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该为人师表，传道受业的教师，却满口胡柴，崇洋媚外最后被忍无可忍的学生怒斥，举报，闹得灰头土脸。这样的事情，这几年不断在出现。比如去年震动一时的上海某学院，为南京大屠杀洗地教师宋某。不久前在合肥某中学宣扬读书是为了和外国人杂交的陈某，还有刚发生，在南京某学大谈中国全靠欧美赏饭吃的另一位陈教授。　　

　　其实，大家对这类奇谈怪论没必要装作震惊。因为这些言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尤其是在高校，可谓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反而要是真有没听过的人，那才很让人惊讶。

　　直白的说，这种现象存在的时间已经很久了，久到一些人把它们当做一种常态、常识，才会肆无忌惮，到处公开传播，丝毫不认为会有问题。而真正值得我们关心的，是学生们的反击，由此牵动的新旧矛盾，以及这种反击引起的全社会呼应。

　　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切变革的发生都是从寻常成为异常开始的。在后人看来难以理解的事情，在当时人看来不过是司空见惯。而当人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开始被上纲上线的时候，就是时代要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所正在经历的，就是对过去熟视无睹的怪现象的拨乱反正，是新一辈对以势压人，有无甚真本领的老一辈的忍无可忍，是时代变化的先声。　　

　　这系列事件的肇事者普遍来自社科领域，一直以来，这都是一个重灾区。最近几十年来，我国的人文社科领域有着不小问题，而且是根子上的问题。在外强中弱的大时代背景，和全面向外国学习的氛围下，在这几十年中，我国在人文领域几乎没有多少独立性可言。少数人艰难自守，部分人抱残守缺，而更多则是西方的学术追随者。这种情形在冷战后的西方一家独霸世界并不少见。

　　而真正糟糕的是，在我们的人文社科领域充斥着大量“三不懂”的人物。什么是三不懂，不懂西方，不懂东方，也不懂自己有几斤几两。

　　我们总是习惯说科学无国界，其实这不完全正确。比如说，在自然科学领域，真理一般来说是带有普遍性的。中国的高压电和美国的高压电，得讲一样的道理。再崇洋媚外的电工，他也得规范操作，避免触电，最多认为外国绝缘设备更好，操作流程更规范，但绝不会觉得，外国电工不会被高压电打死。

　　当然，现实中也有像李森科式政治干涉科学的情形。但即使存在李森科式的情形，最终，不尊重客观规律，是一定会吃苦头，要落后挨打的。因此，研究客观世界的自然科学终究是要服从客观规律的。在这些领域，研究者更多体现在科研能力和技术装备的差异，而较少表现为意识形态上的差异。

　　（注：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李森科叙事，其实是一个被充分包装，扭曲了部分事实，并刻意掩盖忽略了时代背景，人性冲突而极度放大政治因素，经典的意识形态宣传案例。以至于它其实更应该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经典案例。）

　　我国过去几十年，虽然落后西方，但在自然科学领域，更多是在追赶。崇洋媚外固然不少见，但这个领域的话语权，终究还是要以客观能力的强弱定胜负。比如造高铁，经过几十年发展，如今中国的高铁，无论是里程数，技术水平，都已经全面超越了过去被认为掌握先进技术的日本人。无论日本人曾经有多先进，但超越了就是被超越了，这就是铁一样的事实，你再崇洋媚外也没用，只会自讨没趣，惹人笑话。　　

　　相比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是研究人的社会，则是带有一定主观色彩的。就像两大阵营对人性、社会、历史规律的认知、评价都有所不同，总的说，就是对世界的基础认知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在人文科学领域，比如教育、历史、经济等学科上，自然会表现出学术上的极大差异，也就是说，人文科学确实是有国界的，起码是有不同路线的。

　　我们过去几十年，处于一个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里，自己原有的一套人文社科体系也只能跟着改弦更张，去努力适应这种世界的变化。这种情形，与其说是追赶，更多就只能说是追随。而这种追随自然带着自我否定和夸大神化，自然也会带来全面的意识形态冲击。

　　做西方学术上的二传手，其实没什么好羞愧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这样，这也是全球化的另一面。而且，我们也应该实事求是的承认，我们过去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高，全社会的精力不免更多放在温饱上，在人文社科领域，难免存在许多落后和不足。起步早，投入大的西方，在人文社科领域，本身也有很先进、成熟的理论架构，是值得我们参考学习的。

　　但我们也不妨直白的说，也很容易在现实中观察到，就是我们的很多人文研究者，特别是一些老一辈，虽然主观上向西方看起，努力去学习了解，但其实是不懂西方的。

　　具体的说，就是西方的很多学术主张，是和西方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甚至是一些潜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我们很多研究者，一方面接受了西方的理论并试图以此来指导东方社会，一方面缺乏真正在西方社会的生活经验，特别那种是深度的生活经验，以至于产生了很多似是而非的印象。

　　时代越早，特别是八九十年代，那些经过外国人挑选，在西方受到短期培养，再送回国内，就此起家的一辈人，尤其明显。如果说的更露骨一点，他们接受并以为是取回真经的东西，更像是某种殖民地教育，而不是西方真正的治国理政之道。　　

