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0年3月，我任胶东《大众报》社国际新闻编辑科的科长，当时，还不满17周岁。

一天晚上，区党委社会部突然将我秘密逮捕，怀疑我是“托派”，差点将我枪毙。区党委领导林一山、林江和五支队民运科长王培英等，说我还是个孩子，怎么会是“托派”，将我“保”了出来。胶东区党委青委书记、胶东青年联合会主任林江同志，亲自到社会部领我出来，随他到青联工作。

林江原名丛琪滋，文登下徐村人，烟台八中高五级学生，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前，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烟台地区总负责人，曾组织我们在校学生成立“救亡歌咏队”宣传抗日救国，1937年10月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6月回到胶东工作。

林江对我十分关心，详细询问了我在烟台参加学生抗日救亡工作、参加“民先”、参加天福山起义部队和去鲁南山东抗日军政学校学习等情况，鼓励我要经得起各种不同的考验，努力做好革命工作。不久，我被选为胶东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的执委，并担任了青联宣传部的副部长。

我的胞兄惟晋，1937年与平津流亡学生奔赴延安，曾从河南开封寄回一封家书（全国解放后才听说，他在1938年春节期间，病逝于山西旬邑城郊）。林江给我讲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事情，讲革命道理，像大哥哥一样教导我、鼓励我，更激起我对延安的向往、对兄长的思念。

1941年5月，中央要胶东选送一批有文化的青年干部去延安学习，在林江的支持下，我积极申请，获得区党委批准。

我和青联机关、孩子剧团的年轻战友们恋恋不舍。李文耀将他的灰色棉毯一剪为二，送我带走一半，山高路远，情深谊长。

我向林江主任敬礼道别，不想，竟成永别！他在1942年12月反日伪“扫荡”中英勇牺牲，年仅24岁。我永远忘不了这位关心、爱护、帮助我成长的可敬可亲的学长、师长和兄长！

二

五月下旬，我和区党委直属单位及东、南、西、北四个地区选送的200多名青年干部一起，离开胶东，踏上了去延安的征途。

部队护送着我们，避开敌占区，沿着莱州湾荒凉的盐碱滩西行。队伍从广饶地区南下，连夜在金岭镇附近通过了胶济铁路。这是我们去延安途中通过的第一道日伪军封锁线。

1937年春，华北日军步步紧逼，我们烟台八中高一级新生去济南参加国民政府的军训，乘火车前往。1937年底，我从21旅政治部调到国防剧团不久，组织上派我去鲁南山东抗日军政学校学习，上百名干部在一个营部队的护送下，绕道昌邑、潍县、寿光、广饶，直抵小青河畔，经索镇插进敌战区，在张店附近连夜通过胶济铁路封锁线，从博山太和一带进入我鲁中根据地，到了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司令部所在的沂水县东里店和王庄，又继续南行，到了山东抗日军政学校驻地岸堤。这是我第三次过胶济铁路线了。

莱州湾的盐碱滩一望无垠，没有树木，只有一种不怕盐碱的矮草在微风中摇曳。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要走上整整一天，当地老乡只说是“一眼的道”，而不讲走多少里数，真的是可望而不可及！这一带缺少淡水，流积在村边坑塘里的雨水，又苦又涩，还浮游着一些蝌蚪和孑孓，渴急了，用洋瓷碗舀起来，抿着嘴唇滗开污浊直喝下去，还真解渴。

行行重行行。经过二十多天的行军跋涉，我们到了临沂的青驼寺。此时，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的领导机关住在这里。

青驼寺是鲁南重镇，沂河从旁流过。山区的河流，一下雨山洪汹涌而下，声势吓人，洪水过后却清流缓缓，可见沙底。我们这群年青的胶东人，在河流里洗去了身上的征尘，精神焕发。

