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文艺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改革开放40年文艺发展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纪要

卫  鸿

为了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四十周年，进一步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健康发展，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于2018年10月13日在京召开“改革开放40年文艺发展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

参加研讨会的有老中青三代专家学者，他们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原成员、《文艺报》原主编郑伯农，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研究员、原《文学评论》副主编曾镇南，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学会原会长刘文斌，求是杂志社文化编辑部副主任、编审闫玉清，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龙，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所长鲁太光，红旗文稿杂志社编辑一室主任、编审马建辉，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副主编崔柯，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求是杂志原副总编刘润为。一些文艺学博士生旁听了会议。会议由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董学文主持。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原成员、《文艺报》原主编郑伯农

与会同志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几十年的文艺发展实际，以严谨求实的态度，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取得的巨大进展和依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认真的总结。大家一致表示：改革开放40年，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也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文艺园地百花竞放，理论方面硕果累累。我们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已经取得和正在取得的成绩，更清楚地认识已经找到的一条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道路，更理性地看清广大文艺工作者经过辛勤耕耘在各个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同时，我们在纪念的时候，也要严肃反思存在的问题，以便从中汲取教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忘初心，排除困难，继续前进，在新时代把社会主义文艺推向更高阶段。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董学文

与会同志指出，对40年来的文艺状况，要以宏观的历史眼界来加以估量。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文艺工作，继承了先前一些好的传统，也改变了先前一些不好的做法；克服了先前文艺发展观念比较狭窄、单一，作家创作动辄得咎的弊端；文思开放，创作自由，空前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形成了当代文艺史上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形成了可称道的“新时期文学”和“新时期艺术”。总的局面是好的。

当然，如果细分的话，新时期文学还可以分为“前20年”和“后20年”两个阶段。“前20年”指1978—1998年，“后20年”指1998年到现在。前20年成绩是主要的，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艺术生产力得到大的解放，文艺思想和理论上也有深刻变化；“后20年”相对来说，问题则越积累越多，创作数量上虽然上去了，但倾向性的问题比较明显（有些是前20年存在的问题的显现）。直到习近平同志2014年发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局面才得以扭转。因此，在纪念改革开放40年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研究文艺思潮的变迁，注意从文艺论争的角度来进行总结。尤其是对像“文学主体性”理论和诗歌上所谓“三个崛起”的等理论，影响一直没有完全消除，其涉及的文艺思想原则和哲学基础问题，一直没有辨析清楚，至今两种声音各说个的，这是不正常的。近些年，文艺思想领域相当沉闷，这是不利于科学文艺观和健康美学观的确立的。

原《文学评论》副主编曾镇南

与会同志指出，在总结40年经验教训的时候，我们不能忘掉历史。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二大召开，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已经有了科学而明确的结论。可这几年，很少有人提这个《决议》，不少年轻人也不了解“拨乱反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有些文章和著作中，这段历史很少被郑重提及，反而给人造成了《决议》是在清理和纠正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印象。有的文章甚至把“性解放”当作思想解放的新成果，把抨击“民族化”、“大众化”当成突破思想“枷锁”的重要举措，文艺也很快就被当作赚钱的工具。现在文艺界的富翁、富婆，早已不只是腰缠万贯了。一个大明星，光是逃税漏税就达几个亿。因之，我们有必要花大力气把拨乱反正的历史真相向下一代讲清楚，不能给后人留下一笔真假不明、是非不分甚或黑白颠倒的历史糊涂账。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学会原会长刘文斌

