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流变
作者：老田
这是一篇对中华文明的历史做简单回顾的文章，笔者试图超越左右两种“西方中心论”的影响，立足于中华文化自身的视野，着眼于人本身，对比西方背景，来看待中华文化的过去和未来。
中华文化的产生，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既与地理状况匹配，也与人们的主动选择相关。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来自人人平等的时代，具有天然的平民主义特色和反对精英主义的内在根据，所以至今仍然为大陆精英主义者所憎恶，有人宣称“批判中华文化仍然是当务之急”。中华文化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底定全部轮廓，后世甚少革命性的扩充和创新，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曾经发生非常大幅度的流变。
正是因为中华文化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中华文明的历史演进过程在世界历史中独树一帜。中华文化产生于氏族社会解体的时代，当时的思想家正是在道德主义黄金时代“由正而反”过程的基础之上，对人类未来“由反而正”的道路做了通盘思考，其内核精神涉及到全人类的未来和全人类的历史命运，所以中华文化的精神必将烛照人类的未来。
非常有对照意义的是，中华文化产生于人类的童年，当时由于人类没有爪牙之利所以生存困难，需要团结奋斗求生存才导致一个道德主义的黄金时代；而今天中华文化的复兴将肇因于技术进步使得对自然的索取无度变得无法容忍，从而需要人们克制自身的欲望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而克制地使用已有的技术手段。而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必备社会条件是：要在社会上排除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即排除丛林法则在人类社会中的适用为前提条件。这是一个人类由技术手段不足到技术手段过度，从团结奋斗以弥补不足到实现共同自觉、协调安排未来而克制自己的欲望的过程。
一、中华文化的产生和确立
中华文化的产生过程非常久远，而中华文化确立的时代则相对晚近，大致是周代。春秋战国时期则是中华文化的定型期。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一些自然和人为的因素，明显对中华文化的特色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决定性影响。
（一） 道德主义思想遗产进入中国文化核心源流的过程
1、 地域广袤与心胸开阔
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是黄河流域的汾河谷地，渭河平原和黄淮海大平原，总面积超过30万平方公里。在古代由于人口稀少，所以土地非常宽裕，在农耕时代人地矛盾不突出，无疑为人们和谐相处、互谅互让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客观条件。
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和其它主要文明发祥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古埃及和巴比伦是狭小的绿洲地域，而希腊则是多山少地的半岛。虽然不能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援用“地理决定论”，但是在人类的童年，人们对自然的依赖和被动适应程度，要远远高于今日。同时每个文明的先民的活动地域又确实非常有限，在技术上几乎没有逃避和克服地域影响的可能，相应地自然留在人们心灵深处的烙印也非常深刻。
由于当时处在农耕社会中，而土地又几乎无限，所以作为劳动力的个人无疑就是第一位的财富，以人为本是中华文化的主要特色。孔子希望通过为政以德，以达到“四方之民负襁褓而至”的效果，所以实际上“仁义道德”还是有现实利害基础的，并非一相情愿的空想。即使是兵家也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和“怀敌附远”为最高境界，实际上也是大政治家的套路。
2、道德选择产生的良性循环
为中华文化形成做出决定性贡献的周人是主动选择道德主义的。据史书记载，周人居于渭河平原时期，就已经是“耕者让畔、行者让路”，走路的人相互让个路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让畔意义十分重大。“让畔”意即种地到地头边界处就不种庄稼了，让给邻人种，邻人也照此办理，所以形成了“畔”---空地，这样的空地自然就是一条天然的利益分界线。
正是这样一条分界线，使得在古代农耕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最主要的利益就清楚地划分出来了，减少了许多无谓的争执，使得道德主义的文化遗产能够为人们所接受所传播，这大概也是孔孟之道，能够中国农耕社会中流传二千多年的主要原因。而在游牧社会和商业社会中，就没有这样一条明确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界限，基于生存的利益争执太多，而且利益之间还普遍存在一种互为消长的关系，所以道德主义的社会风尚无法维持，丛林法则却不可能不因此发挥主导作用。
周人热中于道德主义的观念，也为他们受益于“仁无敌、德有邻”的历史过程所强化。《诗经-商颂》里说“邦畿千里、维民所止”，意即从我们这里延伸出去的地盘无边无际，哪里的民众认同我们，我们的疆域就延伸到哪里。据说后来的周文王干戈未动，就已经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武王伐纣也是水到渠成，牧野之战纣王部下倒戈以战，武王不费吹灰之力便大功告成。
认同感的产生，主要就是依靠“不偏不党、王道荡荡”这样的道德主义和平等待人的“王道”手段。后来周人意识到这种制造认同感的招法威力无比，比武力还要管用，还产生了极度的乐观主义，这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们真诚地相信只要是行王道，所有的人都会最终认同他们。
2、 道德主义充分发育而制度化---周礼
由于中华民族的先民居住在汾渭谷地和黄淮海平原上，黄土覆盖层非常深厚。据科学家钻探结果，仅第四纪黄土沉积厚度，汾渭谷地就超过了1000米，而黄淮海平原也达到300-500米，所以铁矿不容易找到，铁器在中国相对晚出。铁器对农业的意义非常重大，是农业生产单位家庭化的决定性工具，是决定私有制充分发展的主要技术因素，所以卢梭说“在诗人看来，使人们进于文明同时也毁了人类的是黄金和白银，在哲学家看来，却是铁和谷物。”
铁器晚出导致中华的先民，在氏族公社中停留了非常长的时间，极大地延缓了氏族社会的解体。由于人口的增加，氏族公社的规模往往达到非常惊人的规模，如诗经里就有“千耦其耘”“十千维耦”的句子。因为铁器是农业劳动家庭化的决定性工具，没有铁器中华先民只好继续实施“共耕制”或称“耦耕制”，氏族公社规模越庞大，集体劳动就越需要进行组织和约束的制度。
道德发生作用的理想状态是团体中个体数目要少，由于中华先民的氏族公社后来的规模很大，仅仅在田里一齐劳动的人就成千上万，道德主义制度化就非常必须，否则无法在这样大的团体里维持必要的秩序和纪律。道德主义制度化就产生了---周礼。后来的周公作周礼，应该是把周礼进行推广，推广到殷的遗民中去才比较符合逻辑。而且在古代要进行这样的创制性工作，大非易事，这个过程估计延续了很长时间，而且有许多人参与并接受了很多前人的经验。儒家学者的一贯说法是尧舜禹汤传之文武，文武传之周公，这样的说法比较可信。周公应该是接受前人的许多经验积累，孟子说“周公身兼三王”，孔子也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但是到了周代初期周公的手上就比较完善了，所以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4、 王道的衰微与霸道的兴起
周代实行分封制度，国人成群接队离开邦畿地区扩散到中原大地，筑城与野人比邻而居，并与野人发生密切的经济文化关系，最终在战国时代完全实现了国人与野人的融合，国人和野人的界限趋于消失。疆域的过分扩大已经埋下道德主义黄金时代崩溃的种子，因为道德发生作用的条件极为苛刻。
道德主义要在社会上发挥主导作用，需要个体的深刻自觉，而个体的自觉在丛林群居时代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个体离开群体是无法单独应付猛兽的威胁而生存下去的，所以个体高度依存于群体，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高度一致。从道德的产生过程看，正是老子所称的“失道而后德”的过程，因为个人与群体利益德分化，“道法自然（自然就是不需要作为自己就那样好）”无法维持就需要以“德行”来规约人们德行为。在农业氏族公社阶段，道德发挥作用也还是具有一定的自觉性，因为个人缺乏铁制工具，无法进行有成效的劳动，所以有共耕制的经济合理性在起作用，此时道德的作用已经需要借助外在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周礼的产生就是道德自觉程度下降的标志。
正如老子所言“礼也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周礼已经是道德发生作用的最后一道防线。不幸的是由于分封制度带来的社区范围的空前扩大，所以利益关联已经大大脱离可以监督的社区范围；由于分工带来利益关系的复杂化，而脱离了舆论常识可以监督的范围；最重要的是工具进步铁器出现，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的依存关系根本丧失，所以道德自觉无法维持；由于以上三个主要诱因，道德主义的黄金时代结束了。“天下为公”就无可奈何地演变成让孔子感到悲哀的“天下为家”，与此相适应，王道政治淡出而霸道政治（实力政治）开始兴起。因为大同成为不可能，所以孔子决心为实现小康而努力。
（二） 主导地位的农耕生产方式的思想烙印和宗教情感主义的形成过程
当时人们生活的主要来源是农业，绝大多数人都是在从事农业劳动，或者在为农业劳动服务，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适应于农耕社会的思想意识不可能不给中华文化以深刻的烙印。
因为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中，财富的生产和积累困难，所以农民形成根深蒂固的“低成本运营方式”，在这种运营方式下，所有的开支必须尽量节约，所有的风险必须绝对避免，否则足以产生简单再生产都难以为继的风险。“低成本运营方式”直到今天还在大陆农村社会流传，如老人普遍仍然把病死在家里---“寿终正寝”作为一种道德性的习惯，实际上如果农民家有10万人民币存款，恐怕就不见得会拒绝死在医院的病房里了。
“低成本运营方式”是与产生力水平相适应的审慎经济决策方式，是保证简单再生产顺利进行所必不可少的。实际上这是直到今天中华文化被批评为“保守、缺乏进取精神”，拒绝革新的主要依据。
同时低成本运营方式与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道德主义，互为表里。没有低成本运营方式，道德主义在社会上就会缺乏普遍意义和被广泛援引；在当时如果没有道德主义，低成本运营方式就无法上升到文化高度，从而登上大雅之堂，农家和墨子思想就难以附骥流传下来。
