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1954—1955年思想文化界开展的“胡适思想批判”，是人民立国的需要，取得了重要成就。批判过程中虽然存在某些局限，但主流是正确的、积极的，绝不允许季羡林们用历史虚无主义抹黑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批判启示人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毫不含糊地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和主导地位。

进入新时期以来，对1954—1955年“胡适思想批判”的议论多了起来。有的人以政治追究的姿态，维护胡适政治立场的反动性，有的人运用狡黠的修辞术，否定胡适实验主义唯心论的消极性，有的人彻底否定那场批判。季羡林甚至认为，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浪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终成为‘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乱哄哄一场闹剧”。1所有这些，都不是实事求是之论，而是用历史虚无主义抹黑了那场思想批判运动。

其实，当时的那场批判为多种历史合力所造就，带有偶然性同时又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取得了重要成就。新中国初年几次思想斗争的操作方式并非无可挑剔，也并非没有错误的判断，譬如对胡风的批判，那是从三四十年代积聚起来的左翼文艺内部宗派主义矛盾激化所酿成的一场悲剧。但对胡适的批判主导面没有错，那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继续，是人民立国的需要，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马克思主义领导权和主导地位的一项重要举措。

一、1954—1955年开展“胡适思想批判”，最直接的原因在于胡适是马克思主义和人民革命的死硬的反对派

1954—1955年，之所以展开“胡适思想批判”，最直接的原因在于胡适是马克思主义和人民革命的死硬的反对派，他始终抵制和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始终反对和仇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

1954年九、十月间，山东大学学生李希凡、蓝翎在《文史哲》和《光明日报》分别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运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论和形式主义观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把《红楼梦》看成为“作者自传”，是曹雪芹“感叹自己身世”的“情场忏悔”，“为十二钗作本传”，是“怨而不怒的书”2。李、蓝的文章正确指出，俞平伯评价《红楼梦》“和胡适的目的不同”，但“都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否认《红楼梦》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会的人的悲剧……把《红楼梦》歪曲成为一部自然主义的写生的作品。”3

李、蓝文章批评了俞平伯的观点，同时也把俞平伯与胡适区分了开来，把胡适的反动性亮了出来。上个世纪20年代，胡适把杜威的实用主义（胡适直译为实验主义）引入《红楼梦》研究，俞平伯、顾颉刚等人都受到他的影响，形成了一个胡适所称谓的“新红学”。这种“新红学”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旧红学”生硬比附、牵强索引的局限，又抛开了“旧红学”满足于文内评点的不足，能够熔铸观点形成完整的文章。但是他们没有能够跳出“旧红学”旧考据的窠臼,仍不能真正破晓《红楼梦》的价值和艺术真谛。这些人中，俞、顾等人只是《红楼梦》研究上的学术问题，而胡适做学术则带着鲜明的政治目的性。

胡适谈到自己从事《红楼梦考证》和《水浒考证》，明确宣示：“少年朋友们，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章。这些都只是思想学问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用这个方法来做学问，可以无大差失；用这种态度来做人处事，可以不至于被人牵着鼻子走。……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教人一个不受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 4他以青年导师自命，要防止青年“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旨在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牵着青年的鼻子跟他一起效命于国民党反动派，并且走进他设置的“全盘西化”的陷阱。

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作为新文化阵营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当马克思主义引起《新青年》同人中李大钊、陈独秀的重视之后，便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坚决反对派。陈独秀张扬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德先生和赛先生），他可以和陈独秀结成同盟，当陈独秀走向社会主义，他就和陈独秀分道扬镳。李大钊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宣传社会主义，他便与其相反对，以宣传“主义”流于纸上空谈、“被无耻政客利用”和同一主义的不一致为由，反对传播马克思主义。他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国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危险吗？”5这种“理由”显系诡辩，坏的“主义”当然要识别之而予以杜绝，但好的“主义”是不能和坏的“主义”一锅煮的。怎么能够因为有多种“社会主义”就取消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必要性呢？所以李大钊对于胡适的用心进行了坚决的揭露，他针对胡适把问题与主义分割开来的做法，正确指出：“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6他直言宣告，并作掷地有声地回击：“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战胜的时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登在《新青年》上。……我总觉得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像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些猫、狗、鹦鹉、留声机，尽管任他们给我们作头衔那有闲工夫去理他！”7

