彻了分析了中国相对于日本的进步性。

　　由于中国相对日本在政治上更加先进，日本充其量动员到武士阶层，中国则可以实现全民族动员。被充分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并且建立了自己主体性的人民，是完全可以战胜僵硬野蛮的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机器的。

　　这其实也是毛主席和蒋介石隔空争论。

　　显然，蒋介石只能看到技术装备，所以他认为日本“厉害了”;

　　毛主席则能够看到人民的力量，所以他认为中国“厉害了”。

　　抗日战争胜利的结局，尤其是紧随其后的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结局，证明毛主席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都是爱中国的人。

　　我的国，应该厉害、必须厉害、也完全可以厉害!

　　不厉害不行，不厉害就可能万劫不复。

　　但要厉害，最重要的，还真不是一两件技术装备，而是刷新政治，收拾人心——人大、政协里面全是有钱人，真正创造财富的工人农民完全被排斥在外面，怎么行呢?——多一点社会主义，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刘亚东：除了那些核心技术，我们还缺什么?

　　6月21日下午，“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 科学传播沙龙在中国科技会堂召开。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做了主题演讲，在详细介绍《科技日报》“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系列报道的出台背景和意义之外，还详细说明了在那些核心技术之外，我们还缺的到底是什么?全文如下。

《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各位同事，下午好!

　　2018年4月16日，中兴事件的新闻在网上爆棚。三天以后，4月19日，《科技日报》一版头条强势推出新专栏“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开篇以“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为引题，报道了中国在高端芯片制造所需要的顶级光刻机方面的落后状况。

　　我在新媒体上推介了这个栏目和这篇报道，很多朋友和新闻同行都评论说，《科技日报》这组报道策划得很及时。我很“谦虚”地回复人家：不是很及时，是很超前!

　　事实上，今年三月“两会”一过，《科技日报》就开始策划和组织这组报道，当时的舆论氛围还是“厉害了我的国”。《科技日报》认为，公众有必要了解更多的东西，尤其应该知道，“我的国”也有不“厉害”的地方，甚至还受制于人!

　　由于想把开栏篇打造成“样板间”，我们毙了好几篇稿子，有些稿子还在反复修改和打磨，以至于这个栏目迟迟没有推出，直到中兴事件爆发。到今天为止，这个栏目已经推出29期。换句话说，我们已经对各个行业的29项卡脖子技术做了报道。社会反响之强烈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作为《科技日报》总编辑，我感到很自豪。因为《科技日报》没有人云亦云，而是以个性化声音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正确引导了社会舆论，体现了《科技日报》的使命和担当。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些举世瞩目的成绩当然值得肯定，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差距和不足。我们今天一些喜大普奔的科技成就，比如大飞机，人家半个多世纪前就有了。我们今天一些正在苦苦攻关的重大项目，比如载人登月，美国1969年就已大功告成，明年整整50年。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差距。

　　中国的科学技术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这本来是常识，不是问题。可是，国内偏偏有一些人，一会儿说“新四大发明”，一会儿说“全面赶超”、“主体超越”，“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都分别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还算得有整有零，说得有鼻子有眼儿。明明是在别人的地基上盖了房子，非说自己有完全、永久产权。如果只是鼓舞士气也就罢了，可麻烦的是，发出这些论调的人忽悠了领导，忽悠了公众，甚至忽悠了自己，这就成了问题。

　　上周我访问日本，和日本科技振兴机构(JST)签了一个合作协议。我在JST见到了一个人，叫冲村宪树，他是前文部省次官，现任JST首席研究员。冲村对中国非常友好。他说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很快就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甚至超越美国，所以日本应该和中国搞好关系。我说，你的结论正确，但前面说得不符合实际。我告诉他，中国要建成现代化强国，还有很漫长的道路要走。冲村不同意我这个说法。由于他不会说英语，我们的交流是通过日语翻译，效率比较低，所以到最后我也没能说服他。

　　冲村的观点在日本很有代表性。无论左翼还是右翼，他们都是这样看待中国的。我们的舆论无疑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可否认，这些为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提供了口实。那些把中国建设成就夸大其词的與论，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其结果是误国害民。

　　只有认识到差距，才有可能弥补差距，否则我们的中国梦将永远是中国梦。就像《礼记·中庸》所说，闻过而终礼，知耻而后勇。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兴事件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都是一件大好事，好就好在它让更多的国人正视了中美科技实力的巨大差距，惊醒梦中人!

