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应警惕美国经济杀手的误导危险

 杨斌提到，美国２００４年出版了一本国家安全局前雇员约翰·帕金斯撰写的书《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作者曾长期以大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金融顾问的公开身份活跃在世界各国，实际上却是执行着“经济杀手”的特殊任务。约翰·帕金斯揭露，“经济杀手”无所不做，通过制造虚假财务报告、操纵选举、贿赂、敲诈、色情和暗杀等手段，拉拢别国的政治、经济精英，设置经济陷阱把第三世界国家拖下水，进而控制别国的经济命脉和自然及资源，等等。尽管美国主流媒体对此书进行了全面封锁，但是，该书仍然在美国出版后的头五周之内就再版了五次，销量排第一，引起轰动和受欢迎程度可说是超乎想像。

杨斌说， “早在１９９９年我就撰写了一本书，题为《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正是分析论述美国设置经济陷阱误导别国，书中的很多分析、推论都为今天的大量证据所证实，包括２００４年出版的《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美英高官近年来鼓噪的新帝国主义论，公开称将国际经济机构当做新帝国主义工具，可用包括欺骗在内的‘丛林规则’对付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还有拉美、俄罗斯等转轨国家的大量改革实践，等等。国内对社会不和谐、不公正现象的关注，对频发矿难暴露的原始资本主义苗头的谴责，也证实了我提出防止新自由主义误导改革的正确性。今天支持我观点的人正多起来，而且随着形势发展还会越来越多。”

杨斌还提醒人们关注美国的前经济杀手约翰·帕金斯，在《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中揭露的严峻威胁，即今天美国的经济杀手在世界各地无孔不入，他们为了建立和维护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不择手段收买、控制别国的政治、经济精英，力图通过操纵别国经济命脉的方式来控制世界。俄罗斯、阿根廷等国主张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精英，如被称为“市场之父”、“私有化之父”的盖达尔、丘拜斯、卡瓦略，他们积极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服务于美国的全球利益，却给本国经济和广大民众利益造成了巨大损害。盖达尔、丘拜斯在俄罗斯几乎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在西方经济学界也成为遭到批评、耻笑的对象，他们在美国占领伊拉克后受雇设计私有化改革，充当甚至连西方经济学家都不耻扮演的角色，充分暴露了其受到美国极右翼势力特殊信任的买办身份。阿根廷前经济部长卡瓦略推动私有化颇受美国赞扬，他在爆发金融危机后因涉嫌违反经济安全法遭到逮捕，罪名是向美国跨国银行泄密协助资本外逃和逃避管制。俄罗斯、阿根廷的政治家如叶利钦、梅内姆，也因重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带来社会灾难变得声誉扫地，叶利钦后悔地说都是主管私有化的“丘拜斯惹的祸”。委任卡瓦略担任经济部长的阿根廷前总统梅内姆，也因涉嫌私有化腐败遭到阿根廷引渡通缉。阿根廷推动私有化的政府官员和学者，通过廉价贱卖国有资产虽然捞了不少好处，但最终难以逃脱自己酿造的社会恶果的惩罚，他们通过私有化腐败攫取的财富，又在银行危机和股市崩盘中损失惨重，遭到更加贪婪的金融大鳄的洗劫，丧失银行存款的民众为发泄愤怒的情绪，甚至将他们的家产也付之一炬。杨斌指出中国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大国，必然对美国谋求建立全球霸权构成障碍，无法置身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因而也必然是美国经济杀手渗透的重点对象，中国经济学家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责任重大，警惕美国通过宣扬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蓄意设置经济陷阱误导中国改革的潜在危险，否则也有可能像俄罗斯、阿根廷某些主流经济学家那样，最终因误国误民而陷入身败名裂的境地。

关于“郎顾之争”后社会各界对某些经济学家的强烈不满，杨斌说这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流行有密切关系。新自由主义倡导的改革给少数人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却给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带来巨大的损害，一方面造成腐败泛滥和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人，另一方面却造成严重的失业和社会贫富悬殊。某些经济学家将新自由主义当做规范的时髦经济理论，用来指导改革时必然损害到广大人民的利益，这样也会败坏自己的声誉遭到民众的反感。新自由主义表面上主张最彻底的市场改革，实际上却给民众带来巨大痛苦并败坏了市场改革的声誉。杨斌还谈到自己多年前曾预见到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流行，可能损坏中国经济学家的社会声誉的危险性。他在撰写专著《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中，曾指出“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政府官员和学者享有很高威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干部学者也产生了盲目乐观情绪，特别是随着西方规范经济理论的流行，许多学者觉得已掌握了市场经济规律，认为应依据西方规范理论搞系统改革．．．。但是，随着改革措施越来越接近西方规范理论，改革开放中却面临着越来越多难题，出现了许多‘三个不利于’的现象，造成了越来越多的种种社会痛苦，这一切恰恰不符合中国改革的成功历程，反而同俄罗斯爆发经济危机前的症状，出现了越来越多令人不安的相似”，倘若这种状况不能引起重视并得到改变，就很可能像俄罗斯、阿根廷等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那样，随着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灾难加重招致社会各界的强烈反感。

杨斌谈到他遇到一位德国华裔经济学家，赠送给他一本《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他在回德国飞机上就急切地读完了，到家后马上打电话称，书中对新自由主义的评价，对美国经济霸权的批判和揭露，其实也是欧洲经济学家的主流意见。杨斌对自己观点能引起欧洲学者共鸣感到欣慰，对国内仍有很多人不理解自己感到遗憾。杨斌还谈到，我国领导人出访拉美期间，拉美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提醒中国警惕新自由主义，防范其危害经济金融安全和百姓利益，引起了国内越来越多的重视。近年来，胡锦涛总书记指示加强研究新自由主义的负面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成立课题组，２００４年出版了汇集课题组报告和众多知名学者论文的《新自由主义评析》一书，从不同角度支持了杨斌多年来坚持的学术观点。俄罗斯和拉美各国当年持新自由主义观点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现在声名狼藉，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政党在许多国家纷纷赢得选举执政，170多个国家的社会党在巴西圣保罗宣言中明确表示反对新自由主义，杨斌多年来坚持学术观点的正确性，似乎正在国内外获得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

 （摘自《杨斌：不唯洋的“老海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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