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硬实力的不断提升，随着人们文化自觉自信的不断增强，切实提升中国学术在国际范围的话语权，扩大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也越来越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理论界的重要期盼，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理论热点。有效推动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的提升，需要我们深刻认识当今时代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基于我们学术发展的实际，积极探寻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有效路径。

一

概括而言，学术话语权，即相应的学术主体，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学术领域中所具有的主导性、支配性的学术影响力。这种学术影响力，表现在引领学术发展的趋向、决定学术议题的设置、左右学术评判的尺度、主导学术交流的势态等诸多方面。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其在国际范围内所拥有的学术话语权的大小，反映着其学术发展的整体高度，是衡量其综合国力和文化软实力强弱的重要标尺，也折射着其维护自身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安全能力的高下。不论从学术发展本身而言，还是就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角度而言，努力提升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权，都是一个极为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是繁荣学术之需。近年来，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越来越成为当代中国兴国之略中的重要内容。2004年，中共中央颁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对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问题作出了全面的规划和部署。党的十七大从推动科研方法、学术观点、学科体系创新的角度提出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要求；党的十八大进一步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高度作出了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战略部署。判断一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客观进程与实际成效，既需要看学术的发展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考量学术建设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众素质提升中产生的现实成效，同时也需要以开阔的国际视野分析其在世界学术格局中的贡献、分量与影响力。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既是繁荣学术的重要目标，也是学术繁荣的重要标志。国际学术话语权逐步提升的过程，即学术渐趋繁荣的过程；国际学术话语权的大小，是衡量学术繁荣程度的重要尺度。

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之重。国家文化软实力，即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所具有的文化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形成多因，体现多样。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事关国家文化软实力赖以生成的最深层根源，也直接影响国家文化软实力借以发挥作用的关键群体，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路径。一方面，价值观是文化之髓，也是一种文化能够产生强大吸引力即软实力的最深层根源。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话语体系，大都体现着相应的价值立场、强化甚或重塑着相应的价值观念。与此相应，在国际范围内，谁拥有学术话语权，谁就拥有将自己的价值观贯穿、传播到相关学术领域及学术活动内外的主导权，谁就拥有潜移默化地引导相应价值观念发展变化的影响力。就此而言，一个国家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提升，始终与其主导性价值体系的建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其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深深地涵融为一体。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吸引力，文化软实力既可以体现在大众层面，也可以体现在文化精英层面。实现文化在这两个层面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与扩大，均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应当关注的基本方面，两者之间也相互转化相互影响。但客观而论，一种文化在文化精英层面的影响力，则更直接地确证着这种文化软实力的强弱。学术话语权便是一种文化在文化精英层面影响力的直接体现。一个国家如若没有国际学术话语权，其就缺乏在国际范围内影响他国文化精英的能力。从当今世界学术概念、范畴、理论、方法的原创、生产与传播、消费格局，从一个国家为当今世界学术版图所作贡献的大小，人们足可判断这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大小。总之，不论从文化软实力生成、发展的资源角度，还是从文化软实力影响对象与层面的角度，我们都不难看到学术话语权与文化软实力之间的这种密切关联。约瑟夫·奈曾言：“我们可以创造能够在全世界进行传播的词汇和理念，这样的‘实力’就可以称作‘软实力’”，在信息时代，“话语成为软实力的货币”。这些论述，揭示的其实也正是包括学术话语权在内的“话语权”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中的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当下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努力中，不能只靠传统演艺，不能只靠“舌尖上的中国”，不能只靠文化产业的振兴，不能只靠艺术家、企业家、美食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出场，而是要在做出这些努力的同时，推动中国学术的崛起，推动中国学者在世界舞台上的出场。

