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剧的资本困扰及其思想性的困境

陈先义

　　先提出一种现象，自从2015年10月15日，习近平主席发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提出文艺不能做市场的奴隶、文艺不能被市场绑架等重要观点以后，已经六年过去了，六年时间，本来类似现象会被逐渐弱化，问题会逐渐得到解决，但是令我们不解的是，这些问题似乎依然存在，比如娘炮现象，比如高片酬问题，某些时候，似乎有增无减，甚至还有向严重方向发展的趋势。

　　问题到底在哪里？我们不得不研究这样一种现象。

　　社会反映最大，影视界也完全明白的问题，为什么得不到遏制，在我看来，这一切问题的总根子，就在于资本的作用。谁都明白，影视是属于意识形态的文化艺术，它自从诞生以后，从来就不是仅仅具有商品属性，它是包含丰富思想内容的商品。比较起来，它的思想属性历来应该放在第一位的。但是，自从我们照猫画虎的照搬了西方的一些资本理念，把影视创作完全交给资本以后，便面临着作品的政治诉求、思想要求与资本逐利这样一种无法调和的尖锐矛盾。私人资本的趋利性不可能去百分之百地甘愿完成国家命题和政治教育的特别需要。于是，资本统领下的影视便陷入了怎么履行思想性和利润最大化这样一个无法摆脱的矛盾的问题。

　　文艺既然要体现国家和党的使命，发挥着意识形态的特殊功能，那么国家就应该在投入上像类似管理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台等党媒相似的类别一样，而不能完全放开把它交给市场。这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一种题材，在国家没有投入的情况下，你让他每年既要完成几百亿的票房，还要它去承担宣传国家主流价值观的使命，这里边有多重矛盾。那些掌握资本的投资人是不会情愿的。

　　举个例子，去年《雷霆战将》的问题，这部带有神剧特点的作品，把我军的护士、指挥员写成那个样子，你能说编导不知道这样做是冲撞红线吗？我看他们是清楚的。八路军作为极为艰苦的作战条件被“精致”得无以言表。独立团的团部竟然设在了欧式装潢的大别墅里，演员们不仅脸打高光，连头发丝都弄得一丝不乱，发胶抹得油光锃亮，苍蝇飞上去都脚底打滑，女护士一袭连衣裙、白色漂亮的高跟鞋，英姿飒爽俨然如同哪里找来的模特队，师长郭勋魁在战场上抽雪茄、喝咖啡。这些场景或许在某个特殊场合是真实的，历史或许真有过，但是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却必须是对事实高度概括后的创作，你这样写就是不行，你违背了无产阶级文艺的要求和基本规律。不能以个别当整体，因为它毕竟不是个人写实传记。对此，我是写了批评文章的。题目就是,《让百姓愤怒的神剧为何屡禁不止》。

　　文章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当然有关创作的负责同志与我一起平心静气讨论这个问题，议论为何出现这样的问题。其中谈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本子也不错，为何到了画面变成这个样子。理由答复谁出钱谁说话算数，资本方认为这样可以高利润。

　　这让我们不难想到，前些年关于这个同样的话题，有的投资人的特殊掌控作用，不仅提出必须用某某演员的问题，比如提出某个七亲八眷，三姨六妹需要照顾，而且要求内容上的干预，比如怎么赚钱，前三集必须上床，五集必须有死人，不然不好看，挣不到钱。这种有资本说了算的局面不改变，无形中就增加影视剧深化主题的难度。

　　我们相当一部分同志，只记得影视剧“乐”的功能，却忽略或者有意规避了他的“教化”作用。只记得它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而忘记了它的社会使命。原因何在？就因为我们现在的影视公司，已经基本是私营企业。作为私营企业，不管你有多么冠冕堂皇的说辞，他都不会放弃把经济利益最大化放在第一位的考量，因为他是私营的，真金白银的投资要收回回报。尽管我们这个队伍中有不少是有情怀的投资商和经营者，但在市场的巨大压力下，要么举手缴械，离开这个行当，要么模棱两可、随波逐流，甚至放弃对高尚品味的追求，这就是我们影视的基本现状。要不，就不会出现前时引爆舆论的一些争议很大的电影。当然，影视公司要不要私营占主导，或者私营企业能不能拍出双效益的上乘佳作，这是一个大的理论问题。可以另外专题讨论。

