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周刊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下勇于发扬斗争精神，坚守着党在国统区新闻舆论战线的阵地，像一把利剑插在国民党的心脏，扩大了党在国统区乃至全国的影响力，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群众》周刊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创办的唯一党刊。相较于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国统区反动势力十分强大，政治环境恶劣严酷。周刊发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挥党报党刊的战斗功能，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生力军，起到引领抗战舆论的重要作用。
冲破国民党压制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表面承认中共有出版自由，但对中共的办刊工作却刁难阻遏。1937年11月，全国抗战中心转移至武汉。为拓展在国统区的发声渠道，中共决定新创一批报刊。负责刊物筹办工作的潘梓年等人向湖北省政府申请出版《群众》周刊。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已经批准的情况下，主管登记的官员仍然以请示为由，百般阻挠。为使刊物顺利出版，潘梓年等人多方打听得知，杂志登记注册事务不归湖北省而归汉口市管理。曾任《新华日报》经理的徐迈进趁汉口市市长吴国桢等顽固分子还没有注意到共产党要办刊物的间隙，立刻赶到汉口市政府为周刊申请注册。经过努力，周刊终于在1937年12月11日与广大读者见面。尽管周刊争取到了公开出版的权利，但国民党的态度却是“让你出版，不让你发行”。国民党当局设置“新闻检查所”、“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邮电检查所”等一系列机构，阻碍包括周刊在内的进步刊物出版发行。
针对国民党的诸多手段，周刊见招拆招、斗智斗勇。一是用“开天窗”的方式对国民党提出抗议。某些内容在临出版前，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禁止刊出，编辑便在版面上留下成片空白，排上“免登”二字或一字不排，形成窗洞似的空白，有时也用“被删”、“被略”或“××”等字样代替被删文字，有时在目录上列出题目，页内并无文字。1944年10月，周刊将社论《纪念“双十”三十三周年》放在目录中，正文却没有文章的具体内容，注明“免登”。二是采用代邮的方式，向读者解释文章未刊登的原因。代邮通常登在报刊的报尾，以躲避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的检查。1945年1月，周刊以代邮形式回复读者：“黎孓先生来信提到成都市中事件，我们曾为之评论，但不幸登不出来。因为三位提的问题都谈及目前学校教育，我们写了一篇总的答复：《谁使我们消沉与苦闷》，但也登不出来，谨此致歉。”代邮看似零星简讯，只有简短几句，实则很有价值。三是运用多种手段推销发行，扩大传播范围。比如，国统区各地的地下党支部成员经常以普通文化商贩的身份，暗中帮助推销和发行周刊;对生活困难的普通民众，订报时一般按照八折优惠，有时甚至只收一半费用。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共活动变本加厉。周刊充分发扬斗争精神，努力保证周刊正常出版发行。1941年2月6日，周恩来前往曾家岩宪兵队交涉，要求释放被捕的报丁报童，归还被扣留的报刊。潘梓年先后五次致函国民党当局，抗议迫害周刊的恶劣行径，迫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复函表示要对周刊“予以保护”。在发行方式上，周刊采取灵活多样的手段，如组织职工沿街叫卖;读者可以随时订阅刊物，也可以随时停订退款，可以按月订阅，也可以按季度订阅;给未缴款的读者继续派送刊物，费用以后再补;主动给国民党送去部分刊物让其检扣，其余的混在第二天、第三天的报刊中邮寄出去;针对特务上班迟到、下班早退的规律，赶在他们上班前或下班后把周刊邮寄出去;利用国民党《中央日报》《扫荡报》等的报头，把周刊套在里面，以躲避国民党检查。通过这些方式，周刊得到广泛传播，影响力大大增加。
坚持鲜明政治立场
周刊秉承“人民的喉舌、人民的向导”办刊宗旨，体现了鲜明的人民立场和政治立场，表现出了强烈的战斗性。
作为周刊的“眼睛”，社论的很多标题简洁醒目，一针见血。1939年1月，周刊发表社论《民族败类汪逆精卫》，用嘲讽的语气指出，汪精卫“颜无耻，作着近卫的应声虫，作着近卫在华的代言人”，“不仅为孙中山先生的叛徒，国民党的叛徒，也还是全民族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敌人”，“是死有余辜的”。这样的话语疾恶如仇、爱憎分明，预示了汪精卫的最终下场，同时警示其他主张对日妥协投降的亲日分子。同年4月，周刊发表社论《主和者就是汉奸卖国贼》，题目本身就是观点。文章指出，在汪精卫发表“艳电”后，周佛海、高宗武、陶希圣、李圣五之流肆无忌惮散布失败妥协投降论调，“一切最卑鄙龌龊、一切最无耻的事情，都被这些汉奸卖国贼做完了”，“应该给予严厉制裁”。这些话语尖锐泼辣，淋漓尽致刻画出汉奸卖国贼的可恶嘴脸，画面感极强，让人读后爱憎分明。
一些文章则犹如匕首投枪，颇具感染力、战斗力和影响力。二战期间，法西斯主义者为达到侵略目的，“创造”所谓的“大地政治”学说，以证明法西斯主义征服掠夺的“正当性”。其传入中国后，国民党的“理论家”大肆宣扬，以加强国民党专制独裁。对此，1941年9月，周刊发表《抗议公开宣扬希特勒主义——斥法西斯主义的“大地政治学”谬论》，严正指出希特勒为了侵略而录用“大地政治学家”，“参预战幕”本不足为奇，“奇在被法西斯强盗侵略着的中华民族，竟有引狼入室，为敌张目的希特勒主义的‘理论家’，更奇的是这些‘理论家’竟有可能在闻名的报纸上大放厥词”。寥寥数语揭露了国民党的阴险目的。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企图取缔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其他党派。对此，1944年1月，周刊发表《铲除法西斯毒苗》，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危害人民的，不协力扑灭，是很危险的”，疾呼“要除恶务尽，使残害人民的法西斯从整个地球上消灭”。这种立场鲜明、敢于亮剑的话语风格，激起读者共鸣，产生强烈反响。
