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复兴中的“精神独立性”

——中华文化的“讲清楚”与“发扬好”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辛鸣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谈论中华文化的频率很高，讲价值观的时候要求传承和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国家治理的时候要求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讲党的建设时也提醒要从中华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在对外访问中更是把中华文明作为第一名片不失时机地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我们为什么要对中华文化如此推崇备至，我们又为什么可以对中华文化如此高度自信？这一切的背后是当代中国社会对保持精神独立性的深刻感悟和高度自觉。

　　在西方主导的国际格局和强势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中国社会的一些人不知不觉从思想上缴了枪，精神独立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毛泽东曾经讲过一句话，“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顺着这句话讲下来，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同样是要有精神的。这既是对中国革命胜利经验的透彻总结，又是对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提醒。当然，这里讲的精神并不是一般意义上泛泛而谈的精神，而是指真正属于自己的、从自己的文化中生长出来、并且作用于自己的社会实践、与现实世界各种各样的精神相互激荡中能保有“独立性”的精神。

　　那么何谓“精神独立性”呢？概而言之就是一个社会从精神层面上对如何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评价问题、解决问题有自己独立的不受他者主宰与左右的思维、价值与方法。当一个社会在如何认识世界上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在如何评价世界上有自己独特的价值立场，在如何应对世界上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路径，我们就可以讲这个社会保有了它的“精神独立性”。

　　对于一个社会来讲，精神独立奠定了经济政治社会独立的前提，精神独立也保证了经济政治社会在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如果一个社会在精神层面上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唯他人马首是瞻，不能在精神层面上想清楚、讲清楚什么是好、什么是应该、什么是有意义，怎么可能走出一条前无古人的新路，怎么可能确立起优越于他者的全新制度，又怎么可能把自己选定的道路信心百倍、义无反顾、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应该说中国社会精神独立性的问题本来不成问题，中华文明五千年的绵绵不绝，中国社会百余年来不屈不挠的奋斗与抗争，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探索与实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提出等，都是中国社会精神独立的最好证明。没有高度自觉且充满自信的精神独立，这一切都是难以想象乃至不可能的。

　　但是这一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今日中国社会，还真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与现代国际社会的格局有关，也与中国社会的发展方位有关。

　　现在的国际社会格局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方式和社会价值观主导下形成的。尽管所有国家、所有群体都是在这一格局中生产产品、积累财富、分享红利，但这一格局与状态主要是有利于发达国家利益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了他们的既有利益，当然会想方设法维持这一格局，并强化支撑这一格局的发展方式与价值观，甚至把它提升到“普世”和“永恒”的高度。在既定格局的影响和强势意识形态的渗透下，中国社会的一些人就不知不觉从思想上缴了枪：在全世界都适用的东西我们中国怎能例外？人类社会到资本主义都已经到头了我们还折腾什么？

　　更重要的是伴随着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交往的更加紧密和中国面向世界的更加开放，中国社会需要也正在从西方社会“拿来”很多东西，从技术到管理再到制度。小到高速公路的标志牌、大型超市的促销商标签，大到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体制、企业运行的混合所有制产权模式、按要素分配的收入分配体制等。而且这种“拿来”很多时候还必须“全面”拿来，一星半点的拿来、断章取义的拿来不仅不会有正效益，还会产生连西方社会都不会有的苦果与弊端。于是中国社会的一些人就认为：既然都要“全面”了，还要什么自己的精神独立性，把人家的精神也拿来不是更加的“全面”？

　　中国社会的精神独立性就在这样的情境中一点一点被削弱、被淡化了，相应的中国自己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实践也就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与挑战。因此，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提出“精神独立性”问题，已经不是杞人忧天，而需要亡羊补牢了。

　　中国社会的精神独立性要有滋养它的土壤，它的源泉，这就是中华文化

　　意识到精神独立性固然重要，呵护涵养精神独立性更加重要。精神独立性不是想当然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仅靠豪言壮语就能喊出来的。中国社会的精神独立性要有滋养它的土壤，孕育它的源泉，这就是中华文化。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指的就是中华文化对中国社会精神独立性方面的贡献。现仅从中选择三个方面略作阐述：

