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亚太大国政治中的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本属中国内政，但由于它历史地与美国发生了特殊的“关系”，因此，台湾问题的解决实际上也就成了涉及中美关系框架中的问题。换言之，所谓“台湾问题”，正是由于美国介入，才使台湾回归祖国这一不成问题的事，成了所谓“问题”。

台湾问题发生的起点，始于1950年的朝鲜战争。这场战争一下子把台湾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神奇地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美国人把它看作是“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中，它当时西可对抗中国大陆；北可阻抗苏联及在必要时也可钳锁日本，南可威胁南海东盟诸国并保护美国通往中东在亚太的海上运输线。1972年，美国为了拉拢中国对抗北方苏联的威胁，与中国签署了“联合公报”，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同时又继续阻挠台湾回归祖国。就这样，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苏联解体后，美台关系升温，军火买卖增大，往来官员升级，最终因1995年中旬李登辉访美及1999年李登辉公开抛出“两国论”使中美关系跌至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双方矛盾焦点就在于台湾问题。这里必然要预见性地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关系是否会最终破裂? 二是在两岸关系上，台湾是否能够走向独立? 笔者的结论是否定的，除非中美任何一方出现极不冷静的恶性突发事件或中国内外政策出现战略性的失误。

    在制定世纪之交的中美外交政策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样一个政治现实，即苏联解体后，自1972 年以来中美签署的重要文件已失去了原有的即美国利用中国制衡苏联的政治基础，而失去政治基础的文件，无异于一纸空文。这正如二战中希特勒为进攻西方与东方苏联签署了互不侵犯协定一样，当希特勒占领欧洲后，德国就用不宣而战的方式撕毁了苏德协议转而进攻苏联。这种情况在国际关系史中屡见不鲜，因而也就不必对中美关系当前的降温大惑不解，它无非是在美苏对抗化解后，美国用不宣而战的方式撕毁自1972年以来旨在加强中美联合的文件的一种形式。对此，我们也不必再期望以前曾与美国在上海联合公报基础上达成的各种协议，更不指望美国曾作过的各种承诺。我们应根据现实的政治利益，重新制定新世纪的对美外交方略，并在新的中美外交框架中研究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把握解决台湾问题的契机。

    研究近代史以来中美关系演进轨迹，必然要注意到这样一个史实，即在国家利益方面，中美合作大于冲突，比如在二战中太平洋战场及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中就是这样；在意识形态方面(主要指1949年以后)，双方冲突大于合作，美国介入台湾海峡最初起因也是由意识形态的冲突引起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及邓小平成功访美，中美关系很快进入蜜月状态。但是随着中国国内意识形态主流与自由化思潮的冲突加剧，1989年以后中美关系开始恶化，双方因意识形态不同而发生的外交冲突不断升级。