此外，农业社会的收获量受自然的制约很大，水旱虫等灾害对庄稼收成有着决定性影响，但是当时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有限，能够动用的技术手段欠缺，无法有效抵御和法制防治之。所以产生和信奉一些超自然的主宰力量，并进而把它和人为的德行联系起来的观念，容易产生和流传。其中既有自然知识欠缺的原因，也寄托了人们的一些现实期待，天人感应并不仅仅是一种迷信，而且是道德主义者在泛神论上寄托的理想，而且主要不是统治阶级用来愚弄和欺骗人民的手段，本质上是中华文化的基本人生态度体现：一种温和的现世主义和温和的道德主义。从周易到阴阳五行的思想，从祭祀到礼乐仪式，都有淡淡的宗教情感主义因素在起作用，其中无不体现中华先民一分淡淡的对把握自然力量的期待，一分淡淡的无奈，一分淡淡的道德主义情怀。
（三） 春秋时代的国家政治格局与社会管理上革命呼唤
在春秋短短的242年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发生这样频繁的政治异动的不是因为阶级矛盾的激化，也不是因为社会进步需要突破原来的制度窠臼，而是因为现实的利益格局已经在社会分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可观的差别，而力量格局却不足以保卫国君特殊的利益地位。具体地说就是觊觎国君宝座的人不少，但是国君却缺乏足够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地位，所以孟子说“春秋无义战”。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老子坚决反对强化力量格局来维护利益格局，要求回归到“自然秩序”时代，主张的是“无成本秩序”；孔孟主张降低利益分化的程度并争取社会认同来保证利益格局得到普遍的承认，而使社会秩序得到大家自觉的维持，因为秩序混乱对所有人造成的损害总和，要远远大于最终的得利者所能够获得的最大利益数量，而秩序、等级和权力三者是相互渗透和包含的，所以三者需要同时得到维护，主张的是“低成本秩序”；墨子也是坚决反对利益格局的扩大和社会阶层分化的加深，主张的也是“低成本秩序”，不过墨子是从秩序稳定的基础层面来阐述的，而孔孟是从如何实现层面来阐述的；法家则坚定不移地主张强化力量格局，以维护利益格局的稳定性，在极端化的法家思想（如韩非）家那里，强化利益格局的手段也是在“低成本秩序”的基础之上来实现国家总动员，对韩非所处的时代而言，只有实现了国家力量的总动员，才能最好地服务于抵抗强秦的兼并的目标。
春秋时代是中国独特的国家政权形式和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确立的过程，因为道德主义在社会上的统治地位丧失，社会需要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手段，这是客观上产生了诸子蜂起的时代要求。根据《易经》的说法，诸子是“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所要解决的都是同一个社会问题，即如何用新的管理手段去填补，在道德自觉丧失之前的道德所起到的社会整合作用。所以先秦诸子的思想，没有一个不是集中在安邦治国方面。按照孔子的说法，就是“礼乐政刑，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1、 诸子的思想的侧重点各有不同
中华文化最重要的思想资源，来自三个源流：氏族社会的道德主义思想遗产、农耕社会的人生经验、在一个无法确知的自然界面前所产生的宗教情感主义。这三大思想渊源在四个不同的层面上分别由道家、儒家、法家、墨家所系统表述。
道家不相信有能够取代道德整合作用的手段，所以对社会管理持极度悲观的看法，也因此有强烈的思古情调。根据老子的说法，在古代由于社区关联度小，而且一个团体的数目有限，所以利益关系简单，“结绳记事”的方式就可以应付；后来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圣人只好“易之以书契”；书契也许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利益复杂化就一定会脱离舆论和常识所能够监督的范围，而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和社区的急剧扩大，正是道德主义崩溃的主要诱因，所以“弃智绝圣”与“小国寡民”也有其深刻的内在合理性，因为这是道德自觉发生作用所必不可少的决定性条件。正是因为后世利益无法进行有效监督，所以老子主张“贵柔”“守雌”，主张相互让步甚至是单方面让步，所以反复诉求“弱者道之用”“圣人无私乃能成其私”“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儒家仍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力主以“仁义礼智”在社会上推广道德教化，“大同”既然不可能，那就为实现“小康”而努力。孔子要维护周礼，并不是因为他认为它特别值得推崇，而是因为这是道德自觉发挥作用的最后一道防线。说孔子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想开历史倒车更是想当然，据史书记载，孔子的先人是宋国的贵族（宋是殷代遗民微子的封国），那么孔子应该是殷的遗民，他的天堂无论如何不会是周公时代，而应该是纣王以前的时代。
法家痛感社会管理需要强制手段，以弥补社会上个体道德自觉丧失后的种种不足。从管仲经由慎到、申不害、商鞅，韩非成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所主张的已经不是一般性的国家管理，而是希望实现国家战备动员，以应付在强秦侵削下韩国所面临的覆亡危险。所以韩非不仅希望在现实中走极端，主张“去五蠹之民、养耕战之士”；而且在理论也是走极端，以批驳儒家主张来确立自己的学说，以至于彻底否定道德自觉和个人主动认同的社会作用，希望实现“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际上极端化的法家主张必定在道德极端化，和营造全面目标认同的基础才能实现，否则即使能够成功，其管理成本会高到无法承受的地步。西方民族融合的反复失败和社会长期存在的激烈阶级斗争，秦王朝的迅速垮台就是极为重要的佐证。
墨家除了在道德上继承氏族社会的遗产之外，还很好地表述了在技术不发达的条件下，人们必须“强本节用”以适应自然的思想，很好地总结了农耕社会的人生经验，比较系统地表述了“低成本运营方式”的方方面面。
2、 诸子思想的内在联系
诸子不仅目标一致，而且其思想实质也高度关联。道家的核心思想与儒家的核心观念“仁”相通，“仁”从人从二，是人与人关系应该把握的尺度。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克制自己的利益和欲望按照周礼行事才是仁，“仁者爱人”---能够真诚地为别人利益着想才是“仁”，仁的核心内涵包括克制自己和为他人着想两个方面；而道家则是主张以退为进的处世处事方法，最后成为“君人南面之术”和“哀兵而胜”的治国治兵之道。
与儒家所不同的是道家是单纯方法论的平铺直叙，而儒家则从道德关爱的普世情怀出发论证仁的合理性，最后也可以归结到最高利益层面---“仁者无敌”。极端的法家主张必须以极端化的道德主义做基础才能实现，虽然真儒家不见得欣赏法家思想，但是头脑清醒的真法家必定是真儒家。而根据唐代以“卫道者”自居的韩愈的说法“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认定儒家学者讽刺墨家，乃是没有搞清楚问题的本质。
诸子思想有这样的渊源关系其实不奇怪，因为他们都是处在同一个氏族解体的时代，所以学者的经历和出发点都没有根本不同，在核心源流上都继承了氏族社会的道德至上的精神，所不同的是看问题的角度和所关注的重点。由于当时社会的阶级分化并不特别深，所以道德主义的理想对他们而言，也不算是特别遥远，不是如今天的人们所持的基本态度那样，认为是一种纯粹的空想和虚伪的说教。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不应该苛求古人，而是应该对诸子的真诚努力保有合理的评价。考虑后来中华民族的独特历史轨迹，那就更加不能说先秦诸子的努力是白费了。
在中华文化中，道家具有提纲挈领的高度，可以用来参照理解其它诸子的思想。儒家代表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道德主义。兵家较好地结合了道家、法家和儒家的思想，是三家思想的综合应用。法家关注的是社会管理的强制性制度措施的建立，极端化的法家思想如韩非则必须以儒家的道德教化为基础。墨子在留意道德主义之外，则更多更集中地表述了“低成本运营方式”。
二、中华文化的特色
中华文化产生于氏族社会解体的时代，产生于农耕方式占主导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科学技术很不发达，对许多重要自然现象不能科学解释的时代。这决定了中华文化最主要的三个思想基础是：氏族社会的道德主义、农耕社会的人生经验、在温和的现世主义照耀下的宗教情感主义。西方文化的三大渊源：丛林法则、游牧文化（后来是商业文化）和宗教极端主义；与中华文化恰成鲜明的对照。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是道德主义，这种区别也常常为先秦诸子所自觉关注和重视，“人禽之辨”“夷夏之辨”和“义利之辨”，就是自觉区别于丛林法则的理论努力。
1、 总结性而非创制性
孔子自称是“述而不作”，并不是谦虚，而是真的从氏族主义的道德主义精神遗产出发的总结工作的成果。道德主义和管理问题确实不是单纯的合适的书斋学问，中华文化的主题始终集中人本身和关涉人类的现实道路，在道德主义失落“由正而反”的过程中，揭示了人类未来“由反而正”的终极真理问题，有强烈的现世关怀情结，西方那种纯思辨和纯推理的思想方向，在中国历来都很不受重视。
把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说成是为统治阶级利益的创制性的思想，完全是胡说九道。用来说朱熹的理学还有点谱，朱熹的理学不仅试图把儒学发展成包罗万有的思想体系，而且确实兼容了丛林法则，进而被优势阶级发展成为“吃人的礼教”则是一个现实。
2、 以国家管理为中心和悲观底调
由于道德自觉的丧失，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分化，先秦诸子对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忧虑非常突出，所以治国安邦理论是所有诸子共同关注的中心主题。同时由于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分化，所以公共目标和共同利益从此就缺乏可靠的力量支持，人们由于没有共同利益的实现，个人利益也将没有保障，特别是大多数人---弱势阶层的利益将十分值得忧虑，正是在这样的忧患意识之下，所以中华文化的底调十分悲观。相应地中华文化“今不如昔”的复古情结很重，几千年来，仁人志士的志向都是要“复三代之盛”。
3、 平民主义而非精英主义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极度不发达，劳动成果很少，生存是首要问题，有限的劳动成果只有平均分配，才能够保障氏族成员的最低生存需要。孔子明确表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仅是一种分配上的结果平等，同时也是在生产力极端落后时代的最重要的道德内容。
老子的“贵柔”“守雌”也是自觉让步的另一种表述。孙子要实现上下同欲，其前提条件当然也是当官的自觉放弃特权，以实现“官兵一致”。韩非主张实现国家动员，所有的基本生存以外的需要要全部取消，商人和儒士等被称为“五蠹”---作为社会的蛀虫看待，只有“耕战”之士才是最需要的。墨子和农家的主张就更加极端一些。这所有的主张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必须在社会上“抑高就低”，实现平等，不是现在精英们主张的什么“机会均等”，而是实实在在的结果平等，即平均主义。在这样的认识之下，精英主义者追求的实现优势地位的一切努力，都不具有合法性。
由于中华文化产生于物质条件非常匮乏的时代，如果真正能够在今天的现实中大范围推行的话，就成为一种典型的危机管理和战争动员手段。近代中国能够从百年屈辱中再次站起来，就得益于中华文化的这种精神。同时从1950年代末期开始，大陆因为民生极度困难和外敌的严重威胁，所以国家实际上渐次进入动员状态，当时社会中普遍高扬的道德主义和平均主义，实际上也就是这一危机管理手段的具体要求，文革中对精英主义思想和特权阶层的深刻追究，则是实现“上下同欲”所不可或缺另一个方面。
