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录片里的抗美援朝
关于抗美援朝的纪录电影
以下文字摘自单万里《中国纪录电影史》第五章第1节《建国初期的新闻纪录电影概况》(125-130页)：
正当中国人民全面落实七届三中全会的部署，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全面好转而斗争的时候，1950年0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随即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并派遣海军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不久，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决议，以联合国军的名义侵略朝鲜并妄想进一步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侵朝美军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门江，出动大量飞机轰炸中国东北边境的城市和乡村，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面临着外部侵略的严重威胁。在这个危急关头，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0月19日，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开赴朝鲜战场，毅然承担起保卫和平的历史重任。到1951年0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密切配合，在8个月里连续发动5次大规模战役，将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赶回到三八线附近，敌人被迫与我进行停战谈判。在此后持续两年的打打谈谈中，美国将其全部陆军的1/3、空军的1/5以及海军的近1/2投入朝鲜战场。中朝人民军队针锋相对,以打促谈。在这场战争中，敌我双方投入战场的最高兵力达三百多万，兵力密度、敌方空中轰炸密度和许多战役战斗的炮火密度都是空前的。在朝鲜战争进行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在国内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在抗美援朝运动期间，全国人民支援朝鲜前线的捐款可折合战斗机3710架,各种作战物资560万吨，为这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几乎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抗美援朝战场的同时，北京电影制片厂抗美援朝摄影队随军入朝，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朝鲜西线捷报》(1950，编辑姜云川)。刘德源回忆第一批摄影队入朝经过时说：“大敌临近家门，强烈的使命感，驱使我们这些在革命战争年代随军的新闻摄影师们，很快组成了抗美援朝摄影队，为了早日开赴朝鲜，首批参加抗美援朝摄影队人员是这样组成的：领队徐肖冰，摄影师刘德源、石益民、牟森、助理苏中义、赵化、孙树相、李刚等同志。这支队伍于10月24日离开北京，先在沈阳按当时进朝要求换上朝鲜人民军式军装，11月03日夜经集安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满浦。入朝后，顿感这场战争的残酷!美丽的江山被战火烧成焦土，没有一座城市未被炸平，没有一处村庄不在燃烧，上千架的飞机轮番轰炸扫射，使你一天24小时没有间断地听到刺耳的飞机声，而这一切都是美帝暴行的铁证。”(见刘德源《血与火的年代：回忆抗美援朝摄影队》，见郝玉生、关明国主编《我们的足迹[续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1998年印制，第165—184页。除特别表明外，本节有关抗美援朝纪录片引文均出自本文)。
在鸭绿江边，摄影队拍摄下了美军飞机的轰炸。过了鸭绿江，摄影队拍下了朝鲜村镇的惨状：到处是被炸毁的房屋，老人和孩子无家可归，流浪在田间路旁。摄影队入朝后首先拍摄的战役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二次战役，11月25日到12月01日，志愿军在西部前线取得了歼灭敌军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余人)的重大胜利。第一次战役的胜利稳定了朝鲜北部的战局，第二次战役的胜利扭转了整个朝鲜战争的战局，迫使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12月25日，北影及时赶制出《朝鲜西线捷报》(1950，编辑姜云川)。国内观众在观看了影片之后受到极大鼓舞，增强了战胜美帝侵略者的信心。
不久，抗美援朝摄影队拍摄了第二部影片《突破三八线解放汉城》(1951)。第二次战役结束之后，摄影队的力量得到加强，第二批摄影队于1950年12月30日深夜经新义州进入朝鲜。第二批摄影队入朝后还未来得及赶赴前方部队，敌人就在我军的攻势压力之下主动退到三八线以南。为了挽救败局，美军通过印度大使出面向我提出在“三八线停战”。周恩来严正指出：“美军既已越过三八线，因此三八线已被麦克阿瑟破坏而不复存在。”与此同时，毛泽东电告彭总：“美英各国要求我军停止在三八线以北，是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否则将给政治上带来不利。”
