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忽视的因医致贫
因病致贫，是当今贫困户档案中最常见的致贫原因。但深入调研，造成特困与返贫的不仅是“因病致贫”，更大因素是“因医致贫”。此现象很普遍，不能忽视。
他们所患的病虽不同，但每到一个医院，一系列检验是“必须”的。从县医院到地市医院再到省城……都必须经历重复而又重复的检验。农民卖猪的、卖牛的、卖血的、卖房的钱都快用完了，背着一大摞检验报告单，像进京告状般来到北京询问更高级的医院在哪里？我曾见一个西北农民带着儿子到北京治病，他背了一袋馍来，自己每餐吃白开水配馍，馍吃完了就到病房外的垃圾桶里找食物，那里有住院者丢弃的食物……最后，他在那所大医院的垃圾桶前痛哭，孩子没了，他拿钱换来的这一大摞片子和报告单还舍不得扔掉……
一批贫困户已经脱贫“达标”了，一场病就返贫了。在建档贫困户中，毕节 “因病返贫”的2017年占返贫总户数的58.41%，2019年仍占56.25%，令乡村干部感叹如此“返贫”，真难控！
这是“医院病了！”难道无药可救？
我国医疗卫生有过比今天的贫困地区都困难得多的时期。新中国建立之初，穷、传染病滋生，像流血的伤口那样敞露在农村。全国婴儿病死率为200/1000，孕产妇病死率1500/10万。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一亿个育龄妇女怀孕生产，要死亡150万个母亲。新中国迫切需要解决人民健康问题。
血吸虫病人
新中国确定的四大卫生工作方针
“卫生”包含着预防疾病，而非单纯的医疗，这里凝聚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卫生命的意识。新中国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四大卫生工作方针。建立了覆盖到全国的县级防疫站和公社卫生院，许多人受培训参加到公共卫生事业中来；通过爱国卫生运动，控制住了疟疾、血吸虫病等主要地方病的传染源，消灭了性病；通过注射多种预防针，使人们免受天花、白喉、肺结核、脊髓灰质炎、麻疹、百日咳等传染病的侵害。
到1965年，毛主席看到城乡医疗卫生人员与资源的配置出现很大差距，在“6·26”指示中指出“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严厉批评“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毛主席还说：“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最后几乎是喊出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此后“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在农村涌现。全国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体的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城市和解放军医务人员经常下农村巡回医疗，高等医药院校毕业生70%以上分配到农村。全国5万多个人民公社把先前的卫生所发展成卫生院，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
新中国施行“预防为主”而非“治疗为主”
论改革，新中国“预防为主”而非“治疗为主”的方式，是在西方医疗模式已经影响全球的大背景下，针对中国广大人民的实际需要所进行的改革创新，被世界卫生组织推崇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
新中国在1951年就建立了对国家干部和大中专学生提供的公费医疗制度。1951年还建立了劳保医疗制度，为企业工人和职员承担全额医疗费用，并为职工家庭成员承担50%的医疗费。随着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
那时的医务人员是怎样的？以下是我自己少年时印象深深的记忆。我的父亲在1957年被县卫生局派到一个叫徐市的小镇去创办卫生所，任所长。我的母亲是助产士。为了改变乡村很高的母婴死亡率，卫生所办起了“产院”，动员远远近近村庄里的孕妇来产院生孩子。早晨醒来，看到床头一张纸条写着“带妹妹去食堂吃饭”，我就知道父亲被急诊叫走了，母亲连夜下乡了（乡下又有没送来产院的妇女生孩子难产了）。
卫生所变卫生院后，我的父亲是院长了，人们仍然叫他“王所长”。父亲比母亲更经常下乡，迄今我梦中的父亲仍然是头戴草帽，裤管绾到膝盖的形象。那时候，父母拿固定工资，没奖金一说，他们不必为从医赚钱费脑筋，只想着如何能把病人的病治好。他们还经常组织群众大扫除，这也不是赚钱的事。
想想1949年中国婴儿和孕产妇的死亡率，想想我在那儿长大的小镇20世纪50年代还流行的多种传染病，我看到了父母在那个年代繁忙的意义，明白父亲母亲在那里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有意义的青年时光。写下这些，不因为这是我父母的往事。那个年代的医生护士们都是这样工作的。
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的远不止是“经济建设”
我是在经历很长岁月后才理解，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的远不止是“经济建设”，人民体格健康起来，精神奋发向上，新中国造就出一代意气风发的人民，这是最重要的建设。
新中国成立之初制定的医疗卫生事业四大方针废止后，变成“医疗为主”，而且“医疗”迅速向大城市转移。先前的“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就像一个遥远的神话，今天的农村青年已经难以相信。