4、 道德主义而非利己主义
中华文化以道德主义为核心源流，是一种利他主义和利群主义，这种道德主义并非空洞的说教，其根本依据在于个人的生存状态终究无法脱离集体利益的良好实现。这一点在中华文明的演进中得到充分的证明，作为个人受到自然和生理条件的限制是必然灭亡的，但是作为一个民族和相应的民族精神，则可以在种族延续和文化传承中不朽。只有特别注重整体利益的中华民族，实现了民族大融合，具有足够的力量在人类历史上的“游牧民族的黄金时代”里把文化成果保存下来，并在强大的外敌面前最终能够团结一致免于被分割的命运，从百年屈辱中重新站起来。
而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必将烛照人类的未来。因为没有共同利益的实现，个人的命运也一样难以把握。没有什么时代比今天看得更清楚：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没有人与人的主动协调，人类的未来将会是黯淡无比。
5、 重视继承性而非开创性
中华文化从根本上讲，不是一种哲学，也不是任何一种思辨性的科学理论，而是人们对现实道路所做的一种理智选择。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她在理论上多么精致优雅，而是在现实无法回避的两种选择中，从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出发在社会上尽量规避丛林法则，所能够做的、最终会有利于大家的一种理智选择。
道德是一种深刻的理智的经验，最早来自氏族社会，从此以后由于个人生存不依赖于群体，社会就逐步丧失了广泛的道德自觉。丧失道德自觉的社会纷争无限，最终导致个人命运的悲惨，纷争消耗资源而且损害人们的真诚关怀，不仅人们终究无法享受在现实技术条件下最大福利水平，而且心灵再也没有宁和安逸的时候。道德主义是人们为了共同利益进行协调的主动自觉意识，需要人们能够摆脱最原始的利己欲望，自觉地关注其它人的利益和整体利益。道德不需要创新，而是需要深刻自觉，需要“慎独”，需要“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
6、 是服务于现实的人生道路而非服务于主观改造的意识形态
中华文化是基于人类理智与良知的人生道路，而不追求成为“有说服力的说法”---意识形态。换言之，中华文化以营造认同感为中心，实现社会认同的手段是实现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协调，抑制阶层利益的分化，追求“上下同欲”和“上下同乐”的社会效果，其社会效力在于获取广泛的社会认同；而西方文化从属于丛林法则下的精英主义，服务于精英阶层利益正当性论述的社会功能，需要强大的说服力并通过社会教化方式来推广，最终实现平民阶层主动自觉接受统治和社会利益分化的现实。
没有说服力西方文化就无法实现其社会功用，这样的精神成果当然不可能获取什么社会认同。这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手段方法上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区别，中华文化在获得社会认同的基础上，说服力成为一个次要或者是不太重要的指标。这就是今天精英主义者指责中华文化缺乏科学精神的地方，正是在这样的根本问题上，暴露了精英主义者的目的。
三、思想与现实的互动---中华文明的独特历史轨迹
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具有非常独特的历史进程，不同于欧洲和中近东的诸文明。这不是历史偶然性和地理差异的结果，而是中华文化优越性的自我证明。
1、 唯一实现民族大融合的国度
周代的分封制度，近似于一种氏族扩张过程，这与古希腊的殖民制度和奴隶制度相比，具有实现民族融合上的独特优势。
周代分封制度是以“天子共主”的名义正式进行的、是具有长期扎根打算的“上山下乡”、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实现种族融合，借以扩大家族的地盘和影响力。所以在分封制度下，国人没有过分地侵害野人的利益，也没有屠杀野人和捉野人当奴隶，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坚持“以德服人”，最后能够在野人中间产生“心服”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最后国人和野人的界限趋于消失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中华民族能够实现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民族大融合的原因，最后在中华大地上形成四海一家的局面。
古代希腊的殖民制度，是私人在利益驱动下进行的，以尽可能牟取最大利益为目的，缺乏长远打算和坚定的长期目标，所以最后希腊化过程归于失败。特别是为了牟取最大利益，竟然使用奴隶制，这就加深了种族的隔阂和敌视，无法实现“心服”而只能依靠单纯的“力服”，“力服”的结果不仅管理成本很高，而且在没有压倒人力优势的情况下，则始终处于被颠覆的危险之中。但是如果保持奴隶主对奴隶阶层具有人数优势，则在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可以提供的剩余劳动产品也少，不足以满足奴隶主的贪欲。所以最后奴隶主总会顽固地把自己置于危险境地，把奴隶阶层扩大到奴隶主无力压服的程度。
其实“中国化过程”即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并不十分漫长，从周代的分封制度开始实施，到礼乐崩坏的时代约500年，氏族扩张形式的分封制度就已经走到了尽头。从老子氏族分出儿子氏族，从儿子氏族分出孙子氏族，最后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由于道德自觉的丧失，天子仅仅成为名义上的共主。后来战国时代实力政治的强势崛起，列国的纷争需要以战争手段来解决，而战争动员需要建立真正的认同以实现“上下同欲者胜”，这又出人意料地从另一个方面加速了中华民族融合进程。
国人建立的“城”---土围子，早先只是国人的居住地，这时已经主要成为一个军事据点，目标不再是防备野人的侵袭而是对抗敌国的来犯，野人和国人的界限实际上已经完全消失。作为军事据点的土围子，不仅是国人的居住地，也是野人的家园，广大的城郊和野外才是田地，所以这个体制不仅容易实现坚壁清野，而且也很容易实现“方城以为城”的全民抗战和逐次抵抗战略。秦王“愿以十五城请易璧”，就是打算用这样的土围子15个交换“和氏璧”，而不是十五座城市。
根据司马迁的说法，“予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故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虽然各地风俗不同，但是大家都认同黄帝、尧舜是共同的祖先。最典型的是在春秋时期被“诸夏”看作是南蛮的楚人，也自认为是黄帝的后裔，屈原作《离骚》的第一句就是“帝高阳之苗裔兮”，高阳就是“五帝”中的颛顼帝，是黄帝的五个儿子之一。屈氏是从楚国王族中分立出来的“楚之同姓也”，而根据《国语》记载，楚国的王族姓芈（音mi），本是“祝融八姓”之一应该是祝融的后裔。
中华民族的融合过程中，有两个因素特别值得一提：首先是儒家极力倡导的道德主义和平等待人思想；其次是实力政治兴起过程中，国家认同建设的努力，具体可以看作是法家和兵家思想的贡献。在大陆目前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居住遗址超过7000处，根据考古学上的不同特点，被命名为文化就有数十种，最后他们都认同于共同的祖先和共同的文化，融合于统一的中华民族。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就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形成四海一家的局面。秦始皇能够统一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过程已经完成。
2、 唯一从游牧民族的黄金时代中保存下来的文明
在中国长城一线以北，一直延伸到西北利亚的广大区域，气候条件只适合游牧民族生存而不适合于定居民族。在这样广大的区域里，历史上曾经有多个游牧民族在这里兴起和强盛，由于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也不习惯于主动接受利益界限的约束，不仅游牧部落相互之间攻伐不休，而且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华定居民族的安全隐患。最为典型的是匈奴的兴起和汉朝发生的持久战，从公元前200年的平城之役开始，到公元91年北匈奴远遁，汉与匈奴的战争历时291年之久。
在古代游牧民族除了全民皆兵之外还始终处于战争动员状态中；而且游牧民族都是“马背上的民族”能够实现迅速机动；“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习性使得游牧民族在战争时期后勤问题也容易解决得多；由于长期处于不稳定的游牧状态下生活所以民众多数习惯于吃苦耐劳；对定居民族还具有骑兵对步兵的优势；这五个因素使得游牧民族在历史上拥有一个漫长“游牧民族的黄金时代”。因此在历史上各个主要文明的威胁都曾经是临近的游牧民族，并且历史上游牧民族也作为征服者在各大文明的历史中反复出现。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能够横扫欧亚大陆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在现代火器在战场占主导之前，在现代交通体系没有形成之前，一直都是游牧民族最有条件称王称霸的时代。具体地说就是直到十九世纪，游牧民族才失去了沿江沿海地域的主动权，在二十世纪才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在世界各地成为少数民族。
而中华民族则是经受游牧民族威胁最大的，因为在长城一线以北地区有宽广的游牧地带，而且与定居的汉人之间缺乏有效的地理隔离条件。中近东地区气候干旱炎热且植被稀疏，不适合游牧民族大规模活动；早先欧洲北方的游牧民族，基本上已经在欧洲大地上称心如意地做了主人，完成了土地分割并建立起封建制。而中国历史上长城不仅是一条军事防线，同时也是一条文化分界线，即便是游牧民族进入长城以内，也多数汉化（或称定居化）。长城内外在两千多年来，总是处于不同的生存状态之下，所以这个安全威胁长期得不到解决，一直延伸到非常晚近的世代。
由于中华民族的生存一直有着这样的长期威胁，所以中国历代王朝不得不把抗击游牧民族的入侵，作为一个首要的公共政策目标。正是这样的自觉努力，加上中华民族在长城以内实现了民族大融合，已经能够集中足够的人力物力，完成长城这样的有效抵消游牧民族骑兵优势的旷世大工程，得以和游牧民族进行长期的对垒。所以在世界各主要文明中，只有中华民族能够从游牧民族的黄金时代中保存自己的文明成果。西方和中近东诸文明尽行失陷于游牧民族的统治，最后都放弃了他们先民本就不多的理性主义和谐精神，今天仍然是宗教极端主义和极端现世主义盛行的地区，缺乏中华文化中温和的现世主义和温和的道德主义精神。