　　第二，是导向，无用回避，我们这个问题不小的。比如，我们的有关部门平时在衡量影视工作成就的时候，习惯说今年达到几百亿的票房，好像这就是标准。有的人不是说它创造了多少有价值的影视作品，而是首先强调它创造了多少亿的收入，不是讲作品的社会价值，而是它有多么高的收视率。正是这样一种观念导向的引领，成为作品是否可以播出的评价标准。电视台这样，掌握生杀大权的部门也这样，在批准签字时，也往往做这样的考量。既然这样，那么制作部门必然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当整个行当都做这样的思考的时候，一个领域的系统性风险发生便是不可避免的。不管你是否承认，这就是当下的事实。

　　当整个领域都在说以市场为导向、以收视率为引领、靠票房说话的时候，就必然会发生如下情况，一是不愿再提所谓深入生活的老话，因为深入生活耗时费力，耽误资本循环。要挣钱就要学马云“挣快钱”，挣快钱首先就要快出作品。就是这样一种“挣快钱”思路，催生了一批以善于码剧本的所谓“神剧”的“枪手”和由枪手组成的“生产线”。本来属于精细操作的产品，却成了质量低劣的快餐，这是当下创作领域的一大奇葩。二是为了追求收视率，必然花大钱去聘请高价明星大牌。因为市场认牌子。于是市场的大牌越来越大，惯坏了一大批有颜质却无素质的所谓明星，一张脸蛋可以通吃天下，这样的小白脸只知道数钱其它乏善可陈。于是，一种人便应运而生，还没拍两部作品，就开始摆谱耍大牌，动辄要高价，行动必然要带助理、住五星、带小蜜，这样一种现象，社会极为恶心。现在因为舆论批评虽有所收敛，但是这依然是我们当下问题的关键。还有收视率的数字是怎么来的，也是一直是个敏感话题，如果这个数字也是有资本控制甚至有外资控制，那岂不是按照外国或西方提供的收视导向来确定我们创作什么样的作品。如果真的如大家私下议论一样，那就更加危险。三是导向问题在题材上危害更深，没有人再去制作那些有思想力度有情怀的作品，都去抢热门，都去搞什么“杯水风波”，“家长里短”，都去抓什么谍战一类“吸睛”大戏。没有人再去想什么思想性的深度和力度了。

　　第三，神剧的屡禁不止，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有人错误认为凡是青年人喜欢的就是市场，于是大家都在研究青年喜好。都冲着青年喜好抓选题，于是什么“青春偶像剧”、各类“时尚戏说戏”、“过度娱乐化戏”便应运而生。在这样的一种新潮面前，我们这些五零后六零后的人，弄得好像脑子都是劈不开的榆木疙瘩。

　　错，大错！未来属于青年，这从哲学上讲，从来没有错，谁都懂的，因为毛主席早就讲过，世界是属于他们的。但是属于他们不是他们喜欢什么就一定是什么好，对青年首先要引导的，如果都是投其所好而不引导，那就是全社会的失职。我们不要忘记，如果从社会学上分析，现在的八零后九零后包括零零后的青年，社会负有传承民族文化传统的极其重要的责任，为什么？因为这一代人，是在“市场”语境下长大的，他们缺少的是我们历史文化和优良传统的传承，缺少我们这一代人艰苦奋斗的经历。按照西方的观点，他们是西方文化战略中对我进行颜色革命中“吸奶嘴”战术的试验品。某种意义上，他们同样是西方“政治转基因”文化战略的牺牲品，对待青年我们要全社会关爱，这种关爱不是宠着惯着，而是在教育中让他们健康成长。要告诉他们我们的国家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经历了怎样的苦难，而不是凡是青年喜欢的就是好的就是真正的时尚，就一窝蜂的去跟着做他们喜欢的东西。要用正确的东西去引导。

　　毋庸讳言，我们现在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偏颇的。很多人热衷于讲抓住青年才有票房，才有收视率，才能挣大钱，但是如果用那些神剧、娱乐剧、低俗剧去抢青年眼球，那无疑是给青年人吸鸦片，那是害了青年。我们有些制作低俗作品的人，就是起这样一种提供鸦片的功能。