三

在青驼寺，我们会合了由渤海和滨海地区来的干部，经山东纵队政治部再度审查后，三百多名男女青年分编成“山东纵队西进干部队”一队和二队。

我被编在一队，队长王佐川，指导员李钊，副队长董刚，支部书记王冠五，文书王澄之，通讯员刘伯增、吕超、王捷，一区队长鲁作夫，二区队长于祥云，三区队长是我。从渤海来的郑自修为三区队的副队长。记得名字的还有：李文美（女）、杨积萼、林华栋、宋信生、梁玉芝、程广太、韩光、侯鹏、叶滕、徐相国、刘光、丁昆、张祥、张功、宋岐、苑爱农、苑乘风、王文山、李日新、盛传家、黄蒲龄、于海、董惠民、李飞、回吉胜、刘春郊、孙书孟、姜德绪、杨震鼎、李朝晖、孙兴华、陈凤才、徐亚光、吕放、刘治洲、宋宗范、张自芳、芦宝镜、黄士元等。全队同志大多数20来岁，我刚满18周岁。

为了避开日伪军对鲁南的“扫荡”，过了“八一”建军节，西进干部队从青驼寺南下，到费县天宝山下的小闸口一带，休整待命。

贫瘠的鲁南山区，生活异常艰苦。部队每天只能吃到带壳的高粱糊糊摊烙的酸煎饼和盐水泡辣椒，许多人大便干结，排不下来只能用手抠。一天夜里，我睡在地铺上，一只虫子钻进了左耳，痛得我抓耳挠腮。天明，护送部队的卫生员，往我耳朵里倒了些药水，然后用药棉签把虫子沾了出来，一看，竟是一条蠹虫。同志们戏疟地说：“你看得书太多了，蠹虫都要往你脑子里钻了”。从此，我的左耳有些重听。

九月底，山东纵队决定二队留在鲁南，一队以“西进干部队”的名义出发。同志们高唱着山东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长刘子超作词的“八路军山东纵队进行曲”，离开鲁南，继续奔向延安。

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离开鲁南时，全队人员没有枪支武器，但每个人的腰间却紧紧捆着一个白布缝制的小包，里边分别装的是黄金、银元或者关金券、法币，这是山东带给中央的资金，是党和首长对我们全队的信任与重托。

飒爽的秋风中，西进干部队跟着护送部队，从滕县以南夜过津浦铁路，这是我们去延安路上通过的第二道封锁线。

过了铁路，来到了微山湖边。我们在夏镇附近乘上小船横渡微山湖。黎明，十几条小船在平静的湖里划行着，我和战友们俯身藏在船篷下，看着一群群的鱼虾在清澈见底的湖水中游动，尚未采摘的莲藕和菱角，轻轻地拂擦着船舷和船底，感到十分新奇。太阳升起后，万道金色的霞光撒在湖面上，耀眼夺目，天光水色，景色迷人。只有远处传来日伪军的枪声，不断打破时空平静，让我们又回到战争的现实中。“我们战黄河，我们战淮河，微山湖水今又生洪波……”，伴着我和几个战友轻声地哼唱的“洪波曲”，我们兴奋、紧张、冷静地通过了不平静的微山湖，到达了湖西，沿着江苏西北部丰（县）沛（县）的滨湖边境逶迤北行，进入了冀鲁豫边区。

微山湖区的蚊子特别多，到了湖西后，许多同志被蚊子叮咬患了疟疾，九名重病号住进了医院，因为没有药，霍秉德同志病逝了。

由鲁西南、豫北和冀南连成的冀鲁豫边区，沃野千里，一望无际。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和一些地方武装活跃在这里坚持敌后抗战，是联系我山东与太行两个根据地的纽带。

西进干部队在这里遇到了从延安回山东的一批干部，其中有我认识的原胶东五支队参谋长赵錫纯和北海军分区司令员于仲淑等。这些领导同志十分关心我们这批西去的年青干部，向我们介绍了延安的情况，叮嘱路上应注意的事项。听说我们有人患疟疾，慷慨地送给我们一些难得的金鸡纳霜药片。战争年代，人和人之间、上级和下级之间，那种患难与共、生死与共真挚的同志情、战友情和上下级关系，令人永远难以忘怀。

老黄河、卫河和滏阳河流过冀鲁豫平原。自从1938年冬国民党在郑州花园口决堤后，黄河改道流向淮海，这里已无滚滚激流，但黄河故道中仍潴有一人多深的黄水。当地军民为了便于打击日伪军，在这些泥底河流的水下筑有暗堤，作为秘密渡河的通道。西进干部队穿过这些河流，向着平汉铁路急进。