“五四”之后，胡适的思想一直没有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自觉的敌人。关于他的思想，1930年，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里有一段较为完整的表述，胡适说：

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8

他接着说：

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战线。这个希望是错误的。辩证法出于海格尔（张按：黑格尔）的哲学是生物进化论以前的玄学方法。这两种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只是中间隔了一层达尔文主义。达尔文的生物演化学说给了我们一个大教训：说是教我们明了生物进化，无论是自然的演变，或是人为的选择，都由于一点一滴的变异，所以是一种很复杂的现象，决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会有一步跳到之后可以一成不变。辩证法的哲学本来是生物学发达以前的一种进化理论；依他本身的理论，这个一正一反相毁相成的阶段应该永远不断的呈现。但狭义的共产主义者都似乎忘了这个原则，所以武断的虚悬一个共产共有的理想境界，以为可以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即到，既到之后又可以用一阶级专政方法把持不变。这样的化复杂为简单，这样的根本否定演变的继续便是十足的达尔文以前的武断思想，比那顽固的海格尔更顽固了。9

胡适的这些话有三层意思：一，他明确地告诉了他的思想归属，即他是唯心主义思想家赫胥黎和杜威的信徒，崇仰庸俗进化论和实验主义；二，他歪曲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等同于这之前的黑格尔的“唯心的辩证法”；三，他信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反对所谓“狭义的共产主义者”为由，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学说。

可见，胡适反对谈“主义”是假，他反对谈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是真，崇仰的是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其相关哲学庸俗进化论和杜威实用主义。赫胥黎的庸俗进化论来自达尔文，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达尔文“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目的论’以致命打击”，否定了上帝造人的神话。赫胥黎宣传进化论并把它运用于社会问题的阐释，对于打破凝固静止的保守观念具有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思想不能科学揭示历史运动规律，囿于社会改良反对社会革命，陷入了机械的庸俗进化论，胡适接受的正是这种进化论。杜威的实用主义回避哲学上的根本问题，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用主观经验论和形而上学反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抹杀真理的客观性。胡适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等同于此前的黑格尔“唯心的辩证法”，其错误及其反动性导致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理论”，“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10的粗暴否定。在从晚清到民国初年的语言环境中，庸俗进化论和唯心主义实证论虽然带着自身的局限，但针对信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道学家，它使胡适在废除文言、提倡白话文的历史链条上作出了贡献；但是当胡适出于顽固的资产阶级右翼偏见，把这种唯心主义认识论、方法论用之于观察社会革命运动，便突出地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及其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敌对性，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的死硬反对派。

处在国民党蒋介石大地主大资产阶统治时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并非没有价值。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有些人不了解共产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用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11与此相关，在中国无产阶级主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当中一般并不否定启蒙理性的价值，只有当资产阶级右翼提倡“自由、平等、博爱”同时又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视为洪水猛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才予以辩证批判，揭露其实质。

胡适就是鼓吹“全盘西化”而又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为洪水猛兽的资产阶级右翼文人。出于深刻的阶级偏见和认识论根源，他一辈子效忠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有些时候搞些小骂大帮的把戏，提倡“好政府主义”，但与马克思主义势不两立，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势不两立。他崇仰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国家意识形态，把新起的社会主义苏联与法西斯主义的德、意相提并论，以作为“民主”的英、美的反衬。他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放弃革命的武装，却又支持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甚至企图坐上“总统”宝座，作为美国培植的“第三势力”代表，与蒋介石集团狼狈为奸。全国解放前夕，他追随国民党反动派逃离大陆，在赴美途中，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使“人民基本自由无法存在”。他赞扬蒋介石拒绝和平协定，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仍然表示“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在美国期间，他又是发表演说，又是写文章，攻击新生的人民政权，诅咒“共产党徒”，诬蔑人民革命的胜利“是莫斯科阴谋的实现”。从美国返回台湾后，为了表达对蒋介石集团的效忠，他借读美国新自由主义者哈耶克的《到奴隶之路》（通住奴隶之路）），对自己20年代曾因去欧洲取道苏联谈到“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仰是社会主义”追悔莫及，表示“现在想起，应该有一个公开忏悔”。