　　我们这里说的，其实还是第一流的人物，是那种能做学问，具有学术能力的精英人物。而我们在现实中，更多是那种三传、四传的角色，这些人也是近些年来闹出事端的主力军。他们唯一的能力，其实不过是把西方的东西换一套东方口吻复述一遍，把自己也不甚了解的东西，再结合自己的想象，四处宣讲，以此谋生。　　

　　这就是我们很多三流教育者的现状，既没有什么研究的能力，也没有什么教育的能力。他们对自己传授的东西不甚了解，稍微有一点英文水平，甚至有的连起码的外语水平都没有，全靠二手翻译。他们所认知的，是结合自身想象与道听途说，靠各种零散印象所拼凑的一个虚假西方，典型的殖民地人物。这就是很可笑，现实生活中，特别崇洋媚外的那些人，普遍是不了解西方，也没有能力去了解西方的人。

　　我们不妨稍微回顾一下，自己很多对西方的认知，是不是难免受自这种殖民地宣传影响。比如西方人守法律，重文书，不讲人情世故。这些理想化想象，实际上不少含着对国内社会潜规则的逆反心态。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是现代社会的共性。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到了，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形。而真正去西方社会有相当深度的生活经验，就会知道，潜规则哪里都有一套，大同小异。

　　而很多华人移民，已经入籍多年，却还不能脱离这套叙事，以至于他们始终没法真正融入西方，反而还好意思回来传授对西方的刻板印象。甚至华人中的新旧冲突，不少也和这有关。比起老一辈，新一代才更了解真实的西方，这种情形普遍存在于国内外，因此老一辈人谈西方，卖弄刻板印象，很容易触到年轻人的霉头，惹出笑话来。　　

　　比起只能做二传手，靠道听途说了解异域的老一辈，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被西方流行文化浸润长大的新一代是完全不同的。恨不得和西方同龄人吸同一只奶的新一代，自然更了解真实的西方。

　　比如一个典型的思想误区，老一辈人常认为年轻人对西方的不满来自对西方的不了解，而恰恰相反，年轻人对西方的不满正是来自于他们对西方的深入了解。这种情形普遍存在于国内外，因此老一辈人谈西方，卖弄刻板印象，班门弄斧，很容易触到年轻人的霉头，惹出笑话来。

　　如果我们指责一些老一辈不懂西方，他们要是肯讨论，多说两句，说不定也会承认。但你告诉他不懂东方，不懂中国，他肯定要笑你，我不懂洋人的人情世故，还不懂咱中国人？但其实这是客观存在的。

　　就像我们说的，最近几十年，其实是一种异常的状态。如果人生是在这种异常状态里成长，成熟，形成人生观，那就像在温室里长大的植物，放在现实的菜地里，肯定是要不适应的。我们不妨认真回顾，观察，八十、九十、零零、一零，最近的四十年，每过十年，其实国内社会的意识形态，社会氛围都发生了巨大而鲜明的变化，这是和经济社会状况，国际环境紧密相关的。　　

　　这几十年是中国急剧现代化的过程。所谓的现代化，本身就意味着过去传统的不断被打破，大量的潜规则被抛弃或更新。而另外一个方向上，又是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日益回归传统中国那种大国心态，民族自信的一个历史阶段。这种在两个方向上的剧烈运动，足够让整个社会天翻地覆，一代人所熟悉的观念彻底倒转过来。

　　一个人生活在这样剧烈变化的四十年，要说理解中国，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他要不停更新自己对社会，对当代的认知，修正自己的观点，才能勉强说适应这种变化。

　　远的不说，我们现在看2012年，甚至2016年之前，乃至半年之前的社会环境，普遍的社会思潮，对国内国际的看法，对未来的判断，哪怕是对比自己，恐怕许多人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偏偏，我们所能观察到，那些习惯于外国叙事，有着崇洋媚外毛病的人群，他们的思想，其实是最顽固的。本身这种脑子里打钢印的人，就是一类不学无术，又无力更新社会认知的人物。他们对当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变化，特别是新一辈的思想状况，感到陌生，是理所当然的。而他们时至今日，还在奉行，宣扬那套老旧的东西，敝帚自珍，靠旧把戏讨生活，出事，出大事也是在所难免的。

　　比如去年的震旦学院，为南京大屠杀洗地的教师被学生举报后，一堆老朽纷纷用私人号码网暴学生，结果暴露了自己，留下了铁证。这就是典型的不适应社会发展。还有不久前，那位在庐江中学搞演讲的陈老师，他的那套说辞，简直满身都是窟窿，堪称集当代政治不正确之大成，从左到右都能得罪一遍。以庸俗化来批判他，而不是被当代的政治正确逼死，已经是体现了我国社会的宽容。这些人既然崇洋媚外，真应该多了解下，当代西方先进的舆论体系下，政治正确有多大的威力。　　