　　说到这个问题，有一个问题必须指出，那就是娘炮现象。五年以前，在一次影视剧讨论会上，一位导演公开说；我这部作品最大优势不缺小鲜肉小娘炮的演员，请大家放心，我当即对这个判断提出当面批评，认为这将是对影视剧创作造成极大危害的思路和观念，在当时已经很流行。三年以前，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写了一篇文章《向娘炮开炮》，全面分析了娘炮对中国影视的危害及其来龙去脉。这篇文章致敬依然流行，成为多达数亿流量的文章。在当时，娘炮是作为文化现象看的，很少有人把它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但是这的的确确是真正的意识形态问题。中国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相对保守的国度。为什么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这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按照他们的意识形态对中国进行颜色革命的一部分。这个过程说来话长，并非源于中国。先是源于日本后有流行韩国，但不论日本或者韩国，都有美国中情局的影子，都有他们的精密部署和计划。他们弄这个干什么，为和平演变中国做实验。到了本世纪初，他们对日本和韩国试验成功后，终于在中国加紧了步伐。2000年以后，他们先是把中国一些男不男女不女的形象登上他们的时代周刊封面，作为时尚引导。而后对这样一些不男不女的流量明星加以包装。这样一些人迅速窜红中国媒体和演艺界。再后来由于国内资本有计划的包装。成为小鲜肉小娘炮大流行。

　　到了现在，成为一种灾难。上个月，有关部门要求我写篇文章，刊发光明日报。我写了《娘炮形象等畸形审美必须遏制》。这个文章发表后，立即在国际上引发反响。俄罗斯国家负责人发表谈话说，过去我们是中国老大哥，什么都是中国学习我们，但今天在这个对待娘炮和警惕对国家下一代进行演变的问题上，我们应该认真学习中国。紧接着韩国、意大利、及北欧多国对这个文章发表看法。文章点击流量半个月前达到十个亿。围绕这个问题，在这个文章后，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相继在两天之内发文要求清查遏制娘炮等低俗文化现象。我想，这个问题如果在五年前及时纠正遏制，至少不会像今天这样泛滥。

　　资本引领下的文艺，必然思想性缺乏。

　　一说思想性，大家可能更觉得困惑，我认为，这些年来影视剧最大的问题是躲开对思想性的追寻。避开这个问题，即使谈也是小心翼翼的。比如写我军政治工作干部，往往写成保守的僵化的形象。这个问题同样也是困扰影视艺术深化的关键问题。当然这也是资本引起的困扰。

　　即使连最近被强烈叫好的《长津湖》，也不能避免这个问题。我们的战士迎着敌人如雨般的枪弹冲向敌营的时候，每一个中国人都深受震撼，这叫真英雄。当阵地上的杨根思打得只剩下一个人，抱起炸药包冲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时候。我们无不为之肃然起敬。

　　话又说回来，他们为什么这么做？电影并没有认真交代。像杨根思那样的英雄，连一个字也没有说。仅仅因为他们是志愿军吗？显然不足以说服观众。一个人具有向死而生的顽强意志，具有像上甘岭、长津湖志愿军战士面对死亡视死如归的精神，必须有博大胸怀和坚定的思想底蕴为基础，这个底蕴说穿了就是复仇。复什么仇？复阶级仇，复民族恨。

　　有些人对这样的说法不屑一顾。现在哪还有什么阶级？别说阶级仇、民族恨，这都是老提法。我告诉你，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阶级是客观存在，为阶级而战，从1927年人民军队建军起，历来是我们这支伟大军队战斗力的源泉。

　　那就必须说说杨根思。他的阶级问题。

　　杨根思就是我们这个阶级的代表。杨根思在战场上的表现，第一位的力量来源就是阶级复仇，这是阶级之争。丝毫不可回避。

　　杨根思，抗美援朝特等功，特级战斗英雄，1950年二次战役时他抱着炸药包，踏着陆战一师的军旗，是从容冲向美军的英雄。一个江苏人，清秀的南方小伙子。他受了什么罪？有什么阶级仇？吃了什么苦？能够在战场爆发这么巨大的力量。

　　先说他爷爷，因为交不起地主家的租子，被地主家的狗腿子抓起来丢进长江里去了。他父亲，被迫到地主家当长工，被地主活活打死了。父亲一死，母亲随后疯了，不吃不喝也很快死去了。他父亲临死前，绝望地拉着杨根思和他哥哥的手，说他死不瞑目。要报仇，要报仇。

　　杨根思和哥哥成了没爹没娘的孤儿，一路乞讨到了上海，哥哥进了资本家的工厂打工，因为干活慢了，被资本家活活打死。这样全家只剩杨根思一个人了。杨根思才15岁，所有的亲人都死去了，他在上海干苦力，拉黄包车，受尽警察、外国巡捕、青帮流氓的欺辱。晚上他一个人坐在黄浦江边哭，哭他的父亲、母亲、哥哥，这个世界留给他的全是仇恨。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7年。

