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隽：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正确的

王继红发来书稿《大地之子》，让我为该书作序，我没有理由推辞，因为出书这事是我提议的，尽管自己没做什么具体工作，但有王继红和各位作者挺身而出，主动采编、组稿，历时两年多，这本书即将和大家见面了。虽说写书这事因我而起，可轮到写序言，我还真有点犯难，因为摆在我面前的这本书不是当初我想得那么简单，该书多角度、多侧面、立体化的展现了老知青的精神风貌，涉足的领域比较宽泛，令我不知从何下笔。我想还是简单点，就以自己的回忆和感受代序吧！

我记得那是2014年国庆刚过，一些知青代表聚集山西毛家山共话知青圆梦，郝广杰和程炜分别介绍了自己是如何回农村扶贫创业的，葛元仁也介绍了孙奎连和宋新华的事迹，并且说像他们这种关心“三农”问题的知青还很多。不怕大家笑话，我在到会前还想给年老多病的郝广杰大哥泼冷水呢，当知道他早已带着户籍、党籍关系重上毛家山，决心“鞠躬尽瘁干到死，献身‘三农’不停步”，我二话没说，只有感动的份儿了。就在那次座谈会上，我提出挖掘老知青返回第二故乡再创业的感人故事，编辑成书，以激励世人关心“三农”，这一倡议当即得到大家一致响应，现在回想起来仍令我为之动容。

我想当时大家所以响应我的提议，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都是“知青”。是知青，当然关注农村，因为农村的广阔天地里烙印着我们青春的足迹；是知青，当然关心农业，因为在农业的发展进程中浸透了我们奋斗的汗水；是知青，当然关爱农民，因为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我们与当地农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使我们对第二故乡充满眷恋，对父老乡亲爱得深沉。

其实我之所以受感动并提议出书，也因为我是老知青。我高中毕业恰逢我国还处于困难时期的1962年，由于国家粮食紧缺，党中央号召全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于是我放弃高考，立志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新型农民，决心用自己的知识、智慧和勤劳，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去生产更多粮食支援国家建设。上个世纪50年代的回乡知青徐建春、邢燕子，下乡知青王培珍，都是我当年学习的好榜样。

说来也巧，我们国家刚好从1962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这里我说“下乡上山”不是笔误，当时就是称为“下乡上山”的，后来以上山为主了，从1967年才统称为“上山下乡”了。起初安置下乡青年是以国营农、林、牧、渔场为主，从1963年调整安置方向，开始转向以插队为主。因为我比大批下乡插队知青先到一步，得到了周总理的肯定，说我是“自动下乡的一个好典型”，并让演员作家黄宗英写文章报道，于是黄宗英的一篇报告文学《特别的姑娘》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使我成为城市知识青年立志建设新农村的榜样而被声名远播。

用现代青年的话形容当年的我，也算是“激扬青春放飞梦想”吧！可当我费尽周折，从北京来到宝坻的窦家桥村插队落户，去放飞自己的“新型农民梦”时，我才真正读懂了什么叫“一贫如洗”，真正理解了什么叫“白手起家”。

转眼我扎根宝坻55年，其间我的“新型农民梦”一做就是18年。在“第二故乡”，我加入了共青团，当选为窦家桥大队团支部副书记，还在1966年1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从1970年开始连任了9年窦家桥大队党支部书记。我不知道当年全国有多少知青当过“村官”，该书的主人公中有几位也是当了“村官”的，当村支书的经历使我们切身体会到：知青当上村干部确实可以为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发挥更大作用。自我当上党支部书记后，我们村又有三名知青陆续进入支部班子。我们齐心协力带动社员群众响应毛泽东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和“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学习雷锋爱国家、爱集体的社会主义思想，发扬大寨人艰苦创业的精神，以“困难面前有我们，我们面前没困难”的气概，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老天连旱3年，我们大干3年，把全村1700多亩盐碱地都改造成高标准园田，并实行了科学种田。从此，窦家桥不仅粮食平均单产告别了不足100公斤的低产时代，结束了吃国家返销粮的历史，而且彻底扭转了粮食产量多年徘徊的局面，实现了连年大幅度递增。到1974年，全村粮食平均单产超过500公斤，当年向国家交售余粮15万公斤。到1976年，我们全年交售的爱国粮就达到了21.5万公斤。与此同时，村里的工副业有了较大发展，文化活动也搞得红红火火，窦家桥村终于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先进村。尽管现在看那点成绩微不足道，但在当时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带动作用。看到自己“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理想真的变成现实，感到无比欣慰。更令人欣慰的是，我们也从艰苦创业的实践中，为国分忧的行动中，培养了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意志和爱国为民、甘于奉献的精神，而且收获的这笔宝贵精神财富让我们受用终生。

