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欧立德、罗友枝、柯娇燕等上一代“新清史”学者相比，部分新一代“新清史”学者论著的泛政治化倾向更加突出，他们的“学术观点”往往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大方向同频共振。

海外“新清史”的意识形态底色及其对清代历史的错误认识早已被学界揭破，然而，随着代际传承的延伸，年轻一代的“新清史”学者不仅继承了欧立德、柯娇燕、罗友枝等人的基本政治倾向，并且在意识形态的歧途上走得更远。美国天普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罗继磊(Peter B. Lavelle)所著《自然之利：十九世纪中国的殖民发展与资源探索》(The Profits of Nature：Colonial Developmentand the Quest for Resource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20，简称《自然之利》)一书，正是上述情况的集中反映。

将边疆治理诬称“殖民”

在《自然之利》中，罗继磊沿用“新清史”惯用的“殖民”、“帝国”等概念以及“中国”仅指内地十八省的认知，将左宗棠开发新疆视为“殖民”(colonization)，把清朝的广大边疆地区称为“非中国的边境地区”(non-Chinese borderlands)，进而将晚清时期的中国定性为“殖民帝国”(colonial empire)。作者从环境史角度考察19世纪清政府在新疆的资源开发与经营，认为缓解内地的人口与环境压力是其“殖民”新疆的主要动机。然而，作者并未对“殖民”一词进行界定，书中的“殖民”实际上囊括了清朝对新疆的所有开发建设项目，不仅包括移民屯垦，还包括兴修水利、发展棉桑等，其中的歪曲与误读比比皆是。例如，作者在引用清代地理学家徐松致沈垚的一封信时，将原文“新疆有水之地，回民种植不可夺其利，故屯田非易”中的“故屯田非易”翻译为“故殖民(屯田)非易”，即“so colonization(tuntian)will not be easy”;又如，引用林则徐与左宗棠论及西域时务时所言“文忠言西域屯政不修，地利未尽，以致饶沃之区不能富强”，将其中的“西域屯政不修”转译为“如果没有积极的新疆殖民政策”，即“without an active policy of colonial settlement in XinJiang”。

清朝在19世纪对新疆的经营，主要目的真是为了缓解内地的人口与环境压力吗?同治四年(1865年)，阿古柏入侵新疆引发西北边疆危机，英国与阿古柏勾结，沙俄甚至直接出兵侵占伊犁，严重危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左宗棠在《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中明确提出增兵新疆，“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由此可见，左宗棠重“塞防”的主要原因在于抵御外国势力侵略，并非转移内地矛盾等经济因素。

左宗棠收复新疆后的举措，出发点也是通过发展经济巩固统一局面，在造福百姓的同时加强新疆与内地的联系，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推动新疆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左宗棠的经营策略和具体措施体现了可持续的特点，如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作为经营新疆的核心原则之一，又如在官道两旁遍植树木，“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这与西方列强以武力手段攫取经济利益的殖民主义风马牛不相及。

关于新疆建省，作者提出，殖民地发展必然伴随着“省区化”(provincialization)，因此建省是新疆“殖民地”发展的必然阶段。其判断基于如下假设：讲汉语的人口将增长，农业、采矿业和其他行业将得到发展，这些变化将有助于扩大税基，足以支付省级统治带来的所有行政成本。显然，罗继磊的判断脱离了史实。事实上，左宗棠在光绪三年(1877年)的《遵旨统筹全局折》中较为完整地阐述了关于新疆建省的考量，他明确提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边疆臂指相连，若新疆不稳固，蒙古诸部亦不安定，不仅陕西、甘肃、山西将时常遭受侵犯，京畿地区也将永无宁日。何况与过去相比，形势有了很大变化，沙俄由西向东扩张万余里，已与北境接壤，因而要未雨绸缪。新疆“若全境收复，经画得人，军食可就地采运，饷需可就近取资，不至如前此之拮据忧烦、张皇靡措也”。显然，左宗棠的出发点仍然是巩固国防，发展经济也是着眼于供应“军食”、“饷需”，为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不劳师糜饷，即所谓“画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与所谓“殖民”毫不相干。

“普世殖民主义”纯属子虚乌有

该书作者对“殖民”概念的泛化和滥用并不限于新疆，而是应用于整个所谓“非中国的边境地区”。例如，他将清初限制内地汉人向边疆移民的禁令解释为“禁止中国移民在边疆地区殖民”，并认为，随着内地人口增加、商业规模扩大以及内地汉人不断无视禁令越境开垦，这样的封禁政策越来越难以执行。而19世纪以来国家外部威胁与财政危机的加剧，使清廷不得不逐渐放弃封禁，以至于19世纪最后几年，“不再有任何地区是中国殖民的禁区”。显然，作者混淆了“移民”与“殖民”的概念。

清朝的封禁政策以东北地区为典型。清初，清廷积极鼓励内地汉人出关开垦土地。至乾隆五年(1740年)，清廷颁布封禁东北的法令。该政策的出台与废止，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考量的结果。内地汉人移民东北地区构成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一环，在这一趋势之下，封禁根本不可能得到严格执行。因而在此后的100多年里，封禁政策时紧时松，尤其在灾荒年份，移民东北的汉人尤多，因而有“闯关东”一说。至咸丰十年(1860年)，清廷在东北地区开禁放垦，使东北民族关系发展步入新阶段。不仅在东北，清朝在蒙古地区的封禁政策也与之相似，长期处于法律上的封禁和事实上的招垦之中，才有了“走西口”一说。如果照罗继磊的理解，把清初的招垦及晚清的放垦都定性为“殖民”，岂不成了清廷鼓励汉人“殖民”“满洲”?

