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莫言的故事”
蔡长运
微信群中经常看到关于“莫言讲故事”的微信。看完这些微信总觉得有一种怪怪、很别钮的味道，总感觉什么地方不对。经与朋友聊天、辩论，理了理思路，现试着来评评“莫言的故事”。
一、莫言的第一个故事，是他在获诺奖时的长篇感言。他说：“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
评：小孩子在一起打打闹闹，欺负人，被人欺负都是很正常的；如果人的一生没有经历这一过程倒是不正常或者说是不完整。想不到莫言利用诺奖的奖台、手握“金活筒“、掌握话语权的机会来报复儿时的玩伴。可见莫言这个人心理是极不健康、极阴暗的。
二、莫言的第二个故事，还是他在获诺奖时讲的。故事说，他小时候家穷，穷得没饭吃，过中秋时家里难得包了一顿饺子，每个人只分到一碗，正要吃，来了个要饭的老人……莫言说，他当时端出半碗红薯干，给乞讨老人。不料想，老乞丐顿时发飙了，骂道：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好端端在家吃顿饺子，就被骂“心是怎么长的”，莫言气得半死。可这老乞丐的话，却是义正辞言，掷地有声，但听起来总感觉什么地方不对……但老乞丐最终赢得了道义的胜利，吃掉了莫言家的半碗饺子。
评：莫言讲的那个恐怕不能叫乞丐，应该叫强盗。如有这种人早被人们用棍棒象打狗样打跑了(就算是万一不小心真遇上这样的强盗，那也不能以偏盖全，把账算在乞丐身上吧)。
以“道义”来要挟别人的畸形社会现象恰恰是发生在伟大的全民崇拜“丰乳肥臀”的时代。因为我们现在强调人人为已；即然人人为已是天经地义，那只能要求别人为自已行侠、仗义了。
其实莫言根本不懂中国文化，不懂什么叫“道”、“义”(或者是有意为之)。中国人强调道义，强调“已所不欲，匆施予人”，“严以律已，宽以待人”，并不是说善人就可以人任欺侮。《易经大象传》中说：“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中国人提倡“扬善”，同时还强调“惩恶”。如果我“严以律已”——站在道义制高点上，你还要来“蹬鼻子上脸”，那就应当反击，而且是必胜的。这就是老子、孙子讲的必胜的“哀兵”。
现在社会越来越多用“道义” 要挟别人、对别人“蹬鼻子上脸”的恶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正是莫言们提倡的要保护“人权”、保护“隐私”(其实只是恶人的人权、恶人的隐私)、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结果。古人讲：五刑不如一耻。我们现在只讲刑罚、只许法院判，不允许“耻”——不允许批评、批判、“戴帽”等，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违反“人权”的，是对人的“迫害”。因为不允许“耻”，人们的善、恶、好坏的标准就没有了，那社会的自我调节的机能就没有了，只能靠法律来惩罚。这样恶人、坏人们就无所顾忌——法无禁止即可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可以干)，全社会都心安理得地在法律底线边活动。这样纵容着人们，一方面造成犯法的人多，监狱人满为患；另一方面又害了很多人(即包括受害人，也包括加害人)。而我们几千年来用道德批判，就能很好地自我调节社会关系。当年一个村甚至一个乡也难得有一两个人犯罪，但是每个村都有被批判、被“耻”的各种“分子”。比如一个人被标签为“骗子”、“生活作风有问题”，那人们看他的眼光，背后议论、小孩子们的戏笑(戳脊梁骨)，让他比坐牢还难受，甚至连全家都抬不起头来。当年如果你随便说一个女人是“婊子”、说一个人手脚不干争，那她们全家非来跟你拚命不可，因为那时每个人都把自已的道德品格看得很重要、很重要，甚至比生命还重要。也就是说，通过道德批判、通过“耻”(也就是莫言们所说的“迫害”)这种社会的自我调节，有效地遏制人们的恶化倾向，这实际上反而保护了很多人(即包括受害人，也包括加害人)。
现在社会越来越多用“道义” 要挟别人、对别人“蹬鼻子上脸”的行为的理论基础正是：“谁愿意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格和风格学习”。因为它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谁不愿意做一个共产主义者，就可以不向雷锋同志学习；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别人学雷锋、要求别人为我服务、为我行侠、为我仗义。这种理论基础正是莫言们推崇的所谓“多元化”。
三、第三个故事，也是莫言在获得诺奖时所讲的故事：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是——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了。