　　——中华文化孕育了中国社会独特的思维方式：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

　　思维是精神独立性中最深层次的属性，不同的思维方式会形成不同的世界观。与西方文化中不断剥离、不断区别、不断分割的那种原子式的注重分析的思维不同，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更突出的是一种不断整合、不断扩散、不断融合的整体性思维，从整体上来观察世界、理解世界。比如，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受中华文化滋养的中国人不像西方文化那样把自然界与人对立起来，人对自然界只是单向度的无限掠夺，而是把自然界与人看做是一个整体。又比如，在对待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上，不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是一种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天下观，我的存在是因为有你的存在，你、我、他共生共处才成为“天下”，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中华文化塑造了中国社会根本的价值追求：和而不同的和谐价值观。

　　价值是精神独立性中最根本的属性，价值不同所形成的行为、所构建的世界也会有不同。无论是在本体论上把世界本原归于独一无二的“一”，还是在宗教观上确立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西方文化价值观中“唯一性”的情结始终挥之不去。但是在中华文化中，即使作为最高的“道”，也不是某种确定的东西，而是一种状态，一种阴阳谐和的状态，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以音乐为例，宫商角徵羽五音皆备，一曲美妙的“韶乐”绕梁三日；如果只要一个音调，那听到的就是啄木鸟啄树了。具体到大千世界来说，不是说把万事万物都变成一个样子、一种性质，而是让万事万物都按自己的样子、自己的本性自由生长、平等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和谐状态，并会产生新的东西。这就是中华文化中一句很经典的话“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所讲的意思，这句话也讲出了中华文化所倡导的价值的最高境界：“和而不同”。

　　——中国文化积淀出中国社会基本的发展方法：生生不息的日新方法论。

　　一个社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所采取的基本方法是精神独立性走向实践时最直观的体现。在中华文化中，没有什么永恒、到头的社会状态，“日新之为盛德”，“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的社会状态就在我们的不断努力中逐步展现；世界的变化也不是单线式的发展，而是“反者道之动”，要善于从历史中汲取自强不息的动力与智慧，不能在追求目标的时候异化了自己，不能走得远了就忘了为什么要出发；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不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走极端，而是“从容中道”，“允执厥中”，在协调平衡中坚毅前行。

　　中华文化中的这些思维、价值与方法塑造了中国社会的精神独立性，也给与了中国社会以高度的自信。当今天的世界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环境问题时，“天人合一”为人类修复自己的家园送上一剂良药；当今天的世界因为各种各样的利益纠纷与冲突而可能擦枪走火的时候，“和而不同”恐怕是实现各得其所的唯一选择；当人类社会越来越沉湎于社会发展方式“唯一解”的时候，让“生生不息”告诉我们还有别样的可能性、别样的精彩是很有意义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要求 “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的深意所在。

　　选择了社会主义并坚持下来的并不多，中国可谓个中翘楚。能做到这一点，与中华文化精神对社会主义的契合是分不开的

　　当一个社会在精神上保有独立性的时候，在社会发展方面的独立性就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情了。远而言之，不会屈服于他者的压迫奴役，一定要争独立求解放，这就是170年来中华民族的奋斗抗争；近而言之，不会甘于照抄照搬他人的做法，一定要走自己的路，这就是60余年来中国社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实践。

　　关于中国社会为什么要走自己的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现在讲得比较多的是国情和历史使然，这诚然是事实也很重要，但还不够，真正要讲全面就还要讲“独特的文化传统”。

　　百余年来世界上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国家并不少，但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并坚持下来的并不多，中国可谓个中翘楚。能做到这一点，与中华文化精神对社会主义的契合乃至与马克思主义的良性融汇是分不开的。

　　在中华文化的思维中，从修身到齐家再到治国平天下，像同心圆一圈圈向外扩展，“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个体不是在与国家社会的张力中凸显自我，而是在融入家国天下中找到存在的意义。这样的文化精神，就很自然地成为价值观上的集体主义、所有制层面上的公有制、分配方式上的共同富裕等社会主义属性所亲和适宜的文化土壤。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近百年来中国社会接受社会主义的历史路径中看得很清楚：当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心理被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剥削事实所放大之后，自然会对私有制有天然的不感冒，而对公有制产生些许希冀，对共同富裕更有种本能的亲近感。再比如，中国社会对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这一模式的认可同样有着一种文化心理的延续。既然我们相信“满街都是圣人”，相信圣人与君子可以做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什么不可以对坚持先进信仰集聚优秀成员的中国共产党以相应的期待？更进一步看，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中国威胁论”是无稽之谈？习近平总书记最近的一次讲话讲到了根底上：“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所以，从一个侧面来说，不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选择了中国社会，而是中华文化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