晚清至民国时期，大量内地移民迁入东北地区，与当地少数民族相互融合，共同开发建设东北，促进了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图为东北师范大学东北民俗博物馆藏“闯关东”场景模型 海峰/供图

作者对“殖民”概念的泛化与滥用，最终目的在于将清朝拉入所谓“普世殖民主义”叙事，把清朝应对边疆危机的举措纳入“当时世界许多地区明显存在的更广泛的殖民发展动态的一部分”。作者还将清朝知识界关于移民新疆与发展农业等提议，与同时期西方列强在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西伯利亚等地的殖民活动进行对比，认为二者均把殖民地作为缓解国内资本、劳动力过度集中等问题的“出口”、“安全阀”。

为坐实清朝是一个“殖民帝国”，作者还列举清末部分中国学人有关“殖民”的言论。如徐翔采在《书涡阳袁中丞公抚新记程后》中提出，“美之治菲列宾也，以工艺实业;日本之治北海道也，以渔业农林。殖民政策，因地而施，公治新所见，隐与吻合，可知体国经野，无中外，无古今一也”。又如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在《川滇边务事宜均关紧要据实缕陈并拟具章程》中所言，“查各国之开辟遐荒，如英之于澳洲，法之于马达加斯加，美之于菲律宾，日之于虾夷，皆先设招待所，以利导之，而后趋之者如市”。作者对上述言论的理解，脱离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可谓以今人之眼观古人之言。清末绝大部分中国人并没有真正理解“殖民”一词的含义，因而对于该词的使用较为随意，如徐翔采不仅将中国之于新疆与美国之于菲律宾相提并论，同时也将其与日本之于北海道并列。而赵尔丰在奏折中提及英国之于澳大利亚、法国之于马达加斯加、美国之于菲律宾等，实际上仅仅着眼于西方列强对上述地区的经济开发，用以强调中国边疆开发的重要性，所论不仅完全与西方的殖民主义无关，反而是从“反殖民”角度出发的。

事实上，自19世纪“殖民”一词传入中国后，确有部分中国学人将中国的边疆治理泛化为“殖民”。在中国遭受殖民侵略的时代，这一言论是从民族自尊心出发，旨在证明中国人同样具有不逊于西方的开拓精神与能力。随着对“殖民”认识的加深，更多中国学人不再将中国的边疆治理视为西方意义上的“殖民”，对“殖民”的探讨完全限制在“外国”范围内。例如，南洋问题专家李长傅明确反对将边疆治理视为“殖民”，他在1936年提出，“所谓中国殖民活动，自当以中国全民族为单位，以汉族而移住蒙古东三省，其情形与中原之客家移住于岭南之性质相同，此只得称之曰国内移住(migration)，不得称之曰国内殖民也”。

泛政治化倾向不可忽视

与欧立德、罗友枝、柯娇燕等上一代“新清史”学者相比，部分新一代“新清史”学者论著的泛政治化倾向更加突出，他们的“学术观点”往往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大方向同频共振。

《自然之利》一书虽然以晚清中国为中心，但所涉内容并不局限于清代。就清之前而言，作者提出，清朝与之前王朝的“中国殖民定居”(Chinese colonialsettlement)模式有一些共同之处。就清之后而言，作者认为，至20世纪初，在科学技术推动下，“中国和其他帝国的殖民发展模式已经达到一个新的趋同水平”。作者进一步认为，与清朝统治者一样，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内地与边疆地区的人口与资源分布差异存在“担忧”，“这些领导人利用这种担忧为殖民项目辩护，认为新疆和其他边境地区不仅是值得捍卫的领土，而且是可以通过土地安置和资本投资，帮助解决中国内部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宝贵空间”。作者还在注释中列举1921年孙中山提出的新疆、蒙古移民计划与1999年中国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论证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均认可“殖民地发展，有望纠正国内由于劳动力或资本集中在东部，而产生的不均衡增长模式”的理念。

作者将所谓中国“殖民主义”的“历史”与“现实”进行“联结”，而中国边疆治理的历史智慧与当代经验，也被作者打上了“殖民发展的基本逻辑”标签。事实上，新中国始终站在反殖民立场上，不仅巩固本国的民族独立，同时还积极推动世界反殖民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就国际而言，1953年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摒弃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壮大了反帝反殖力量，加速了殖民体系崩溃瓦解。就国内而言，中国政府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通过产业转移、技术转让、对口支援、联合开发等方式，支持并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当代中国的发展何以存在所谓的“殖民发展的基本逻辑”?

在该书的致谢部分，作者也不忘攻击当代中国的民族政策，称乌鲁木齐的维吾尔族人“可能陷入了政府对维吾尔族人及其文化的系统性镇压”，并“真诚地希望他们已经逃脱最恶劣的暴政”。对现今中国新疆等边疆地区人权问题的“关切”，仿佛已成为近几年“新清史”研究的标配。这些表现无疑是披着学术外衣进行的政治表达，其泛政治化倾向不言而喻，对此我们要保持足够警惕。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