评：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也就是说有“好人”也有“坏人”。一个村、一个单位、一个小团体要正常和谐地生活就必然要有共同遵守的准则和价值观，这个准则就是我们讲的法律；这个价值观就是我们传统上讲的“道”，共产党人则把它叫做理想信念。在价值观指导之下，每个社会细胞(家庭、村、小区等)就会自觉地推崇、弘扬那些爱劳动、乐于奉献、严格要自已、不求索取的人。而对不劳动、讲索取、自以为是的品德恶劣的人则会象观音菩萨给孙悟空戴上个金箍一样，给他戴个“帽子”、贴个“标签”，并经常的给他念念“紧箍咒”；也会象孙悟空常要揪揪猪八戒的耳朵一样，让人民群众戳戳他的脊梁骨(当然在莫言看来这就是“迫害”)——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帮助。这种民众内部的最有效的自我管理模式就是我们古人讲的“无为之治”，也就是共产党讲的群众路线。
莫言装神弄鬼地瞎编这个无聊故事，无非就是想说：人类没必要有什么“价值观”，那都是骗人的、是虚的；在社会上谁也不能被称为“好人”，谁也不能批判别人是“坏人”；那些被批判、被人看不起的品德恶劣的人往往是最正确的，是真正引领人类光明的。
四、第四个故事：一个卖桃的认出了莫言，先和他打招乎——混熟，然后把“又酸又涩，根本不甜”的桃骗他“是新品种”、“特别的甜”而卖给莫言；称“五斤高高的”结果”回去后拿秤一秤，嘿，才三斤“——很很的宰了莫言一把。
评：我也讲一个故事：大约在1971年笔者八岁时，我家同一个大厅租住着一个理发师傅，是个单身汉，和我很要好。有一次我的同学到我家玩，看到理发师傅和我很要好，就想贪点小便宜，就对师傅说：你帮我理一次发，让我便宜点，一毛钱行不？师傅很严肃地说：那怎么行呢!我给别人理是两毛，怎能给你理就收一毛呢？正在我的同学很失望、很沮丧时，理发师傅说：但我不收你钱则是可以的，那我就义务帮你理吧。结果是我的同学讨了更大的一个便宜。
恰恰是莫言们所恶毒批判的时代，是一个把诚信看得很重要、很重要的时代；是一个童叟无欺的时代。而商业“杀熟“现象正是发生在莫言们提倡的不要仁义道德的、不顾礼义廉耻、只推崇“丰乳肥臀”、全民抓老鼠的时代。
五、第五个故事(凭记忆，大略)：当年莫言母亲在生产队劳动时，偷偷把生产队的麦子吞到肚子里，回到家了后吐出来给他全家包饺子吃。
评：稍微有点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故事是谎言。
1、从来没听说麦子可以包饺子；
2、一个人的胃再大，也装不了够全家吃的东西吧；
3、用自已人胃当运输载体，也只有最贪婪、最无耻的毒品贩子才做得出来的。而且其前提是：毒品的市价是麦子几万倍。
六、第六个故事：莫言说他小时候饿得带领全班同学一起去偷煤块吃，最后连老师也跟着他们大吃起来。
评：谁不知道石油、煤制品对人、对动物都是剧毒(如果莫言真吃了几块煤，恐怕莫言早就中毒死了)？为什么要用谎言瞎编这些故事呢？
综评1：古人讲“世人皆以饥寒为忧，却不知不饥不寒之忧为最甚”。每个人都必然有忍饥、受寒、受署、受苦、受累的经历和记忆。如果一个人从小到大都没有忍过饥、受过寒、受过署、受过苦、受过累，那他(她)肯定是一个废人；如果一个家族、一个民族都想逃避饥、寒、署、苦、累，那这个家族、这个民族所追求的就成了空中楼阁、就将失去生存的根基、就将面临灭顶之灾。没有饥饿感，哪来吃饭的快乐？没劳累感，哪来休息的快乐？没有受过苦，哪来的幸福人生？没有寒来署往，人生又有什么意义？我想做为“大文豪”的莫言是不会董得这些!
综评2：当年鲁迅先生也批判中国人：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他批的重点是“男盗女娼”这一面，而不是“仁义道德”。事实上，正是那点“口头”的“仁义道德”支撑起伟大的中华文明，阻止着整个社会和民众的堕落。而莫言们刚好相反，他批判、攻击的重点是“仁义道德”这一面。他无非是想向人们说明“仁义道德”都是假的，虚的，骗人的，无用的；只有“男盗女娼”、“丰乳肥臀”才是真的，实在的，有用的，才是应该弘扬的。
综评3：用放大镜在一个好的社会上找缺点，很容易；同样，用放大镜在一个坏的社会上找优点也很容易。这就是“以点代面，以偏盖全”的骗人学说，但这还仅仅是思想方法问题。如果一个人企图用谎言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用谎言来证明自己的思想，那这个人的立场肯定有问题，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综评4：狗只要获得主人的哪怕只是块骨头的赏赐，就会向主人摇着尾吧对别人狂吠。莫言在西方主子面前污辱自己的民族、污辱自己的祖先、污蔑自己的文化，无非是要感谢西方主子赏赐那一块“骨头”。这种人有一个名字叫什么来着？是不是该叫“文化汉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