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社会上一度出现了各种病态的“民国热”。有热衷于民国常公日记的，有热衷于民国范的，还有热衷于所谓民国十年黄金时期的。近年来，随着民众认识水平的不断提升，各种民国热开始神话不再。但有一个民国神话却始终没有被戳破，反而有越演越烈的趋势。那就是民国教育史上著名的西南联大问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随后不久，平津也都沦陷。此时，设在两地的一些高校开始着手南迁。1937年11月1日，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这一天也成为西南联大校庆日）。此后，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中旬，经中华民国教育部批准，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也就是今天很多人口中的西南联大。

从1937年8月中华民国教育部决定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组建开始，到1946年7月31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停止办学，西南联大前后共存在了8年零11个月。然而就是这样一所仅仅存在过八年时间的大学，却对后来的中国历史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更是被人逐步神话，甚至被很多人认为是当时一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更有甚者，认为当时的民国至少有十所世界一流大学）。真实的历史真的如此吗？

Up认为，这就是一个对民国高等教育的神话而已。当年的西南联大绝不可能是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当时的民国也不可能有十所世界一流大学。因为当时的中国从各方面来说都不具备诞生世界一流大学的土壤和条件。

首先，师资力量不够。任何时期世界一流大学都要云集一大批世界范围内、有着重要学术声望的知名学者。现在的哈佛、麻省理工如此，当时欧洲的剑桥、哥廷根也是如此。但是当时国内包括西南联大在内的任何一所大学都很难做到这一点。特别是就理工类而言，民国时期并没有几个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大师、化学大师，力学大师、数学大师等，当时的中国人在这些领域也很少做出过世界普遍认可的突出贡献，更没有获得一个诺贝尔奖（当时作为二流科技强国的美国也有三、四个诺奖获得者，而当时绝大多数诺奖获得者都出自欧洲国家）。如此一来，单就师资这一项来说，民国也不太可能有什么世界一流大学。西南联大虽国内顶尖，但也很难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就像今天中国的一些著名高校，没有一个诺奖获得者、没有一个图灵奖获得者，没有一个菲尔兹奖获得者，就敢自称世界一流大学，是没人相信的，顶多世界二流（这里主要讨论理工科，因为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民族地域性较强，各国大学之间实际上不太好比较）。

另外，缺乏世界一流大学应有的资金投入和硬件条件。近代以来的高等教育史一再说明一个基本的事实，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持续不断的巨大财政投入。因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意味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以现代科技的教学与研究为主体的。现代科技的发展建立在不断实验犯错的基础上，而实验室的建设是要大笔花银子的，不但要买昂贵的仪器设备，每次试验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往往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所以说，办世界一流大学可能光有钱不行，但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行的。当时欧洲的那些世界一流名校是欧洲国家经过一百年乃至几百年连续不断投入的结果。而就民国政府那点财力和经济水平，虽然可以给为数不多的几所高校和教授们发点高工资，但要建设比肩欧美的一流实验室和理工科、医科等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再说民国时期中国大部分地区一直是炮灰连天，灾荒不断。而国民政府本来就不多的财政预算百分之九十都用来打仗了，能够投入教育上的实际上是少得可怜的。抗战爆发以后，军费消耗更加巨大，教育于是更加穷的叮当响，连教师的基本工资都发不出来，哪还有钱进行高校建设、发展科研事业呢？而做不到这一点，又何谈世界一流大学呢？

所以，当时很多所谓的民国大师主要就是负责把欧美大学的基础理论知识传授给国内的学生而已。有条件的也可能做一点研究工作，但限于资金和硬件条件，整体上难有什么突出的成就。他们之所以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刚刚开始学术体系的现代化。在国内相关领域一片空白的情况下，他们作为知识的搬运工，将国外的相关学科体系引入中国并培养了一大批好学生，如此一来也就被后人视为中国的力学之父、光学之父、经济学之父等。然而实际上，他们的成就比之同时代欧美那些真正一流的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还是有不小差距的。今人不明就里，把当时的一些学者和大学神话，认为他们是大师，是世界一流大学，是值得商榷的。西南联大基本也是这样一种情况。实事求是的说，当时的联大已经有极少数学者有世界级的学术成就（如陈省身、华罗庚），但绝大多数教授，放到世界学术的版图中是比较一般的。今天我们翻看民国那些所谓名教授、学术大师的传记和成就，不难得证这一点（这里没有任何不尊重的意思。当时国家财政困顿，兵荒马乱，教授们根本没有钱、没时间搞科研。达不到世界一流水平实属正常）

另外，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当时各大学的名教授绝大部分是欧美留学回来的。这本不是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当时国内懂西方近代科学的人才奇缺，无法满足各大学的需求。于是很多留学欧美的年轻人，一旦获得西方学校的博士甚至硕士学位，就往往被国内各大名校聘为正教授，而他们当时的年龄普遍也就二十七、八岁，属于学术生涯刚刚起步，这在当时的世界上几乎就是一个笑话般的存在。