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第三次战役于12月31日黄昏展开。夜里，摄影队在战火纷飞中冒着敌机的疯狂阻挠赶赴前线。摄影队先后拍摄到了中朝部队突破三八线向南推进的镜头，以及解放汉城的场面。“汉城解放后，我军渡过汉江，把南下的攻势推进到了三七线附近。从第三次战役开始，我军以锐不可挡之势，连续突破敌人的两道防线，即“AB防线”，深入纵深80-100公里，吓得敌人拼命南逃。虽如此，我军却未能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敌人的撤退，似有诱我深入的企图，如果我军继续贸然南进，敌人一旦从侧后登陆，南北夹击，很难保证不再上演仁川登陆一幕!所以，彭总立即下令于08日停止追击。至此，第三次战役结束。这时，我考虑到需要利用战争间隙，马上派人把第三次战役拍的底片送回北京。于是派苏中义回去，底片到京后，没有几天经厂里突击制作，很快完成了《突破三八线解放汉城》的特辑纪录片在全国上映了。”
随着战争的进展，徐肖冰筹划拍摄一部长纪录片。最初拍摄完成的影片《抗美援朝(第一部)》(1951，摄影杨序忠、刘德源、牟森、石益民、刘云波、王永振、陈一帆、韩秉信、苏中义、李华、赵化、金威等，编辑徐肖冰、王深)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影片，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妄想吞并朝鲜、独占亚洲、统治全世界的野心，表现了朝鲜人民遭受的战争苦难，中朝人民唇齿相依的深厚情谊，我国人民为支援朝鲜战争而开展的爱国增产和捐献运动。本片具有鲜明的政论性和强烈的战斗性，诗人艾青撰写的笔锋犀利的解说词增强了影片的感染力。这部影片于1951年至11月完成，12月在全国41个城市及部队、工厂、农村上映，参战的摄影师还在上映时向观众报告前线战情，受到观众的极大欢迎。这部影片适时发挥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作用，当时的《人民日报》评论说本片“在人民电影的历史上占有辉煌的地位”。
影片《抗美援朝(第二部)》(1952)的内容开始于第五次战役。第三次战役结束后一个星期，我军正准备长时间的休整，可是第四次战役打响了。为了争取主动待机歼敌，我军主动撤离汉城。战争进入1952年初，敌人继续北犯，企图打过三八线。我军先于敌人发起攻击，这就是第五次战役的起因。这次战役粉碎了敌人的夏秋攻势，打破了敌人的空中封锁(绞杀战)，敌人打着白旗要求谈判，直到取得扬名中外的上甘岭战役的胜利。《抗美援朝(第2部)》即将结束时，刘德源遇到了一次意外车祸。他回忆说：“那时因为去拍摄美国B29机群再次轰炸平壤，因车故障从该市牡丹峰顶翻到山下，使腿骨和手指都被轧断，令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未能工作到最后即离开了这块英雄的国土。”
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中发动过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中朝电影工作者联合摄制的《反对细菌战》(1952)揭露了这种罪恶行径。本片由蔡楚生与史东山领导摄制，编辑王永宏，中国方面有陶学谦、金威、石益民、刘德源等19位摄影师,朝鲜方面有崔顺兴等7位摄影师参加拍摄。1952年，美帝侵略军在朝鲜战场发动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相继失败，在板门店举行的和平谈判中也没有得到它在战场上想得到的东西。这时，美帝国主义继在战略上使用化学武器、毒气、凝固汽油弹之后，竟然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使用罪恶的细菌武器，广泛散布致人死命的病菌，妄图以此威胁朝中人民，使之屈服。朝中人民在发现这个阴谋之后，马上动员起来为扑灭病菌而战斗。中国的科学家参加了这场战斗，组成了“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调查事件真相。与此同时，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组成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代表团”，加拿大和平大会主席文幼章，以及法国、意大利、英国、瑞典、苏联等国的教授与博士也纷纷到实地进行调查。他们查看撒毒现场，检验捕获的毒虫，听取执行细菌战计划的美空军战俘的证词，在确凿的人证物证面前，美帝无法抵赖发动细菌战的罪行。中朝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记录下了科学家调查活动，把事实真相呈现给全世界的观众。除了《反对细菌战》，还有些影片如《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美国细菌战实录》也以真实确凿的报道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
1952年，刚刚成立的八一电影制片厂也派出摄影队到朝鲜战场，拍摄了多部新闻纪录片，其中长纪录片《钢铁运输线》(1954，编导冯毅夫、华纯、史文帜，摄影李尔康、薛伯青等)记录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运输部队在朝鲜战场建立打不断的钢铁运输线的事迹。朝鲜战争后期，美军发动了所谓的“绞杀战”，企图以空中优势封锁我军的运输线，阻断我军的后勤供应。然而，从鸭绿江边到三八线，从西海岸到东海岸，无论白天黑夜，志愿军驾驶着汽车火车满载祖国支援的物资运送到前线，保证了前线的弹药、食品、医药供给。影片着重展现三一七地区的反封锁斗争，敌机在这条线路上投下了数不清的炸弹，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抢修桥梁铺设铁路。在朝鲜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被炸毁的道路了一次次地被修复，始终保障道路畅通。影片还结合抢修工程介绍了一些英雄人物，如英雄司机王克魁、李国衍，敌机的轰炸没有阻止他们修车。有些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排除定时炸弹的张凤梧，抢修桥梁的登高英雄杨连弟。中朝军民的共同努力粉碎了敌人的绞杀战，在冰雪洪水中筑起一条炸不断打不烂的钢铁运输线。面对这条钢铁运输线，连美国集团军司令范弗也不得不承认：“虽然联军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下了惊人的奇迹!”