　　他要复仇，复家仇，复阶级仇。

　　1944年他参加了新四军，他受了太多的委屈，不和人说话，只想打仗复仇。排长孙福生问他，你杨根思有什么仇？杨根思把自己的家世说了一遍。孙福生排长淡淡地说，你这个仇算什么，这小得很呢！杨根思当场气炸了肺。他愤怒质问排长凭什么这么说？！

　　孙福生冷静下来慢慢说，你看我们的队伍里，哪个人没有揣着一肚子的仇和恨，就这个连队，谁的妹妹被卖到妓院啦，谁的哥哥被地主活活打死了，尸体吊在村口的大树上，谁的弟弟被国民党拉了壮丁，一去不返，家里老母活活哭死，谁的全家被日本人放火烧死啦。哪个没有血泪仇，谁不是复仇来当兵的。比你一点都不差。共产党就是为了带领我们打倒压迫我们的敌人来打仗当兵的。你的仇，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们大伙的！是全中国受苦的劳动人民的！我们的队伍，是为了给无数个像你的父母、你的哥哥这样的穷苦人报仇的队伍！我们是一个受压迫的阶级啊。

　　从这一天开始，杨根思成为真正的革命军人，打仗无惧生死。他一边战斗，一边教育新入伍的战士，从1944年参军到1949年5年时间，他从战士成为连长，新中国还没成立，还没有去朝鲜以前，他已经就是全军一级战斗英雄。

　　所以，在生死关头，阵地就剩他一人的情况下，杨根思英勇无畏地抱起炸药包，勇猛冲向敌群。可以说，孙福生排长用身边的故事概括了人民军队战斗力的来源。但是遗憾的是，对这样一种精神，我们的影视作品一字未提，不能不是一个遗憾。当然，电影有电影的创作要求，但不揭示这个力量动力之源，终归是缺憾。

　　作为一部引起轰动的作品，我们也必须承认，《长津湖》的意义，就在于它还是极为“小心地”也是“微微地”触及到了这个被视为“敏感”话题的话题。

　　比如，影片中宋时轮将军在赴朝作战动员时说：“共产党和毛主席刚刚给家乡的乡亲分了土地，美帝国主义就要来夺回去，大家说答应吗？”；穿插连指导员回答：“这一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下一代要打”。于是，本已经退伍准备投入祖国建设的原第七穿插连指导员梅生从上海骑着单车紧赶慢赶数百里，终于在登车前追上了部队，家里还有他放不下的妻子和女儿。

　　但这部作品，对阶级这个核心话题的挖掘，也就仅此而已。一支军队赴汤蹈火去朝鲜打仗，以牺牲19万人的代价，就是为了保卫分到的土地，我认为这远远不够，绝对还有空间可以挖掘。那就是一个士兵的精神力量源泉，最为根本的是阶级仇恨。

　　在我看来，当下对思想性的回避，对政治话语的有意闪躲，实际上是一种因为资本引领造成的现象。这些年，如果说有成功，我认为，《亮剑》中的政委赵刚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工作干部的典型形象。试想，如果这部剧删除了赵刚的戏，尽管李云龙的戏演得再充分，这部戏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还有，刚刚正在播出的电视剧《功勋》中的《能文能武李延年》，算是完整正面表现我军指挥员政治工作者形象的成功作品。有的观众评价甚至说比《长津湖》还要感动，就是因为作品成功写了一个政治工作者形象。

　　回避政治，回避思想，是这些年影视剧的一个通病，好像只要穿上共产党部队的军装，一下子就有了血性和勇敢精神，昨天还在国民党军队当兵，俘虏后立刻就成了敢打敢拼英雄。好像这种精神与生俱来一样。不写政治工作根底，是这些年一个重要弊端。回避思想性，也是影视剧没有深度的问题之一。有的很有名气的导演为什么说，在有意义和有意思之间，我只会选择有意思，什么叫有意思，有意思就是能够赚大钱。如果这样持续下去。影视剧的深化，写出大众喜爱的好作品也必然是一句空话。

　　不写思想性，不写战士的思想根源，不写战士的阶级仇民族恨。这是一种影视创作的通病。于是，很多年轻人便问道：到底为什么我军部队特别能战斗？特别不怕死？为什么能用于牺牲？我们必须利用影视交代清晰，因为我们的军队知道为谁而战。我们老一辈的红色基因才能代代传下去。当然这个问题的解决，还有待关于资本控制下的诸多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