有些时评、杂文以及专栏文章篇幅不长，但切中时弊，一针见血。1944年9月，美国总统特使纳尔逊与赫尔利访问重庆。为推动中美合作，尽快击败日本侵略者，周刊发表时评《要使纳尔逊赫尔利不虚此行》，认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亟须中国陆军有力配合，国民党必须“立刻从根本上，来一个改弦更张”，使各党派、各阶层、各团体、各部队、各职业部门、各地方力量都能与闻国事、参加政权，“才能够使纳尔逊和赫尔利两先生不虚此行”。同期刊发的杂文《贪污!贪污!》，针对国民党日趋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指出，国民党如果只想通过枝节的改动来肃清贪污，无异于缘木求鱼、鼠穴寻羊。1945年4月，周刊围绕1945年第1季大后方经济，刊登《还在度着冬天》，以揶揄的口吻写道，大后方物价“不断跳动”，“连语言和思想都追不上”。这些文章篇幅大都不长，有的甚至只有寥寥数语，但言简意赅，一目了然，让读者很容易看清问题所在。
极富战斗精神
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精神引领下，周刊与各种不利于抗战的言行进行斗争，揭露和批判各种破坏抗战的反动思潮和行为，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有力武器。曾任《群众》周刊副主编的许涤新说，《群众》周刊“始终象一把利剑，深深地插在国民党的心脏地区”。
面对全面抗战爆发后出现的民族失败主义论调和“速胜论”，周刊严厉批驳。1937年12月，周刊创刊号发表社论严肃指出，民族失败主义“企图将民族引到沦亡的路上去”，“只有在肃清民族失败主义的过程中我们才能改变抗战方法取得最后胜利”。社论一语道破民族失败主义产生的根源——“把军事上的部分失败当作抗战的全面失败，只看到失败，看不见成绩，尤其是看不到教训何在，因而悲观失望”，呼吁广大民众要“不倦”地和民族失败主义作斗争，坚定中国能够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决心。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后，社会上一度弥漫“速胜论”。1938年4月，周刊刊文指出，中国面对的敌人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不能因为眼前的胜利而骄傲自满，“反而是要加倍细心，战战兢兢的踏着实地，握住胜利的原因，巩固胜利的基础，去争取光明的前途”。
1940年5月30日，为纪念五卅运动15周年，《群众》周刊在封面刊载漫画“纪念‘五卅’十五周年坚持抗战团结进步” 资料图片
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妥协投降倾向加剧，频繁制造国共军事摩擦。《群众》周刊站在维护全民族抗战大局的高度与之斗争，国民党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收敛反动行径。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标志其政策重心由抗日转向反共。2月，周刊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已经具备“克服困难渡过难关的先决条件”，“已经奠定了克服困难渡过难关的初步基础”，国共关系的进步“是全国人民和全世界朋友的希望”，只有日寇和汉奸才希望中国分裂，才挑拨离间。同年7月，周刊再次刊文指出：“投降是主要危险”，“应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与分裂”。文章用委婉的方式点出蒋介石才是投降和分裂分子。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污蔑新四军不守军纪，掩盖事实真相。对此，1941年1月，周刊刊文指出，“三年来坚持大江南北敌后抗战的将士，在整个民族解放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是谁也瞒蔽不了的”。文章虽然没有说出部队番号，也没点名指责国民党当局，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在赞扬新四军抗日战绩，驳斥了蒋介石的造谣诽谤。
抗战中后期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对中共的打压进一步加剧。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刊多次阐明党的抗战立场与态度，站在道义制高点上，对国民党的分裂行为进行坚决的舆论回击。1942年12月，周刊刊文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一切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凡合乎团结抗战之利益者，无不诚意实行，这是坚持不变的”，希望国民党明白中共为国为民之心，使双方“达到进一步之合作”，共同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面对国民党污蔑中共的无耻谰言，1943年4月，周刊刊发《认清谁是我们的敌人》指出，国民党散布的亲痛仇快的流言蜚语，用“奸匪”、“奸党”污蔑抗日武装和抗日党派，“除了灰人之心，冷人之意而外，试问还会有什么后果”?大敌当前，中国“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到反击敌人，准备反攻上去，还远嫌不够，哪有功夫来打其他的算盘!”
1983年3月，邓颖超在给《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成立大会的祝词中赞扬道：“在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下，党报党刊同志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是党的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是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群众》周刊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下勇于发扬斗争精神，坚守着党在国统区的新闻舆论战线阵地，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