3、 唯一稳定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国家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法家的思想就深入现实并完全制度化。中国历代王朝政治都以安全和民生问题为两大主要公共政策目标。这与中国北方广大地域不适合农耕而只适合于游牧，无法进行有效控制有关，游牧民族的强大便会带来相当的安全问题；而中国处于季风气候控制之下，水旱灾害严重频繁，又摊上一条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的黄河，为解决民生问题的困难，也需要集中人力物力来建设大规模的水利工程，适当的粮食储备和救济制度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两大公共政策目标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全民族的利益，自然是能够营造相当程度的国家认同。而且由于治国以道德教化为手段，能够培养人们的克己精神和自觉维护秩序。所以管理国家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成本，最终能够维持一个在比较低和可以接受的水平上，这在古代交通和通信技术不发达，生产效率低下的条件下，是维持大一统国家所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大一统国家带来的一个问题是王权非常强大，完善的赋税制度和官僚体系，使得皇帝能够集中足够的力量实现个人的意愿。即使皇帝仅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也一样能够动员非常多的社会资源，所以中国历代的改朝换代战争往往非常残酷，而且非到皇帝弄到天怒人怨人心尽失的地步，起义者就无法集结足够的力量以推翻之。这和西方的历史演进过程形成鲜明的对照，“大家一起哄，国王就下台”就是英国光荣革命的真实写照，而法国的大革命也有点儿戏成功的味道。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西方的封建国王，只是许多封建主中比较大或者是比较有名望的一个，缺乏真正统一的国家体制。最典型的是德国直到十九世纪，还是分裂为许多个独立的邦，普鲁士和奥地利是其中比较大的两个而已。
西方革命容易成功，并非国王乐于妥协，而是国王缺乏相应的手段，可以动员足够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是国王和商人合谋，以牺牲封建主的利益为代价，实现有利于商人和国王的社会变革。在这个过程中，国王实现了国家政治统一，商人获得特许权等商业优势地位和获得进入政治权力中心的机会。这就是西方“经典民主制度”的产生过程，也是英国十三世纪“大宪章”的核心内容。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是“有组织的少数”阴谋家，战胜了各自为政的封建主，是国王和商人的“官商结合”然后各得其所的皆大欢喜的结局。
直到今天第三世界的民主国家，仍然在重复这种西方国家古典的民主历程---官商结合，当然必不可少的媒介是权钱交易。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的主要特征，已经不是政治制度表征而是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变迁。是西方国家在十九世纪获取全世界“剪刀差”，和二十世纪在获取全世界“垄断利润”的支持下，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从金字塔社会的顶尖，在最近两个世纪里向下溢流和覆盖的结果。这种社会变迁的结果却被西方刻意包装成“民主政治结果”，这样的民主成就无疑是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无法学习和重复的。目前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复制的是西方早期民主过程中经典的官商结合，包括当前中国的官商结合在内，都是世界民主化大潮---向商人让渡政治影响力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4、终于能够从百年屈辱中站起来的民族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西方殖民主义者开始插足中国，除了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之外，还有与之俱来的“以华制华”的收买、分化和瓦解策略。中国终于免于帝国主义的瓜分，免于帝国主义代理人主导下的四分五裂，能够重新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也是中华文化所激励所烛照下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努力的结果。最明显地体现在共产党的兴起和中国解放的过程中。
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倒是实事求是。但要说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就有些言过其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只是提供了一套新的进行民族总动员的语汇，提供了一个社会必然进步的鼓舞人心的信念，最终拯救中华民族出水火的还是老子、孔孟、孙子和韩非子。而且中国革命最终要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土地革命中完成，那并不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更像是古代人们致力于大同世界的努力，这一点在建国以后表现得就更加明显了。
中国革命之所以必然是以土地革命为中心，也是因为中国人均资源不足，多数人的生存问题必须列为第一位解决的问题。对地主富农阶层的土地剥夺就是大家一起穷日子穷过，是经典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在一部分富裕和多数人辗转沟壑间的现实比照下，只要具备一点点道义情怀，就很容易作出判断和抉择。
考虑到季风气候下频繁的水旱灾害，如果没有人民公社进行土地公有化，进行大规模水利建设的人力物力动员困难存而不论，就是移民征地就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可以说没有人民公社就没有毛泽东时代的水利建设成就，这实际上与所谓的共产主义有多大关系，我个人持根本怀疑态度。这也是为什么在老蒋时代，中国无论是国家安全民族尊严，还是基本的民生问题都没有出路的基本原因。
今天那些鼓吹“全盘西化”和热中于在中国实现“精英优先”的中国精英主义者，大概忘记了历史上真有哀鸿遍野和民不聊生的事情，大概忘记了即使是精英阶层也有需要打起旗帜“反饥饿”的时候，大概忘记了如果没有对共同利益的长期共同努力，中华民族是否能够抵御外侮，是否有可能解决最基本的民生问题。1929年，南京政府成立所谓的“导淮委员会”，开始搜刮民脂民膏声称是要治理淮河水患，忙乎了半天，结果1931年大水冲决洪泽湖大堤，里下河平原一片汪洋，7000多万亩田地被淹，75000人不幸淹死，后来病死饿死在逃荒的路上的更是不计其数。1938年国民党为阻断日军进攻道路炸开黄河花园口，河南安徽44个县淹在水里，1250万人受灾，89万人淹死，黄河在此后8年“夺淮入海”，把100多亿吨的泥沙留在淮河干支流河道里，到1949年前后，淮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已经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了。无论是民生问题还是抵御外侮，极端的精英主义者老蒋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这就是中国的解放，在根本上不同于西方革命的现实基础。中国的解放必须是以弱势阶层的基本生存利益为中心，精英阶层要克制追求特殊和优势的基本愿望，才能真正与群众打成一片，实现“上下同欲”和民族总动员，这照应了久远的中华文化核心源流。而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为了首先落实新精英阶层对旧贵族的优势地位，是丛林法则的创新和发展。
四、中华文化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流变
人们对现实道路的选择非常之少，实际上只有两个选择，一是选择道德主义走协调共处之“道”，这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另一条道路是放任纷争和利己主义，在社会上广泛引入丛林法则，这是西方文化的根基。按照中国古人的观点，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能够区别于禽兽，所以文化就是文明教化，丛林法则不是文化。根据古人的观点，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纷争是不可容忍的，是不必要的精神和物质浪费。
正是由于人们的实际选择极少，所以历史思潮总是在丛林法则和道德主义这两条线之间浮动。道德主义有利于社会上的弱势阶层即大多数，不利于强者实现优势地位；丛林法则主张“强者尊、霸者王”是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在过往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强者实现的优势过分，会损害弱势阶层的生存导致同归于尽的起义；相反，强者认为让步太多社会资源过分分散，就缺乏对强者足够的物质和精神刺激，不利于强者主导的社会文化和技术的进步。因此过分地倾向一个方面的结果必定是社会出现某种错失，会相应地造成另一方面思潮的强烈反弹，出现反复和循环，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
中华文化的主要精神和轮廓在先秦就已经完成底定，虽然在后来的历史长河中发生过多次大幅度的流变，但是中华文化都没有脱离原来的发展轴心，最终总是有相反的恢复过程继之而起，在背离“道统”一个时期之后，紧接着总是有对“道统”的回归过程，这是中华文化生命力的自我表现。这也表明了人类并不能真的随心所欲地创造一个世界秩序，正如董仲舒所言“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中华文化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最主要的流变，有汉代的“法家改正错误”，恢复到以道德主义为基础；宋代的理学开始兼容丛林法则，导致儒学发展为“吃人的礼教”；清代开始出现对“宋学”的反动主张回到“汉学”，最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决定性打击下，宋学从儒学极端化发展出来的纲常名教体系彻底瓦解；在1960年代开始的文革中，发生了对传统的激进批判，实际上却是对道德主义最彻底的回归，名义上号称是批孔，实际上是批朱；1980年代世界思潮发生整体“向右转”，中国精英对中华文化的批判和妖魔化，也相应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中国精英主义思潮在1990年代迅速受到“新左派”的诘难。
尤为明显的是，五四和1980年代开始的对中华文化的批判，是两次西式乐观主义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批判的理论资源也是直接来自西方，所不同的是五四时期的批判是基于“西方的极端现世主义”，具体表现主要为形形色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八九十年代则骨子里是西方的精英主义，理论是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其核心源流都是丛林法则。