　　《科技日报》“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栏目要长期办下去，因为有太多的卡脖子技术让我们在发展的道路上不能扬眉吐气。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核心技术亟待攻克?是否有一些共性原因阻碍了我们攻克这些核心技术?我想是的。今天我讲三个问题。

　　第一，缺乏科学武装。

　　科学和技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它们之间有联系。正是由于缺乏科学的指引，才阻碍了我们的技术发展和进步。

　　中国自古以来只有技术传统，而没有科学传统。技术发明靠的是经验的积累，或许还有灵机一动;而科学发现则是建立在系统研究和专业训练的基础上。有人说我们有四大发明。我告诉你，四大发明属于技术范畴，它不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技术创新和突破，跟科学没有半毛钱关系。

　　比如指南针，我们的先人只知道它很有用，迷不了路，找得着家。没有去研究磁场、磁力线，也不懂得导体切割磁力线时会产生电流，更推导不出麦克斯韦方程。比如火药，我们的先人只满足于它能爆炸的事实，只知道一硝二磺三木炭，而没有深入探讨它的化学和物理机理，所以才止步于黑色火药，没能研发出黄色炸药。有人说，我们祖先发明了火药，所以才有了后来工业和军事上用的炸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黄色炸药和黑色火药没什么关系。

　　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求甚解，这些倾向今天也在严重影响我们的技术发展和进步。离开科学的指引，技术的发展注定不会走得久远。

　　第二，缺乏工匠精神。

　　去年中央电视台播了一档节目《大国工匠》，我几乎每集都看了。拍得很好，下了功夫。问题是相对于我们13亿人口，这些大国工匠实在太少了，太稀缺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是瞧不起匠人的。从我们对很多职业的称谓上就能看出这一点，什么剃头匠，泥瓦匠，小炉匠，很多教师自嘲，管自己叫教书匠……

　　轻视操作，轻视实践。孟子就说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6月20日，科技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海洋调查一线难觅学科带头人身影”，讲的是海洋调查的某个航次上，16名科研人员中有副高以上职称的只有一人。学科带头人都说，学生去了，我就不去了。这种现象在中国很普遍。

　　不久前我访问德国，在萨克森州首府德累斯顿参观了中德轨道交通联合研发中心的创新工厂。我在工厂里看到，很多人穿着工装在一丝不苟、非常专注地工作。我本来以为他们都是工人，后来一打听，原来都是工程师!我想，正是凭藉这种务实严谨、精益求精的精神，德国人生产出了莱卡相机、奔驰汽车、克虏伯大炮等，创造了“德国制造”的品牌价值。

　　第三，缺乏持之以恒的情怀。

　　浮躁和浮夸是中国科技界流行的瘟疫，而且至少已经持续了20年。我们很多科技工作者耐不住寂寞，坐不了冷板凳，总想走捷径，弯道超车。

　　我不喜欢“弯道超车”这个词儿。除非你车里有毒品，警察追你，要不干嘛弯道超车呢?总结别人的经验，吸取别人的教训，少走弯路，这是对的，也是应该做的。但在更多情形下，“弯道超车”是个伪命题，往往成了投机取巧的代名词。弯道超车走直线，就意味着别人走曲线，别人都比你傻，这可能吗?很多实践已经证明，弯道超车行不通。

　　比如说研发航空发动机，要通过大量实验数据的积累，不断总结、完善、调整、提高，最终才能生产出一款好的产品。要弯道超车的话，我们可以搞到一台别人的不那么先进的航空发动机，照葫芦画瓢，山寨出“八九不离十”的产品。可今后要改进提高，增强性能，你还能做得到吗?

　　“三跑并存”的提法是对的，但它不是现在的事情。1965年，我们的科学家就实现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在当时绝对是世界领先。1964年中国爆炸了原子弹，1966年我们有了核导弹，1967年爆炸了氢弹，1970年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半个世纪前，我们就“三跑并存”。所以，不谈比例和构成，“三跑并存”的说法就失去了意义。最近在“三跑并存”后面又加了一句“跟跑为主”，这就实事求是了。

　　此外，目前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上个月我看到美国媒体的一篇报道，美国的F135型航空发动机经过改进，其推力竟然达到22吨。稍微有一点航空发动机知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数字。听了这个消息，大家都很着急，但着急也没有用。我们寄望于从事航空发动机研发的科技工作者能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百折不挠，尽快把高性能国产航空发动机搞出来。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