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写信给郭沫若，告诉他中国共产党已把《甲申三百年祭》指定为整风文件，并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希望郭沫若写一篇太平天国的经验，会很有益处。信中还指出：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民主革命，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毛主席与郭沫若亲切交谈

大文豪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首发后，引发朝野震动、国共交锋，进而启发了毛泽东，直至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摘编如下。

《甲申三百年祭》让蒋介石不快，却让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深受启发，且发现了其巨大价值。据史料载，毛泽东在读到《甲申三百年祭》写李自成进京后因骄傲自满和部属腐败而导致最终失败之教训时极为兴奋，连连击掌道：“好文章，好文章!”

毛泽东如此兴奋是有原因的。1943年至1944年间，正处于中国共产党整风的高潮期，党的中高级干部齐聚延安参加整风。这一时期，也是毛泽东就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进行理论思考与创建的关键阶段。因而，《甲申三百年祭》的问世及其所触及的问题，恰好与他的思考相契合，这正体现出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对历史的敏感洞见和未雨绸缪、登高望远的能力。

一、启发了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革命局限性的深刻反思

在《甲申三百年祭》里，郭沫若曾用较多笔墨叙述李自成的优长劣短。称其武艺精湛、指挥有方、治军甚严，规定官兵禁私藏金钱，经城镇禁入住百姓家，除家室外禁与女人相处，等等。他历来身体力行，不好色，不饮酒，不贪财，起义军入驻京城之时，依旧是行军装束。可见，他能吸纳众才、得万民拥护，历经多年征战，数破明朝围剿，终成燎原之势，乃至1644年（旧历甲申年）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都绝非偶然。只可惜，进驻京城不久，他就被胜利冲昏头脑，听不进良言，乱政轻敌，军纪涣散，以致首领生活腐化，宗派内耗日增，其结果是他创立的大顺政权仅存40余天就以悲剧收场。

事实上，毛泽东对李自成起义失败原因的关注，早在1926年他主持广州第六届农民讲习所期间就开始了。他在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就曾提到明末农民起义。《甲申三百年祭》的系统总结，恰给了毛泽东思考如何加强正处于上升期的中国共产党建设、防止骄傲情绪滋长以极好的历史参照，他决定向全党推荐学习。于是，他指示在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并要求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作为整风文件进行学习。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报告时，特意谈到他让全党学习的用心：“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11月，他还特意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由此可见，毛泽东如此重视对中国农民起义历史教训的总结，是基于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性质与社会阶级基础的判断，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除了领导阶级不同之外，同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有诸多相似之处，极有可能“重犯胜利时骄傲自满的错误”。《甲申三百年祭》不仅启发了他，也从历史规律性上印证了他对中国革命和政党建设进行理论与制度探索的必要性，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有“决不做李自成”的豪情，更有保持清醒、戒骄戒躁的自觉。

二、启发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艰巨性的现实思考

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经历过风起云涌的革命高潮，也有过惨痛挫折，多次惨遭“滑铁卢”。所有这些，毛泽东是记忆犹新且有不断反思的。1944年4月，他在《学习和时局》中深刻指出：“我党历史上曾有过几次表现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1930年。红军利用蒋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他还讲到了1931年在抗日运动中因骄傲所犯的第三次路线错误使革命遭受的挫折，以及1938年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因骄傲所犯的第四次右倾错误给革命带来的损失。

毛泽东的这些深刻总结，充分说明骄傲自满对革命事业的巨大危害，也显示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反思历史，从中吸取智慧和教训的革命党。

三、启发了毛泽东对党的前途命运的长远思考

《甲申三百年祭》揭示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最终失败的一个规律，就是一旦胜利，领导层上下皆逐利、皆腐化。而对于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中共来说，如何从政治上改造党、防患于未然，毛泽东的思考也在不断深化。譬如：1937年的洛川会议，经毛泽东提议中国共产党把建立廉洁政府写入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同年10月，毛泽东针对边区政府枪决杀害青年的红军干部黄克功一案发表公开信，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全党，无以教育红军……1941年，他又亲自修改《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专门加上“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等条款。

因此说，《甲申三百年祭》被毛泽东列为整风运动文件绝非偶然，它对推动当时全党整风是起了极其重要作用的。据一些老干部回忆称：“差不多每个人都以李闯王进京失败的教训，联系自己的思想作风作对照检查，并且揭露出少数已经腐化堕落的人，纯洁了革命队伍；并从中懂得了‘不能忘记艰苦奋斗，继续战斗’的道理。”此后，陕甘宁边区相继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等法规，以逐步探索从民主法治上加强廉政建设的途径。

到了1945年中共七大前后，可以说毛泽东对廉洁政治、从严治党的思考已日渐系统。正如他在中共“七大”报告中指出的，“我们的具体纲领即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是什么呢”，其中重要一点就是“要求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同年7月，毛泽东又与黄炎培在延安进行了著名的“窑洞对”。针对黄提出中共如何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的追问，他给出清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不言而喻，这些理论上的升华都与毛泽东从《甲申三百年祭》获得的启发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