四

为了封锁华北平原与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日伪军将平汉铁路修成了一道防守十分严密的封锁线。铁路两侧各挖有一条既深又宽的封锁沟，沟的两侧每隔五百米就有一个炮楼，组成交叉射击的火力网；在封锁沟与铁路之间还修有公路，可以迅速调动兵力；铁路和公路两旁的村庄，都被迫组织了“反共自卫团”，成立“护路村”。这就是横在我们去延安路上的第三道封锁线。

11月底，冀南军区的一支部队，护送西进干部队从邯郸以南的码头附近夜过平汉路，接近封锁沟时被日伪军发现，被迫退了回来，一过平汉铁路封锁线没有成功。

12月底，选择从邯郸以北的临洺关附近过封锁线。我们紧张地一个跟着一个，一溜小跑冲向封锁线，又被日伪军发现，掷弹筒炮弹劈头盖脑地轰过来，刘克，林华栋同志负了轻伤，二过平汉路又没有成功。

1942年的春节前夕，我们在沙河附近第三次过路。这次过路的还有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的组织部长周桓和冀鲁豫军区政委崔田民等及其他一些干部，队伍较大。为了安全过路，铁路两边各有我军强大兵力护送和接应。掩护部队破袭了日伪军的铁路和公路，包围了日伪军的炮楼和据点。为了避免日伪军的火力杀伤，还在封锁沟两侧挖掘了交通沟，垫上柴草和干土，以便过路人马隐蔽通过。

不料，一股在外巡逻的日伪军，未被掩护部队围住，发现我过路部队后，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枪就冲了过来，幸被我护卫部队发现，坚决阻击，顿时枪声大作。这时，日伪军的铁甲列车也闪亮着探照灯，向铁路两侧搜索，枪炮声四起。前边的队伍冲过封锁线了，西进干部队和后卫部队却被截断，受惊的马匹嘶叫着向后奔跑，队伍被冲散了，打乱了，又倒退回来。

我也跟着向后跑，突然，身旁一个同志被流弹打倒，我连忙俯下身去拉，却怎么也拉不动，他牺牲了。我起身又跑，前边的几个同志不知被什么绊倒，我也跟着跌倒，前边的同志猛地又挺身爬起，我的近视眼镜被撞掉了，我只得眯起两只眼睛，在黑夜里“瞎”跑。后来，亏得苑爱农同志一把拉住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到一个村边，遇到了正在那里集合的队伍。

枪炮声稀远了，离开铁路大约已有三十多里路，这里已有我抗日军民挖掘的纵横交错的道沟——抗日沟，一个营的掩护部队在前边开路，西进干部队顺着道沟继续向根据地里撤退。

刚出村子不远，又被从附近据点赶来的日伪军迎头拦击，部队且战且走。上午9点多，从南和、鸡泽、曲周各据点出动的日伪军，又将我们包围在一处广阔的沙丘地带，密集的火力，再次将队伍打散。我跟着掩护部队的一个机枪班往外冲，正跑着，突然觉得背后有一股巨大的冲击力将我撞倒，扭头看时，却原来是一颗掷弹筒的炮弹，斜擦着我的背包落在沙滩上，却没有爆炸。我一滚身爬起来再跑，日伪军的步枪又射向我，有的子弹啾啾地在头上飞过，有的子弹就在我的身旁、脚下钻进沙里。沙窝陷足，跑起来非常吃力，我跑着跑着，累得实在跑不动了，便卧倒在一个小沙坑中想缓缓气。我下意识地将两条叉开的腿向里缩了一下，准备再跑，一颗子弹贴着我的右腿肚子外侧穿过，棉裤和裹腿的绑带被钻了个洞。我下意识地用手一摸，没有血迹，一跃而起，借着护送部队的机枪掩护，竟一口气冲出了包围圈。

傍晚，在根据地的一个村头，我和陆续突围出来的战友们会合。这一夜一天的恶战，没有战斗力的西进干部队，牺牲和失踪了近20人。后来，我们把这次战斗称做“沙滩会一场血战”。