短纪录片《交换病伤战俘》(1953，摄影李华、李文化、李振羽，编辑雷震霖)记录了朝鲜战争结束后有关方面交换病伤战俘的情况。1953年，在朝鲜、中国与美方的和平谈判中我方提出要首先交换病伤战俘，在朝中的多方努力和世界进步舆论的支持下我方的要求得以实现。从04月14日开始，战俘被送到开城临时医院集中。我方对俘获的美国、英国、南非等国的病伤战俘给予了人道主义的宽待，他们在治疗和生活方面得到了照顾。在采访时，英俘薛力丝和伦敦《工人日报》记者阿兰·魏宁顿、美俘摩里逊和巴黎《人道报》记者贝却迪在谈话时都表示：有良心的人不能不感激朝中人民。英俘鲁扬丽和阿瑟克尔维莱在与新华社记者谈话时，也都对朝中人民优待战俘的做法表示了感谢。04月20日，双方在板门店交换病伤战俘。与我方以人道主义态度对待战俘形成鲜明的对照是，送回我方的战俘一个个伤残严重，他们在美方战俘营饱受饥饿、酷刑和苦役的折磨。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就是在战俘营得病甚至致残的。美方还用机关枪、催泪瓦斯、重型坦克屠杀我方赤手空拳的被俘人员。据美方有关人员自己透露，仅在1952年美方就打死打伤我方战俘3000多名。我方战俘归来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他们到达我地界后立即脱掉和扔掉美方的衣服，换上我方预备的服装，挥舞着珍藏的国旗，高唱起了自己编的要求返回祖国的歌曲：“祖国，灿烂的旗帜，藏在我们怀里，飘扬在我们心上!”
除上述影片，反映抗美援朝的新闻纪录片还有：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慰问最可爱的人》(1953)、《宽待俘虏》(1954)、《友谊万岁》(1954)、《大同江上(1954)》，北影的《英雄赞》(1958)、《欢迎志愿军回国》(1958)等。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先后有一部多位摄影、编辑、录音、照明、司机参加摄影队的工作。摄影队人员一直跟随部队打过三八线直至汉城解放，他们始终与战士们同甘苦共命运，拍摄了大量素材：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配合作战打击美李军队到美李军队的顽抗，从朝鲜人民支援战争到中朝人民友谊，从板门店和谈到交换病伤战俘，最后是志愿军胜利归国。在战场上，摄影师也是战士。在第二次战役的一次战斗结束之后，美李侵略军遗尸遍野。摄影师刘德源和他的助手苏中义、孙树相在向其他阵地转移途中遇到三个美国兵，苏中义向他们开枪，美国兵也开动卡宾枪对着他们扫射。经过一阵激烈的对射，敌人的火力被压下去，三个美国兵举手交枪，其中有两人被我方摄影师打伤。摄影师活捉美国兵的事在志愿军中传为佳话，鼓舞了士气。在战争前线，摄影师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拍摄，敌机轰炸时摄影机就对准敌机，而他们自己就在被轰炸的范围内。摄影师杨序忠和高庆生在战场不幸牺牲，为抗美援朝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高维进《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
朝鲜战争是一场异常残酷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志愿军指战员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死忘生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创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在长达三年的战争期间，志愿军中涌现了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30多万英雄功臣。美国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在谈判桌上也没有得到。