正是因为不可逾越的自然资源限制和现实要求，所以不论是西方“征服自然”的狂妄企图，还是中国古人“人定胜天”的殷切希望，都是没有根据的。人类最终必须回到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此人们也必须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巨大，而且在世界市场也没有西方扩张时期那样的地位，所以中华民族在全人类中，也许必须第一个主动放弃西方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实现协调发展。有中华民族榜样力量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并没有别的现实可行道路，最终也会走协调发展之路，在绝大多数人口选择协调发展之后，西方的精英主义者就会被空前孤立，所以中华文化的未来一片光明。那些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的后代，在被空前孤立之后，最终主动放弃丛林法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1、汉代“独尊儒术”的形式革命
秦始皇笃信法家学说，放弃在社会上进行深入细致的教化工作，在灭六国人心未附的情况之下，迅速激起广泛的对立和对抗情绪，结果在短短的十五年内就丧失统治根基。这在以统一中国的武功为基础建立的王朝中，是最为短命的。
这与法家的理论缺陷紧密相关，法家特别是韩非以驳斥儒家信条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这在当时的韩国还有可能取得成功，因为韩国的君臣和士大夫这样的领导阶层，在对抗强秦的吞并这一问题上，无疑是具有共同利益基础的，国家目标认同不成为一个问题。只要是推行韩非的极端政策措施，实现国家战备动员，在抵抗强秦的军事斗争上无疑会有所建树，但是要真正与强秦对抗，在韩非生活的年代事实上已经丧失宝贵时间了。
因为秦自商鞅变法开始，经过六代君王120多年的努力，其实力已经增长到无法挑战的地步。东方六国比强秦在实力上差距甚远，所以后来秦灭六国仅仅花了区区十年时间，根据李斯上疏给秦始皇的说法，可以象扫除灶上灰尘一样容易实现吞并六国。而后来王翦率领60万大军“劳师以袭远”去攻楚，与楚将项燕相持，根据云梦卧虎地秦简的记载，结果反而是项燕打不起本土消耗战，由于军资补给困难最后犯冒进错误，被王翦殄灭。
秦代的迅速覆灭，固然有六国旧贵从中取事的原因，但是也与法家的极端化主张关联甚大，忽视对社会认同建立的重要性，放弃温和的道德教化采取强硬的严刑峻法，在人心未附的情况下无疑加剧了不满情绪的蔓延。同时经过秦灭六国的战争之后，统一的大业已经完成，即使对秦故地的民众而言，仍然实行国家动员的必要性都已经不存在了。秦始皇不知适当地进行“休养生息”政策，唯以建立功业和大兴土木为务，终于不免于人心尽失导致“天下苦秦久矣”，民众揭竿而起，六国旧贵也极力推波助澜，结果迅速埋葬了秦王朝。从这里可以看到，法家政策实行的基础需要有社会认同和很好社会凝聚力，否则结果必定是适得其反。所以头脑清醒的真法家必定是真儒家，只有在儒教教化完成社会认同建设的基础之上，法家的政策措施才能得到良好贯彻。
汉代建立之后，实施了比较彻底的思想反动，休养生息政策执行也力度很大，所以国家财力欠缺成为一个问题。汉初的贾谊就曾对此忧心忡忡。而且国家的安全政策目标也无法实行，适值匈奴强盛常常寇边，国家无力进行有效的反击。经过这样的必要曲折之后，为汉武帝实施法家政策并改正韩非的错误，创造了认识基础。毛泽东钦点汉武帝是法家，是非常适当的，正是这个汉武帝，除了实施改正法家认识错误以儒家教化作为基础之外，韩非想要做的其它事情，他几乎都尝试过，如实施盐铁官卖和均输平准之法以与“商人争利”，而以“算缗、告缗”对商人的打击最为沉重。秦始皇反击匈奴的力度和规模，远远不能与汉武帝相比。总之法家在国家管理实践上，所确立的两大基本国家公共政策目标---重视安全与民生问题，经过汉武帝的大力推行以后，从此就在中国生根了。
后来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普遍被人作形式上的解读，认为这是对秦始皇的反动和法家治国思路的抛弃，是儒家的复兴并以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吸收道法诸家思想的创制过程。其实正好相反，是法家改正从韩非那里继承而来的认识错误，恢复以道德教化为基础，认识到只有在建设社会认同的基础之上，才能更好地实现法家的公共政策目标，儒家的社会功用就是社会教化和建立认同。这在本质上就是“外儒内法”，董仲舒本人不仅主张“以教化为大务”，更主张“正法度之宜”。根据后来汉宣帝的总结就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而且是“霸道”在先“王道”在后。
所以汉代的“罢黜百家”仅仅是一个形式革命，本质上是法家改正理论和认识错误，恢复以道德主义为合理前提和基础。而所谓的黄老之学和“与民休息”政策，则是因为中国统一大业已经完成，社会再继续保持在战争动员状态之中，失去了现实必要性而自然放弃。
和孔孟之关注“王道”强调社会整合实现的思想相比，两汉经学更加关注“治道”以建立社会认同作为直接目标。
2、 魏晋时期的“来世主义”喧嚣
在汉代末年的“建安之乱”以后，中原残破民不聊生，王粲诗“出门何所见、白骨蔽平原”就反映了当时战后中原的惨况。此后晋的短暂和平，却迅速被“八王之乱”打断，中华民族一直未能及时恢复元气，以至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提供了机会。北方开始进入历史上的“五胡十六国”时期。由于社会长期陷入动荡，民众流离失所，中华民族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南迁。
正是在这样的时期，对于现实人生的绝望，中华文化中“温和的现世主义”传统受到挑战，人们普遍把来世的当作精神寄托。这种社会场景正是宗教产生和流传的理想条件，“来世主义”和宗教极端化思想，开始在社会思潮中占据主流位置。正是在这个时期，佛教东来开始在社会上扩展影响，道家在北方的寇谦之和南方陶弘景的努力改造下发展为道教。
3、 隋唐的统一和现世主义的兴起
正是因为长期的战乱，不仅民众备受荼毒，而且精英阶层也深以为苦。这样的态势明显有助于实现社会不同阶层利益的根本协调，所以唐代能够实现深刻的利益调整，“均田制”的实施就是精英阶层痛下决心进行收敛，而从“租庸调”到“两税法”的改革，也是过去2000年历史上最重要的改革措施。社会元气因此得到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来世主义逐渐为人们所扬弃，中华文化中温和的现世主义传统又回到人们的心中。
由于天下承平日久百废俱兴，魏晋时期发展起来的佛教也趁机扩大影响，这与当时的社会思潮走向明显脱节，发生了可以称之为“和尚反中庸”的事件。韩愈奋起“攘斥佛老”，提倡恢复儒学正宗不是偶然的。最后终于在845年，发生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会昌（唐武宗年号）灭佛”事件。佛门子弟在痛心“会昌法难”之余，如果能够反省“佛家出世”在尘世间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适应性地位，恐怕就能够避免“与世有争”的矛盾激化。
4、 宋代理学的兴起是儒学的极端化
实际上极高明者不能道中庸。宋儒把儒学道德伦理绝对化，推演成一切社会规范的总和，实际上已经取消了道德本身与丛林法则的合理界线，以至于形成了兼容丛林法则的伪道德主义，最后在精英阶层的主导下注定只能发展成“纲常名教”。
先秦儒学本来是一条现实的道路选择，首要的是要实现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协调实现社会整合，并以教化为手段建设社会认同，具有社会整合功能和社会教化功能。先秦儒家要求精英阶层和统治阶级要首先作出表率，言必称“君王”和“君子”应该如何如何；汉代在法家改正错误的基础上把儒家作为社会教化手段来使用；宋儒则把儒家理论极端化，成为精英主义者实现自身优势，要求弱势阶层无限退让忍耐的“礼教”，所以重要的关注层面不是针对大人先生，而是弱势阶层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宋儒那里，儒家理论已经丧失了原来的根基，也放弃了最重要的社会合理性和社会统合功能，越来越成为一种说教，而且主要是针对弱势阶层的说教。
儒学作为一种兼有社会教化功能和整合功能的“道”，被朱熹改造成为“教”，所以“治国平天下”变成为首重“正心诚意”，积极儒学变为消极儒学，“治国平天下”成为在弱势阶层无限忍耐之后的自然结果，先秦儒学的“王道”堕落为宋儒的“礼教”。同时原始儒学的“内圣”与“外王”并重，变成偏重于“内圣”，主要成为一种服务于“修身养性”的“内省”工夫，这就不可能不与宗教发生瓜葛，所以被清代学者痛斥为“朱子道、陆子禅”。正是由于宋代理学的极端化倾向，所以几乎在一开始，就要面临挑战。二程的兄弟就有分歧，后来陆九渊“心学”对朱熹“理学”的迅速反动，就是非常好的例证。心学的衣钵最后传到明代的王阳明那里，仍然只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到另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变换，原始儒学的精神仍然缺失。宋明儒学的极端化和长期缺失原始儒学精神，对五四以后儒学地位和信誉的动摇，无疑是充当了“堡垒从内部攻破”的内部破坏角色。
作为宋代儒学极端化的先声，首先是在士大夫阶层产生了非常大的情趣变化，关注个人内心成为宋代的主要时尚。诗词书画更加精致化，文字更见雕琢工夫，但是作品内容已经完全脱离社会实际，趣于“空灵”极富“道心”和“禅机”。唐代有边塞诗，宋代有婉约词，士大夫的情趣和关注的层面，在北宋就非常个人中心化。在这种情况之下，文人的派性也不会不突出，宋代文人的“党争”也是达到空前的规模。
唐代能够实现“均田制”这样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和阶层利益调整措施，相比较而言，宋代的利益调整就极其困难。无论是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还是王安石变法，都没有能够坚持几天，精英和既得利益阶层坚决不让步，则是另一个非常突出的特色。
正是由于精英阶层过分地走向自我中心，过分地不与弱势阶层进行利益协调，所以宋代的社会整合程度奇差。虽然人口突破一亿，而且常备军多在百万以上，但是常常败多胜少，最后亡于异族之手。北宋文豪苏东坡曾经做过“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今天的“黄冈地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是武职，在黄州时期苏文苏词并无一语涉边关，满脑子都是禅机道意再加上一肚子个人幽怨，这难道对后来的“靖康之耻”就没有一点责任吗？陆游后来写了一首诗“诸公可叹善谋身，误国当时岂一秦。不望夷吾出江左，新亭对泣亦无人。”，还有南宋士大夫们那股子“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劲头，难道还不能够说明问题吗？
内部各阶层缺乏起码的社会整合，精英阶层极端地自我中心，无力担当领导和动员民族力量的社会角色，宋明之亡于异族之手，难道是偶然的吗？蒙古全盛时期人口估计仅仅200万人左右，后来实际上是由于南宋抵抗缺乏主心骨，民众各自为战一盘散沙。蒙古实际上只有一个骑兵优势，再加上就是以有组织的少数力量对付无组织的多数，最后各个击破并战而胜之。再考虑到后来元末农民起义时期的史实，就可以看到这种力量对比有多么强烈。汉族民众在实现起义动员以后，至少形成了朱元璋、陈有谅和张士诚三支庞大力量，他们都有能力单独倾覆元朝的统治。所以产生了一个新问题，究竟由谁来执行这一替代元朝的历史使命？这个问题最后由火并战争的结果来回答。
实际上直到近代乃至今天，中国精英阶层不与人民大众同甘苦，仍然常常导演着同样的问题---对内不能动员足够的可以依托的力量，对外一味软弱退让。
儒学由“王道”而“治道”而“礼教”，在客观上是因为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日益加深，作为社会主导思潮的儒学最终向精英阶层利益倾斜的结果。当然由于道德主义的牵制，不仅儒学向精英阶层意识形态转化的过程极其缓慢，而且这个过程并没有在理学那里完成，今天的现代新儒家许多人就是试图“接着讲”，使用西学或者是启蒙理性来改造和消解儒学，在逻辑上完成儒学的意识形态化过程。
4、五四时期对“礼教”的批判完成了儒学归真的重要一步