    研究中美关系、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就不能不研究亚太四极即中美日俄之间的外交关系。如果说，1945年以后美国在世界霸权竞争中的主要对手是苏联的话，那么，1990年苏联解体后，在亚太地区能向美国说“不”的就只有日本与中国。研究日本与美国关系，其特点与中美关系正好相反，即国家利益方面的冲突大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合作。日本从近代史以来就与美国的亚太霸权产生强烈的冲突。二战以前，美国实际上是把北纬30度以北即中国上海以北的地区让到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内的。只是当日本逼近上海进而威胁位于南海的美国海上运输线时，美日之间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决战。值得注意的是，美日关系最坏的时期也是中美依赖性最强的时期。在目前日本从经济大国正在试图向政治军事强国转变的时候，中美战略利益合作的趋势绝对不会大幅度下降。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苏联解体后，不仅是中国，而且是日本在美国外交牌局中的地位都发生了变化。从意识形态角度看，苏联解体意味着冷战铁幕移至中国，但从国家利益角度观察，苏联解体意味着日本与美国的矛盾也在上升，而在新的世纪中只有日本具有与美争夺亚太霸权强烈动力与经济实力。这样中国就成了美国亚太战略中掣肘日本的几乎是不可替代的砝码。加上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综合国力尚不会对美国在亚太的战略利益构成重大威胁，因此，为了制衡日本，美国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至少在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之前，不仅不会排斥，而且会在相当程度上表示欢迎。道理很简单：中国软弱的程度，就等于日本南下战略要道不设防地带的推进程度。美国人清楚：二战中如果中国有苏联当时的国力，就不至有珍珠港事件与几十万美国士兵的伤亡。反之，如果美国与中国的矛盾导致中国衰变到无力抗衡日本的程度，那就无异于帮助日本做了在二战中想做又没做到的事，即打通日本通往南海的海上运输线，从而使日本这只亚太最大的资源“饿虎”直扑美国石油运输“食管”并直逼美国和西方经济的“心脏”即中东石油。这是美国绝对不能接受的事。因此，只要我们抓住中美关系这个主要矛盾，保持冷静，在把中美间在意识形态的斗争坚持在“有理、有利、有节”的范围内的同时，迅速加强军事自卫能力，以保护已走向世界的中国经济。这样，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就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但是，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因为中国之于美国，毕竟是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国家。中美之 间，除了意识形态和不同社会制度难以调和的矛盾外，在国家战略利益间也存在一些原则性的矛盾。因此，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环中国地带拼凑起连锁防线，以防止所谓“共产主义扩张”。 随着苏联解体与中国经济强劲发展，美国部分政客开始散布“中国威胁论”。这反映了美国政界对中国迅猛发展的恐惧。他们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破坏中国国家利益，不如说是为了确保与美国发展息息相关的海上运输线的安全。对美国亚太战略言，只要不影响这条生命线，任亚太地覆天翻；不然，美国绝对要与威胁这条战略线路的国家决以死战。美国可以在索马里撤军，但不会在科威特撤军；美国可以容忍日本在中国上海以北制造无数起“南京大屠杀”，但绝不会让日本控制北纬30度以南的太平洋岛国。由于中国太接近美国的这条生命线，因而中国强大势必引起美国对其在中太平洋的海权利益担心。正因此，美国在扶持中国钳制日本及未来的俄国时，也扶持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印度，以及台湾、西藏等地与中国政府敌对的势力以阻扰中国影响和作用的南向扩展；美国与越南建交，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可说是1972年尼克松主义及其战略思想的再版。

    在这种政治格局中，台湾问题及其解决方式和时机就与美国的亚太战略变化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这里有三组关键要素：(1)中美关系的变化及中国自身的发展；(2)日美关系的变化及日本自身的发展；（3）俄美关系的变化及俄国自身的发展。也就是说，不管中国、日本和俄国如何演变(发展和衰退)，它们都不能影响美国在中太平洋的海权利益。我们知道，美国外交传统起源于英国“光荣孤立”政策。在这种政策下，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在欧洲法德俄之间玩平衡游戏并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美国是由英国政治制度演变而来的国家，北美大陆独立于欧亚大陆的天然超脱地位，使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英法德之间又以“光荣孤立”的姿态重复英国人的游戏，这使得美国在一战和二战中捞足了好处(当然他们也为打败法西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可以肯定，随世界经贸重心向亚太倾斜，21世纪美国也必然在亚太各种势力间如法炮制这样的游戏，其主要方式就是在中日俄之间以及其他政治力量之间打平衡牌。在美国这张牌桌上，至少在中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之前，彻底让中国垮掉并不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底牌。今日中国不同于昨日的苏联。昨日的苏联是唯一能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强国。因此，在苏联解体中美国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今日中国从综合国力上远没达到与美国抗衡的水平，即使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也不会让美国感到有重大威胁。俄罗斯从历史上看是一个极富扩张性的民族――这从其版图就可证明，但90年代后，俄罗斯元气大伤，其恢复恐怕还需一个很长的过程，因而他与中国的发展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产生大的利害冲突。现在分析，最终将与中国国家战略利益发生直接矛盾的既不主要是咋咋唬唬的美国，也不是汹汹气势的俄罗斯，而是唯唯喏喏的日本。日本人从来都是只做不说，或先做后说――这与美国人的特点正好相反，他们自明治强盛以来，一直就没有放弃他们的大东亚战略。1927年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会上提出著名的田中奏折称“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这是因为中国是阻碍日本从东北亚进入国际运输枢纽之一的辽阔的南海并与美国争夺亚太海上运输生命线的最坚硬的障碍之一(第二道也是最后的障碍是美国)。日中这种利益关系完全是由其扩张性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动力和其天然的被大国钳锁起来的地缘条件决定的。前一条件与美国一样必然要向世界扩张，后一条件决定它必然与中国继而与美国冲突。我们看到，目前中美争执中，日本实际上采取低调纵容，同时又讨好中国的态度，其目的是让中国与和美发生冲突，自己届时坐收渔利――日本曾在发动侵华战争前后在国共两党间扮演过这种角色，当然它在当前大陆与台湾之间仍继续扮演这种渔人得利的角色。可以说，二战太平洋战场上中美联手及各国内部团结一致是造成日本侵华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因而在未来的亚太冲突中，日本的首要目标是在中美之间扩大缝隙以避免两面受制，等待中美之间及中国内部尽量产生矛盾、冲突乃至战争以达到控制台湾岛在内的南下要塞的战略目标。