　　这几年来肇事的这批人，不仅是思想畸形上落后时代，一个典型特征是分不清公共和私密场合的区别，不了解互联网时代的的舆论特点，还仿佛生活在几十年前的封闭环境里。有趣的是，他们往往又是那种缅怀美化民国的受众，从这个角度说，他们对旧中国也没有多少了解。实际上，更严格的说，他们对1840年前的古代中国，其实也没有多少认知。他们年轻时看不上传统中国文化，年老时倒是开始学一些皮毛糟粕。于是，旧的好东西不会，旧的垃圾倒是能拢回来不少。

　　这是一批不古又不新的人，特殊时代的特殊人物，却以为自己的时代是不变的，其实早已经被时代抛弃。所以，我们说有这样一批人不懂中国，特别是不懂当代中国，应该是合适的。

　　最后一个不懂，我想说他们其实最不懂的是自己。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实际上每一个被时代巨浪冲垮的阶层，根源都在自己的傲慢与无知。像在庐江中学做演讲的那位陈老师，大家都能看出来，他没什么真东西，他所讲的东西既没有吸引力，又庸俗过时。但他从中赚了大钱，如果按照一些知情人的说法，他一场演讲要收取好几万，而他做了上千场这类演讲。所以，他的核心问题，其实不是他讲的多烂，是他靠这种过时又臭气熏天的玩意，一直到今天，居然还能持续获利。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公共资源被私相授予的案例。一批完全德不配位的人，通过一套陈旧的社会关系网，以一种十分低端的形式鲸吞了大量公共资源，还全无自觉，甚至招摇过市。

　　一定要说罪过，其实比起那位垮人设的陈老师，那位虚应故事的校长，恐怕罪过也不小。但相比之下，我们也要承认，像陈老师这种人是更好的打击对象，是新一代取代旧一代更便捷的突破口。这就是典型的小儿持金过闹市，可怕的不是社会变了，不是学生变了，是他们的不变和不自觉。

　　他们这种麻木，或者说天真，当然是他们长期生活的环境造成的。无论是所谓校园的象牙塔还是体制内的盘根错节，他们在过去几十年来，相互呼应，作为帮闲，充分享受了时代的红利。这种盘根错节，加上自身的不学无术，就像完美的温室，使他们对社会的变化失去了敏感性。倒不如说，也只有这种始终脑袋不能进化的存在，才会公开宣扬种种奇谈怪论，最后成为新旧矛盾的爆发点。

　　其实，像这几年被学生放倒的教师，如果他们能充分认识到时代的变化，安心的照本宣科，就这么混下去，完全可以见好就收，平安落地。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满足于这种帮闲的地位。这些人多半明明已经占有了大量德不配位的社会资源，还不知满足，总是在抱怨社会和国家没有给他们应有的位置。

　　所以，他们就不会安于现状，反而他们越是觉得现状不对劲，越要发泄，最后就越会撞到枪口上。好话劝不住赶死的鬼，这是一个经典的双向奔赴。

　　我们说的直白一点，我们的当代社会是一个竞争十分激烈的社会，也是一个观念冲突日益激烈，价值观正在剧烈重塑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里，这样一个群体，无论从他们占有的社会资源来说，还是从他们作为一种异常且带着耻辱色彩的历史标志物来说，都是带有标杆色彩，必然是要首当其中，要受到冲击与清算的一个阶层。

　　这种冲击，不过开水前的浮沫，是一系列存在已久矛盾的导火索。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的社会积累了大量德不配位的食利阶层，这些人又极大促使了社会的资源紧张和分配不公。近年来不断在讲台上出丑的，不过是其中最迟钝，又实际上最无用的一群人。像这样的人，满坑满谷，日益成为新生代反感的对象，而他们又确实不具备守住资源的实际能力。

　　抱团取暖是他们的共同选择，而使用潜规则来打压年轻人是他们的手段。但说到底，失去大义的旗帜，潜规则终究也只是不上台面的潜规则。而在他们指责年轻人破坏权威，不顾体统的时候，或许要明白，规则从来都是由制定者自己开始打破的。就算他们能压下一两个点，但最终只会迎接更强烈而全面的反弹。

　　能力上的缺失和大环境的变化，他们就像被环境淘汰的史前巨兽，最终是撑不下去的。面对这样的人，年轻人不可避免要生出彼取而代之的雄心，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进程。老一辈人总喜欢给年轻人摆规矩，但不久后，严厉的年轻人，将是老一辈人要去适应的新社会现象。

　　我们正面临一个重塑与社会资源再分配的时代，当然这也是一个激烈冲突，新老交替的年代。从这个角度说，所谓崇洋媚外也好，庸俗腐朽也罢，这些问题都是一种表象。从长远的角度看，我们长期以来的社会意识形态处于一种异常状态，大量空缺被畸形结构所填充，随着时间的发展，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水平的需要，这是一定要得到纠正的。

　　而我们的社会认知，社会规范正面临激烈的肃清重塑，这个过程不可能是平顺的，它必然表现出斗争的形式。这种斗争，一定是新人取代旧人，新知取代旧识，会席卷整个社会，最终形成一套全新的共识和新的动态平衡。这个过程，将涉及我们每个人，并塑造我们所未知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