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边远贫困地区买卖人口和法制缺位等严重社会问题一样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状况落后地区遍布的近6.7万个教学点，它们是农村教育最薄弱的一环。自2001年开始(至2012年暂时中止)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要求“撤点并校”，动因是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益，同时亦受到农村学龄人口减少、流失，以及行政绩效指标化的驱动。此后，教育资源集中至乡镇地区，大量村庄学校急剧消失，农民和民工子女幼年起便进入寄宿制学校或小规模学校，离校太远的就读当地教学点。伴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村落学校和教学点大幅度减少，乡村教师们面临失业，许多农村儿童因上学远而辍学。

中国农村户籍人口义务教育边缘化趋势的另一面也颇为耐人寻味。随农民工父母涌入城市的流动儿童难以就读流入地公立学校，受教育权利被剥夺现象较普遍。2001年后，国家政策积极推动流动儿童进入公立教育系统的进程，但仍有很多儿童就读民办简易学校。以北京市为例，9.5万名儿童就读打工者创办的130所简易学校。其中，67所打工子弟学校持有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办学许可证，其余无证的63所学校随时可能被取缔。2014年以来，流动儿童教育机会政策出现了倒退趋势，公立学校核准流动儿童入学资格严格审核五证、缺一不可，这凸显了中国户籍制度改革进程中大城市仍强力拒绝外来人口长期居住的倾向。

截至2010年，全国流动儿童总数达3581万，加上滞留农村的6102万留守儿童，农民工子女已占全国儿童总数的三分之一。农村户籍儿童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底层地位表现为他们遭受的教育不平等。当中国教育在普及(消除文盲)与提高(教育质量)两种价值之间抉择时，农村户籍学生最直接地承受了转型中国教育发展与变革的代价。根据笔者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长期关注和调研，本文将探讨关涉该群体教育不平等现象的三个面向：教育机会、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并据此检视边缘化待遇对农民工子女教育权利意识的影响。

教育机会的城乡不平等分配

教育机会的城乡间不平等分配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逐渐显化的社会事实，与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密切相关。承袭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约翰·杜威的生活教育理念，陶行知倡导在乡村社会普及适合乡下人的教育，让文字这一现代化工具帮助乡下人适应日益复杂的现代生活。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文字经由学校的建立在村落中扎了根，极大地推动了文字教育进入乡村生活的进程。但是，消除文盲与提高教育质量之间的矛盾冲突一直贯穿着中国教育的整个发展史。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马丁·K·怀特(2010)在《社会火山的迷思：当代中国的不平等感与分配不公》一书中指出，尽管户籍制度和向城市发展倾斜的社会政策使农村人的社会流动难以达成，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教育最大程度地惠及了农村人口，以消灭文盲为目标取得了社会平等(egalitarian)。改革开放后，精英主义取代了大众主义的教育理念，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要求培养专家和拔尖人才。于是，重点校与非重点校构成的教育阶层结构拉大了城乡和区域差距，教育发展开始逐渐背离面向大众的价值取向，表现出了偏重效益和效率的“文字上移”趋向。当前，农村人口大量外流，但是在“撤点并校”政策的影响下，村落学校的减幅超过了农村学生数量的减幅，这种明显的不匹配必然会加剧乡村社会的贫困落后局面。

美国学者拉夫特里和豪特用“一个扩大的派”(an expandingpie)来形象地类比西方国家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显著增加，这有助于理解农民工子女教育机会问题。更多的社会底层群体成员能够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是教育机会总供给量增加的结果，但仍旧不容乐观的是在就读最具筛选性大学(如常春藤大学)方面他们与优势阶层之间悬殊的入学比例仍保持不变。随着“派”的变大，教育机会供给量的增加掩盖了社会阶层间教育资源质量的差距。优势群体始终占据着社会上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只有当他们对某种教育资源的需求达到饱和转而寻求更优质的资源时，底层群体才有机会分得那些次优资源。