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之要。当今世界，不同价值体系的竞争、意识形态的较量不仅没有停止，而且以更加复杂的形态存在与展开。其中一个重要特点，便是意识形态理论与学术理论、意识形态交锋与学术交流之间的相互浸融、深层胶着。众多为人们所熟知甚或景仰的西方理论家，实际上都客观地充任着西方意识形态大师的重要角色。全球化、现代化、文明的冲突、软实力等诸多理论学说，都无一例外地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指向。美国学者雷迅马便曾这样评论“现代化理论”：“我要指出的是，现代化理论决不仅仅是一种纯粹学术性的学说。到20世纪60年代时，现代化理论已经成为一种关于进步的幻象，它预言世界的未来发展方向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非革命化的。作为一种有吸引力的学说，现代化理论似乎也成为一篇‘非共产党宣言’，一种美国可以用来加速全球发展的手段，而美国主导下的发展模式将消减激进主义的吸引力和必要性”。无独有偶，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也曾如此评论美国的“现代化”学说：“美国社会科学界曾长期使用的‘现代化’一词，作为一种婉转说法，来强加一种进化论的、天真的种族中心论模式。这种模式是根据各社会与经济上最先进的社会即美国社会的距离，来排列它们的地位，把美国社会认定为人类历史的终极目标。”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最初便是他为美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能够“注定领导”的政治献策，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有美国学者曾谓软实力不过是“一副包藏铁手的丝绒手套而已”。 丝绒手套即文化映象，即意识形态妆扮，即抚慰人心之具。这个形象的概括其实也点出了软实力理论的意识形态色彩、意识形态功用。学术与意识形态的这种相互浸融、深层胶着，使得意识形态的交锋、碰撞伴随着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而更加复杂多样，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具有较强学术话语权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对外传播更加畅行无阻、润物无声。俄罗斯学者谢·卡拉-穆尔扎便曾着力探讨过西方的有关理论学说在苏联意识形态演变过程中的影响。他指出：“（西方的）操纵家们炮制了洪涛巨流般的、含义令人捉摸不定的谬误理念和模棱两可的语词”，“委婉动听而又新颖别致的名词术语”，“并把它们向公众倾泻” 。作者感慨：“在俄国，大众意识中已被灌输进去一连串的幽灵语言，要将这套东西逐出我们的家园谈何容易。”走出学术领域简单被动地接受“倾泻”之地，最根本的是要提升自己在世界文化格局、学术格局中的势位。而学术势位得以提升的根本路径或者说显著标志，即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有效提升。

二

与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中国学术的日渐繁荣相关联，国际学术界正在形成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的中国关注。换言之，当代中国的国际学术话语权正处于不断提升的进程之中。然而，我们更应当看到的是，与中国硬实力的奇迹般崛起形成鲜明对比的，仍是我们软实力的相对轻柔、文化影响力的相对不足、国际学术话语权的相对薄弱。

我国国际学术话语权的相对薄弱表现在诸多方面，最集中的表现之一，即在于我们虽然推出了日趋繁富的学术成果，但是学术成果的日趋繁富并未产生或转化为广泛而持久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学术成果的日趋繁富，是当前我国学术发展呈现出的重要阶段性特征。据统计，我国的出版物数量已雄居世界第一。2014年，全国共出版图书44.8万种，较2013年增加0.4万种，增长0.9%；其中，新版图书25.6万种，重印、重版图书19.3万种。我们虽然一时还无法从中提取出学术著作的准确数字，但从出版物数量的如此之巨，亦足可窥见学术著作的数量之丰。与此形成较为鲜明对比的，则是我们在版权贸易方面长久以来的赤字。据统计，在全国版权输出品种保持基本不变的情况下，2014年我国输出出版物版权8733种，较2013年增加289种，增长3.4%；全国版权输出品种与引进品种比例由2013年的1∶1.7提高至1∶1.6。输出与引进品种比例的不断提高，是近年来我国国际版权贸易的一个重要特点，折射了中华文化、中国学术影响力不断提升的良好态势。但是仔细分析版权贸易的具体区域分布，不难发现我们版权输出的对象仍主要为中华文化圈，与西方发达国家间的逆差仍然较大。2014年我国从美、英、法、德输入版权数量为9913项，向四国输出版权数量仅为2502项，输入与输出的数量之比约为4.0∶1。另有统计表明，2010年，我国 SSCI文献占世界份额仅为1.09%，而美国则为36.33%，英国为9.46%，德国为5.69%。从这些数据中，我们足可品味当今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强弱，品味中国学术国际影响力的大小。

