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报:守护红色经典
张凤坡
近日,网上曝出了一段某团体演绎的《黄河大合唱》视频,由于内容涉嫌恶搞,遭到网友猛烈抨击。
创作于1939年抗战时期的《黄河大合唱》组歌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是经典的红色革命歌曲。这组歌曲以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为背景,表达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誓死保卫祖国的决心和信念。组歌歌词充满斗志、振奋人心,曲调铿锵有力、节奏明快,是抗战时期慰问部队、战前动员最重要的“文艺武器”。参加过抗战的老兵说,在那个时期每次听到演唱《黄河大合唱》组歌,浑身就会充满力量。2015年8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起“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网络投票活动,《黄河大合唱》高票当选。
通过网络发布的视频看到,《黄河大合唱》组歌中被恶搞的是第七乐章《保卫黄河》。视频中,四男八女站在舞台中央,他们顺着音乐对口型,“唱”得摇头晃脑,时而瞪大眼,时而张大嘴,女指挥跟着节奏夸张地扭动屁股,挥舞手臂,整体动作十分不雅。还有一段视频显示某单位篡改了原有歌词,虽然曲调是《黄河大合唱》,内容却变成“年终奖,年终奖,我们在嚎叫……”这种完全颠覆组歌原意的表演形式被光未然、冼星海的后人怒斥为“忘本”“不可原谅”。
《黄河大合唱》组歌的每一乐章都表现出中国军民的战斗意志,是后人必须敬仰的精神之魂。该组歌流传久远、长唱不衰,具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和震撼力。一些单位在组织文艺活动时,常常会演出这首经典老歌。然而有的组织者和艺术指导者进行所谓的“创新”,让严肃的红色歌曲披上了娱乐的外衣。个别专家对此不仅不加以引导,反而大为赞赏,这种黑白不分的价值观为恶搞红色歌曲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按理说,任何形式的艺术都允许创新,翻唱老歌也未尝不可。但是,《黄河大合唱》是一组在特定背景条件下创作出来的红色革命歌曲,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红色基因,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印迹,具有光荣而崇高的历史价值。除了国歌,没有法律规定其他红色革命歌曲不可以改编,但常情常理都告诉我们,改编红色歌曲必须要在特定的语境下实施,即不能扭曲歌曲原有的历史含义。《黄河大合唱》既可以领唱,也可以大合唱、二重唱,可以做一些动作改编,但其政治性、严肃性、坚定性、战斗性的核心意义不能改变。如果把《黄河大合唱》改成动作搞怪、刻意搞笑的歌曲,必定会遭到社会的谴责和受众的唾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红色革命歌曲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呼声,是民族自主、国家自强的象征,是和平时期对革命历史和先烈英雄的缅怀。恶搞红色革命歌曲不仅对整个社会的文化养成影响极坏,而且也在颠覆着青少年的历史观。只有严格落实党的文化工作方针,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传承和发扬红色基因,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才会向前发展,才会从胜利走向胜利。
红色歌曲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文化符号,更是全社会汲取中国革命历史文化的营养剂。牢记历史,才能知晓当下的定位;不忘初心,方能明晰前行的方向。进入新时代,更须自觉捍卫并珍视革命战争的精神遗产。惟其如此,才能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人民日报:恶搞经典必须休矣 浅薄无趣需棒喝警醒
其实大多数“恶搞”并不好笑,自以为有趣其实令人尴尬,自以为时尚却早已烂俗,除了令演者出丑、观者“尬笑”外,惟余一地鸡毛
近日,音乐家冼星海、光未然后人针对网上流传某单位年会恶搞《黄河大合唱》视频提出批评,有网友细心搜集,又发现数段类似“恶搞”视频片段。文化部要求互联网文化单位排查有关视频,自觉抵制恶搞红色经典及英雄人物的互联网文化产品。
浏览后发现,这些视频多来自公司年会、学校班会等场合的群众自排节目。内容上高度雷同,大都通过夸张、戏谑方式进行改编表演,比如用床单来表现黄河,以“嚎叫”取代“咆哮”,以“呼吁年终奖”替换“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主题,以“精神病合唱团”来戏谑音乐所表达的严峻形势和奋起抗战态度。然而,就是这些并不高明甚至每每令人尴尬的表演视频,却在网络上博取不少点击。
“恶”与“搞”二字都不喜人,放在一起格外容易望文生义,每每让人感受其“恶意”和“居心叵测”。看过这类“年会恶搞视频”后,就会发现用“居心叵测”来形容它们实在有些“高看”——它们主要目的是“搞笑”,经典作品妇孺皆知,有现成故事人物,门槛低、上手快,自然成了“最佳目标”——搭架子不会,拆架子还不会?编新段子难,毁老故事还不容易?加之,解构严肃常常能轻松收获笑声。于是乎,为尽快上手,为片刻调笑,为表明自己并非无趣甚至非常有趣,为表演者获得一时存在感,这种自娱自乐式的恶搞便流行起来。什么价值观、正能量,在这个场合哪有笑声来得实在?生活中怎能处处严肃,聚会上还不允许轻松一下吗?这种“恶搞有理”“有趣至上”的观点流传甚广,但其实大多数“恶搞”并不好笑,自以为有趣其实令人尴尬,自以为时尚却早已烂俗,除了令演者出丑、观者“尬笑”外,惟余一地鸡毛。
有人会问:为什么周星驰恶搞古代故事成了经典,我们恶搞就成了“三俗”?