全国解放后胡适虽然离开大陆，但他所投靠的美国帝国主义，他所继续效忠的蒋介石集团，仍然是新生的人民政权的主要敌人，反动的意识形态，还在思想文化领域阻挠着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因此，与美国帝国主义、蒋介石集团及其代表人物的斗争，仍然是全国解放后一定历史时期内建设人民政权和巩固人民政权的必需；因此，对于胡适这样一个人民革命的死硬的反对派，这样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敌人的批判，实际上是人民革命的继续。以至于1954—1955年的那场批判并没有拘囿于《红楼梦》研究，而是直指胡适及其资产阶级唯心论，揭露和批判他反动的政治目的，引导广大青年和文化工作者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迎接新的时代，投身新中国文化建设的高潮。

二、这场批判是人民立国的需要，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领导权和主导地位的一项举措

这场批判是人民立国的需要。它是毛泽东人民立国总体性思想的体现，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领导权和主导地位的一项举措，同时也是夯实人民新文化和新文学理论基石的一项举措。

1954—1955年，我们已经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正在胜利地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的经济基础正在发生重大变革，这就要求必须建设并确立起与人民国家的新政治、新经济相适应的国家意识形态。如果不是这样，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脱节，上层建筑各要素之间譬如政治、法律与意识形态之间相脱节，就不可能稳固人民的新国家，就不可能全面实现人民的翻身解放。为此，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明确提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2这“核心力量”和“理论基础”不但要体现在基本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建设当中，而且要体现在国家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的建设当中。广大劳动人民所建设的新国家，不但在政治上、经济上而且在思想文化上都必须坚定地确立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它领导的革命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而是遵循社会改造总体性原则，遵循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运动的原则，全面致力于人民的翻身解放，致力于创建以人民为主导的现代民族国家。在土地革命时期的苏区、抗日战争时期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革命的主要方式是武装斗争，但同时又须臾没有放弃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以至全国解放后，往日的革命圣地便成了人民共和国的“摇篮”、“雏型”。延安时期，毛泽东曾经把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朱德和文化革命的旗手鲁迅并提，诙谐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在毛泽东这里，枪杆子、笔杆子都不能少，革命文化是动员民众投身革命的思想武器，又是启发民众实现“全面的自由发展”的重要形式。

正是出于人民革命和人民政权建设的总体性观念，全国解放之初，党中央就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础性建设工程。就国家意识形态而言，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旧时代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已经和正在发生根本性变革，但是与新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关联的“文化界”的“思想混乱”却显得十分突出。还在1951年，他从电影《武训传》的放映以及放映后的追捧，看到了党和政府的文化部门对唯心论及其唯心史观的无动于衷乃至盲从。思想文化领域里的作家、学者、文化人有信仰和言论的自由，有信马克思主义和不信马克思主义自由，有信辩证唯物论和不信辩唯物论的自由，但是作为掌管国家意识形态的思想文化部门，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领域的领导权和主导地位，把新中国文化事业当成为五花八门的意识形态俱乐部，显然与人民立国的基本立场相违背。就文艺领域来说，还在延安时期，我们确立了“文艺的工农方向”，明确了“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全国解放前夕，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我们把“工农兵方向”当作了人民文学的方向。这一方向的确立，本乎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历史地位的科学认知，关于人民群众在人类历史和革命建设事业中的地位、作用和理想要求。文化、文艺部门的一些负责人可以宣传“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但从他们对于唯心论及唯心史观的无动于衷乃至盲从，表明他们还不能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这一伟大的理论基石上来认识这一方向的科学性，来自觉、正确地贯彻和捍卫这一方向。

针对文化、文艺部门一些负责人对电影《武训传》宣扬改良主义和唯心史观的无动于衷，对片面谀扬历史上武训的“行乞兴学”现象，毛泽东专门为《光明日报》撰写社论，希望展开“讨论”，澄清混乱。他强调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13正是出于人民立国的总体性要求和与此相关的确立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的需要，他领导了对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

然而事隔三年之后，一些文化和文艺部门的负责人却又在《红楼梦》问题上阻拦“小人物”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毛泽东从中看到这些部门没有能够吸取教训，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在专门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信中，特别指出：“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且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影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之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14