    这样看来，台湾问题一方面是美中关系的焦点：美国利用台湾钳制日本南下，同时又使台湾、西藏构成遏制中国影响力南移的内线；中国则要维护民族尊严和祖国统一。在中美关系的这个焦点之外，不应忘记日本也随时准备坐收渔利，这是因为台湾对日本太重要了，以至近代以来日本的每次重大行动的第一步就是侵占台湾。在这种政治格局中，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就与中美关系及日美关系的变化发生了联系，也就是说，当美日矛盾大于中美矛盾从而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大于日本时，美国就会在必要时把台湾当作弃牌还给中国以获取中美稳固的关系。而台湾一旦失去大国的庇护，台湾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基础，这时统一台湾的时机也就成熟。反正美国永远不会把台湾让给日本，因为美国宁可让台湾“独立”——美国许诺台湾“独立”的另一个潜台词就是默认大陆可以对台采取收复行动，正如英国准许香港“直选”的潜台词就是撒手不管一样——也不会让台湾为日本控制。二战快结束 时罗斯福总统曾预见苏联将很快恢复，就竭力扶持中国以抗衡苏联，为此，罗斯福不顾丘吉尔反对，支持中国参加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并在《开罗宣言》中要把“日本所窃中国之领土 ，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还归中国。”朝鲜战争前，美国总统杜鲁门曾试图抛弃台湾以换取与中共某种形式的“联合”，朝鲜战争爆发与中国参战使杜鲁门的设想化为泡影。1972年，尼克松为了与中国改善关系以抗衡北方苏联时，也曾有限地抛弃过台湾。可以肯定，苏联解体后，随日本的崛起及俄国的强力复苏，历史可能会在中美日之间再次为中国提供收复台湾的契机。台湾只是西方大国在亚太牌局里的一张牌，而不可能是大国本身，这是20世纪历次重大国际事变已证明了的定理。至于目前台湾某些领导人一相情愿地自称“台湾已经是独立国家”，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台湾就没有政治独立的历史。台湾明天的命运，与其昨天的命运一样，只能是大国之间被踢来踢去而又为美国所不愿全心接纳，日本无力接纳的球。而台湾要彻底摆脱这种命运，除回归祖国外，则别无选择。

    鉴于此，在解决台湾问题上，除了我们要在复杂的国际风云变幻中准确把握时机外，我们更应着重于自身实力，尤其是军事，特别是中国现代化海军实力的增强，这是因为和平政策历来都是以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为后盾的。至于目前发生在台湾的有碍于祖国统一，乃至台独的言行，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我们只保持“善战不言兵”的威慑姿态就够了。在台湾问题上，我们无论如何不能重复戈尔巴乔夫在处理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独立问题上因犹豫而终成苏联解体的错误；我们应像俄罗斯处理车臣问题一样在关键时刻即台湾公开亮出“独立”旗号的时刻，睥睨西方无休止的喋喋议论，用果断的方式解决中国台湾问题。一句话，台湾问题并不是台湾单方面的事，只要我们国内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国防及外交政策得当，台独势力就成不了气候，台湾回归祖国也就是一个时间和时机的问题。错过时机，时间就会延长，抓住时机，时间就会缩短。

三、台湾问题与中国前途

----兼评李登辉《台湾的主张》

　 1．台湾出了问题    

1999年对远东地区而言，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巴尔干科沃战事刚落下帷幕,台湾海峡上空就飘浮起战云。