在这场战争中，美国遭到的空前的严重失败，使它不得不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议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粉碎了帝国主义扩大侵略的野心，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使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包括美国和苏联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感到必须重新估计中国在世界上的分量。帝国主义从此不敢轻易欺侮和侵犯中国，为我国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关于文献纪录片《较量》
以下文字摘自单万里《中国纪录电影史》第八章第1节《电影纪录片与电视纪录片合流》(第404页)：
199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大型文献纪录片《较量》(军事顾问赵南起，编剧支绍曾、鲍明荣、曲爱国，导演王金铎，摄影李萍、王珠珠，资料编辑郑连起等)在新的时代回顾了1950年代初的抗美援朝战争，使用当年在战场上拍摄的翔实生动的影像资料以及随着时间推移而解密的档案资料，论证了我国参加这场正义战争的必要性。本片不仅风靡当年的电影市场，放映了1500多场，而且在1999年和2000年多次复映。一部纪录片在变幻莫测的电影市场上抢夺了许多中外故事片的生意，名列当年国产片票房第二，令许多业内人士惊讶不已。这部影片既叫座又叫好，荣获1995年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纪录片奖，1996年第1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在娱乐电影已经成时尚的年代，一部很难看到有什么娱乐特征的文献纪录片居然深受广大观众欢迎，本片获得的成功为以后的几部文献纪录片进入市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用电影胶片记录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八一电影制片厂赴朝鲜摄制组拍摄抗美援朝战争纪实
李天印
1952年10月，刚刚成立两个多月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奉命开赴抗美援朝前线，在战场上用电影胶片记录了这段光辉的历史。
（一）
1952年国庆节刚过，八一电影制片厂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组成赴朝战地摄制组，随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拍摄纪录片《慰问最可爱的人》。摄制组有导演夏国瑛，摄影师谢祀宗、文英光，摄影助理陈毓中、高庆生，剧务黄宝善等。
10月17日上午，摄制组一行随慰问团抵达朝鲜平安北道成川郡石田里，这是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从冰河里抢救朝鲜落水儿童崔莹而英勇牺牲的地方。摄制组拍摄了朝鲜群众隆重祭奠罗盛教的场面。下午，又采访了罗盛教所在部队的领导。当他们正在一所学校里与志愿军官兵一起吃饭时，突然低空中传来密集的枪炮声，炸弹也随声而落，大家赶紧躲避。这时，黄宝善和陈毓中不顾危险，迅速跑去抢救摄影机和电影胶片。
摄制组共带了两台摄影机，大家都十分珍惜，平时坐车赶路时，怕汽车颠簸损坏设备，就把机器搁在怀里紧紧抱着。当黄宝善和陈毓中正忙着抢救机器和胶片时，高庆生奋不顾身地冲过去，二话没说，就把黄宝善手里那台苏制艾姆摄影机接过来，转身就往外跑。黄宝善抱着另一台摄影机紧随其后，陈毓中提着装胶片的箱子跟在后面。这时，敌机冲着他们投下两颗炸弹。随着一阵巨响，黄宝善的耳膜穿孔，顿时失去听觉。文英光也负了伤。
轰炸结束后，却不见高庆生的身影，大家急忙分头去找，很快就在不远处看到高庆生被炸烂的尸体，而他保护的那台摄影机在他身旁却完好无损。
第二天，摄制组和朝鲜人民军一起，将年仅25岁的高庆生安葬在罗盛教墓地的旁边。高庆生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牺牲的第一位摄影师。1952年12月，总政治部授予高庆生烈士并追认为模范青年团员。他抢救的摄影机被八一电影制片厂命名为“光荣号”，一直珍藏在荣誉室里。
（二）