与会同志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一方面，经过40年的发展，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有了巨大提升；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充分发展，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弊端逐渐显露出来。新的现实、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在文化和文艺领域都有所体现，并向文艺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这就要求文艺理论话语有所更新，要求文艺理论者的知识模式有所刷新。对于40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说，虽说它从未缺席，但影响力有限；虽也有所作为，但没有形成持续性的思潮；理论问题框架有所更新，但大体没有走出上世纪80年代格局，一些基本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首先，文艺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即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较为清晰的界定。新时期之后，文艺界对此前文艺过度政治化的历史教训做了深刻反思，力图“为文艺松绑”，应该说，此种反拨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然而在客观上，“为文艺松绑”实际呈现为“与政治脱钩”。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在理论层面，文艺的政治属性没有被完全否定，但往往以意义较为含混的“意识形态”来置换，对“政治”做泛化理解。理论上的模糊以及与实践层面的分裂、脱节，导致文艺与政治、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未得到较为清晰的说明，文学的价值功能没有得到恰当的阐释。在实践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文艺“与政治脱钩”又体现为“与现实脱钩”。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没有被清晰界定，时至今日，一提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很多人还停留在所谓“工具论”、“苏联模式”的层面，对这一问题缺乏辩证的理解。这其中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点，就是没有充分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模式和艺术生产领域新的变化，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没能做出当代的阐释。有些问题迫切需要理论做出深入的阐释，比如，当下文艺理论面对的现实语境、典型问题以及理论功能是什么？文艺实践、文艺理论应如何回应政治议题？当下“政治”的具体所指又是什么？正视、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回避或者含糊其辞，无疑是激活文艺理论现实功能的关键所在。

求是杂志社文化编辑部副主任、编审闫玉清

其次，文艺理论话语更新也不够。所谓更新，不是追逐新潮话题，不是用时兴的理论进行包装。而是说，将经典理论和当代文艺实践结合，在鲜活的批评实践中对经典理论进行打磨、检验、延伸、扩充。近些年来，随着社会语境的一些变化，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这些文艺实践美学上未必尽善尽美，形式上或许有待雕琢，但却是对现实的折射和敏锐反映，提出了诸多现实议题，而且可能会为未来文艺发展提供一些启示。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从当下的文艺实践中，发现新的理论生长点。也就是说，对那些反应了现实问题的文艺实践，进行美学的和历史的分析，从中发见当前社会文化的结构性问题，并在理论层面有所回应。

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龙

与会同志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理论发展的最大偏向，或者说最严重的偏向之一，就是“西化”。近几十年来，由于西方文化特别是“西学”在我国的广泛传播、渗透和影响，我们的政治、法制、道德、文化、教育、学术研究、文艺创作等都在相当的范围内出现了“西化”倾向和“去中国化”倾向。文艺理论的“西化”倾向，是其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方面。“西化”倾向给文艺理论带来诸多不良的思想观念，甚至形成一股股错误的思潮。比如，西方人本主义观念带来抽象人性论倾向，西方“现代派”观点导致非理性和反理性倾向，新历史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导致文艺创作和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后现代解构主义思想带来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倾向，以及“唯个体”倾向、“崇技艺”倾向、“接轨论”倾向、“以西去中”、“以西衡中”、“以西释中”、“以西代中”倾向，等等。这些错误倾向和思潮，进一步助推了西方理论的散播，这是“西化”倾向强势渗透文艺理论的一种体现。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所长鲁太光

与会同志指出，近几年，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系列重要讲话的理解和阐释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加以总结。习总书记多次发表有关文艺的重要讲话和论述，学界和文艺界已有不少学习、阐释、研究的文章。不过，总体看来，深入的、有创新性的成果比较少，较多文章停留在对习总书记讲话观点的重复和重申层面。习总书记的讲话立足于党和国家的大局，高屋建瓴，理论界文化界所做的，应是将其进一步具体化，落实到具体的文艺问题上来。也就是说，要结合各自工作的实际，将总书记的纲领性论述加以细化和深化，联系更为具体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和阐释，对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要一点一滴扎实地做建构性的工作。习总书记讲话中提出的许多要求和问题，应该得到切实的落实与贯彻，不能说一套做一套。而且，我们应当用整风的精神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不能回避问题。