事情就是这样。时当人民立国之际，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些具体负责人的认识一时还难以抵达毛泽东思想的境地，还没有看到建设与新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相适应的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他们的思想还沉睡在事务性管理、尊卑有序的工作惯性当中。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在党内敲起了警钟，继而开展的这场对胡适的批判，其意义即在于在思想文化领域，明确了共产党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主导地位，从而构成了建设人民新国家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三、这场批判进行了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学习，是建国初期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这场批判取得了重要成就。它与建国初年人民立国所开展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斗争相呼应，在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思想文化界进行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和学习，是引导广大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和劳动人民从唯心主义及其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伟大运动。

马克思主义学说由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组成，其中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哲学基础。胡适防止青年被马克思主义牵着鼻子走，最为要害的地方就在于鼓吹和推行实用主义和庸俗进化论，以瘫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哲学基础。

当时的许多文章都准确抓住了胡适所信奉的杜威实用主义与辩证唯物论对立和斗争的根本性问题，即思维对存在的关系，揭露和批判胡适用主观经验论、形而上学和改良主义反对唯物论和辩证法，抹杀真理客观性，反对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等主要思想。人们指出，欧洲近代哲学上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不是胡适所说的可以“不了了之”，而是回避不了的根本问题，正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批判马赫主义时所揭露的，他们用“‘经验’掩盖了哲学上的唯物论与唯心论的路线，并且把两者之混淆不清捧为神圣”，以便贩卖主观唯心主义的种种货色。人们正本清源，揭露胡适的老师杜威实用主义与贝克莱、马赫、詹姆士的前后联系，廓清了胡适“实验主义”的统系渊源。在批判胡适信奉的实用主义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同时，较为集中地剖析和清算了胡适“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的主观主义方法论和“有用即真理”的唯心主义真理观。对于“大胆设想，小心求证”，人们指出，“科学是允许假设的，科学当然更看重实证。假设是什么？假设是从不充分的证据所归纳出来的初步意见。它还不能成为定论，但假如积累了更多的证据或经得起反证，它有成为定论的可能。所以真正的科学家倒是采取着相反的态度的，便是‘小心的假设，大胆的反证’”。如果“先有成见的牵强附会，我田引水”，所得到的结果“自然只是一些主观的、片面的、武断的产物”。15胡适便是这种“我田引水”者，他的“实验室方法”恰与科学的方法相背离。他们实验主义的所谓的“经验”、“事实”，是孤立、片面的“感觉的复合”，是主观印记，运用形式逻辑大胆组织这些“感觉”，所得到的结论可以是“感觉的复合体”，但并不就是客观真理。更为重要的是，方法论不能离开世界观，离开辩证唯物论指导的“假设”与“求证”，在论述社会和历史问题的时候只能走上歧途。马克思主义告诉的是，要从整体去把握事实，一切事物都有它的个别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在认识“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事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16至于“有用即真理”，胡适讲得很露骨，他说，“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它们大有用处才以真理的美名的。我们所谓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真理和我们手里的这张纸，这条粉笔，这块黑板，这把茶壶，是一样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工具”。17其荒谬性一触即见，批判者往往三言两语便切中实质，揭露他从主观好恶、个体私利、阶级偏见出发杜撰“真理”，歪曲真理，“我即真理”的荒谬性，而在美国帝国主义肆虐全球的霸权语境中，这不外就是强权即“真理”、“强权即公道”。