先秦儒学饱含氏族社会时期的平民主义思想，经过汉代和宋代的改造，成为被统治阶级和精英阶层利用来压迫弱势阶层的工具，成为“纲常名教”，成为“吃人的礼教”。这一点是近代以来，妨碍实现中华民族内部整合的主要因素，也是中国近代不能有效抵御外来侵略，不能实现社会变革的重要原因。在1895年的兴中会宣言中，对这一愿望作了充分表述，“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奋发为雄，无敌于天下。”
此后五四时期的认识，趣于西方的极端现世主义。只要是能够实现民族力量动员和促进社会变革，无不希望“拿来”。而且由于五四时期正处在西方第一次乐观主义思潮的顶峰，所以也沿袭了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而且由于五四时期前数年，也是西方帝国主义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民族工业获得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成为“晚清十年”发展之后的另一个“一战黄金时期”，在这样的思想潮流和现实证据的作用下，对工业化的迷信和对不利于工业化的制度憎恨，也达到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地步。
五四时期的另一个问题是反帝主要停留在政治层面，因为工业发展的“一战黄金时期”的缘故，反帝仅仅停留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在经济方面也仅仅是停留在商业竞争方面。把反帝深入到经济文化层面，深入到民族生存层面，则是后来特别是日本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以后的事。这一思想认识过程的完成，最后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
晚清以降，中国的安全问题和民生问题都极为突出，解决这样的问题最终需要动员全民族的力量共同奋斗。由于近代中国人口密集而且人均资源有限，又没有西方兴起时代那样的外部缓和空间，所以解决这样的问题还必须有计划地使有限的社会资源，向解决国家安全和基本民生需要的方向集中。所以平民主义不仅成为中国一个革命战争年代的社会动员特色，还应该成为一个建设年代的发展战略方向。中国历史已经证明精英主义者（老蒋的败走）无法胜任这样的历史使命，而且西方的丛林法则也是一样无法在中国实现广大民众动员，无论是西方左派思想还是右派思想，都没有这样的能力。
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资源最终来自先秦诸子，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基础的道法兵诸家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一革命和建设过程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本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和地位，可以参照100%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共产党内的地位变化来印证。1940年代延安的“整顿三风”运动，全面确立了中华传统思想资源在革命中的指导地位，而经典的教条主义处于休息状态。1960年代中共九评公开信所表述的也仍然是孔孟与教条主义的差别，因为不能放弃社会阶层整合目标，而且在实现社会整合上精英阶层具有第一责任，所以对“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谬论，必须予以批判和清算。
以先秦诸子思想为基础的中国革命是这样：以土地革命为基础，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外在条件。中国的解放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民族整合和社会动员的。中国的建设过程，也必定以多数人的基本生存利益为出发点，以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为首要的共同利益，这不仅是原始社会人道主义要求的提醒，也是中国革命的内在依据和逻辑。
五四运动的意义和历史地位，在于她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转向平民主义的一个起点和里程碑，是中国实现社会整合和社会动员、实现阶层协调共同拯救中华民族出水火的第一步，更为可贵的是，她是由精英主义者发起的、并带头作出流血牺牲的、拯救中华民族的成功革命的光辉序幕。五四不仅在理论上批判了破坏中华民族整合的精英自为主义---极端化儒学“吃人的礼教”，而且以实际行动作出了共赴时艰的榜样，此后千百万民众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的结果，终于赢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5、 中国毛泽东时代对传统文化的印证
中华文化产生于氏族社会解体的时代，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极度不发达，而且生存条件恶劣丛林密布猛兽横行，先民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齐心协力团结奋斗求生存。如果在今天的时代能够在比较大的程度上，恢复中华文化主张的社会精神，就成为一种危机管理手段，社会实际上就会进入总动员状态。
中国是在经历百年屈辱之后，才进入毛泽东时代的，这一点常常为精英主义者所有意忽视。老子说过“抗兵相加哀者胜”，当时的中国社会普遍怀有一种哀兵之气，这是毛泽东之所以选择和能够进行“大跃进高积累政策”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同时1959-1961年北方连续三年特大旱灾，全国粮食减产30%，物质极度匮乏，国家不得不在空前大的范围内进行“一平二调”，举国上下共同挨饿共度时艰。而且为了根本改善农业生产的条件，农村得以在人民公社的基础上顺利转入总动员状态，进行空前规模的土地改良和水利建设，这个动员状态一直沿袭到毛泽东时代的结束。最后在中国农业的减灾防灾能力的提高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以黄淮海平原的进步尤大，所以从根本上扭转了历史上延续近800年的“南粮北运”局面。这些成就的取得就是把人力资源动员到极限，主要是以人工劳动取得的最重大的成果。
1965年，由于美国在南方的严重挑衅，国家就已经明确宣布进入战争动员状态，宣布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工业布局完全按照战争需要进行安排。1969年为苏联的公开战争叫嚣做准备，开始进行城市人口疏散。在农业和农村于大跃进之后率先进入总动员状态之后，工业和城市也于1960年代中晚期进入战争经济轨道。
在社会经济全面进入战争动员状态的同时，精神方面的动员也紧锣密鼓地进行。最为典型的是文革时期的宣传，除了宣称要埋葬吃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之外，还宣称要在精神领域进行不断革命。对精英主义的追究和清算也空前深刻，这其实就是为了实现举国一致的“上下同欲”，因为这是实现人民战争的基础。
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中华传统思想资源的援用。笔者在前文指出，韩非所梦想的就是实现国家动员以共抗强敌，文革时期对法家思想的高扬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最后产生了一种精英主义者所声称的“把一部阶级斗争史歪曲为儒法斗争史”的偏颇。与此同时对儒家的激进批判也非常耐人寻味，在最激进的批判语言之下，实现了对道德主义最彻底的回归。大概不可能有一个时期比当时更加高扬道德主义了，这其实也是法家实现国家动员的真正现实基础，也是实现“上下同欲”的根本手段。
真法家不可能不是真儒家，不管在言语上做何种自我表白。毛泽东的钦定接班人林彪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假马列之皮、行孔孟之实、执秦始皇之法”，这比所有的精英主义者对毛泽东的认识都更加接近于真实。毛泽东比秦始皇高明，他能够真正混一儒法而且得心应手，能够在中华传统思想资源的指导下实现民族力量的总动员，以应付空前严峻的安全形势和解决空前困难的民生问题。在毛泽东辞世的时候，中国的安全问题和民生问题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进步。不仅“南粮北运”局面得以扭转，人均预期寿命接近增加了一倍，从1949年的35岁到1976年的65岁，接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就外部而言美国已经死心绝望，放弃了继续与中国为敌的政策；中国已经有能力用武力通过主动出击，打破苏联的所谓“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这为后来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果所证明。而且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苏联曾急于与中国达成东部边界协议，而中国则根本不在乎，主动性也比后来更加掌握在中国手里。
许多精英主义者今天仍然对毛泽东怀着刻骨仇恨，他们不明白毛泽东根本不是问题本身，毛泽东逝世都已经四分之一世纪了，他还能造成什么问题呢？问题在于毛泽东所选择的道路在许多方面具有唯一性，是无法绕过的。社会要实现协调发展真正“告别革命”，是需要精英们向弱势阶层让步还是相反？现代化和普遍富裕和发达在中国有没有可能？结合近百年的中国历史经验和最近二十年改革开放经验，中国发展是应该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还是走依附性发展之路？
迄今为止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毛泽东所做的战略选择比他的反对者要高明。今天的关于毛泽东问题的许多争论，其根子在于毛泽东依据中国现实所做的选择无法被突破。
6、八九十年代中国精英主义者对中华文化的贬斥
中国大陆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思想史事件，是平民主义思想和发展战略被无情抛弃。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发的潮流，中国精英主义者又开始了一轮新的精英主义化的努力。这种努力除了袭用五四时期的口号之外，抛弃历史合理性的实质也是相辅相成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历史认识的循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空前加速，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思想史发展事件。
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精英主义者，除了紧抱“现代化”和“民主”两根救命稻草之外，并没有没有任何新的理论建树。谁不希望生活在富裕和发达的生活状态之中，谁不希望免于外在权力和制度的侵害，所以民主和现代化难免有这样的群众“心理”基础。诉诸常识和主观愿望，使用道德批判手段和反证法，是中国精英主义者最常用的理论样式。