我常说，对于“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道理，我们当年知青理解最深，因为没有全村经济的发展，就没有我们个人的发展，没有全村人的共同富裕，就没有我们个人的脱贫致富。我想，正是因为知青曾经是生活在最底层的贫苦农民，所以最能体恤人民疾苦，更受不了第二故乡依旧落后、父老乡亲依然贫困，可以说“三农”早已成为一代知青的终生牵挂。看看《大地之子》一书中的系列人物吧，他们有的早已功成名就，却放弃一切，义无反顾重返第二故乡艰苦创业；他们有的年事已高，却舍弃了舒适的城市生活和美好的天伦之乐，再次上山下乡扎根奋斗；他们有的原本生活无忧，却为帮助乡亲变得日子拮据，仍无怨无悔；他们有的自己并不富裕，却省吃俭用捐资助学、扶危济困……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的影子，为“使别人过得更美好”、为对社会有贡献，他们清苦着、拼搏着，快乐着、幸福着，他们将崇高写入人生，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了最好的诠释。尽管对比他们的高尚行为我自愧不如，但“知青”这个共同的名称、相似的经历和一样的情结，使我完全能够理解他们的情怀，也无比敬佩他们的精神。

结合书中人物的事迹和自己的点滴体会，我归纳了如下三点启示与读者分享：

第一，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党历来倡导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这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具有光明的前途。我国知识青年正是在农村极度贫困与落后的时候上山下乡，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并肩战斗、抱团取暖，才真正了解了国情、理解了生活、锤炼了意志，培育了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这笔宝贵的历练财富使不少当年知青成为共和国的栋梁之才及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也使更多当年知青为共和国的繁荣富强，平凡劳作，默默奉献。回顾以往，我们能健康成长，能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正因为坚持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展望未来，要想不忘初心，永远坚持人民立场，还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正确道路。

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探索是有价值的。今天的我们，面对历史逝去的背影都能评头品足地议论几句，但每一历史事件的出现，唯有从它的来龙去脉上深加探究，唯有把它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得出的结论才会是客观的、公允的。时至今日，知识青年需要就业、新农村建设需要人才、青年人成长需要锻炼，仍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所以当年党和国家领导人，试图通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条途径，将三个难题结合起来解决的探索，应该说是有必要，有价值的，虽然探索中难免会走弯路，要担风险。纵观历史长河，每个阶段总要有人为国家利益，为民族大义做出贡献甚至牺牲，相比之下我们的一点付出不值一提。我为自己无意中投身于国家的探索之路，感到光荣、自豪，无怨无悔，觉得受再多的磨难也值得！

第三，知识青年的主流群体是健康向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段特殊而平凡的历史留下的情结和烙印，将“知青”锻造成了一个不同于前辈又区别于后人的特殊群体。无论历史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决策怎样评价，广大知青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以自己的青春、热血和忠诚为国分忧，为缓解城市就业的压力，为贫困乡村、边远地区的建设和发展，为巩固祖国边疆所做出的贡献与牺牲，是不可磨灭的；广大知青在艰苦的环境里奋斗，在长期的坎坷中抗争，经受了脱胎换骨的磨练，铸成了坚忍不拔的意志，造就了乐观向上的品格，培养了勇于负责、甘于奉献的精神，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也是值得尊重和传承的。尽管当年知青随着时代变迁，各自的身份、地位，乃至生活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那份忧国忧民的忠诚始终不曾改变，因为大家心底呼唤着一个共同的声音，那就是“一切为了祖国”！那是一颗从小就在心田里萌发的爱国主义种子，它让我们始终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如今当年知青都已年过花甲甚至古稀，但为国家繁荣富强献身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依然难以释怀，为此绝大多数老知青仍在发挥夕阳正能量，凝情聚力做着利好社会的各种事情。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作为社会的有益资源，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主流群体是值得党和人民信赖的健康向上的群体。

感谢书中人物表现的崇高精神，他们怀大爱做小事，寓伟大于平凡，以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个个生动的故事，真实记录了老知青的责任、奉献与担当，充分彰显了老知青的民本情怀和爱国精神。特别是那些心系“三农”返乡创业的勇者，他们是极其高尚的人，他们以知青情，圆中国梦的义举，不仅激励老知青，也会启迪后来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知青一代的青春夙愿，更是现代青年的责任担当。当年的我们因条件所限，怀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却只是解决了温饱问题，而如今是在建设全面小康的美丽乡村，是要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事业，我衷心向仍在征程的知青朋友致敬！

最后，还要感谢作者编者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他们为社会奉献了这样一本好书。

注：

侯隽：女，1943年3月出生，北京人，1962年7月高中毕业后自愿下乡插队，是全国先进知青和著名劳动模范、党的“十大”代表和四届人大常委，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接见。曾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中共宝坻县委副书记、河北省妇联副主任、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1980年脱产，历任天津市宝坻县人大副主任、副县长、县（区）政协主席。本文系作者为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大地之子》一书所写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