在批判胡适奉行的实用主义和庸俗进化论的过程中，许多学者都能联系胡适在政治、教育、文学、历史等领域的实际表现，进行具体清算。这些清算，实际上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第一次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及后来所作所为进行重新评价。清算过程中有些文章 辩证分析不够，对胡适在历史链条上的贡献认识不足，但许多文章因为抓着了胡适庸俗进化论和主观唯心论的要害，所以常常显得尖锐深刻。譬如，有的学者把胡适充当“美国的文化买办”、效忠于蒋介石反动集团、反对人民革命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同他的哲学认识论、世界观、价值观联系起来考察，较好地揭露了他政治思想的本质。18有的学者从胡适认识论方法论的非科学性和价值观的局限性，揭橥其文化及文学研究的存在问题，指出“他能考证出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但他证明伟大诗人屈原不存在。他看见一个塔的真伪，却看不见帝国主义的存在。他只能运用些极简单的索引、归类的整理工作，能排一排年代，而不能解释社会、历史的最粗浅的现象。愈在历史的关键问题上他就愈不顾事实，伪造证据”。19有的学者突破以“五四”为临界机械划割“新”与“旧”的文化阐释定势，指出白话文的提倡和实践始于晚清文化和文学改良运动 ，“这一段的文化史和文学史可惜到现在还没有比较系统深刻的研究和论述，所以关于它对‘五四’前夜产生的文学革命的作用，也始终得不到正确的认识和评价”，由此联系胡适的言论，揭露他遮蔽这段史实“把白话文学的发明之冠窃取过来，放在自己头上”， 把自己推上五四新文学运动神主牌“最高位置上”，为自己贴金的“短视自私”。20有的学者还对胡适为提倡白话寻求证据编写的《白话文学史》的存在问题提出批判，文章没有看到胡适借这部书推动白话文运动的初衷，有失之公允之处，但确实指陈了该书因为囿于庸俗进化论和唯心史观而阉割古代优秀作品、歪曲杰出作家和文学遗产、无视和抹煞民族文化中被压迫阶级劳动人民和统治阶级两种文化的对立，从而导致对中国文学史认识的混乱的严重错误。

当然清算胡适的意义主要不在于清算了一个具体的胡适，而是在于借着对胡适的清算，在许多基本问题上，划清了辩证唯物论与唯心论形而上学、与机械唯物论的界线，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线，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和主导地位。批判胡适后思想文化教育部门学习马克思主义成为风气，一批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撰写了一批较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和教材，如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等等。对于这场批判的重要成就，上世纪80年代之前国内学界是形成共识的，七八十年代之交出版的一些现代文化史和文学史都是持着肯定的态度。譬如以复旦大学陆士清为责任编委的二十二校编写组编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简要叙述事件过程后，认为：“这场清算胡适唯心主义的斗争，尽管是从《红楼梦》研究问题上引起的，但它的意义却永远超出了文学研究的范围。它深刻地批判了帝国主义买办文人胡适的反动思想，清算了美国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从而结束了三十多年来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对我国学术领域的统治。……锻炼和壮大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队伍，促进了文艺理论批评工作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了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从而进一步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领导地位。”21

四、启示：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必须毫不含糊地坚持马克思主义领导权和主导地位

1954—1955年思想文化界开展的“胡适思想批判”至今已经60余年，回顾当年的实际，联系在这之后的历史，我们仍然可以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即在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给予经济基础以影响和反作用，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特殊门类，属于思想、精神方面的“软实力”，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必须毫不含糊地坚持马克思主义领导权和主导地位。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22举一足而动全身，“经济社会”的变动实际上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矛盾运动在社会生产、交换和消费领域生出的可见景象；而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事情也并不是孤立的意识形态现象，它总是与“经济社会”、与政治密切相关。50年代，就在我们清算“胡适思想”的时候，美国的杜勒斯们并不甘心失败，仍然寄希望于中国内部的“和平演变”，企望中国青年接受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这些年来，在这个美国主导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制控全球的大环境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总是不断兴起风浪，一些党内外的“精英”热衷于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普世价值”，掀动历史虚无主义，挑战社全主义基本制度，挑战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高等学校，他们利用讲坛、教材实行意识形态渗透。就历史的联系而言，这其实是在继续当年胡适妄图依附美国“全盘西化”的未尽“事业”。

欲变其国必变其国魂，这个道理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家思想家清楚，欲在中国实行通盘“华盛顿共识”的“文化买办”们也清楚。1933年3月22日，《申报·北平通讯》报道：胡适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对此，鲁迅在《出卖灵魂的秘诀》中揭露说：“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导师。但是从中国小老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23他把胡适看得很准，尖锐地剥露了胡适的深层意涵：图谋日本人用他们的国家意识形态“征服中国民族的心”。1954—1955年批判胡适的时候，有的学者也同样从胡适贩卖实用主义、追随美国推崇“全盘西化”的行径看到了这一点，他们说，“胡适的买办文化的作用是为美帝国主义征服中国人的心。”24胡适的这个用心，那些与胡适心灵相通的“公知”们也并不回避，90年代“新启蒙”运动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扬言，胡适“的真正价值还是在他毕生挂怀、一贯坚持的中国的民主、法治、宪政上。……百年回首，道路不可能不是迂远的，然而也只有耐着性子走下去，毕竟这是全人类迟早要走的必由之路”。25此人否认因为国家性质不同民主、法治、宪政问题上应该有阶级的区分，因此我们必须给以揭穿和补充：他所提倡的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法治和宪政；他们要为胡适翻案，其用心就是妄图用西方资产阶级这套东西征服中国民族、中国人民的心。当年的“胡适思想批判”并非没有缺点，缺点是存在的，对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贡献，在近现代学术史链条上的成绩，在提倡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上的作用等，都缺乏必要的肯定。但是季羡林们夸大批判中的缺点，用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笼统抹黑这场批判，是不得人心的。对于这场批判，毛泽东在1957年作过辩证分析，他说：“我们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26他从尚待解决的存在问题谈事，但对于“很好”的成绩是充分肯定的，体现了人民领袖、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的理性精神。