在朝鲜战场上，美军利用空中优势对我志愿军交通运输线进行战略性轰炸，妄图切断我军前线部队的物资供应，阻挡我军前进。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当即下令︰必须建立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确保前方物资供应。志愿军官兵在朝鲜军民的大力协助下，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凭着异常顽强的战斗意志，一次次将敌人炸毁的运输线恢复起来，为前线提供了有力的物资保障。为了真实地记录钢铁运输线上的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迹，八一电影制片厂奉命迅速组建一支摄制组再次赴朝鲜拍摄。
第一任厂长陈播亲自点将。很快，一支由26人组成的《钢铁运输线》摄制组成立了，年龄最大的薛伯青43岁，最小的沈友春只有18岁。有3个导演、2个剧务、2个照明、1个美工。考虑到伤亡因素，其余18人分成6个小组，每组3个人，小组之间也经常变换人员。
一到朝鲜，他们就开始拍摄空袭、谈判及部队日常情况。薛伯青、张伦、杨映梅这一组，先是在指挥所拍摄志愿军首长参加的军事活动，后来又跟着去了军事分界线和上甘岭。
彭德怀司令员对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组的工作非常支持。一次，需要拍摄首长们召开军事会议的镜头。彭司令员得知后，专门又把有关领导召集在一起配合拍摄，并亲切地说︰“拍电影的同志辛苦啦。”有些活动，志愿军总部首长特意交待允许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同志参加。后勤部长洪学智还特批为摄制组配备了车辆，为拍摄工作提供方便。
（三）
拍摄工作中，时常会有人踩上地雷或踫到定时炸弹等险情。1953年4月初，张伦等到某军部拍摄资料。结束后，军部的同志要安排他们晚上在招待所休息，但他们执意不肯，硬要连夜赶回驻地，因为那里每天都有敌机轰炸，如赶上敌人袭击，就可拍到战斗的真实场面。他们将摄影器材、行李装上车就出发了。
路上，8架美国“油挑子”飞机，朝着他们的吉普车投下4枚炸弹，司机迅速将车开进树林里，才避免了伤亡。晚上9时许，美军出动了大批轰炸机对军部进行大规模轰炸。住在军部招待所的许多同志牺牲了。张伦对同行的同志说︰“要不是急着赶回来，咱们也可能就没命了。真是好险哪!”
1953年5月26日上午，薛伯青摄制小组到身弥岛阵地拍摄海上运输的场景。
这里落潮后，小岛和陆地之间有条用石子铺成的汽车公路就会显露出来，涨潮时公路又会被海水淹没。所以，军民们都是在涨潮前把物资运到小岛上。
为了保证拍摄效果，薛伯青把拍摄时间选在涨潮前的上午10点左右，抢拍部队官兵和老百姓紧张运送物资的场面。10点刚过，海水就开始上涨。官兵们和老乡也开始与潮水争夺时间，奋勇抢运。这时，突然有20多架“油挑子”敌机从上空飞过。接着，两架敌机返回来猛烈轰炸运输队，弹片落在薛伯青的身边，一股热浪向他涌来。身旁的人急得直喊︰“老薛，赶快跳海。”
此刻，头顶上的敌机仍在不停地盘旋。为了保护手中的摄影机不受海水浸泡，薛伯青半蹲在海水里，双手将摄影机托举出水面。随着海水不断上涨，薛伯青也不停地变换着身体的姿势，最后只能踮起脚尖支撑。直到空袭结束，他才撤回岛上。他说︰“摄影机就是我们电影人的武器，必须像保护自己的眼楮一样保护它，确保人在机器在。”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钢铁运输线》拍摄完成。影片真实地记录了志愿军后勤官兵为了保障部队供给，不畏严寒，战天斗地，与敌人斗智斗勇的鲜活场面。为了抓拍到这些珍贵的镜头，拍摄者们冒着危险，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甚至是血的代价。
接着，摄制组又成功拍摄了一部反映志愿军医护人员事迹的纪录片《救死扶伤的英雄们》。拍摄时，虽已临近停战，没有飞机轰炸等危险，但拍摄条件仍很艰苦。他们凭着顽强的作风和坚强的意志，出色完成了拍摄任务。
（四）
摄制组的同志为了拍到全面反映志愿军抗美援朝的场景，扛着摄影机几乎跑遍了整个朝鲜，哪里最危险，哪里战斗最激烈，他们就将镜头伸向哪里。在高炮阵地，他们拍下了炮管吐火舌、敌机冒黑烟的镜头;在桥头上，他们拍下了工程兵、铁道兵连夜抢修被炸桥梁的场面;在村庄里，他们拍下了朝鲜群众与志愿军官兵一起，扫除敌机撒下的三角钉和排除定时炸弹等画面。