在中国，由于城市户籍学龄人口的显著减少，城市学生比以往更有可能就读重点公立学校，于是被抛弃的非重点学校出现了资源浪费与闲置现象[1]。这些面对招生困境的城市薄弱校只能将流动人口视为主要生源，这使国家教育体系意图吸纳流动儿童的政策在实践层面上得以顺利实施。不难理解，尽管“派”并没有明显变大，但城市优势群体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集中占有为其他群体分得次优资源创造了现实的可能性。然而，接收流动儿童的公立学校大多是城市教育体系中的薄弱校，再加上大量就读打工子弟学校的外来人口，流动儿童与城市户籍儿童的教育质量差距仍旧十分悬殊。在农村，“撤点并校”政策将教育资源集中至乡镇、大量取消教学点，其结果是农村儿童教育机会供给量的相对减少，“派”变小了。另外，由于上学太远或无法适应寄宿生活，近年来农村儿童辍学率逐年上升。与美国学者们对优势群体的论断类似，中国农村地区社会经济背景较优越的家长们为获取优质教育资源将其子女送至乡镇中小学，产生了一大批大班额学校。例如，在驻马店上蔡县的一所初中，平均班额为120人，最大班额达到了160人。

由于媒体频繁曝光与留守儿童悲惨遭遇相关的案件，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已日渐显化，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学界和公众舆论中被讨论。在城乡差距触目惊心的表象之下，基于家庭背景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分配才是更为隐秘且普遍存在的根本原因。大量实证研究发现，教育机会在人口中的分配形态决定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特征;家庭出身是决定教育机会获得的关键因素。于是我们不能忽视一个悲观的结论：家庭出身背景决定了学生能否通过学业成功实现社会向上流动。受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学校教育往往是延续社会经济不平等并固化社会经济不平等的有效机制。

每个社会成员都在社会结构中占据着特定的位置，获得相应的位置报酬。城市学生明显比农村地区的同龄人更容易获得城市中的教育机会。但是，教育政策等社会制度安排可能阻碍位置报酬的获得，使某些群体遭遇结构性排斥。为了对抗这些排斥，家庭出身较优越的家长们倾向于运用与其家庭背景相关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争夺教育机会，加入择校的大军。对于经济和社会资本贫弱的农民和民工家庭来说，政策的排斥作用则具有压倒一切的威力，在有些情况下甚至会使他们失去基本的受教育机会。时至今日，依附于户籍制度存在的教育政策仍将许多农民工子女排除在城市公立学校系统之外;即便幸运者能够顺利进入城市中小学，他们也无法在城市中就读高中、参加高考或参与高等教育录取招生。今年7月4日，贵州毕节纳雍县一名返乡就读高中的15岁少年，因为拒绝在考试中协同他人作弊被13名留守少年围殴致死。这名少年曾长期跟随父母在外生活，由于无法在流入地就读高中，不得不返回户籍所在地成为了一名留守少年。学龄农民工子女大多体验过流动和留守这两种生活状态，而城市学校是否接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选择哪一种生活。因此，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受城市排斥性教育政策的影响，从来就不是两个孤立的群体。

如果将流动和留守视为两种较固定的生活状态，将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看作两个群体，值得关注的是，学龄农民工子女群体内部在学业成绩表现上呈现出了分化的趋势，这种学业成绩差异可能预示着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在升学机会的获得上将分化为明显的几级。有调查显示，在城市公立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其认知发展水平高于留守儿童，这说明流入城市后的环境变化有助于提升学业成绩。另一方面，在农村寄宿制学校就读的留守儿童的学业成绩低于同年级的走读生，这说明脱离亲子关系的寄宿制教学模式不利于学生发展。截至2011年，农村寄宿学校学生总数达到了2907万人。许多研究发现，在寄宿制学校里，留守儿童缺乏基本的生活设施，营养和健康情况较差，易产生心理问题，表现出社会性发展障碍。

学校教育过程的异质性

儿童的智力和认知发展固然会因基因遗传表现出生物性差异，但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养塑造的后天环境也能对个体儿童的智力和社会性发展施加影响，甚至具有对其进行重塑的功能。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认为，儿童在与五种环境系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适应环境制约，并发挥主观能动性。在五种环境系统中，与儿童的互动关系最密切和直接的是由家庭、学校、社区和同辈群体构成的微系统(microsystem)。显然，城市儿童、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置身于迥异的微系统之中。单就学校教育而言，三个学生群体受教育经历的差异性不仅由其就读学校的类型(指私立学校或公立学校)或学校在教育科层结构中的位置(指重点校或非重点校)所决定，而且更受到学校教学过程异质性的影响。