我国国际学术话语权相对薄弱的另一集中表现，是当今中国学界诸多学术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概念范畴、关键议题、基本理论以及理论研究的参照尺度等等，多为“舶来品”。繁富的学术成果中，“洋话”相对较多而“中国话”相对较少。学术的深度交流是学术发展进步的基本条件，学术上的相互采借既是学术活动中的普遍现象，也是学术前行的重要路径。当代中国的学术发展，无疑应当打开眼界面对精彩的世界。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学术在总体上主要扮演着他人原创性学术成果的消费者，那么，这种主要处于跟踪、描摹状态的学术研究自然不可能拥有较强的国际话语权。综观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向西洋看，随西风走，显然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对此，近年来海内外多有评议。郑永年曾撰文尖锐指出：“无论从内部世界还是从外部世界来看，中国缺失自己知识体系的现状令人担忧。……中国的知识界没有努力建设自己的知识体系，或说自己的社会科学，而是拼命地使用外在的知识体系解释中国，结果往往是曲解”，“他们不是努力发展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继续使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在中国土地上生存着无数的西方经济学家、西方社会学家、西方政治学家，但却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结果呢？大家越说越糊涂，越解释越不清楚”，“很多人像是被西方的知识体系洗脑了一般，非常满足于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掌握了几个西方概念，就觉得掌握了真理。真理在手，就高人一等。用西方概念训斥人，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职业”，“现代中国的大转型，并没有造就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应是中国知识界的羞耻”。这些评论中对某些问题之存在程度的判断、对当代中国知识界有关主观意愿的判断与描述等，的确还存在许多值得讨论的地方，但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在中国学界的广泛影响，确实不容讳言。这种状况的存在，既直接影响到中国学术认识、解决中国问题的能力与成效，也直接影响到中国学术向世界解释和说明中国的能力与成效，成为中国国家软实力提升的重要制约。“没有知识体系的严重结果，就是中国没有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努力借用外在世界尤其是西方的知识体系认识自己，解释自己。借用他人的话语权向他人推广自己，是中国知识界面临的困境”，“显然，在能够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之前，中国没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大国”。

当前我国国际学术话语权不强的现实状况，是延绵至今的西强我弱文化格局、国际知识权力结构的一个具体反映。西强我弱，是人们对当代世界文化格局的基本判断。这一文化格局的渐趋形成，是伴随着近代史的开篇而开始的。虽然到公元18世纪的时候，欧洲的不少政要和学者仍然盛赞中华文化的魅力，但实际上，他们关注的多为中华先民留下的文化遗产而非当时中国人的文化创造，其中也包含着他们基于自己社会的现实需要而对中国这个异邦的美丽想象。随着资产阶级在西方国家的崛起，随着资产阶级向世界市场的挺进，西方文化也随之奔走于世界各地。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那样：“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不仅是一种经济、政治支配的格局，也是一种与之相应的文化格局，其中也包含着世界知识权力体系的格局。构始于18世纪中叶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体系，也正是伴随着这一进程不断向全球扩张，并于20世纪“在国际体系中形成明确的知识权力结构”。与其时国际体系中政治和经济上的核心区与边缘区结构相应，这一国际体系中的知识权力结构也呈现明显的核心与边缘的结构特征。“所谓知识领域的核心区，主要是指那些创造概念和范畴的地区，而边缘区自然是指那些消费核心区创造出来的概念和范畴的国家和地区。核心区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的创造性表现在：一是立足核心区的社会现实经验进行概念和范畴的原创；二是对边缘区的社会现实经验或进行概念、范畴的原创，或进行案例实证，并借助英语这种‘国际化’语言进行推广。边缘区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的消费性表现在：一是在核心区创造出来的概念和范畴的框架下对自己所处的地区进行实证分析，以寻求二者的差异性和关联性；二是直接消费和借用核心区学术界关于本地区的知识。”这一国际体系中的知识权力结构虽然长期以来经常受到逆抗与挑战，但时至今日，仍然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一种客观存在，以至于“我们所关心的话语（discourse），深深根植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我们无从逃遁”。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体系，最初也是站在这种知识权力结构的边缘而萌生的。换言之，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是作为西学的一部分而渐浸中土的。至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西方的社会科学开始为国人相对自觉而主动地引介，并逐渐随着中国现代大学的建立与发展等而在中国得以制度化地成长。在社会科学引入中国的进程中，中国学人很早便有了比较明确的自主性追求，甚或可言，自主性追求自人们从西方引入社会科学的自觉行为开始之时便已伴之而行。这种自主性，即按照中国的特点建设具有自己主体性的社会科学的意识与追求。1918年5月，蔡元培先生在其所撰的《〈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强调大学是“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的同时，便明确声言：“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20世纪30年代学界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关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讨论等，也都包含着这种自主性的意识与追求。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命题之后，学界也随之掀起“学术中国化”的运动。1939年2月，张申府发文《论中国化》，提倡社会科学化、科学社会化、中国科学化、科学中国化。“科学中国化”，即“要使中国在科学上有其特殊的贡献，使科学染上中国的特色”。1940年2月，嵇文甫撰文《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称“当中华民族正拼死苦斗，从血泊中打开出路，以自决其前途命运的时候，‘中国化’的口号被提出于学术界，这是富有历史意义的。中国需要现代化，需要把世界上进步的学术文化尽量吸收，使自己迅速壮大起来。然而我们有自己的社会机构，有自己的民族传统，有自己的历史发展阶段；不是可以随便安上美国的头，英国的脚，要方就方，要圆就圆的。世界上任何好东西，总须经过我们的咀嚼消化，融合到我们的血肉机体中，然后对于我们方为有用。我们不能像填鸭似的，把外边的东西尽管往自己肚里硬填；不能像小儿学舌似的，专去背诵旁人的言语，我们要‘中国化’，要适应着自己的需要，把世界上许多好东西都融化成自己的”。在这一运动中，潘菽、柳湜、潘梓年、侯外庐等均发表论作探讨学术的中国化问题。新中国成立及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进程中，我们的社会科学体系更是在曲折前行中不断增进自己的主体性，以中国自有的特点迅速发展，成为变革当代世界既有知识权力结构的一股重要力量。但客观而言，在整体上，国际体系中的既有知识权力结构仍未明显扭转或改变。有效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推动构建新的国际知识权力结构，成长为世界知识领域的核心区，仍然是当前中国学术发展面临的一个艰巨任务。