过不去封锁线，西进干部队就随着冀南军区陆军中学在冀南、冀鲁豫地区打游击。那年冬天，雪多天寒，夜晚行军，寒气更甚，许多人的手脚都冻得皴裂了。开春后又闹春荒，根据地的军民都缺粮吃，饿得人心里发慌，连青苗和还没长核的枣儿都吞食了。接着，日伪军又自南向北，对华北平原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惨绝人寰的“五一大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根据地到处是狼烟烽火，到处是残壁断垣，到处有无人收敛的尸体。

1942年，这是敌后抗战最艰苦的岁月啊！但是，抗日军民没有屈服。大家悲壮地传唱着：“英勇挺进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结成钢铁的队伍，坚持生死的斗争，敌人不死亡，我们不收兵！敌人不投降，我们不收兵！毛泽东的旗帜迎风飘扬！在斗争中前进，在前进中号召，团结奋斗，自由解放，人民得着救星，祖国走向太阳！……”，顽强地坚持在敌后战场上。

大浪淘沙。残酷的斗争，也使一些人感到悲观失望。在西进干部队里，个别人开了小差。为了巩固队伍，坚持斗争必胜的信心，也为了勉励自己，我创作了一首“西进曲”，和战友们一起歌唱：“革命的热情，在我们胸中奔腾！学习的进程，纵横荆棘丛丛。踏着前进的道路，向前啊，不管日寇逞凶，莫怕敌人狰狞，我们勇敢担承历史的使命，要意志坚定，高举起战斗的旗帜，投身伟大火热的斗争！用斗争的力量，加强锻炼我们的党性！高举起战斗的旗帜，消灭敌人的狰狞！用斗争的力量，开辟那学习的进程！”

在敌后严酷的斗争环境里，迎来了整风运动。我们从《冀南日报》上看到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大家通过学习认识到，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清除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是党中央的决定，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

为了提高部队干部的文化水平，冀南军区成立了陆军中学，培训连营级干部。由于师资不足，便向西进干部队借调了我、郑自修和焦鹏三人，我被任为主任国文教员。我们努力教学，得到了学校领导和学员们的欢迎与好评。1942年3月到8月，我和两位战友在冀南军区陆军中学帮助工作，约半年时间。

夏天，我得了痢疾，没有药，一直治不好。9月初，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率领冀中警备旅南下冀鲁豫，要从这边过平汉铁路封锁线到太行山去，西进干部队奉命随行。我不愿留下治病，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挣扎着跟上部队，一路急行军，经过内黄沙区，在安阳与汤阴间四过平汉铁路。

这段路没有北边那样的封锁沟壕。国民党军孙殿英和庞炳勋的部队曾驻扎这一带，他们打着“曲线救国”的旗子，接受汉奸汪精卫的伪军番号，与日寇共同反共、防共。他们想不到八路军竟会从他们的眼皮子底下过路西去。直到我们到了太行山脚下时，守卫封锁山区通道的日伪军才慌乱地打枪打炮，妄图截击我军。在太行部队的接应下，战斗力极强的冀中警备旅很快就把日伪军的一串炮楼摧毁。

经过千辛万苦，四过平汉路，西进干部队终于胜利地进入了威震敌寇的八路军野战总部所在的太行山根据地。我的痢疾也奇迹般地好了。我高兴地跟同志们说，以后谁再拉痢疾，就跑上一百里路，吃馒头干、喝山泉水，保险能治好。

西进干部队经过林县任村，沿着清漳河走到了麻田、桐峪。野战总部热情地接待我们，特地慰劳我们一只羊。那时，由于日伪军的封锁，根据地里食盐紧缺，军民们都吃用盐碱土熬制的硝盐。就是这种又苦又涩的硝盐，每人每天也只能供应三钱。当我们吃着没有盐味、既淡又膻的羊肉时，心里却感到极大的满足，因为这是总部对我们一年多来艰苦战斗的犒赏啊！