政府通过加大财政投入缩小学校物质条件的城乡、区域和校际差距是促进解决农民和民工子女教育边缘化问题的重要举措。另一个方法是改善学校教育过程中的无形因素，包括由教与学构成的学校氛围、教师对学生的教育期望和教学行为等。1981年，美国学者詹姆斯·S·科尔曼主持了一项关于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政策的研究，研究报告指出，私立学校学生比公立学校学生的学业成绩更好，主要原因是私立学校的学习氛围更守纪和有序、教师对学生的学术要求也更高(Coleman et al., 1982)。科尔曼报告的分析视角启发我们审视存在于城乡学校教育过程中的诸多差异。在这里，笔者聚焦两个学校教育过程要素：学校氛围和教师的教育期望。

2011年，笔者在北京市的一所公立非重点校和一所无证的打工子弟学校中开展了为期半年的田野调查，考察了两所学校在学校氛围和教师期望方面的异同。就读这所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都是居住在附近棚户区的流动儿童。在公立非重点校中，95%的学生是流动儿童，这是前文提到的2010年以前北京户籍学龄人口数量减少的结果，也是教育部门通过政策指令对流动儿童的强制安置。笔者发现，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学实践充满随意性，表现为缺乏统一明确的教学进度安排、知识点教学点到为止、授课方式单调枯燥、课堂纪律涣散、考试作弊现象严重等。在公立非重点校，虽然课堂纪律和考试秩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教学进度也十分清晰明确，但是教师们普遍忽视流动儿童的学业成绩提升和心理发展，保证不出安全事故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究其原因，流动儿童在北京持有的是临时学籍，他们的学业成绩与学校在学区内的排名、校长绩效和教师教学水平考核等不直接相关。在此背景下，对流动儿童是利益不相关者的定位导致了吸纳流动儿童的公立薄弱校在日常教学中抱着得过且过的态度。须知，两所学校营造了不同的学校氛围，但教师们表达了同样的教育期望：他们对流动儿童抱有非常低的期望，断言流动儿童将成为从事低端服务业工作的社会底层，高等教育是他们永远无法企及的梦想。

澳大利亚学者泰瑞·沃诺娃也曾针对北京地区流动儿童的学校教育经历做过田野调查。她发现，在北京生源占绝对主导的公立重点校，教学进度安排和课堂教学内容严格遵照考试大纲的要求，课堂内外的活动不鼓励学生展现自主性和创造性。相反，流动儿童聚集的打工子弟学校因为不追求升学目标，其宽松的课堂氛围留给了学生发挥创造性的空间。例如，在美术课上，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们鼓励学生自由地画出他们在生活中看到的任何事物;公立重点校中的北京学生却只能在教师预先设定的主题范围内作画，对色彩的运用和图画内容的设计也有专门的指导。这些有趣的结论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离开户籍所在地后，排斥性的教育政策阻塞了农民工子女的升学路径。即使之后回到流出地，流动儿童在打工子弟学校和城市公立非重点学校中取得的不具竞争力的学业成绩也很难让他们在农村地区的中考和高考中脱颖而出。

与打工子弟学校和城市公立非重点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乡镇中小学十分重视学生的学业成绩，将其视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为了让农村儿童在升学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很多学校制定了精细的学生作息时间表，用各种学习内容填满学生在校的全部时间，教师们对学生抱有很高的期望。关于此类学校，媒体报道过的一个极端例子是安徽省六安市的毛坦厂中学。这所学校被称为“亚洲最大高考工厂”，5000多名渴望考上大学的农村学生及其陪读家长在这里忍受着备考阶段炼狱般的生活。返乡读初、高中的流动儿童很难适应乡镇中小学高强度的学习生活。在笔者的实地调研中，流动儿童对此叫苦不迭，甚至不惜放弃升学希望逃回城市。农村教育的另一极是处于边远贫困山区的小规模学校和教学点。在很多小规模学校和教学点，只有几位甚至一位教师负责全部的教学事项，多采用复式班[2]的授课方式。教师的授课重点偏向语文和数学，因为学生这两门功课的考试成绩要参加全镇范围内的评比。但是，由于监督不足，教学质量得不到保障。生源的流失和辍学生的增多使乡村教师对学生的教育期望降低，消除文盲是教学点教师们的一项重要工作。