一次，谢祀宗在上甘岭拍摄时，一颗炸弹就在他身边爆炸，他爬起来不顾浑身泥土，把摄影机的镜头擦干净后继续拍摄。他还采访了战斗英雄黄继光、邱少云的连长及其他战友，拍摄他们讲述英雄牺牲的经过。
还有一次，谢祀宗在上甘岭的一个坑道里，拍摄一位班长讲述一个只果的故事时，他的眼泪流得使镜头前一片模糊。原来，一名战士千方百计到山下找了半麻袋只果，但在炮火连天的环境中，他一路走，一路打，身上还负了伤，等爬回坑道时，只剩下一个只果。这时，班长命令全班9名战士站好一起向这名找只果的战士敬礼，然后捧着只果要求9名战士每人咬一口将只果吃完。当只果从第一名战士手中传到最后一名战士时，只被咬了三分之一……此刻，在这片被炮火反复轰炸的焦土上，坚强的战士们却流下了热泪。谢祀宗两眼模糊得几乎看不清任何画面而拍下的这组镜头，让无数人为之震撼。
（五）
板门店是各国记者聚集的焦点，八一电影制片厂赴前方摄制组更是全面记录了这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
朝鲜停战谈判选择在开城郊外的一个普通村庄———板门店，这里地处“三八线”，是双方共同管辖区。谈判的场所周围划了一个半径900多米的安全区，双方对等的执勤卫兵各管一半，但记者可以相对自由活动。
随着谈判的进展，遣返战俘成为摄制组拍摄的重要内容。板门店谈判区的中轴线上用石灰划出一道粗粗的白线，沿线站有双方的卫兵。早已架设好机位的摄影师们，终于等到了载着志愿军被俘人员的救护车在白线边停下。
车门一打开，就看到从车里展出一面五星红旗。此刻，所有记者的目光都死死盯着车门。突然，车内扔出一团包裹，不少外国记者怕是炸药包，吓得掉头就跑。而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却一动不动，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岗位，摄影机不停地转动着。原来，这是志愿军被俘人员把身上的美式服装脱下来，用腰带捆起来愤怒地扔了出去。当他们越过白线，泪汪汪地用眼楮凝视着牌楼上“祖国怀抱”四个大字时，都情不自禁地高呼“祖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
板门店采访结束后，当摄制组要离开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官兵排成10公里长的队伍夹道欢送，他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向摄制组的同志持枪行注目礼。站在敞篷车副驾驶位置上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谢祀宗，代表全体摄制组成员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还礼。当谢祀宗庄严地举起右手时，军事摄影人用电影胶片记录历史的神圣使命感和崇高荣誉感油然而生。
（六）
八一电影制片厂赴前线摄制组，在朝鲜拍摄的日日夜夜里，与朝鲜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摄制组工作到哪里，就在哪里住下来。朝鲜群众一看是志愿军的电影摄制组，男女老少都非常热情地出来迎接。要是自己家里住不下，他们就主动让自家的妇女、孩子到邻居家借住，把摄制组的同志留下。做饭时，摄制组成员就把米袋子交给老乡，可老乡们粒米不收，他们坚持用自己的大米给志愿军做饭吃。有时，他们半夜起来专门给摄制组的同志磨豆腐吃，自己的孩子馋得想尝一口，他们都舍不得。
摄制组成员非常尊重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并力所能及地帮其所需，常常端着热腾腾的饺子先送给老乡吃。每次摄制组外出拍摄，老乡们都自发地聚集到家门口相送。等摄制组回来，只要听到吉普车的响声，他们都赶紧跑出来迎接，一个个挨着打量，看少了谁，有没有牺牲和受伤的。摄制组要到别的地方去拍摄，全村的群众都围着汽车恋恋不舍……他们流着泪，握着摄制组同志的手动情地说︰“中朝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是用鲜血凝结成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来源：军事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