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民称水浒毒害青少年应从课文中清除”的话题又登上了热搜：

这不过是一个媒体热衷于炒作的话题，以往的话题主角要么是“专家”、要么是“委员”，而这一次则变成了某匿名的“网民”。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作为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自打问世以来就没少过这样的争议，理由也是出奇地一致。

明代官方文学奖袁中道在《游居柿录》中说：“但《水浒》，崇之则诲盗”；嘉靖年间镇压过瑶民起义的广西布政使司左参议田汝成更是咬牙切齿地憎恨恨《水浒》坏人心术，诅咒作者施耐庵“子孙三代皆哑”；崇祯十五年(1642年)，朝廷查禁《水浒传》，起因是崇祯皇帝要剿灭轰烈烈的江湖造反，害怕这本造反教科书发挥威力……

到清康熙五十三年，搞出了个“禁坊肆卖淫词小说”，要将《水浒传》“毁其书板，禁其扮演，庶乱言不接”；乾隆皇帝把民风恶化，民众入帮入匪，归结为人们阅读《水浒传》所致：“如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清人刘銮也宣称，“张献忠之狡也，日使人说《水浒》、《三国》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好家伙，明明是朝廷腐败不堪，民不聊生逼得老百姓造反，皇帝老儿不自我反思，反倒来怪一本小说。

近代的文化精英们深谙驭民之术，便传出了一句俗语：“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所谓“《水浒》毒害青少年”的说法基本也是这个意思。

要说《水浒》“毒害”青少年，一百多年前还真有一个少年，对《水浒》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且一读就是70年，几乎伴随了自己一生，还真实地上演了“逼上梁山”的一幕，并捅出了天大的娄子，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人就是毛主席。

1906年秋，在韶山井湾里私塾读书时，毛主席就一遍又一遍地读过《水浒》：

我不顾教师的告戒，读了《岳飞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等书，而教师则深恶这些不正经的书，说它们害人。（据《西行漫记》）

在回忆起自己少年时的经历，毛主席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作为农民的儿子，他对这一点很纳闷；在分析小说的内容后，他发现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这样是不平等的。《水浒》里汇聚在梁山反对这种不平等的人物，便成了他心目中的英雄。

1917年前后，毛主席在长沙湖南一师主持新民学会期间，建议同学、会友们读一读《水浒传》；

大革命期间从事农民运动的时候，他还谈起过《水浒传》和宋江的造反；

在苏区受到排斥被“退隐”期间，他的书单上不仅有马列著作，还有《水浒传》；

从长征到转战陕北的途中，一再精简的行李中，仍然保留着一套《水浒传》；

延安整风中，《水浒传》是他圈定的阅读书目；给远在苏联的岸英推荐图书，《水浒传》必须在列；

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同领导干部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又多次提到《水浒传》，并且在不同历史时期体现出不同的侧重点。

毛主席为什么会如此重视《水浒传》？他曾经说过，“《三国》、《水浒》、《红楼梦》，不看完这三本书，不算中国人。”当然，毛主席也很喜欢《西游记》。

他说自己兼“猴气”与“虎气”——“猴气”自然指的不是一般的猴，而是敢于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李慎明老师写文章讲述过毛主席晚年几次放声大哭的经历，如唐山大地震、如晚年看1949年解放军进城的电影、读陈亮的《念奴娇》……这样的场景对于毛主席而言是不多的；同样不多的场面是《西游记》里孙悟空的痛哭，败走狮驼城那段，“行者闻言，忽失声泪似泉涌……回至城东山上，按落云头，放声大哭”。悟空为数不多的大哭，无不是哭取经之艰难，哭“革命”之不易，真性情也。

毛主席爱读四大名著，这是世人皆知的，只是这个喜爱并不仅仅是从文学角度。四大名著的文学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不是走上了革命道路，没有人会怀疑毛主席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不必说他那些让古典诗词重攀历史高峰的诗词，单说他在1954年对《红楼梦》第十九回的批语：

从黛玉的身上，闻到绵绵的幽香，故比之以优美的童话。用现实的场面，具体的情节，生活中非说不可的语言，把一个封建叛逆者的形象和性格，生动地渲染出来，自然地流露出来，这是作者最成功的范例。

这样的艺术修养，完全够格一位伟大的文艺评论家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艺术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说过，“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不应当来自作家的空洞想象和无病呻吟，而只能来自人民大众的无比丰富多样的社会生活。

从这方面讲，四大名著无疑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佼佼者，是封建社会真实状态的艺术表现，是阶级斗争的体现；而与底层平民更接“地气”的《水浒传》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

这些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哪怕在当今也能找到现实的投射，单《水浒传》中潘金莲一段衍生出来的小说《金瓶梅》，简直比真实的官场文化和世情还要真实，那些反腐案例中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情节，完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毛主席读《水浒》，是从文学上升到了历史，上升到了政治，上升到了哲学。

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说：“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坤、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他经常把自己带队伍上井冈山比作是“没有法子，被逼上梁山”。

延安时期，毛主席曾说过：“梁山的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

解放前夕，毛主席在纪念党成立28周年的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曾向领导干部介绍：“《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他从这里引伸出我们领导革命也要从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

《水浒传》里还提供了不少关于战略及战术方面的灵感，毛主席曾经说过，“《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辨证法的事例。”梁山好汉虽然是“占山为王”的“强盗”，但其纪律之严明、分工之有序、司职之妥当，完全压倒了所谓的官军，之所以这样，离不开知识分子的作用。毛主席指出：“我们党里头，知识分子的增加是很好的现象。一个阶级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箫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与之同时，毛主席又指出了“梁山”的问题——“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进行整风。”一百零八将，有相当一部分不是真革命，只想暂时委身、等待招安成为人上人，最典型的就是最高头领宋江。

毛主席曾谈过梁山的很多人物，例如他在长征途中，说红九军副军长许世友武艺，“都赶上景阳冈那个打虎英雄武松了”；在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开辟晋察冀边区时，称赞他是“新的鲁智深”；1959年，毛主席还风趣地说，武松、鲁智深“是我们路线的人……我看可进共产党……”

毛主席还谈到过梁山的三任头领，第一任王伦，“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第二任晁盖，“晁盖是好的，可是却被摒在一百零八人之外，让他早死了”；当然，第三任宋江是毛主席谈的最多的。

对宋江的能力毛主席是很欣赏的，40年代初期，他曾评价说，“《水浒》中的三打祝家庄，为什么要打三次？我看宋江这人有头脑，办事谨慎，前两次是试探，后一次才是真打。我们干革命，就得学宋江，要谨慎”；后来，他又谈到后期的宋江“搞修正主义，让人招安了”……

所以，毛主席读《水浒》，既从中汲取智慧，又从中吸取教训；既把它当正面教材，又把它当反面教员——“《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作为今天的中国人，我们应该感到庆幸，古人给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经典，从中我们完全可以汲取大量的智慧，使得我们能够站在古人肩膀上，站得更高、行得更远。至于青少年能不能读《水浒》，毛主席用他伟大无私的一生，已经给了我们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