至于中国是否有希望实现现代化、或者达到普遍富裕和发达的资源基础，是否具备精英阶层和广大民众的利益充分协调、从而精英是否具有天然的民众利益代言人的现实条件，中国精英主义者一般隐而不论。毫无疑问，实现现代化和民主的结果，一定能够实现经济和政治上的“精英优先”，而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根据最近二十年的发展经验，是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的，因为这无法得到足够的自然资源的支持。
目前中国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处于资源的硬性制约之下，初级产品的消费无法向农村普及，产业结构无法提升，消费层次无法拉开，密集学习西方的结果是产品的市场寿命空前缩短，投资无法顺利收回。这一切实际上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人口的大多数无法实现消费水平升级，在资源的制约下必须过低水平的生活。中国精英主义者的热中于现代化和民主的结果，不能够在事实上涵盖大多数人的利益，结果只是成为精英主义者追求自身优势地位，扩大社会阶层分化和鸿沟，破坏民族整合和社会协调。实际上精英主义者并非都是天真到对此一无所知的程度，在中国对外关系中所持的“逆向种族主义”态度，最集中地体现了他们的深切用心。
目前中国精英主义者越来越走向理论自觉，从宣称“批判传统文化仍然是当务之急”，到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着力鼓吹，以及在实际上的内政外交政策上的表现，无不与既得利益集团和特殊阶层的利益挂钩。正是因为中国精英主义者的极端化，导致中国新左派的强势崛起，和社会底层人士从常识出发对精英主义者的激进批判。中国精英主义者也有理由感到冤枉，因为与西方世界兴起的时代新贵所拥有的优势地位相比，他们的优势地位还远远没有落实到位。
中国精英主义者不愿意看到中国发展进程中，不仅是从人口密集和人均资源少的现实出发，而且中国也永远不可能有外部的拓展和缓和空间，所以中国现实的发展道路必须更加向基本生存需要方向倾斜，否则很容易产生侵害多数人的生存利益，是走上了老蒋“制造革命形势”的老路。这一点也为今天的中国现实所证明，农民负担沉重问题和政府向企业摊派问题，就是优势阶层建立优势地位努力的一部分。虽然这并不比英国的“圈地运动”更血腥残暴，也不比英国圈地运动的规模更大（英国在1714-1820年有600万公顷以上的土地被圈占），但是中国没有美洲大陆可供移民，英国有条件避免同归于尽的起义，但是中国肯定没有这样的条件。
要真正地“告别革命”，唯一的道路是协调发展。不仅要实现人与人利益的协调，而且也要在总体上适当克制人本身的欲望，在技术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加工能力急剧膨胀的今天，和自然和谐相处也显得格外重要。正是由于现实不能提供给人们以自由选择发展道路的机会，所以中华文化的主动协调原则，克己为人的道德主义核心源流就永远不会过时。
五、明天的太阳依旧会从东方升起
在漫长的西方文明的历史中，只有非常短暂的工具理性的光辉，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今天工具理性已经是非常不必要的，而且其社会代价太过于沉重。人类终究需要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这个目的的实现，最大的阻碍却是丛林法则派生出来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没有中华文化的发扬光大，就没有全人类的光明未来。
1、 西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由于技术的进步，今天人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用人力来营造居住和生存环境，以空前舒服的状态生活，达到一个前人所难以想象的富裕和发达程度。但是这种生存环境是以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为营造和运行代价的，发达的程度越高每单位个人所消耗的资源也愈多，以地球有限资源所能够支持的富裕人口就越少。
从来也没有一个时代象今天这样，把技术进步无限制地用来建立和维护少数人独占资源的优势地位，多数人被蓄意地排除在技术进步的受益范围之外。这是西方以丛林法则为基础和核心源流的文化，所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致命伤。这不仅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可协调的根本矛盾，而且也造成人与自然的空前矛盾，这在根本上违反了中华文化的协调准则。而且这两大矛盾的恶性发展，还导致对资源的争夺和对技术进步的封锁。西方文化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物本位”的“工具理性”，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曾经是加速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但是今天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可以说是荡然无存。战后世界在美国的主导下把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大量用来进行军备竞赛和建立并运行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威慑力量，追求技术进步的目标竟然主要不是为人本身受益而进行。
由于计算机和智能技术的进步，富人将有可能不依赖于剥削穷人的劳动成果而过活，所以“两极分化”的和平共处也已经受到质疑和挑战。“文明的冲突论”甚嚣尘上，核战争和历史上曾经被西方人广泛采用的种族灭绝政策，越来越走近人们的视野，美国的TMD和NMD计划就是为此做准备的。姑且不论美国在技术上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其它人有没有有效的反制手段，单是这样的“最后的疯狂”计划，就应该引起全人类的良知反省了。
2、 “中国困境”和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简单反复
中国人从1840年以后，就一直有一个极端强烈的强国梦，但是又空前地陷入“先生总是打学生”的困惑之中。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困境”，走西方的道路不符合大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照顾多数人利益的道路与精英阶层的愿望有距离，中国又无法总是排除精英阶层的领导，中国精英们又没有摆脱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而独自发展的能力。正是处在这个“中国困境”之中，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思潮发生过“两正两反”的曲折，大概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如此密集的社会总体认识的简单反复。
其实西方的成功道路和富裕现实，仅仅是独特的案例并没有普遍意义，仅仅是因为中国精英们的主观意愿，才被说成是普遍的成功道路。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贫困为条件的，否则维持富裕的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源支持的基数，远远超过地球所能够应付的极限，西方七国1995年人口为6.8亿，以不到世界人口的12%，但是所消耗能源占世界总量的60%，富裕和发达不可能不以物质资源的消耗为基础，毕竟“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规律还不能被突破。
全人类最终都必须放弃征服自然的狂想，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与自然资源相适应的基础之上来安排生活水平；要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放弃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尤其缺乏实现富裕和发达的资源条件，大概必须在全人类中第一个放弃富裕发达的梦想，率先采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适度发展”之路。
“适度发展”的概念与可持续发展有根本不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是一种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一种被动体认，只涉及人与自然的被动适应关系。而适度发展则不仅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动选择，而且也需要在社会上克制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明确在适度发展战略中，富裕和有优势的阶层具有第一责任---首先克制自己的欲望。最终需要以“人与人的主动协调发展”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不可能在一部分人富得流油，同时另外一部分人穷得叮当响的情况下，还能搞成什么“适度发展”实现什么“人与自然的主动协调”。
适度发展战略的落实，需要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与之相适应。中国最近20年盲目的与国际接轨和向洋人看齐，实际结果就是在社会上带来消费层次和就业上的鸿沟，促进和扩大了两极分化和畸形发展，社会整合和协调程度下降社会矛盾激化。在最近的二十年中，中小城市和县城整体趋于破产，工业向大城市集中，全国工业向沿海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而且上海明显又有那种“十里洋场”的味道，重新获得西方垄断大企业占领中国市场的跳板地位。
改革开放一个最重要的预想政策后果，就是会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提升中国的自主技术能力，从而实现现代化。在二十年后，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西方跨国公司正是依靠技术垄断地位才获取垄断利润的，所以关键技术和核心加工能力是不会转移的，而且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地方利己主义，一味地以增加产值带来税源为主要目的，实际上连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目标都无法坚持，更何谈争取真正的技术能力关注。最明显的是天津摩托罗拉公司，虽然曾经许诺在中国销售额达到多少以后，将在中国投产芯片工厂，今天销售额早已超出数倍，芯片工厂仍然连影子都没有。所以在中国政府和外资企业的互动中，是外资企业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我们的政策目标完全落空了。
在中国的毛泽东时代，曾经确立了一些“适度发展”的主要原则，如反对两极分化（收入平衡）和畸形发展（地区平衡），注重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非高科技的适度技术），注重技术工人的培养，在工业产品结构上注重大多数人口的最基本需要（适度产品战略），刻意减少利益纠葛（公有制是一个得力的制度安排）增进整个社会发展的可协调性等等。不过这些都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对象，被错误地认为是妨碍现代化和进步的旧体制因素。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后期中国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人类在资源的压力之下，第一次与自然的主动妥协，在人口规模上进行自觉控制以与自然相适应。
