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莫言的风波中，“好得很”和“糟得很”的声音都很强烈。真正的民意是什么，信仰和立场不同，站在不同的旗帜下面，意见一定会截然相反。要想终结争论，就一定要寻找到这场风波的源头。

莫言的小说一度被认定为是中国文学的一座丰碑，是一个时代的文学巅峰。不过那是一个中国社会陷入了文化上自我否定，活在了别人思维模式中的时代;那是一个中国知识精英对美西方极度崇拜并视为文化和精神上宗主国的时代。

莫言今天从神坛上跌了下来，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时代变了。莫言风波本质上是西方话语霸权走入了黄昏，西方的道德形象开始碎裂，西方文化和价值观走下神坛的同时也把莫言扯下了神坛。只有读懂今日世界，才能读懂莫言风波和这场风波最终会走向哪里。

中国是低着头融入这个世界的。36年前的那个夏天，一曲“河殇”奏响了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挽歌。从“河殇”流出的那一刻起，中华民族就面临着一场知识精英的集体背叛，就成了一个“在精神和文化上被美国占领的国家”。

莫言的小说就是“河殇”最好的文学注解，是这个古老民族背负着罪感和耻感文化走入历史虚无主义最值得夸耀的“河殇”文学。他的小说同所有领域的“河殇”汇聚到一起，一个全盘西化，最终被征服者在思想上控制和奴化的时代就诞生了。

“河殇”和莫言的小说，都是文化殖民化的产物，都是精神和文化被别国控制后的次生性文化。一个国家和民族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全面怀疑自己，就是给自己匹配了征服者的价值观。在摧毁中华民族的精神意识，道德根基，自尊自信方面，“河殇”和莫言可谓难分伯仲，异曲同工。

当一国知识分子全盘否定自己，甚至为自己是个中国人而自惭形秽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文明自信就彻底崩溃了。希拉里说过，“通过巧妙运用美国文化软实力，就可以轻松地控制中国”。当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文化被美西方彻底收编之后，这话还真的不是危言耸听。

有过这样一个段子：“中美各驱逐了对方五家媒体，请问美国失去了多少媒体?答案是十家”。无论你把这个段子中的媒体换成作家、经济学家、教育家，还是法律专家，最后的答案都是一样的。这就使美国在中国形成了强势的话语权，通过经济买办和文化买办完成了中国经济和文化主权的悄然转移。

几十年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殖民地色彩无法视而不见。中国的人文和道德在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文化渗透面前已经是千疮百孔，中国社会的传统信仰和崇拜内容已经被彻底颠覆。在这方面，“河殇”和莫言功不可没。美西方颁奖给莫言，可谓是目光如炬，慧眼识人。

斯大林说过，当历史的火车头转向的时候，一定会有人被甩出去。今天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巨变，在“东升西降”中西方霸权衰落的最重要特征就是文化的衰落，当西方的价值观无法再对新兴国家输出时，莫言跌落凡尘和“河殇”的干涸枯窘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四年前马克龙在哀叹西方霸权走入终点的时候就说过，“当这些新型国家找到了自己的国家文化，并且开始坚信它时，他们就会逐渐摆脱西方霸权过去灌输给他们的哲学文化”。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很多人还真的没有这位颜值很高的“小马哥”看得清楚。

西方周期性危机正在让资本主义油尽灯枯，随着美式民主的黯然失色和价值观的完全破产，“河殇”和莫言的时代过去了。所有不甘心成为西方经济和精神奴隶的人们正在掀起一场公开的审判，为曾经遭受的经济和文化劫掠寻求一个公道，这才是莫言风波最真实的背景。

统治中国思想和文化界几十年的西方价值观正在走入末日时刻，犹太跨国资本正在引起全世界的愤怒，并且做好了和他们斗争的准备。莫言风波骨子里是一个时代的碰撞和觉醒，是一个5000年的民族正在剪掉心中那条粗大的美国辫子，正在反思和拷问自己的灵魂。