三

基于对创新型国家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等的战略关注，基于对当前中国学术发展阶段性特征与历史使命等的深刻认识，近年来，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提升，日益成为当代中国学术发展进程中的一项战略性要求，并于十八大之后受到党和国家以及学界的进一步关注。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同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明确提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年底，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同志再次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角度阐述了提高国际话语权的意义与要求。也是在2013年12月，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教育部、国家行政学院、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编译局、中国外文局等中央部门九家单位作为成员单位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协调会议机制正式宣告成立。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国际话语权建设、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等具有不同的内涵与指向，但也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共同构成当代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的战略综合体。在这一战略综合体中，提高当代中国的国际学术话语权，无疑是极为重要的方面。

围绕提高国际学术话语权这一重大议题，学界近年来也展开了热烈的探讨，推出了富有卓识的大量成果。在笔者看来，当前，持续推进我国国际学术话语权的建设，有四个方面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

一是要将学术话语体系和话语权的探讨与建设放入更宏阔、深层的背景中来认识。这一更宏阔、深层的背景，概括而言，即对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整体省思、对新起点上中国学术新发展的再发动。对学术发展进程、现状与前路的整体性省思，是学术繁荣发展及学术管理创新的重要条件。曾有学者回顾中国社会科学的百年历史，认为百年间先后有三次大规模的对学术、思想、文化的“重新估定”，即对于在学术、思想、文化领域内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传统经学乃至传统儒学的重新估定；对于中国人曾经热切憧憬过的17、18世纪以来西方学术、思想、文化及西方主要国家发展模式的重新估定；围绕如何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并成为国家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产物的毛泽东思想而进行的重新估定。“一百年来三次重新估定，每一次都为中国构建起一个新的知识系统，一个新的范畴、概念、词语乃至范式体系，给中国的救亡图存，给中华文明的转型，给中华民族的复兴，给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方案。中国社会科学也由此走向社会，走向民众，渗透到人们的整个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之中，渗透到社会制度的全面变迁之中。”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要实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理念与质量等的新提升，以助益于当代中国的复兴伟业，我们需要针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新的“重新估定”，在这一“重新估定”中，总结成绩，积淀传统，聚焦问题，探索新路。当前围绕学术话语体系与学术话语权问题展开的如火如荼的探讨，正可以成为新的时代条件下对中国学术重新审视、省思的重要切入点、重要契机。我们应当在这一意义上认识并深化关于学术话语体系、话语权的探讨，赋予这场探讨更强的生命力及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真正置于这一宏阔的背景中，当下关于学术话语体系、话语权的探讨才会有更广阔的观照空间、参照体系，有更深沉而持久的内生动力，突破浮于表面的概念、理念之议，浸入学术发展的内里与深层。