    5月17日，李登辉发表《台湾的主张》，提出分裂中国的“七块论”；７月９日，李登辉又借《德国之声》采访之际，抛出“特殊的两国论”；７月14日, 台《联合报》报道：“相关部门已就李总统提出的‘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外文翻译进入最后定稿，原则上是‘(special)state to state relatonship’, 但如提及‘two states in one nation’也将不译成‘一中两国’而是‘一个民族，两个国家’”。一时间，两岸关系骤然紧张。台湾当局无视大陆中央政府的再三警告，在台独的道路上愈陷愈深。７月２５日，国民党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泰英公开表示：一旦大陆武力攻台，台将发导弹袭击香港和上海。８月11日，台“行政院”快速通过《海域及海岸巡防法》。8月18日，李登辉称建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更符合台湾的“长远利益”；并指示台“行政院”着手研究其间的军队转型、心理建设及经费等问题。８月，连战表示：“台湾必须保留加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权利。”19日，台“行政院”开会通过一项有关台需要建立一个导弹防御系统的报告，“行政院长”萧万长表示：行政院９月份将公布这项报告，并呈交“立法会”，“国防部”将可能从明年起为此筹资。法新社说，这是台“在李登辉以‘两国论’挑战中国（大陆）之际迈出的又一个关键步骤，那就是谋求美国的导弹盾牌。”８月29日，台国民党十五届全会正式将李登辉“特殊的两国论”载入政策文件，决定以“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定位两岸关系。

    至此，李登辉“特殊的两国论”已从《台湾的主张》一书中表达出来的个人认识，转变成了国民党大陆政策的指导原则、台湾当局的施政基调和具体政策，这表明台湾已经实际上从行政、疆界及军事上正式向大陆及国际社会打出“台独”牌（“修宪”问题充其量也只有形式上的意义）；这使得中国大陆“和平统一”的对台政策已被逼到死角。８月1日，大陆《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指出：“世界并不太平，战争并不遥远。李登辉玩火进一步表明，台湾岛内的分裂势力值得严重关注，祖国统一的斗争尖锐、复杂。”８月31日，中央中央对台办负责人表示：李登辉和国民党的作法，是将台湾人民推向战争的深渊。

2．李登辉还有更大的政治目标

    研究台湾历史，我们会发现台湾没有政治独立的历史，这是因为台湾没有实现独立国家的地缘政治条件：一方面，台湾为中国东进太平洋、日本南下中太平洋、美国遏制中国和日本乃至东盟的重要的海上战略基地。正因如此，在近现代亚太发生的历次重大事变中，比如1895年甲午战争、1950年朝鲜战争及70年代苏联全球扩张和中美合作,台湾都是牺牲品。另一方面，台湾由于地理空间狭小、缺乏战略纵深的地缘政治条件所限，在历史上根本没有能力抵御大国的强力进入。作为政客，李登辉不可能不知道台湾地缘政治的上述特点。因此，李登辉在向大陆打出“台独”牌之前，考虑最多的并不是台湾如何独立的策略，而更多的是台湾独立后如何进一步坐大（所谓“发展”）的政治战略。关于这一点，李登辉于８月10日在台“行政院”的一次演讲中说得明确：“要了解国家策略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要确立的定位、国家发展的目标。简单来说，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要如何生存发展下去，我们必须坚定国家的定位、我们的生存及后续的发展。我们强调的是要如何演变中国大陆，将中华民国所得到的成果带到大陆，这也是中国统一的最重要的目标。” [1]

    李登辉很清楚，只要大陆存在着一个统一和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台湾就没有独立的任何可能。李登辉在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后，通过《台湾的主张》一书向日本、美国及其国际反华势力兜售他关于“如何演变中国大陆”和“改变中国大陆的政治态势”的谋略。他写道：“我曾向某位美国政要坦率地说：‘你们倡议要对中共采行交往政策，但‘交往’(engagement)一词颇为不当。美国并不需要涉足中国大陆，而是要将中国大陆拉到文明世界来。’中共领导人对于戈巴契夫使得旧苏联崩溃的原因，了然于胸。中共绝不可能在‘交往’的引诱之下，毫无防备地踏进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舞台。但是，如果亚洲想要摆脱霸权主义的威胁，想要享有长远的和平安定，就必须设法使中国大陆破除“封闭”心态，加入国际社会，并接受现行的国际政治与经济体制的规范，才能使亚洲重现希望的曙光。因此，目前亚洲、甚至全世界的重要课题，是尽速改变中国大陆，使其霸权主义、专制政体及失衡的经济结构，转变成符合文明发展趋向的现代化体制。” [2]

    1999年9月5日，李登辉进一步用煽动的语气写道：“兼具霸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大中华主义，对其他亚洲国家而言，仍然极具威胁性。俄罗斯或许没有感受到中国大陆的压力,但印度则因深感威胁而与中国大陆对峙，其他国家也都对中国大陆多少存有恐惧之心。倘此情形继续存在，亚洲将永远不会有安定之日。” [3]

