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把鲁迅提升到新境界

鹿  野

摘要：1927年以前鲁迅的作品虽然有比较高的水平，但是也存在不少的问题。1927年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不但没有影响鲁迅的文学成就，而且把鲁迅提升到一个新境界。即毛泽东主席指出的：“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

今年是鲁迅诞辰135周年，也是鲁迅逝世80周年。各地举行了大量纪念鲁迅的活动，发表了很多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章。但是，目前流行的一种趋向就是推崇鲁迅早期的作品，如《呐喊》、《彷徨》中的作品，说这些作品批判了国民劣根性，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而对于1927年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后的作品，则往往采取一种贬低的态度，认为马克思主义使鲁迅的文学水平倒退了。其实，我们如果沉下心来不带有色眼镜的去看，就会发现1927年以前鲁迅的作品虽然有比较高的水平，但是也存在不少的问题。恰恰是1927年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在艺术上思想上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一、小说

在1927年前鲁迅写的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作品中，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仍然存在一些偏见。比如说《狂人日记》就把仁义道德简单的概括为“吃人”，《阿q正传》仅仅把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说成是中国人国民性的一种代表。个人认为，虽然说当时仁义道德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封建军阀利用的工具，但是也不能说仁义道德本身就是完全负面的东西。同样，诸如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也并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身上存在，西方国家同样存在，更多的是对于社会压迫的一种无奈的消极反抗。然而鲁迅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仅仅是去抱怨中国人的麻木，认为只要学习西方文化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的话中国就会变好了。同时，就这一时期鲁迅小说的文风来看，也存在着对十九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机械模仿，特别是对于俄罗斯的果戈里和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的模仿，像《狂人日记》连名字都是模仿果戈里的《狂人日记》。这些不可能不影响到鲁迅作品的价值。

当然，对于这一时期鲁迅小说中的问题，我们也不应该过分夸大。应该说，鲁迅即使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相较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作品的思想内涵也是要更深刻一些的。像短篇小说《伤逝》就提出了如果要是没有社会的解放，个人的解放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这种思想为他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基础。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的一个事实是，鲁迅的小说恰恰是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水平大大提高了。写于三十年代的《理水》、《非攻》和《出关》等就和早期的小说完全不同，采用了一种用神话和历史写现实的全新风格，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熔为一炉，具有了明显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网络上流行的诸如像梦入神机用东方玄幻、仙侠写现实的这种风格，也是从后期鲁迅中走出来的。(前期鲁迅虽然也有《补天》等写神话和历史的作品，但并没有像后期一样和现实紧密结合的特质，也不是小说的主流。)

同样，后期鲁迅小说在思想性上也有了巨大的提升，不再一味地抱怨吃人的礼教，国民的劣根性，而是注重塑造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和劳动群众的正面形象。《理水》和《非攻》在进行社会批判的同时，着重地写了两个正面人物。与此同时，鲁迅还以饱含感情的笔墨写了墨子的学生禽滑厘，管黔敖，禹的一群面目黧黑，衣服破旧，不动、不言、不笑，象“铁铸一样”的不知名的同事，还有敢于和鸟头先生争辩的乡下人。这些人物以其具体的行动，共同表现出一种正面的道德观念，从对比中压倒了公输般、曹公子、文化山上的学者、水利局里的大员，在读者心里引起强烈的共鸣。而鲁迅的小说之所以能够有这种风格的巨大转变，就是因为他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不再盲目崇拜西方的所谓普世文化，而能够比较心平气和地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例如，《出关》中的孔子形象就摆脱了早年作品中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全盘否定。鲁迅在《〈出关〉的“关”》中如是说：

至于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要无所不为，就只好一无所为，因为一有所为，就有了界限，不能算是“无不为”了。我同意于关尹子的嘲笑：他是连老婆也娶不成的。

二、诗歌

鲁迅的诗歌作品不多，但是也发生过和小说类似的转变。我们可以随便看一下，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所写的诗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的诗。

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所写的诗：

《我的失恋》

我的所爱在山腰；想去寻她山太高，低头无法泪沾袍。

爱人赠我百蝶巾；回她什么：猫头鹰。

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市；想去寻她人拥挤，仰头无法泪沾耳。

爱人赠我双燕图；回她什么：冰糖壶卢。

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胡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想去寻她河水深，歪头无法泪沾襟。

爱人赠我金表索；回她什么：发汗药。

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我的所爱在豪家；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摇头无法泪如麻。

爱人赠我玫瑰花；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的诗：

《无题》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自嘲》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三十年代鲁迅的诗作水平明显提高了。有人可能又会质疑说这和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关系。然而事实上鲁迅诗歌风格的转变于鲁迅思想的变化是分不开的。某种意义上来说，诗歌是一个人心灵最直接的体现。在五四时期，鲁迅对西方文化是持一种崇拜的态度，于是就写了一些不伦不类的白话诗。马克思主义帮助鲁迅破除了对西方文化的崇拜，认为应该采取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古今中外无论什么好东西都应该积极利用。于是其深厚的古典文化传统再一次焕发了生机与活力，汇聚成一曲曲美丽的诗篇。

三、杂文

鲁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杂文也和这一时期的小说与诗歌一样，存在一些对于中国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偏见。这个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灯下漫笔》，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应该消灭“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问题是这一时期鲁迅仅仅是把这种情况视做是中国的特色，不认为西方国家有类似的治乱循环，并且无视西方国家具有中国所不存在的更严重的整个国家与文明的衰亡，于是便导出了以西方化来救中国的错误结论：“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可是还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

而在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杂文的思想内容同样出现了重大转变。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友邦惊诧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不再把中国苦难的原因归咎于历史文化传统，而是明确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当局的妥协投降政策才是中国苦难的根源，并强调“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这和早期注重对所谓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帝国主义罪行的情况有根本性的区别。

后期鲁迅杂文中的写作手法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形式更加生动活泼。比如说，著名的杂文《为了忘却的纪念》里面就在结尾部分写了上面引用的那一首旧体诗《无题》，从而极大的增加了文章的震撼力。这也是只有在鲁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结束了对西方文化的崇拜之后才有可能写得出来的。

一句话，马克思主义不但没有影响鲁迅的文学成就，而且把鲁迅提升到一个新境界。即毛泽东主席指出的：“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

这正是：

海疆动颦鼓，天街走胡兵。

国破山河碎，人生若飘萍。

商女奏遗曲，士子远古风。

建安存残骨，大雅塑悲声。

塞北现晨曦，赤星击黄钟。

羌笛不足取，天道多棘荆。

武灵困沙丘，孝文失平城。

晴翠起余烬，呦呦白鹿鸣。

写于201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8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