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贺敬之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杰出作家、影响巨大的文艺理论家，还是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杰出领导人。

敬之同志的创作不但带有经典性，而且具有传奇色彩。“鲁郭茅巴老曹”是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人物。鲁迅37岁发表《狂人日记》，曹禺24岁推出《雷雨》。曹禺是他们六人中成名最早的。贺敬之15岁就在大后方重要刊物上发表散文、诗歌。刚满20岁，就执笔创作《白毛女》。如果说，《雷雨》是我国话剧史上的第一部经典，那么《白毛女》就是我国新歌剧史上的第一部经典。就其受众面和社会影响力来讲，《白毛女》是史无前例的。1945年上半年，《白毛女》在延安为党的“七大”代表演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高度赞扬。仅在延安这个小地方，它就演出了20多场。据有关部门统计，山东有近两千个专业、业余演出团体演出此剧。新中国成立前后，有近1千个剧团演出了《白毛女》。在全国范围内，几乎每一个县都上演过此剧，每一个连队的士兵都看过《白毛女》。西欧歌剧有演出季节，不是一年到头都能演，而且都是在大城市里演。威尔第的经典歌剧《茶花女》头一次和观众见面，一共演了6场，第二年演出后，观众才多了起来。《白毛女》的观众数量起码有几亿人次。1951年，它获得斯大林奖金并被译成俄语，登上了苏联的舞台。同年，它被拍成电影，成为新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一。1958年，它被改编为京剧。差不多同时，日本友人把它改编为芭蕾舞剧，盛演于东瀛，后来国内也大演舞剧《白毛女》。它启迪、鼓舞了无数人为建立、建设新中国而斗争，感动了中国，也感动了世界。

二

贺敬之少年时代就开始写诗。他17岁时写的《乡村的夜》，吸引了许多读者，何其芳称他为“17岁的马雅可夫斯基”。新中国成立后17年，他和郭小川是我国新诗的两位重要领军人物。《回延安》、《放声歌唱》、《雷锋之歌》等风靡全国，评论家称其为“任何诗人任何诗篇所不能替代的共和国史诗”。进入新时期以后，贺敬之把创作重点放在写“新古体诗”上。所谓新古体诗，就是反映新时代，采用有别于隋唐以来的近体诗，类似古风的形式。他不但写了许多优秀的新古体诗，也是这一重要新体诗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

贺诗是丰富多彩的。有《桂林山水歌》式的飘逸潇洒，有《雷锋之歌》式的宏伟壮阔，也有《访江油李白故里》的沉郁雄壮。每一首都展示出作者鲜明的个性，这种个性又和人民性、时代精神和谐地融为一体，缺的是闲情逸致，洋溢的是家国情怀。和前辈以及同时代诗家比起来，敬之特别注意诗的音调美，朗朗上口、铿锵和谐，具有高度的可诵性。在诸多的新诗作品中，贺诗的背诵率是很高的。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霍达曾告诉我，她会全篇背诵贺敬之的《雷锋之歌》。贺敬之的诗歌作品中，有大量被谱成歌曲。一部《贺敬之歌曲集》，就有近250首作品。《南泥湾》、《七枝花》、《翻身道情》、《平汉路小唱》等，曾长期被广为传唱。直到晚年写的《怀海涅》，不但内容深刻，语言也是掷地有声的：

滔滔莱茵水，

茫茫昆仑雪。

举目八万里风云，

回首二百年岁月。

“地上天国”愿，

人类解放业——

不尽征程，

号角声声接

……

三

贺敬之1940年抵达延安不久，就进入鲁艺。他是年龄最小的学员，也是最勤奋的学员之一。1942年，毛泽东发表划时代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敬之反复研读。可以说，他一生都在学习、贯彻、宣传《讲话》的精神，无论是创作、理论、做文艺领导工作，都和《讲话》的精神分不开。

新中国成立后，贺敬之一方面潜心创作，同时先后在好几家报刊兼做编辑工作。他不但经常阅读、遴选理论批评文章，自己也动手写了不少文章。国庆10周年的时候，他在《戏剧研究》上发表长篇论文《谈十年来的新歌剧》，总结了中国新歌剧的发展历程，不但引来大批读者，还引发一场关于新歌剧问题的大讨论。他的理论文章主要收集在《贺敬之文论集》和《贺敬之文集》这两个集子里。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还于2004年编选出版了《贺敬之谈诗》。

在贺敬之的文论中，影响最大的是他担负文艺领导工作后的一系列讲话稿和应红旗杂志之约撰写的阐述党的文艺方针的长文。他的讲话既不是身边的工作人员代为起草、本人照本宣科，也不是即兴地讲几句套话、空话、客气话，而是根据他的调查研究和认真思考，自己拟出讲话提纲，用自己的语言讲出来，分析实际问题，总结经验教训，然后由工作人员帮助记录、整理，最后由本人审阅、定稿。这些文稿是研究新时期文艺发展的重要资料，是文艺史的重要文献。

研究贺敬之的文艺思想，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富有戏剧性的现象：当“左”风盛行的时候，贺敬之被一些人认为是右的，当右风盛行的时候，贺敬之又被一些人认为是“左”的。这使我想起了丁玲1984年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讲的几句话：“过去，我被人说成右的代表，现在，我又被说成‘左’的代表。不是我变了，而是人家变了”。敬之的情况和丁玲很相似。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时候，敬之受到隔离审查，因为他早期的一本诗集是由胡风的泥土社出版的。1957年“大鸣大放”的时候，贺敬之因“有右的言论”，1958年受到党内警告处分。1962年，在周恩来、陈毅等同志的直接关怀下，文艺界召开广州会议，批评“左”的错误，纠正对《洞箫横吹》等作品的错误批评。贺敬之是这次会议的副秘书长，并在会上作了重点发言。后来这个会议被否定，敬之也受批判。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在文艺领导岗位上干了许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之事：平反文艺界的冤假错案，恢复被四人帮封杀的文艺机构，解放被四人帮错误打倒的所谓“黑线人物”和“黑线”代表作，肃清“左”的思想流毒，端正文艺事业的指导思想，培育新人新作，搞好文艺体制的改革……敬之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因为他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有理有序有节地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抵制文艺界的歪风邪气，所以被某些人说成是文艺界“左”的代表，海外媒体发表长文称他为文艺界的“左王”。贺敬之执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方针，还是背离了正确方针?事实俱在，人们如果尊重历史事实，就不难弄清历史的真相。

我不在这里讲贺敬之在新时期干的许多具体事，只讲两件局外人未必知道的事情：

一、1978年秋天，贺敬之在文化部分管艺术工作。他看到上海宗福先写的剧本《于无声处》，得知它在上海演出，十分兴奋。由他倡议，经文化部党组讨论同意，调这出戏到北京演出。这出戏是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造舆论的。在京演出时，北京市委尚未发文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两个凡是”的影响还很不小。这是顶风反“左”。

二、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邓小平同志在一篇讲话中点了刘宾雁的名字，有关单位依据刘宾雁的言行，开除他的党籍。中国作家协会闻讯，决定开除刘宾雁的中国作家协会会籍。敬之马上劝告作协领导，不必开除会籍。刘宾雁和共产党人走的是相反的道路，完全应当把他清除出党，但他还是个作家，可以保留他的会籍。

后天是敬之的百年诞辰。祝好人平安，好人继续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