    按李登辉说法，“亚洲将不会有安定之日”的原因，是由于“兼具霸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大中华主义”的存在，由此推出的必然结论当然就是：消灭“霸权主义”的关键就是瓦解统一的中华民族。具体怎么做呢？李登辉提出自己的方案：“最理想的状况，是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程度各不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相互竞争，追求进步，亚洲或许会更安定。” [4]

    李登辉明白，台湾政治独立面临的最大的历史难题，是中国大陆的地缘和政治优势。因此，李登辉选择了用否定中国和中华民族存在的办法来确定台湾和所谓“台湾人”的“存在”（实际就是“独立”的代词），用肢解中国版图的办法来解决台湾“存在和发展”所面临的最大地缘障碍，用肢解中华民族的办法来消除台湾“存在和发展”所面临的最大的政治障碍。

    现在看来，李登辉的上述设计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它只不过是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提出的“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方案的新翻版。李登辉在20世纪末给美国与日本的反华政客们提出新“奏折”的要义是：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肢解中国。与20年代不同的并令人费解的是，20世纪末再次打起这面破旗的不是当年的日本人，而是自已都说不清国藉的李登辉!李登辉深知，在地缘政治上没有战略纵深的地区和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是绝对扮演不了大国角色的（为此，日本曾以日本为核心，在30年代将整个东北亚及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肢解为数个护卫日本的卫星“国”）。李登辉认为，台湾与日本有许多“相似之处”[5]，李登辉对日本早期政治家的战略思想表示赞赏，对当今日本没有“政治家的大局观”[6]提出批评，同时提出他的为台湾“营造国家发展的宏大格局”的主张：“我在1995年特别提出‘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的主张：在多元文化长期而充分的辐辏整合下，使台湾在整个中国文明的总体发展趋势中，跃居为最先进的新生力量，成为中国文化的‘新中原’。今天，正是我们走出历史悲情，携手同心，彻底融合族群，凝聚全民共识，为‘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而开启新机运的空前良机。…… 这里所谓的‘新中原’是指所谓多元文化重新融合，绽放新文明之地。其中，和政治攸关的，应属民主文化。这是居住在台湾的全体人民，以‘我们都是台湾人’的认同为基础，共同参与、营造出来的成果。…… 不可讳言，目前台湾岛内存有本省人、外省人与原有住民等不同族群，使认同备增困难。但也正因为如此，而使台湾可以融合不同历史背景的族群文化，形成一个和大陆完全不同的新族群。这才是‘大台湾’与‘新中原’的意义所在。”[7]这就是说，未来不再需要被李登辉认为是“兼具霸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代之而起的是以“跃居为最先进的”“大台湾”（而不再是中国河南）为轴心、以中原为腹地的新的中原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中，已不再有“中华民族”，而只有“新台湾人”、“新浙江人”、“新广州人”、“新香港人”等“彻底融合”出的新“族群”存在。如果再考虑到李登辉“七块论”的设计，那么，未来被肢解的中国将以“居为最先进的”台湾为“新文明之地”，联手日本，形成一个新的“大东亚共荣圈”：其政治，将是以美国政治为“最隹蓝本”[8]；其文化，将是没有中华民族而只有区域“新”人种的“新中原”文化；其“最重要的目标”，是将“中华民国所得到的成果带到大陆”。

    可见，隐含在李登辉“特殊的两国论”背后的政治目标决非被动意义上的自限一隅，而是一种具有攻势的新战略，即用肢解中国和毁灭中华民族的方式，与中国共产党再次逐鹿中原。

  3．李登辉的赌注何在？

    李登辉之所以敢于与大陆中央政权进行如此冒险的政治较量，认为理由有四：１.自信台湾占具美国和日本不可不看重的地缘和政治条件；２.自信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３.确信日台可以依托美国建立反华战略轴心；４.认为大陆政治经济未来走势具有不确定性。