　　西方社会的一些人老跟我们矫情，说什么你中国总说不走西方的道路，不照搬西方的观念，其实你们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和你们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不都是从西方拿来的嘛！这种说法看似很有事实依据不好反驳，其实不然。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仅仅是名称上在社会主义前加了“中国特色”四个字，也不仅仅是实践层面把“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简单焊接在一块的“拉郎配”；同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仅仅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成“中国话”然后照本宣科，不仅仅是郑人买履式的拿马克思主义本本来套中国的问题，而是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的、在中华文化渗润滋养中“化”出来的全新理论与全新实践。

　　当然，我们做这样的分析并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有马克思主义，就有社会主义，而是说当通过政治革命把马克思主义的种子，把社会主义的种子播种下去之后，中华文化的沃土可以、也确实让它们茁壮成长了，并且成长为站在巨人肩上的全新创造，成为了中华文化中的新内容。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世界社会主义只有500年的历史，但习近平总书记却讲“中国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深意所在。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溯5000年，让它不仅成为一条政治发展道路，还是一条文明发展道路，实赖于中华文化的“化育”之功。

　　没有中华文化的随时维新，老祖宗的精神独立性挽救不了不肖子孙的坐吃山空。要在创新性发展中实现中华文化的“现在进行时”

　　当下中国有两个概念同时在使用，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是中华文化。很多人在使用这两个概念的时候往往不做区分，其实它们是有区别的。中国传统文化是过去完成时，尽管我们可以不断对之做出新的理解与阐释，但其内涵毕竟是既定的；而中华文化则是涵盖过去现在未来的一个动态概念，不仅包括过去5000年文化的灿烂，也意指今日中国文化的繁荣，更要求未来中国文化的辉煌与复兴。

　　没有中华文化的随时维新，老祖宗的精神独立性挽救不了不肖子孙的坐吃山空。就算把老祖宗的好东西原原本本不打折扣地全部接受下来，昨日的旧船票也登不上今日的客船，毕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复古。所以对于今日中国社会，不仅要讲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内容传承下来，更要大讲特讲中华文化的“现在进行时”，让中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赶上时代、引领未来，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实现中华文化的“现在进行时”，不要停留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具体文化内容的简单重复，而要重视文化精神的阐幽发微。具体的文化内容再“抽象继承”也会留有过去时代和原来社会形态的印记，过分解读容易有牵强附会之感，对现实社会作用有限。应该回望甲骨文但是不能钻进故纸堆。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各种各样的“国学热”不断，但难成大气候、难有大作为，原因也在于此。而文化精神则以其超越性，让时代包容性、适应性倍增了好几个数量级，更易于与新的时代、新的使命无障碍对接。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华传统美德已经是我们突出的优势，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我们还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地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理所在。

　　实现中华文化的“现在进行时”，还要善于把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现代西方的文明成果坦坦荡荡大大方方地“拿来”。“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精神独立性不是固步自封，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广泛的文化交流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变成我们的养料，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让我们更独立、更强壮。在中华文化的滋养下，我们把印度文明中的佛教“化”为了中国佛教，我们把西方文明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化”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这种“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品格，还有什么样的文明成果不能在中华文化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呢？歇斯底里地拒斥外来文明成果本身就是精神独立性缺失，虚弱不自信的表现。

　　当然，这个“化”是有讲究的。守不住主心骨，没有好办法，很有可能在“化人”的过程中被“人化”。比如，这些年来我们开始重视中华文化的“走出去”。怎么样走出去？用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怕人家听不明白也不感兴趣，于是便想用人家的话语、人家的概念来讲中国故事。听起来似乎是很聪明的办法，其实隐患很大。别人的话语、概念背后是别人的文化思维方式。就好比前些年一部电影《功夫熊猫》，“功夫”是中国的，“熊猫”也是中国的，甚至电影里的所有文化元素都是中国的，可“功夫熊猫”却不是中国的，反映出来的文化精神与价值观是地地道道好莱坞的。我们不是说一定要固守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只是提醒从事外宣的同志们，寻找一种既能反映中华文化真精神又能为西方世界所明白的话语方式并不是一件想当然的事情。

　　那么，如何做到“化人为我”而不是“我为人化”？一位历史学家曾经打了个很形象的比方：人是要吃猪肉的，但是通过把猪肉消化为人的肌肉来强身健体，而不是让人变成猪。这既是实现中华文化“现在进行时”的底线思维，又是实现中华文化“现在进行时”的至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