在总部休整的日子里，吃粮要爬十几里的山路到指定的地点去背。我们没有牲口，没有装粮食的口袋，便把长裤脱下，扎起裤脚和裤腰，装满粮食，放在脖颈上扛回来。西进干部队中唯一的女同志李文美，也和男同志一样背，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假小子”。她有着年轻女性的婀娜，却毫无娇气；她有着坚强的意志，克服了女同志的特殊生理困难，跋山涉水，出死入生，从胶东一直走到了延安。她受到全队同志们的尊敬。

五

阴历九月中旬，太行山就飞起了雪花。冒着凛冽的寒风，西进干部队继续向延安进发。几天以后，我们到达了太行三分区的榆次、太谷山区。因护送我们过同蒲铁路封锁线的部队另有任务，不能立即过路，我们换上便衣，隐蔽疏散在绵山东北靠近敌占区的几个小山村里待命。

我和林华栋、杨积萼三人为一个小组，疏散在离太谷县城约五十华里，离山下日伪军据点浒濮只有十五华里的濮子岭。这个村头有一座石砌的小碉楼，上边是一座小庙，下边的门洞供行人来往。夕阳落山的时候，我们三个人站在碉楼前向山下眺望，缕缕炊烟和重重暮霭，使山下的敌占区更显得朦朦胧胧。我们默默地沉思，一条平汉铁路过了四次，这最后一道封锁线又将怎样过去？

山西的山村，大多是窑洞式的房屋，只有正面才有门窗。冬天的夜晚，农民都睡得很早。我和两个战友都很警惕，临睡前总是先到村外去听一会儿动静，没有狗吠，没有什么异常才回到窑屋里睡觉。尽管如此，一场灾难还是悄悄地降临了。我们的房东，岳父家在太谷城里，他去太谷时，曾向伪军泄露，有几个八路军住在他家里。

10月26日午夜，从太谷等地出发“扫荡”我太行根据地的日伪军经过该村时，几个伪军在房东的指引下，把我们三人堵在窑屋里。当我们听到外边响起一阵沓杂的脚步声，再想开门逃跑时，已经来不及了。林华栋首先在窑屋门口被日伪军抓住，我和杨积萼急忙藏身到两扇门后。房东在外边说：“里边还有两个”，伪军一边喊叫“快出来！”、“快投降！”一边从窗口向窑屋里打枪。我和杨积萼藏身的地方是个死角，枪打不到，可是也跑不出去。不一会，日伪军让那个房东在前边端着灯，几个伪军便跟在后边冲进了屋里，将手无寸铁的我俩先后抓了出去。

伪军将我们捆起来，却没有判明我们的身份。一个伪军官匆忙地问了几句：“八路在哪里？”“县政府在哪里？”“粮食在哪里？”我们都回答“不知道”。一个手持门栓的伪军狠狠地打我们，一下正打在我的左额上，鲜血顺着面颊留了下来。我心里告诉自己，一定要挺住，不能倒下，不能向敌人屈服。这时，日伪军的大部队已经通过了村子，几个伪军不敢停留，押着我们跟在大部队尾部，向我根据地纵深走去。

林华栋是党员，一路上，他暗暗同我们商量，谁得到机会谁就跑，决不能让日伪军带到据点去。拂晓，在一处狭隘山路的转弯处，林华栋趁敌不备，纵身跳下山沟，不幸，捆绑他的绳子又被日伪军抓住，他被拖回打了一顿，没能跑掉。

这股日伪军约有一百多名日军和二三百名伪军，拉着一门山炮，携有十多挺轻重机枪和掷弹筒，武器装备优良，却怕我军伏击，走走停停，行进的速度十分缓慢。天亮后，一个日军少佐不时地举起望远镜向周围的山上窥望，并指挥敌军用机枪进行火力侦察。当晚，日伪军在一个村子住下，大部日伪军都住进村里的房屋和窑洞，只有少数伪军围缩在村边的背风处，生起一堆火，看守着先后被捉来的十几个抗日军民。我和林华栋、杨积萼背靠背地坐着，绑缚林华栋和杨积萼的绳子都拴在我背后的粗绳子上，我偷偷地先给林华栋解开了绳子，他趁着看守的伪军打瞌睡的瞬间，溜到暗处逃走了。伪军似乎听到些动静，起来查看，发现少了一个人，便用枪托捅打我们这些被捕的受难者，但大家都说不知道，伪军也无可奈何。