也许可以这么说，适度发展是“中国困境”的唯一解决方案，在中国精英阶层“超英赶美”现代化的热望下，自然没有留给中国人任何机会。实际上也没有给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以任何实现富裕和发达的机会，因为“只有一个地球”。
3、 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光辉探索历程
虽然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备受帝国主义威胁外患很重，国家经济不得不在战争轨道上运行，但是在安全和民生问题这个最基本的方面，中国仍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最重要的经验是集体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以低成本管理实现最大程度的资源动员，以平民主义发展战略保证经济发展的受益覆盖面尽可能大，以适度技术和适度产品战略实现工业稳步成长，农业最终在优先考虑增加生物资源年产出水平基础上实现稳步增长。在外患极其沉重的条件下，优先使用非军备竞赛措施实现安全地位改善，同时还兼顾给别人留有余地。
1949年，根据当时南京的教会大学金陵大学学生所做的一次大规模社会调查，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而在毛泽东逝世的时候，这个数字已经急剧上升到65岁，而成人识字率也大幅飙升至82%，接近于世界上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衰颓的社会风气也为之一振，人们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看来平均主义的经济效果也是不错的，这明显符合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由于边际效用价值递减律的作用，同样的收入尽可能平均地分配给更多的人口，则总的边际效用必定大副上升；相反贫富分化越突出，则因为富人增加一元钱收入的边际效用价值小于穷人，所以必定降低社会总的平均效用（福利）水平。
a) 大力增加土地的净初级生产量
毛泽东时代，为了建设水利事业，改善季风条件下中国的农业生产条件，进行了全国总动员的形式。在接近30年的艰苦努力之后，减灾防灾能力大为增强，这个在历史上长期威胁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大敌人才部分退却了。1978年，中国大陆发生建国后最严重的一次旱灾，但是这一年的农业收成反而有所增加，这称得上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实际上在1970年代中期，由于北方特别是黄淮海平原农业条件的改善，在历史上延续了近800年的“南粮北运”局面，就已经得到根本扭转。
b) 注重多数人的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毛泽东时代采用的平民主义发展战略，至今仍然具有光辉的启示性意义。首先着眼于人口的大多数，首先着眼于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在技术选择上以适度技术为依托，以普及和大众化为主要目标。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工作的重点也在于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要求“学制要缩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在实现进步的路上，毛泽东时代始终注意大多数人共享发展成果，所以在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指针仍然很低的情况下，整体教育指针和人均寿命指针就已经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根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发布的1997年“人文发展指数”指针，中国得分0.701排在南非（人均GNP3000多美圆）之前，就是靠人均寿命指数得分和教育指数得分拉高的，这两项成就主要是毛泽东时代的遗产。而近二十年来由于合作医疗停办和教育市场化农村失学儿童增加，这两个方面反而大有退步。最为中国精英主义者所称道的经济发展成就，在二十年的高速超常规经济发展之后人均GNP得分0.57分，是一个拉后腿的项目。
c) 在防御上采取国土防御战略
以动员无形资源的方式，降低有形资源的损耗，以人民战争替代军备竞赛，来解决中国曾经面临的极大安全风险问题。同时国土防御战略能够体现老子的思想“弱者道之用”，以最不威胁别人的方法来解决自身的安全问题。而美苏都是曾经耗费大量资源，进行军备竞赛，并采用“前出压迫”的军事布置，来追求单方面的安全，而中国相应的“国土防御”战略就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民战争的形成需要强大的心防建设，也是国土防御战略的基础，没有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国土防御战略就是一纸空文。国土防御战略无疑对世界和平和裁军事业是一个重大贡献。
所以适度发展是基于道德主义这个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是从整体协调出发的，是排斥西方文化的核心源流---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适度发展具有三个层次上的意义：第一个层次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需要采取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方针，高档消费品和节约人力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地位，这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在第二个层次上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协调”，要求精英阶层承担社会整合的第一责任，放弃无限制地追求优势地位的努力，这是政治问题；第三个层次是“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协调”，由于中国能够在适度发展上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协调整合，因此必然能够达到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的境界，贯彻国家意志的力量会急剧上升，可以用无形资源弥补有形资源的不足，这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同志所主张的“人民战争”成立的先决条件，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国土防御”战略，来解决今天美国战略东移以后中国所承受的战略压力加大的问题，这是国防和外交问题。
4、 探索光明的责任可能属于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者
中华文化的关注核心是安邦治国，最适合于从管理学方面切入研究，但是非常遗憾的是目前对中华文化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文史哲领域，研究结果虽然有一定的成果，但是谬误更多；虽然对文化的范畴有所澄清和介绍，但是导致的误解更大。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研究者多数从今天的经验去取舍和揣度古人，用西方丛林法则派生出来的范畴去管窥蠡测，结果是非左即右，往往脱离事实太远。
中华文化产生于氏族社会解体的时代，当时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自觉精神正在淡出历史舞台，社会整合和国家管理需要新的手段。诸子蜂起和百家争鸣就是产生于这个时期，因应时代的要求诸子思想无不集中在“治国平天下”领域，是一次管理学的革命时代。中华文化最适合的探讨切入角度是“国家管理”层面，在今天这是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经济学帝国主义”者明显具有一个这样的跨学科研究优势。
中华文化的现实感非常强，纯思辨方面并不发达，如果脱离实际去寻求什么普遍真理恐怕会以失望而告终。中华文化的产生和流传，并不是是以系统化和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取胜，不是哲学而是关注现实社会人生无可逃避的“道”，而且“道不远人”就在“伦常日用之中”。所以研究中华文化也不能脱离现实，而联系现实的方式固然有不少，但是最合适的方式无疑在于阐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关系的最合适的保持方式，在所有发生人与人相互关联的社会关系之中，经济利益关系无疑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这是归结道人类的前进道路和全人类未来的话题。
西方经济学割裂个人的社会性，把社会当作孤立个体在市场关系上的复杂集合。忽视人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人不仅是经济人，而且更应该是社会人，没有人类社会还有什么经济人，没有共同利益的实现，还有什么个人命运的自我把握。在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一切为自己”的历史合理性在于资本家和发明家在利润刺激下带来工具（科技）进步，这是一种典型的工具理性。现在技术进步已经成为一种职业化的开发行为，不是那种需要常识加灵感再加上坚持不懈的试验成果，总而言之技术进步不再依赖个人的格外努力和偶然的灵感。今天技术进步虽然可以依托于个人追求利润的动机刺激，但是更多的是来源于国家和社会的主动安排，不再需要社会为工具进步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工具理性的历史合理性已经不再有存在的必要了。人们应该而且能够为自己也为全体以及自然，作出合理的选择和安排，实现总体协调发展的社会。舍此以外，人们并没有另外的出路，放任纷争的最低结果是有限的自然资源不被用来增进人本身的福利，非常可能的后续结果是走向共同毁灭。看一看美国主导的冷战，看一看美国策士叫嚣的“文明冲突”，看一看美国着手准备的TMD和NMD计划，就是在为核战争做准备。这其实就是追求自身最大优势的西方文化的致命伤，是丛林法则主导社会秩序的必然结果。西方人已经不可能为建立和谐相处的世界新秩序，作出任何有建设性的努力，只能是作为不情愿的麻烦制造者角色阻碍进步的实现。探索光明的任务在于中国人的创造性工作，在于中华文化的发扬光大，正如汤因比所指出的“如果中国人的努力终究归于失败，那么全人类的未来将是黯淡无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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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