红旗文稿杂志社编辑一室主任、编审马建辉

与会同志指出，现在有些文艺理论和批评，强调的是纯“审美”。有些文学史以抽象的“人性”观来写作，阶级性、党性、人民性都没有了。现在，大学文艺理论和文学史教材太乱，一些教材的路子全变了，里面不少错误的东西。有些教材，嘴上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际上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和味道也没有，很多历史和理论上的大是大非都搞歪了，很多正确的东西都给否定了，西方的观念成了主流。

与会同志指出，目前的文艺批评现状很不尽如人意。从这个角度看，新时代的文艺亟须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批评面临的迫切任务，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标准，对改革开放40年的文艺和理论进行总结，以此来开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新前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内涵极其丰富，其最突出的特质就在于它的实践品格。马克思不像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那样，把审美视为人的精神积极性的特殊表现。譬如在康德那里，这种精神积极性是判断力；在谢林那里，这种精神积极性是直观；在黑格尔那里，这种精神积极性是精神的自我认识。也不像他之前的旧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在马克思看来，审美是人的实践积极性的一种特殊品质，是人“按照美的规律”感受世界、评价世界，从而改造世界乃至创造世界的一种能力，是人自我解放的一种能力，即将人从社会及其自身的异化力量中解放出来的能力。具体到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就是将人从劳动的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的能力。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文学艺术的论述，不论是在比较综合的文学命题中还是在相对具体的作家作品论中，都内蕴着实践精神。我们当下的文艺，固然有许多前进的、积极的、解放的作品，但毋庸讳言，也有许多落后的、腐朽的、异化的作品。其中，尤其突出的是有很多现实感缺失的文艺，或者说，是巨大的现实内容与弱小的艺术形式不相容甚至背离的文艺，说的更极端一点，是试图以弱小的艺术形式（如所谓“纯文学”、“消费主义的文学”）束缚强大现实的文艺。从这个角度看，新时代的文艺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再则，习近平同志指出：“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逢承”。习近平同志希望改变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的状况。可时至今日，文艺批评还是没有批评，褒贬功能也提升不起来，依旧缺乏战斗力，这是值得反思和改变的。

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副主编崔柯

与会同志指出，近40年我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其过程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思想、不同理论路线的斗争。这样说不是否认已经存在的理论“多元化”的状态，而是承认这种状态下明显存在截然对立的两股趋势。具体来讲，一股是主张明确的“西化”趋势，一股是主张明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趋势。这两股力量的斗争，一直没有中断，没有停止，而且在理论观念和思想路线上表现得十分突兀与显眼。这场理论冲突的基本教训，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由于疏离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指导，文艺理论研究变得越来越主观化、唯心化了。在这场斗争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而是“西风压倒东风”，“西化”派的主张占据了主流和主导的位置。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则处于被排斥、冷落、嘲弄甚或抛弃的状态。习近平同志指出的：“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 这种状况在文艺学领域极其严重。十八大以来，情况有所好转，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只是开始“走出边缘”，“失语”、“失踪”、“失声”的局面并没根本改观。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长时间不去区分理论的是非曲直，一些似是而非的文论观念长时间得不到清理，再加上这些理论观念善于变化、善于伪装、善于投机，因之，一些原本错误的文论观念在新形势下，又改头换面地冒将出来。它们以纪念改革开放40年为幌子，借机把先前那些曾遭到批驳但还有一定市场的错误观念重新抬了出来，自吹自擂一番，好像它们这些观念才是文论改革和创新的主角，对文艺创作出现的诸种乱象和失误不负责任。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值得警惕的。

与会同志指出，文学创作与时代同行，它既反映也表征一个时代的精神症候，同时也回应时代关切，成为时代变迁社会变革的思想先声。站在历史新起点上，文艺工作者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时代，回应时代呼唤，进而真正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一是必须重建“人民”作为社会主义文艺主体的合法性；二是要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掌握文艺的主导权和领导权；三是把实现社会主义理念、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文学的价值追求；四是要造就一批“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把社会主义文艺不断推向前进。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求是杂志原副总编刘润为

研讨会气氛热烈，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相互探讨，发言有根有据，观点鲜明，提高了大家对40年来文艺和理论发展状况的认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