二是要将学术话语体系与话语权建设深深植根于以内涵与质量为主题的扎实的当代中国学术建设进程。国际学术话语权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根基在学术的内涵与质量，在扎实的学术建设。学术话语体系、话语权建设，绝非“造词”运动，不是提出几个概念摆在那里便可坐收其效。提出新概念新范畴是学术话语体系及话语权建设的重要任务，但有生命力的新概念新范畴无不基于深入系统的学术探索结晶而成，无不是丰富展开的原理、观点、方法等的凝练。“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如果高度凝练、影响广泛的学术话语是树之花或果，则与之相应的思想、理论、观点、方法等即是树之根、干。学术话语体系与话语权的建设，不能图乞花果而不植根干。有助于增进学术话语权的学术建设，需要的是平心静气、久久为功，需要的是扎根实践，对真问题不懈而彻底的求解。我们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形成的具有解释力说服力的研究成果越多，对中国发展问题提出的彻底的理论分析与有效的政策建言越多，对人类社会面对的时代性课题作出的积极回应越多，我们的学术赢得的尊重与之相应才会越多，才会形成在学术界激荡久远的“中国声音”。有效推动这一建设进程，也需要学风的整肃与建设，将那些满足于游走在文字、文本之间的“学术”转换为扎根实践、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弘扬真诚、虔敬、责任等学术精神。有效推动这一建设进程，还需要学术自信的涵育，其中包括在提升中国学术研究质量的同时，增进中国学界对本土优秀研究成果的关注与敬重，不徒西慕。20世纪30年代，张申府先生曾批评过中国学界的一种现象：“中国近年有些人有一种只读外来东西不读本国东西，或不重视本国东西的风气。不但不读或不重视本国古来的东西，更不读或不重视本国今人的东西。这种情形就在现在也不免，所以才翻译的文字比自己人写的更流行。总好象觉着远来的和尚才会念经。这实在是一种要不得的毛病，应该革除的心习，不自信而奴化的表征。”有价值的学术研究，确当广泛吸收他域文明成果，但无视、轻视本土的理论建构与知识创造，显然也当为戒。自家都不关注、不自珍的东西，一味想求得邻家的激赏，谈何容易！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张申府先生数十年前批评的现象仍然是一种客观存在。有研究曾调查中国学人心目中的“百年学术精品”，发现其中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著作居多，中国部分的精品书目中绝大多数属于晚清以降至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另有学者通过对1978年至2007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引证情况的研究发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是中国心智走向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国学术全面‘对外开放’的三十年。三十年来塑造中国心智的人文社会科学成就，主要不是对传统典籍的传承和研习，也并非立足本国的当代研究，而是表现为西学译介，表现为对西方学术名著经久不息的翻译、学习、研究和传授。……没有哪个文明大国会像中国学界这样，开放到三十年间对国外作品的重视始终远远超过本国。可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形成的‘中国心智’的基本特点，突出表现为‘外向型心智’”。当代中国的学术发展，不能自闭，但应当进一步增进自信与自性，这是提升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基点。