反观当时的欧美名校，特别是欧洲名校，教授职位是很不容易获得的。很多人辛辛苦苦做一辈子的研究也不一定能够获得这样的学术职位。而一旦能干到教授职位，往往都意味着极高的学问水平了，往往代表了当时相关专业领域的世界顶尖水平。而这是当时的中国高校和教授们很难达到的。所以当时的世界一流高校主要是在欧美。特别是在欧洲。因为当时的美国也只是在经济、政治上称霸世界，而在文化和高等教育领域还是大幅落后于英、法、德等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的。现在世界顶尖的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等美国名校在当时也就世界二流水平，和剑桥、牛津、哥廷根等欧洲名校差距还是不小的（美国高校的群体性崛起是二战以后的事了。大批来自欧洲的著名科学家、学者来到美国，直接促成了美国高校的崛起）。当时的美国尚且如此，遑论当时的西南联大等一众民国高校了。而且，如果当时的西南联大、武汉大学、中央大学等真的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了，必然会有相当数量的留学生来华求学。然而，这样的情况在当时是极少极少，几近于零。相反，当时的中国学生是成批地到一流的欧洲甚至二流的美国去留学的。留学生的去向也说明当时包括西南联大在内的中国高校绝不可能是世界一流水平。

实际上西南联大之所以名气大，主要还是它的校友厉害（杰出校友的数量对于一个学校名气的影响，可能比这个学校目前有多少院士、多少知名教授、多少科研成果等还要重要一些），有一大批后来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有名的科学家、学者、工程师等。他们作为校友给西南联大结结实实地争了一把光，使其拥有了一个巨大的学术光环，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个神话般的存在。西南联大在这些杰出校友的成长中自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恐怕也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重要。因为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后来规模巨大的建设为西南联大校友们的成名、成家提供了巨大的契机和舞台。而这个问题则长时间被忽略了，以至于功劳都被记到了西南联大的头上。

以前我们对大学生、研究生往往比较重视，认为他们已经是高级知识分子了。实际上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也好，研究生也好，往往是比较稚嫩的，只是有了一些基本的理论知识和科研能力而已，距离成为世界知名、全国知名的大学者、大科学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于刚刚毕业的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足够的科研条件、要有足够的机会参与到各种科研项目中来，否则知识与经验得不到积累，个人也就无法迅速成长起来。民国时期的很多留学生回国后逐渐沉寂就是因为当时的民国提供不了这样的机会。而西南联大校友们则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们刚毕业不久，就迎来了新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从1952年到1978年整个27年的时间里，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动国家机器，每年都投入大量的资源进行持续不断的工业建设和科技创新。这使得西南联大的那些正处于黄金年龄的校友们有了他们的前辈老师、师兄等梦寐以求而不得的科研条件与机会（想象一下，衰败而又战乱不止的民国怎么可能开展工业化呢？怎么会发展两弹一星呢，怎么能造飞机大炮核潜艇呢，怎么可能发展计算机、化工、精密机械等重工业呢？）。于是年纪轻轻的他们就被任命各个项目的负责人、总工程师，获得了在各种重大科研和工业建设项目中挑大梁的机会。他们勤勤恳恳，努力工作，在帮助新中国工业化成功的同时，自身也获得了最迅速的成长。很多人就是在这一时期从一个一般的大学本科生迅速成长为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学者、院士等。而在他们巨大成就的加持下，西南联大也就开始变的光彩照人起来。实际上，对于他们的成才，西南联大的功劳不可否认，但是也是比较有限的。新中国工业化的大背景、持续不断的大投入才是更加根本的原因。没有这个原因，他们成为不了今天我们熟悉的他们。以邓稼先先生为例。他刚从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归来时才20多岁，被称为娃娃博士。放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个年龄和学术背景恐怕还是要蛰伏很长一段时间的。但是邓先生回国后很快就和其他一些留学归国人员一样被委以重任。他本人作为主要负责人参与了当时整个国家最绝密、最重要的原子弹项目，负责了原子弹项目的理论设计工作。他确实为新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两弹元勋可谓实至名归。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若没有新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没有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巨大决心，没有全国一盘棋的经济协作与巨大投入，邓先生个人本事再大，理想再高远，恐怕也很难迅速成长为世界著名的核物理学家。

另外，西南联大办学时间是1937年到1946年，按照这个时间，当时求学于西南联大的学生应该出生在1917年-1927年左右。这个时间段出生的大学生在新中国成立时应该处于22-32岁这样的黄金年龄阶段，正好是年富力强、最有创造力的时期。在那个知识分子极为罕见的年代，在百废待兴、工业化狂飙的时代背景下，他们作为大学生、研究生甚至留学生，自然会在经济、政治、科研、卫生、文化等各条战线上承担起挑大梁、开拓者的角色，会全面参与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请注意，即使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他们很多人也不过就是60岁，刚到退休年龄而已），自然会比其他年龄阶段的大学生、研究生有更多的成名、成家的机会。同样的情况，假如一个1930年就毕业于清华或者北大的大学生，就不太容易有这样的机会了。因为新中国成立时他已经有40多岁了，而在当时人均寿命不到四十岁的情况下，这已经是一个比较高的年龄了，很多人甚至已经自认为进入老年了（这和现在很不一样）。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考虑身体因素还是其它一些方面，时代都不会给一个40多岁的人太多的机会。因此，我们看到的西南联大的杰出校友往往比较多一些。

所以，不要神话民国的大学和西南联大了。虽然作为一所国内顶尖大学它有重要的历史贡献，但是其成就并没有一些人吹嘘的那样高。在当时的世界，它应该就是一所世界二流、甚至三流大学。只是它的校友们运气比较好，赶上并抓住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巨大历史机遇，从而为它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若没有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机会，西南联大可能也就那么回事，不会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这样深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