第五天的夜晚，日伪军住在太谷三区的官寨村，这个周围都是大山的小山村，约有二三十户人家，散落在山坡的沟坎上。日伪军“扫荡”前，这里曾是我太谷抗日县政府的驻地。一队队日伪军吃过晚饭就搜山去了，看押我们的伪军，将几天来抓到的二十多个人，统统关在村边一座四合院的东厢房内，也跟着日军出发了。

我们听得院内静悄悄，从窗棂的破纸洞中向外看，只有一匹马在牲口棚下吃草，时而发出喷鼻和蹬蹄声。我向杨积萼和三十团的一个司务长打招呼，准备逃跑。我先松脱下自己胳膊上的绳子，杨积萼和难友们也互相帮助松脱了捆绑的绳子。我说：“我先出去看看，跑得了，大家就跟着跑。”我长得瘦削，从门缝中伸出手，弄掉插在门搭扣上的“拨吊子”（当地农村纺线用的一种铁签子），轻轻地将门扇错开，先钻了出去。脚上一双旧鞋，走了几天山路，早已经破烂不堪了，索性赤着脚顺着墙轻轻地掩到大门口，只见门洞里有个日伪军的哨兵，面向门外，正拄着枪打瞌睡。怕惊动伪军，没敢贸然从大门出去，我又退回院子里，纵身攀爬西墙头，不料墙太高，没有扳上去，又奔到东墙头，奋力一跳，终于爬了上去，回头向望着我的难友们招了招手，便顺着墙溜了下去。房子后边是一条山沟，不管不顾地跳下沟撒腿就跑，我脱险了。

我先向西北面的一座大山奔去，爬到半山腰，再折向南跑，下到一个布满大大小小卵石的河滩，趴在河边喝了几口水，喘息了一下，在河边摸起两块拳头大的鹅卵石做为“防身武器”，又翻山越岭朝着根据地方向疾跑。山上没有路，我抱着头从峭壁上团身滚下，树枝乱草的棘针扎满了我的背、腿和手脚，顾不得疼痛，张望着远处搜山的日伪军生起的一堆堆篝火，尽量绕着、躲着、远远地避开。

跑了一夜，跌跌撞撞地也不知跑了多少路。黎明，忽然听到山坡下有人说话，连忙躲藏到齐人深的野草丛中。过了一会，人声近了，原来是两个夜间躲在山沟里的农民牵着毛驴回家。“可遇见亲人了！”当两个老乡走近时，我冲出草丛迎了上去，说自己是从日伪军那里逃出来的八路军。两位老乡惊喜地扶住我、安慰我，告诉我抗日县政府就在这山里的老鸹沟。这里离我逃出来的官寨村有十来里路。老乡将我送到了老鸹沟。县政府的同志看到我的双足血迹淋漓，赶紧给我找了一双鞋换上，对我说，听几个从官寨跑出来的人说，有个八路军先跑了出来，他们正在寻找。原来，当地逃出的人地熟路熟，没走弯路就径直跑回来了。

日伪军还在附近搜山。县政府的同志派了个老乡将我送到深山沟里的一孔废窑洞里躲藏。饿了吃点老乡给我放下的山药蛋和红枣，渴了喝点山沟里的水。齐人深的野草将窑洞口遮得严严实实，却挡不住夜晚的寒冷，我只能把老乡给的一条破口袋套在腿上卷曲着，警醒地谛听着外边风吹草动的窸窣声和猫头鹰的“咕咕”啼叫声。在似睡非睡的朦胧中，我梦见了西进干部队的战友们，一张张亲切的面孔、一个个熟悉的身影在脑海里闪过，多么想念这些一齐奔向延安的亲人啊！

好容易等到搜山的日伪军撤走，我回到了老鸹沟。县政府打听到西进干部队的住处，送我归队。战友们热烈地欢迎我。共同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的林华栋和杨积萼，已经先我归队，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难分难舍。

党支部书记王冠五，轻轻地、仔细地为我拔出残留在脊背上的棘针。夜晚，他和我同盖一条薄棉毯御寒，深情地对我说：“到延安后，我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六