升学困境和就业不公

在城乡社会中，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分配和学校教育过程中存在的诸多差异造成了农民和民工子女普遍遭受着教育结果的不平等(inequality on educational outcomes)，表现为他们较差的学业成绩，以及由此带来的升学困境和就业不平等。大量基于全国样本数据的研究显示，农村户籍学生的考试分数、初高中升学率和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城市同龄人，这与乡村教育的落后现状和向城市、城市学生倾斜的教育政策有关，更与农村学生的家庭环境有紧密联系——2014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69，在上世纪80年代时还是0.3，这说明改革开放后贫富差距急剧拉大，阶层分化日益加剧。如前所述，从根本上说，城乡教育质量的差距是由学生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差距(socioeconomic status)塑造和不断加固的。城乡学生的学业成绩差距实际上呈现了其家庭收入水平、家长受教育程度和家长职业三方面日益拉大的鸿沟。因此，学龄农民工子女与其他社会底层群体一样承受着三种教育结果：辍学、就读职业学校和从事底层工作，只有少数人能够通过学业成功实现向上流动。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曾访谈了40名流动青少年。在八年级下学期结束时，25人辍学在京务工或终日游荡无所事事，10人就读职业学校，只有5人决定返乡读书。

根据笔者的观察，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辍学生被污名化的情况都十分普遍，在学校教师眼中辍学生与在校生的持续频繁接触是扰乱学校教学秩序、引发安全事故的罪魁祸首，必须坚决遏制。在城市中，流动儿童辍学生被视为犯罪率较高的人群之一，其存在严重地威胁了城市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在流动儿童眼中，农村辍学生是一群染头发、穿着另类、浑身烟酒味的街头小混混，唯恐避之不及。无一例外地，他们将辍学生“变坏”的原因归结为其留守的生活状态，缺乏父母的照顾和监管，终日“好吃懒做”、“为所欲为”。虽然我们不该将留守儿童妖魔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留守儿童的犯罪率近年来一直居高不下，并呈低龄化趋势。在山东，农村留守儿童有近60万，其犯罪量约占未成年人犯罪总量的70%。媒体曾经报道过的案例更是不胜枚举：今年6月，湖南省衡阳县界碑镇一名12岁留守女童毒杀了她的两位同学;今年8月，一名17岁的留守少年因发生口角杀害了一名15岁的留守女童和她12岁的弟弟。当然，在这些恶性事件中，留守儿童即是施害者，同时也是受害者。在以老幼病残为留守主体的中国偏远小村庄，近年来多发留守女童被性侵事件，施害者包括亲戚、同村村民、学校教师和其他留守人员。父母陪伴、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不足甚至缺失是酿成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悲剧的直接原因，他们的困境亟待整个社会的关注和救助。

职业教育是无法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城市学生的无奈选择，更是不愿过早加入劳动大军的农民和民工子女的唯一选择。长久以来，重学历轻技能的社会风气使职业教育和职业学校遭受了歧视，尽管此观念受高技能人才的高社会需求和高工资现象的影响有所改观，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升学无望的农民和民工子女成为了各地职业学校的重要生源。但是，城市中口碑较好的职业学校仍对农村户籍青少年关闭了大门，他们只能就读教学质量较差的职业学校。一位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曾向笔者坦诚，在每学期期末的最后几周他都会被邀请参加职业学校招生主任们组织的饭局，每成功推荐一名本校学生就读这些职业学校，该校长便会获得200元的报酬。在访谈中，很多流动青少年主动表示自己早就知道打工子弟学校与职业学校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心理上很排斥职业学校。另一方面，他们的厌恶感来自于对就读职业学校无法增加其就业机会的预见。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与当地市场需求脱轨;学校教师普遍缺乏工厂一线工作经验，授课内容难以满足现实需求。很多学生认为在职业学校学习等同于混日子，这也许能够解释职校学生的高犯罪率。近年来，一个可喜的发展方向是非营利职业学校的出现，其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随市场供需情况灵活变动，并能为农业户籍青少年提供免费的职业教育。

此外，在现今的中国乡村社会盛行着“读书无用论”，对学业成功实现向上流动的传统观念形成了强劲的冲击。由于城市的高速发展和乡村社会的日渐凋敝，进城务工早已成为了农村青壮年普遍认同的生存选择。同时，大量村落学校的消失、教育成本高和户籍制度的排斥等因素的合力使农民和民工子女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放弃学校教育。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扩招后，学业成就与财富创造之间的关系减弱了，读书有用遭受了质疑。流动青少年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读书无用。笔者访谈的流动青少年们认为，书本知识与其日常生活毫无关联，计划尽早步入社会获得自给自足的成就感。他们看不起父母从事的那些脏、累、危险的底层工作，却相信自己能凭借坚韧和吃苦的精神、像父辈那样自食其力地在城市中生活下去。对升学机会渺茫的预判和不愿离开城市留守农村的心愿使大多数流动青少年孤注一掷地希望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占得一席之地。