    李登辉在《台湾的主张》中首先从地理上分析，台湾对美国和日本的意义：“台湾海峡的海路、空路是西太平洋不可或缺的国际贸易航线，因此，台湾海峡的和平安全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财产。即使美国和日本有部分亚洲专家及战略专家主张‘台湾问题是中国人之间的问题’，但如果以台湾海峡的和平安全问题为代价，向中共作出让步，则美国与日本亚太事务的领导地位势将弱化，对攸关自身的重大利害与生存问题，也将失去发言权。这是中共为确立其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图谋弱化美国、日本的策略。”[9]“从地理位置来看，台湾的存在如果出现危机，甚至为中共吞并，台湾周边海域将会陷入危险，使日本在经济与军事上遭受孤立，而致威胁日本的‘存在’。因此，从战略上来看，台湾的存在具有重要的意义，可惜多数的日本人都未能充分理解此事。……台湾对日本而言，并不只是浮在南方的一座岛屿，更不仅是出口产品的对象而已，它同时也是攸关日本生存命脉的重要屏障。”[10]继而，李登辉从政治上指出“台湾的存在”对美国和日本的意义：“台湾的存在不只是台湾本身的问题而已，而且也对中国大陆、亚洲及全世界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台湾能建设自由、民主、繁荣且和平的社会，则中国大陆不可能永远维持不变。在台湾经验的启发之下，全中国将可能台湾化。而若台湾不存在，为大陆所制了，则中国将沦为霸权主义横行的地区，对亚洲及全世界造成严重的威胁。”[11]台湾与美国、日本关系的加深，对于亚洲有诸多的正面效益。不仅是在经济领域，在政治领域也有深远的影响。我一再重申，台湾的未来系于台湾的存在，而亚洲的未来亦系于台湾的存在。台湾的存在开展了台湾的未来，台湾的存在也支撑着亚洲的未来，这种说法并不为过。”[12]据此，李登辉表示：“我对美国这个国家是具有信心的。美国不仅支持台湾的历任领导人，也把台湾的存在，视为一项重大的政治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美国在1979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终止与台湾之间的外交关系。但是美国也制定了《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维持现状与增进安全之充分保障。《台湾关系法》中明文规定：台海一旦发生事端，美国必须维护台湾的安全。”[13]“美国政府的各个部会，则基于立场的不同，各有考量。有的部会向来对台湾采取疏远的态度，台湾也很难与之提升关系。但另一方面，有的部会在全球战略的考量下，却很重视台湾的战略地位，在他们的眼中，中国大陆绝对不是个可以握手言欢的对象。”[14]李登辉强调：“考量全球的战略情势，绝不能忽视台湾的战略地位。例如美方提出的‘战区飞弹防御系统’（ＴＭＤ）构想，如果没有美、日、台三方的合作，再加上南韩积极参与的话，此一建置终难成功。……我对美国的态度与政策，具有相当信心。只要美国内部不陷入混乱，政策不脱离现实，或是台湾的全球战略价值不急剧降低，相信美国仍然会继续支持台湾。” [15]

    当然，根据历史经验，特别是1949年和1972年的经验，李登辉自然十分清楚，不能把台独的赌注全压在美国的承诺上。为确保胜算，李登辉又设计一条背靠美国，鼓动日本右翼，建立依托美国的日－台反华轴心的战略。为此，李登辉在《台湾的主张》一书中，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竭尽鼓动之能事。他在第一章“日本对我的思想影响”中写道：“唯心论深植日本人心中，后来也以各种型态影响日本军人的精神。至今我仍然认为，没有必要完全否定唯心论。”[16]这种“影响日本军人的精神”的“唯心论”，实际上就是本世纪初日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李登辉明了，要想让日本恢复军国主义，首先是要帮助日本开脱历史责任。他写道：“我曾多次提到，自己受到日本的影响很多。而台湾在发展的历程中，也自日本获益良多。……很多日本人对于台湾曾是日本殖民地的事实，表现得很敏感和困惑。以他国为殖民地，绝非良策，就国际道义而言，更非光采之事。但若一直耿耿于怀，不愿向前看，对日本既无益处，对台湾也无帮助。……战前的日本固然存在很多问题，但仍有独立自主的政策。在东亚地区，日本是最早与西欧列强并驾其驱的国家。但是，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挫败之后，日本在对外政策上一直摆脱不了过度软弱的形象。”[17]“依我之见，日本人过于丧失信心，以致具有举世稀有的优越条件而不自知。如果能稍加冷静地环顾周围环境，然后重新评估自己的实力，相信必将对自己有更正确的认识。如此不但是日本之福，对亚洲、甚至世界各国也都有益。”[18]“日本在亚洲经济合作体制方面，也应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如果日本不积极争取领导地位，可能就会让中共有机可乘。虽然东协（即‘东盟’，笔者）各国绝不希望中共赢得领导权，但中共或许会利用此一机会，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一席之地。”[19] 李登辉埋怨日本政治家对细节问题过于在意，鼓励日本建立“政治家的‘大局观’”。那么，什么是日本政治家“大局观”呢？