可见，面对不可一世的通盘“华盛顿共识”，我们应该牢记毛泽东人民立国的总体性思想，牢记1954—1955年批判胡适的经验，真正实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对于现代资本主义，我们当然不能一概排斥，西方发达国家中属于人类历史进程中好的东西，我们要吸收过来，但是对于以私有化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及其国家意识形态，我们决不能复制，决不能“全盘西化”，必须把它放在辩证批判的历史审判台上。社会主义条件下批判资产阶级的方式是多样的，第一种方式是通常情况下常规性文化批评，第二种方式是当某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危害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建设，或者当国家意识形态尚处在初建阶段，就必须经由相关部门、社会团体有引导的适时展开主动积极的文化斗争，就跟当年的“胡适思想批判”一样。形式虽然不同，但也都要正确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现在有一种倾向，笼统否定第二种方式，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80、90年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邓小平最为坚持也讲得最多，但是党内某些人硬是凭借手中的权力淡化它，消氓它，在领导权和主导地位上与资产阶级讲统一战线，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进攻，姑息养奸，不提，不管。事情的结果是，你退一步它进三步，你不切实有效地坚持马克思主义领导，它就会在意识形态部门从各个环节蚕食和消解马克思主义领导权，甚至形成一种体制性隐型存在。这个沉重的教训，应该引起切实的反省。在这个现代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在这个从旧社会、旧制度而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意识形态领域不可能纯粹化；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和主导地位就决不能够含糊。而且，批判资产阶级的方式也决不能只是满足于某一种，而是两种方式都要科学掌握，适时适事有效而用，以形成常态化。

注释：

1 季羡林：《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116—117页。

2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69—86页。

3 李希凡、蓝翎：《〈红楼梦研究〉》，1954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

4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集》，第5卷，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18—519页。

5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

6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8月17日《每周评论》第三十五号。

7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8月17日《每周评论》第三十五号。

8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集》，第5卷，欧阳哲 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08页。

9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集》，第5卷，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08页。

10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横排本，278—279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3卷，10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根据1953年5月第1版重印。

12 毛泽东：《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133页。

13 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人民出版社1967年，6页。

14 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人民出版社1967年，10页。

15 郭沫若：《三点建议》，《胡适思想批判》，第1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30—31页。

16 列宁：《统计学和社会学》，《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页。

17 胡适：《实验主义》，《胡适文集》，第2卷，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23页。

18 参见李达《胡适政治思想批判》（《胡适思想批判》第2辑）、艾思奇《胡适实用主义哲学的反革命性和反科学性》（《胡适思想批判》第2辑）等文章。

19 任继愈：《胡适的实验主义思想方法批判》，《胡适思想批判》第1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83页。

20 参见钟敬文：《胡适在新文学运动上作用的重新估价》，《胡适思想批判》，第4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262页；黄药眠：《胡适的反动文学思想批判》，《胡适思想批判》，第5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171页。

21 二十二院校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史》（1），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57—58页。

22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657页。

23 鲁迅：《出卖灵魂的秘诀》，《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76页。

24 汪子嵩、王庆淑、张恩慈、陶阳、甘霖：《批判胡适的反动政治思想》，《胡适思想批判》第1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29页

25 李慎之：《回顾”五四“学习民主——给舒芜谈鲁迅、胡适的信》，《胡适还是鲁迅》，谢冰编，工人出版社2003年，33页。

26 《毛泽东传》，上卷,，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298页。

原标题：《1954—1955年“胡适思想批判”之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