三是要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积极构建开放包容、客观公正的学术发表与评价体制。时至今日，有关重要的国际学术组织、学术期刊、学术评价数据库等等，体现的仍然是西方世界的主导性。这些学术组织、期刊、数据库等等构成的学术发展与评价体制，客观地扮演着西方学术话语权极其有力的制度支撑的角色。在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的SSCI、A&HCI等数据库的收录情况，便是一个极为鲜明的例证。据笔者2016年2月统计，SSCI收录的3216种期刊中，美国1364种，占42.41%；英国979种，占30.44%；中国大陆11种，仅占0.34%。3216种收录的期刊中，语种为英语的期刊2883种，占89.65%；没有一种以汉语为办刊语种的期刊。A&HCI收录的1898种期刊中，美国的为629种，占33.14%；英国的为438种，占23.08%；中国大陆的为5种，占0.26%；以英语为办刊语言的1266种，占66.70%；以汉语为办刊语言的3种，仅占0.16%。在这一背景下，要提高当代中国国际学术话语权，我们应当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积极构建开放包容、客观公正的学术发表与评价体制，在其中给外域学术足够的空间、充分的尊重，也给中国学术足够的空间、充分的尊重，为中国学术与西方世界的平等交流对话、为中国学术更好地进行国际传播、走向世界构筑平台、创造条件，其中包括功能先进、集研究支撑、学术评价等作用为一体的大型学术数据库等学术战略资源的建设等。从宏观上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构建开放包容、客观公正的学术发表与评价体制，推动学术发表与评价方面微观基础的深化改革。在当前众多科研单位的具体学术评价中，以洋为上、挟洋自重的现象比较普遍。期刊分等、成果评级、业绩奖励等等之中，带“洋”字号的往往会被“高看一眼”；不少科研单位热衷于在国际刊文的比较下一论学术实力、影响力的高下。学术评价中的这些做法，功过得失，值得反思。英国学者汤林森曾以学术出版为例分析过国际学术界“谁在说话”的问题。他指出，对这一问题产生影响的，“至少在西方世界是以私人资本家企业为主的各种出版公司，它们的主要营运目标是学术书籍、期刊等等市场。因此，究竟哪些书得以出版（也就是‘谁在说话’的问题），主要也在于商业标准，亦即市场需求。经此运作的结果，乃是某些书籍与期刊得以在最具有权势、最富裕的国家当中流通，而这些流通的著作通常也就被举作代表了某项特定问题的‘全球性辩论’。然而，不管从哪一个层次来说，这些文本的流通，都是由西方那些（相对来说）较为富裕的学术机构所决定的，而这些机构代表的又都是资本主义的利益，提供了（通常是多国籍的）学术出版公司所需要的市场。再怎么看，这等情势绝对不能等同于‘全球性辩论’，如果我们当真指的是‘全球’”。在具体的学术评价中，我们不能简单将在西方出版或发表等同于学术成果的实际价值或影响力，而是要从外在形式评价进入内容本身的评价，根据研究成果的内容作出相应的学术判断。具体学术评价中这些方面的改革，是我们从宏观上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有效推进开放包容、客观公正学术发表与评价体制建设的重要基础。

四是要处理好学术话语体系与话语权建设中的一系列关系。例如，研究中国与研究世界的关系。提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动因，是复杂的中国实践需要植根中国大地的智慧予以引导与支撑，空凭从西方借来的体系、方案解释不清中国现象、解决不了中国问题。因此，建构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离不开植根中国的研究、面向中国的研究。但与此同时，中国学界也应一如继往地关注世界、研究世界，努力对当今时代人类社会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作出中国答卷。对于提高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而言，研究中国与研究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再如，研究中国与表述中国的关系。当前诸多关于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及国际学术话语权的研究，关注的重点在于如何向世界说明中国、传播中国，关注此间我们的言说方式与言说艺术。其实，提高国际学术话语权，既有一个“如何说”的问题，更有一个“说什么”的问题。透彻地研究中国是精确表述中国、巧妙传播中国的前提，两者都是当代中国国际学术话语权建设不可偏废的基本内容。又如，增进学术自主性与扩大学术开放的关系。封闭不等于自主性，从一定意义上讲，在封闭的条件下也无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性可言。当代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与国际学术话语权建设，不应当也不可能在“自说自话”中开展。国际学术话语权确立于国际学术交流互动的过程之中。20世纪30年代，刘絜敖先生曾就中国文化发展提出过 “不同化”、“不独化”的观点：“我们不同化，这是说我们应该尊重我们独立自尊的文化与民族，不可在与欧美文化接触之时，便为欧美文化所同化。……我们吸收欧美文化，只为补我们固有文化之不足，所以我们虽可大量吸收欧美文化，但吸收过来，我们即须使其立刻中国化！我们不愿生吞！我们不可活剥！我们不愿在我们的腹内，有一个可以致命的顽梗不化的怪东西！”“我们不独化，这是说我们应该了解世界生活和世界文化的相关性，不可闭关自守地企求复古。”在全球化、信息化等成为重要时代特征的今天，讨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国际学术话语权的建设问题，“不同化、不独化”仍然是我们应当秉持的一个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