首先，希望日本与台湾建立依托美国的反华战略轴心联盟。李登辉说：“展望21世纪的亚洲发展，首先要考虑的，是台湾与美国、日本的互动关系。在经济方面如此，在政治方面亦复如此。”[20]

其次，李登辉认为中国大陆的存在威胁亚洲和平，因而必须予以彻底肢解。他写道：“不可讳言的，中共的态度是各国考虑与台湾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们要指出，中共的霸权主义心态如果持续不变，不但台湾会受影响，亚洲的和平恐怕也将遥不可及。遗憾的是，面对中国大陆，立场最软弱的，竟是日本。”[21]为此，李登辉道出“日本政治家需要的‘大局观’”的具体内容：“最理想的状况，是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相互竞争，追求进步，亚洲或许更安定。”在李登辉的政治逻辑中，中国大陆解体是台湾“存在”和“发展”前提。中国解体后，台湾将与日本形成依托美国的轴心关系，并以其强大的经济力量在21世纪重现新的以台日为轴心、以美国为依托的新的“大东亚共荣圈”！

    最后，李登辉自认可能胜算的是他对大陆内部所谓“高度的不确定性”局势的判断。他写道：“从海峡的此岸来看，中国大陆要产生质变似乎极为困难。美国估计要花20年，但若目前的情况不变，可能需要更长的时日才能达成。况且，纵然有了转变，也不代表一切都能顺利开展，只要看这十多年来俄罗斯的例子，就不难明白。……今后的中国大陆，要完成结构性的转变（即建立西方式的政治制度，笔者），究竟会面临哪些难题？第一、目前中国大陆存在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如果不能加以消除，则不可能完成根本的变革。例如，有因为制度矛盾而产生的不确定性、有因为民主化迟迟未开展而导致的不确定性、有不由法治而由人治所产生的不确定性等。这些不确定性，包括中共当局决策方向的不确定性，以及超出中共当局能力之外而发生变化的可能性。美国为防止此种超出中共当局能力范围外的混乱发生，一再透过外交的途径与经济的援助，来提高大陆内外环境的安定性。美国的努力虽不至于徒劳无功，但效果也绝对有限。第二、当前中共所面临的结构性变化，就规模而论，是史所未见。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文化和社会极具多样性，使问题益加复杂。单就规模的宏大来看，中国大陆的结构性变化无疑需要长期的改革，部分西方国家认为中共当局能够在短期内妥善处理的看法，显然不切实际。但是，由于外在环境的迅速变迁，改革的时间可以说极具紧迫性，一刻也不能迟疑。”[22]

    1999年７月９日，李登辉借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抛出“两国论”时，再次强调这一看法，他说：从大陆内部的发展看，也有很多问题存在，内部结构性的经济问题接连发生，因此，未来整体发展仍具相当的不确定性。在李登辉看来，中国大陆变化为美国或台湾式的制度，“似乎是非常困难的”。而在目前的情况下，由于中国政府不能“在短期内处理”好大陆内部存在的诸多“结构性的”矛盾，因此大陆在不太长的时期里亦可能会有“超出中共当局能力范围之外的混乱发生”。只要台湾当局“戒急用忍”[23]，台湾就会实现不战而“演变中国大陆，将中华民国所得到的成果带到大陆”[24]的战略目标。

    由上可见，李登辉的“特殊的两国论”，并不是一个与中国大陆划海而治的消极策略，而是一个试图演变、肢解中国继而毁灭中华民族的攻势性战略。在这个战略中，中国的版图已被分裂为若干地区，“中国”概念将被改变为一个以台湾为轴心的“新中原”概念，中华文化则演变为“新中原文化”，中华民族则被肢解为诸如“新台湾人”、“新浙江人”、“新广东人”“新上海人”等地区性的人群。在李登辉的未来蓝图中，代替中华民族的只是他推崇的“新台湾人”的不同版本。

    可以说，李登辉《台湾的主张》一书中提出的战略毒辣无比，如早不警觉，我们将会自铸地覆天翻的历史性的政治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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