莫言风波最大的意义，就是让人们看清了那个庞大的，占据着有利位置，被赋予了道德优越感的“河殇派”来自哪里;看清楚了我们的经济，文化，教育，传媒，法律被深度渗透后的颜色;同时也看清楚了这些人让中华民族活在西方价值观当中有多么可怕。

正是这种觉醒，才能让横行无忌的“毒教材”“毒插图”“毒字典”“毒小说”多年后被一个个地扒了出来，放到了阳光下面。这不仅仅是社会性的应激反应，而是思想领域最珍贵的民族抵御力量，是21世纪中国摆脱精神压迫的一场文化解放运动，是国本国运国脉的觉醒。

被西方称为“良心之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在目睹苏联解体的悲惨之后痛彻心扉地说，“我的所作所为，对不住苏联和苏联人民，我的作品害了我的祖国”。索尔仁尼琴是一个有过错的人，但也是一个热爱自己祖国的人，是一个有良知的人。

中国的“河殇派”精英会有这样的反思吗，我估计不会。1945年日本战败后，朝鲜半岛上自杀“殉国”的朝鲜人比日本本土还要多。这就是奴隶的悲哀，他们的心灵脱离了主子已经无处安放，他们最大的解脱就是带着主子强行为自己注入的灵魂离开这个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成为人们对这个世界发展的主流认识。这个大变局不仅包括政治经济的巨变，同样也蕴含着丰沛的精神文化的变革冲动。今天中国的崛起已经不是钱的问题，甚至不是科技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莫言走下了神坛，标志着中国文化进入一个拂晓时刻。

莫言不会有事情，他和柳传志方方一样都不会有事情。因为“河殇”时代还没有彻底结束，新的时代还没有完全到来。尽管他们像霜打了的茄子一样，但是距离彻底烂掉还需要时间。他们“过去30年所有启蒙的努力失败了”，他们和我们都要重新适应一个新的时代。

中国正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脱胎换骨和真正繁荣同样需要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老百姓都能够接受和相信的有效意识形态。文化认同才是最深层次的国家认同，我们只有踏着“河殇”的尸骸才能走上一个新的起点。

今天中国正在经济上去依附，在文化上去殖民，正在逐渐远离几十年来依附型次生性的经济和文化结构。莫言风波正是这个过程中的一场文化和精神洗礼，只有搞清楚这一争论牵扯到的重大理论是非，才能同曾经像空气一样包裹着我们的“河殇”文化郑重地道别。

当然，只要“河殇派”仍然占据着优势地位，就不能医治中华民族文化上的创伤，也无法产生具有民族性和人民性的强势文化。中国文化也就无法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由自卑走向骄傲。莫言风波也许仅仅是一个前戏，文化革命的浪潮才更加值得期待。

思想文化从来都是经济结构的折射，中国正在纠正之前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乾坤旋转也必然会随之发生。中国要维护自身的纯洁性和正义性，就不能对西方的意识形态投降。这就使“河殇派”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亡国者，他们的溃败已经无法避免。

中美必有一战，这在美国已经成为共识。中国虽然没有亮明态度，但是也在积极准备。中美决胜的关键就在于谁的纠错能力更有效，在这些准备当中，文化准备是其中重要的内容。要摆脱来自西方的精神束缚，一团和气显然解决不了问题，一场冲突和对决已经开始热身。

今天的中国不但要进行经济建设，更要建构精神国力，积累文化软实力，形成具有世界性的文化影响力和精神感召力。“河殇”和莫言的时代结束了，中国走入了重建“道统”这个国家最高价值观的道路上，正在重建文化的人民性和自主性，正在夺回已经丧失的文化话语权。

莫言风波更像是一个探路者，是寻找新文化必然经历的一段路径。一个民族的文化信仰，决定这个民族的前途。只有充满文化自信的民族，才是拥有未来的民族，才能在21世纪傲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在百年大变局当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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