周星驰确实有“恶搞”的一面,被视为当代“恶搞”鼻祖,但是,既要看到他频繁使用戏仿手法、“无厘头”风格,还要领会其喜剧之所以受到青年观众普遍认可的精髓:戏仿在周星驰手里从来就不是目的,而是他抉剔丑恶、发扬真善的一把利器。其刀锋总是对准人性中的虚伪、愚蠢和外强中干;其中小人物之所以“咸鱼翻身”,也是因为受到善念、正义激发而获得心性成长。在以戏仿等方式剥落虚张声势、装腔作势者的画皮后,观众和片中人物一同受到心灵洗礼,真善美水落石出、春风化雨,观众则敞开心扉、心悦诚服。《武状元苏乞儿》《功夫》《美人鱼》都以放弃世俗成功、回归真实简朴生活为故事结局,显示了一种“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圣贤境界。可以说,在上世纪90年代“价值解构”语境下,周星驰喜剧被普遍接受并不因为其“解构”,而在于它通过戏仿等手法构造传统美德与解构主义的对话,捍卫了中国古老哲学传统与美德价值。更“经典”的,塞万提斯《堂吉诃德》戏仿骑士小说以揭露丑恶荒谬、赞美惩恶扬善,鲁迅《故事新编》戏仿古代神话以针砭时弊、赞美“铸剑”者无所畏惧,都有着更为高远的价值追求——戏仿手法的高下,关键在于是否有正面价值追求,是否针砭假恶丑、发扬真善美。
以此反观那些恶搞《黄河大合唱》视频,之所以引起反感、令人尴尬,在于编演者对戏仿手段但得一知半解而误入野狐外道,以为只要颠覆崇高就能取悦众人,只要丑化英雄就能令人欢笑。殊不知,它们实在选错了对象——《黄河大合唱》的崇高是真崇高,其歌咏的英雄乃是真英雄,因而对其恶搞非但“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还暴露了为搞笑而搞笑、为解构而解构的僵硬套路,远离了智慧与美德。这些年来,模仿周星驰喜剧的电影如过江之鲫,大多俗烂不堪,被观众所抛弃,皆由此而起,真可谓“学我者俗,似我者死”。
放眼整个社会,我们看到恶搞经典仍有不少追随者,以调笑崇高、丑化英雄为乐者也不乏其人。我们相信,其中大多数人并没有颠覆崇高和亵渎经典的主观动机,更多时候,他们是缺乏与他人、与社会、与民族、与历史“共情”的能力,缺少涵泳经典带来的巅峰体验和人生境界,在通往人文经典和文化修养的道路上,缺乏引路人和陪伴者。经典需要循循善诱者不断阐释,尤其那些时代背景跟今天天差地别的传统文艺和红色经典,其文本意义并非不言自明——黄河为何咆哮、人民因何奋起?如果缺乏引领、缺少阐释、缺失体验,隔膜、误解甚至亵渎就会如黄沙般慢慢堆积。
一则以忧一则以喜,在这次舆论事件中,我们也看到大量网友留言,看到他们对《黄河大合唱》发自内心的喜爱,为其磅礴艺术力量所感染,为其传达勇敢、团结、振奋、乐观的民族精神所震撼。“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说的就是经典的力量。这也让我们相信,真正有价值的艺术终究经得起人民检验和岁月淘洗。
总之,对于恶搞经典行为,必须认识到其浅薄和无趣,需要棒喝警醒,更需要春风化雨、久久为功的经典教育将人们引至高远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