然而，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多数农民工子女被受国家制度监管的“正式经济”排斥在外，从事着无正式劳动合同和劳动保障、收入低、工时长、条件危险艰苦的临时工作。受教育程度低和缺乏专门技能仅仅是导致就业不平等现象的表面原因，其背后是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村户籍人口的长期歧视。1995年起实施的《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曾罗列了约200种可聘用外地人员的职业，全部是重体力、非技术类工作。虽然在2005年该政策已被废止，但在现实层面农村户籍人口若想进入金融、管理、政府和事业单位等部门从事体制内的工作仍面临着诸多困难。作为应对策略，笔者访谈的很多流动青少年计划在“非正式经济”中施展拳脚，他们有的跟父母走街串巷卖菜、捡垃圾或安装维修空调，有的在棚户区里的网吧、发廊和小餐馆打临时工，还有的开网店。他们频繁地变换工作，渴望在自给自足的同时为未来创业积累资金和经验财富。

也许，他们达成创业梦想跟获得学业成功的希望一样渺茫，在深受世界经济影响的本地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安身立命变得越来越艰难。英国学者菲利浦·布朗、休·劳德和戴维·艾什顿(2010)在著作《全球拍卖：我们需接受怎样的教育以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中，指出对低端劳动力的获取是一场价格越标越低的“全球拍卖”。劳动力市场的概念已经跨越了民族国家的范畴，雇主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中比较各国的劳动力价格，最后选择性价比最高的劳动力。中国的经济奇迹得益于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劳动力的低廉价格吸引了发达国家的资本涌入，促使欧美等传统发达国家进入了去工业化时代。近年来，中国劳动力价格有所上升，很多工作机会被转移到了劳动力价格更低的老挝、越南等国。在此背景下，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探索更需要创建一个人力资本强国保驾护航，对农民和民工子女的教育和就业问题增加财政投入和政策关注应当成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结语：教育权利意识冲击社会稳定？

在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国，9683万学龄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引发了社会层面关于受教育权利与教育改革的讨论。一方面，城市居住者因持有不同的教育权利主张分裂成了两大阵营。各地教育信访部门经常聚集着外地和本地学生家长，前者为其子女争讨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奔走相告，后者为独享本地优质教育资源据理力争。另一方面是数量不多但备受关注的个体抗议事件。2011年，占海特，一个上海私营业主的女儿，因持有农村户口无法在上海就读高中而发起了多次示威游行，引发了中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权利意识会冲击社会稳定吗?

美国学者马丁·K·怀特指出，只有不公平的主观感觉而非不平等的客观事实会引起不满，进而导致社会不稳定。笔者发现，虽然遭受着教育机会、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的不平等，但多数农民和民工子女并未表达出强烈的不公平感。即使在被问及其学校经历和升学机会时，他们经常会感叹不公平现象的存在，并因此感到无奈和愤怒，但是这些情绪往往会被诸如“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激励式教育压制或彻底抵消。在思想品德课上，当读到“教育为人的幸福生活奠基”时，学生们看到了自己所在的乡村学校和打工子弟学校与课本上描述的差距。与此同时，他们却也坚信只要勤奋学习自己也能跟城市学生一样成功;即便不能顺利升学，也能跟城市人一起在城市里生活、获得发展的机会。

但是，上述观察不能推论当农民工子女真正进入劳动力市场后仍会忽视生活中遭遇的不平等。与父辈不同，他们强烈渴望分享城市经济发展成果和实现社会向上流动，这必将挑战和重塑城乡二元格局和现有的社会制度安排。中外学者对中国社会处于“平稳的动荡”(stable unrest)和“刚性稳定”状态的论断应使我们深刻认识到社会各阶层不均衡受益和发展的现状，社会底层群体普遍面对着教育和就业的不平等。学龄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和生活困境关切中国社会的未来，要缓解和摆脱其困境需举尽全国之力，方可成长久之功。

[1]在经历了几个学年度京籍学生数量的显著递减后，2010年至今，北京市京籍和非京籍学生数量明显增加，以小学入学人数为例，平均每年递增两万多人(京华时报，2014)。虽然一些学校为接收更多儿童扩大了班额，但是教育机会总量并没有显著增加，因此对非京籍学生入学资格的审核变得更为严格。

[2]复式班指不同年级的学生被安排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在这种情况下老师要教各年级的学生，教一个年级时，其他年级学生写作业或从事其他学习活动。

本文刊于《文化纵横》2015年10月号，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