2003年非典最严峻的时期，我在中宣部、中国作协的支持下到疫区调查采访，后来写出一本书《非典启示录》。正是那次调查，我看到中国所有城市在非典面前都暴露出轻忽公共卫生和偏重医疗的倾向，县乡村曾有的三级防疫网已成瓦解状态，这种瓦解带来的灾难，远超非典带来的灾难。
为什么？当预防为主被忽视，当各地防疫站也要靠自己去“创收”来补贴工薪，边远地区就有很多农民没打预防针，甚至在发病致残致死之后，也不知道如果早打一支预防针就可以终生不得此病。
我们天天说要重视科学技术，但科学技术在防疫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有很多没有惠及那些穷乡僻壤的孩子。传统的传染病在那些“医疗资源薄弱”的地方，在农村孩子和成人身上找到肆虐的场所，这是造成大量贫困户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3年非典给了我们严厉的教训。这一年进行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农村一些地区的贫困人口中三分之二是由疾病所致。国家因此在农村重建医疗保障体系。
那年采访，我为许许多多的医护人员感动，曾写下：“历史上还没有哪一种传染病像非典这样如此集中而猛烈地攻击医护人员，主治医生倒下了，护士长倒下了……一批又一批的医生护士继续与亲人告别，奔赴抗疫前线！整个民族都在呼啸阵阵的抗疫救危中奋起。我们这个民族，每每就在危难中从许许多多平凡的人们身上发出耀眼的光芒，使更多的民众在热泪盈眶中经历灵魂的洗礼，发现自己身上也有高尚的呼应。”
那时，人们对冒着生命危险救死扶伤的医生护士多么崇敬！可是非典过后不久，就出现了“医患矛盾”，乃至出现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医闹”，这是什么原因？
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医患关系是亲人关系
真正的灾难是：医疗市场化是制造“不必要的检验”和“过度医疗”的温床，盈利驱动与专业垄断结合，导致“因医致贫”的不止是农民。当一些不必要的检验和治疗手段被视为常规，医生护士患病也不能幸免。
近几十年中国医学主要是从美国引进医疗检验设备、药品和配套技术，形成一系列按美国方式来发展医疗的模式。美国模式是医疗器材和药品制造商主导的，科技发明的检验设备不断人为地制造出检查需求，从而制造出巨大的检验市场和不必要的治疗市场。当美国医疗模式统治中国的医疗体系，中医中药屡被贬为不科学遭排斥，不但难以继承，而且不断丢失了深厚的传统优势，这对中国的损失、对人类的损失都是巨大的。
2020年抗击新冠病毒疫情，我国医生护士奔赴抗疫前线救死扶伤，再次受到全国人民至高的崇敬！疫情过后，通行在医院里的“过度检验”和“过度医疗”，能在人们对医护人员的敬爱和期望中改善吗？如果医院工作仍以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为成就，如果医护人员的收入仍然同他们“创造的效益”挂钩……非典过后出现的“医患矛盾”就会重新登场。
医院的“创收”同医护人员的收入挂钩，能把人灵魂深处最丑恶的东西勾出来。正是这种情况在撕裂红十字精神，在撕裂患者和医者原有的亲切关系。
中国医生自古受人尊敬，华佗、扁鹊、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我相信，中国医生自古广受社会尊敬一定不是只有这些苍生大医，而是有广大医生群体继承着“治病救人为己任”的伟大传统，才有我们民族普遍尊敬医生的群体意识。可以说，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医患关系就是亲人关系。
当医患关系破裂成“医闹”，对双方造成的伤害都多么巨大。自古广受全民族尊敬的医生，若失去人们心中的崇高地位和自尊，是整个民族的损失，这是每个医护人员和我们大家都应该去捍卫的。我们伟大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是公益事业，不是赚钱的产业。
精准扶贫要做到的“三保障”之一是基本医疗有保障。由于全国贫困村致贫返贫占比最高的因素是“因病”，做好基本医疗保障极其重要。毕节下决心给全市所有行政村建医疗所，配备医护人员，且必须是正规医疗卫生院校毕业的医护人员。不是阶段性的配备，是为村庄配备永远不走的医疗设施和医护人员，以保障“小病不出村，及时就医”。毕节有3704个行政村，哪里去找这么多医护人员，要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
毕节做到了，在2020年秋天到来的时候。
毕节为所有行政村配备的医护人员超过了八千人。
这是毕节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
怎能做到，怎么保证可持续？近几年，毕节加大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初高中毕业生的扶持力度，推选他们到卫生院校学医，并为他们返乡就业创造条件。可以说，这是对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面向“工农兵”的继承和发扬。
做到这一点，就值得向毕节致敬！
图为毕节建在威宁县小海镇乡村的卫生室之一
本文出自《走向乡村振兴》一书。书中第十一章《乡村振兴不只是乡村的事》有更多描述。
本书被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列为全省干部教育培训好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