护送西进干部队过路的太行三十团一支便衣分队过来了。一个漆黑的夜晚，他们带着西进干部队，冒着风寒从山上急行军到了平川。午夜，跨过同蒲铁路到了晋中平原。

因为铁路和汾河平行横贯在晋中平原，从晋东南太行山区到晋西北根据地相距约一百六七十华里，一夜过不去。拂晓，我们在铁路与汾河之间的南席村住下，隐蔽在一座整齐的四合院里。这里是敌占区，村里的“维持会”和“反共自卫团”照常站岗放哨，应付着炮楼上的日伪军，暗地里却掩护着我过路人员，做着抗日的工作。白天，小分队和西进干部队就在这座砖瓦房的四合院里吃喝拉撒睡，天黑，又悄悄地离去，消失在夜幕之中。

静静的汾河，只是在岸边结了一层薄冰，河面没有封冻。我们身着衣裤从冰凉刺骨的河水中趟了过去，湿透的衣裤立即凝结起一层冰凌，划破了皮肤，麻木了手脚。大家不觉得疼痛和寒冷，只是紧紧地相跟着奔跑。奔跑使人的血液急剧循环，升高的体温暖化了衣裤上的河水与汗水结成的冰凌。

太阳升起了。在便衣小分队的护送下，西进干部队越过了离（石）岚（县）公路，通过了去延安路上的最后一道日伪军封锁线，进入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绵亘在晋西北的吕梁山，梢林深密，人烟稀少。干枯的落叶衰草，在征人的脚下簌簌作响。西进干部队从一个兵站走到下一个兵站，爬过一道道山梁，向着延安，越走越近，走到了黄河边。

兴县黑峪口，是从晋西北到陕甘宁边区的渡河点。我们这些来自渤海和黄海之滨的儿女，站在奔腾咆哮的母亲河边，心情特别激动，感慨万千。从山东出发，踏六省（鲁、苏、豫、冀、晋、陕）征尘，历生死磨难、尽忠诚考验，义无反顾，一行108人，只剩72人了。

早晨的阳光照耀着黄河对岸的黄土高原，那里，就是我们心神向往的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两只大木船载着我们七十多人渡河了。船夫的双臂奋力地划着船桨，舵手聚精会神地紧紧把握着船舵，木船冲过翻滚的黄河波涛，径向河的对岸斜插过去。

陕北的黄土高原另是一番景象。这里没有敌情，人民安居乐业。牧羊人高亢悠扬地拉长着动听的陕北民歌，山坡窑洞前传来一阵阵鸡鸣犬吠声。这一切，使我们一路走来高度紧张的神经，悠忽间得到了松弛。

我们从神府的贺家川渡口下船后，沿着大河右岸，昼行夜宿，经佳县、米脂、绥德、清涧……一站站地向延安前进。米脂是李自成的家乡，绥德有宋朝抗金名将韩世忠的蕲王庙。怀着对中华民族英雄的崇敬心情，我们凭吊了蕲王庙。

大踏步地行军六天，西进干部队走到了延安东边的桥儿沟。沿着狭长的河谷，老远就看到了宝塔山，我们这些来自黄海、渤海之滨的年青人，激动得一溜小跑起来。从宝塔山下踏着石块过了延河，穿过了曾被敌机多次轰炸破坏了的延安古城，我们来到了北门外延河边的兰家坪招待所。党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亲切地接待了我们这批冲破硝烟烽火胜利归来的战士。

我们终于走到了延安，走到了党中央的身边。此时，告别胶东已经19个月，离开鲁南也15个月了。

这一天，是1942年的12月24日。

（牟闵，原名牟惟豫，曾用名牟敏，1923年7月16日出生于山东省福山县芝水村（今烟台市芝罘区只楚街道芝水村）。1937年10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4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海洋地质科研事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市委原对外宣传小组组长等。1985年10月离职休养，享受副市（省）级医疗待遇。2014年12月3日病逝于天津，享年92岁。本文是牟闵长子牟承晋，2022年12月1日节选整理自牟闵回忆录遗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