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军统北平区区长马汉三以老板戴笠的名义请客，在北平北兵马司1号大汉奸汪时璟的家里设下“鸿门宴”，诱捕了华北地区一批“特任级”(文官第一等，有伪政权的“总理”、各部部长等)的大汉奸，其中就有伪华北治安总署督办、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
1946年5月26日，由国民政府司法部下令，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经济总署督办汪时璟、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委员长殷汝耕等14名大汉奸，由军统局北平区区长马汉三亲自押解飞赴南京。华北方面的汉奸，第一个被枪毙的就是齐燮元。12月18日，齐燮元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结束了其罪恶的汉奸生涯。
出任伪治安部部长，沦为汉奸
齐燮元，1885生于直隶(今河北)宁河县。从小刻苦读书，后参加考试成为秀才。1905年，清廷宣布中止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也中止了贫寒之弟走仕途之路的念想。齐燮元弃文投武，于1907年报考了北洋速成学堂(即保定军校的前身)。1909年，齐燮元毕业后被分派在北洋第六镇，成为见习排长，很快升为管带。之后，又被选拔上陆军预备大学堂(即陆军大学，清末民初最高军事学府)。历任第六师参谋长、江苏督军参谋长、江苏督军被刺杀后，继任江苏督军兼苏皖赣三省巡阅使。
1925年，奉系军阀张学良、张宗昌从津浦线南下，进攻江苏，齐燮元抵抗不住，兵败下野。后在天津英租界做寓公。
1930年5月，齐燮元参加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对阵蒋介石的“中原大战”，出任江北招抚使，讨伐蒋介石。10月份，反蒋军被蒋介石打垮，冯玉祥、阎锡山都宣布下野，齐燮元也遭到蒋介石通缉，只能隐居天津英租界里。
日寇占领东三省后，加紧针对华北的侵略。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失利，与日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占有东北三省及热河，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本自由出入地区。
1935年5月，华北日本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日本大使馆武官高桥，利用“河北事件”，威胁要采取自卫行动。“河北事件”，系指抗日武装得到遵化县县长的接济，得以进入遵化一带的非武装区。他们指责国民党政府华北地区当局，说中国破坏了塘沽协定。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方代表梅津美治郎进行谈判，签订“何梅协定”。协定要求撤销北平军分会，中央军撤出华北，国民党河北党部和蓝衣社撤出华北地区，取消抗日活动。
中央军撤出了北平地区。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随之由察哈尔进驻北平，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被称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齐燮元在其中担任政务委员，总算又进入了政界。因为齐燮元长期和日本打交道，儿子齐鸿迈又是日文翻译，是二十九军军部参谋;宋哲元的二十九军经常在丰台与日本驻屯军发生摩擦，因而齐燮元父子成了与日谈判调停的关键人物。
1937年7月下旬，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本华北方面军认为筹建伪政权的时机已经到来，12月7日，华北方面军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等人决定以王克敏为中心，把已经网罗到手的王克敏、王揖唐、齐燮元等一班汉奸召集到一起，在北京饭店成立了一个“政府筹备处”，对成立新政权的事项进行具体策划。
12月13日，松井石根指挥华中方面军攻占南京，日本全国欢庆。在日本侵略当局看来，中国首都南京的沦陷是中国政府“溃灭”的标志，所以成立新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部立即命令王克敏等人于次日成立新政权。12月14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即宣布成立，当天上午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伪府成立仪式。由于没有物色到可担当重任的“一流人物”，只好将“总统”席位空缺。该政权的主体是行政委员会，在行政委员会之下，又设置行政、治安、文教、司法、赈济5个部。王克敏任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部部长，朱深任司法部部长，王揖唐任赈济部部长。在这些汉奸之中，只有齐燮元是行伍出身，并号称“懂军事第一人”，由此，出任伪治安部部长。
训练伪军，充当帮凶
在此期间，为了满足日寇掠夺华北资源、以便进一步侵华的需要，齐燮元率先带头，帮助侵华日军完成所谓“以战养战”的战略目标。他将宁河镇西关附近的18个佃户村的5万多亩土地低价卖给日方，让日方建立“高丽圈”。日方利用在中国土地上定居的4300名朝鲜人及其种植水稻的经验，建立起23个专门生产水稻的军谷农场，以供日军军粮。这些被日本标榜为“以战养战”的“模范农村”，四周由壕埝围圈，实行封闭式的管理体制。
正是由于齐燮元带了个坏头，率先出卖土地给日方，导致侵华日军于1938年相继在下坞、大王圈占1000亩土地建立起名为“天津米谷统制协会军谷农场”的小型农场，又建立了“钟渊启明农场”;同年日军在崔兴沽占地22204亩，建立了“北支那机械农场”，1941年更名为“中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茶淀农场”。这些“军谷农场”生产的稻麦(米面)，全部运到宁河县芦台镇，由日军设立的“军谷统制公司”统收、统制，然后再运往侵华日军华北各部队。
但是，齐燮元最大的“功劳”不在于此。
齐燮元出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治安部长伊始，就表示要整顿北京、天津、青岛三市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的警察及保安团队，以确保日军占领区的“治安”。而要建立伪军、编练伪军，就必须造就培养各级、各专业骨干人员的伪军校。为此，齐燮元提出了“兴学、建军、剿共”的六字方针。
从1938年初开始，以“兴学”为名，齐燮元先后组建起伪军的各种军事教育机构，它们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伪陆军军官学校。1938年夏季，齐燮元效仿黄埔军校，在北京通县南门外设“陆军军官学校”，齐燮元自兼校长。学校宗旨是培养排级军官，招收对象为18岁以上、25岁以下初中毕业的青年，笔试合格后，由齐燮元亲自口试录取。学校的教务长是日本人，叫西村大佐，教官中日本人很多。教学内容分学科、术科，以及思想控制科。第一批学生于1939年10月即宣告毕业，共450多人，均派充伪军8个团当排长。成绩好的，被充任第二期伪军官学校学士队的区队长。另挑选20名日语较好并与日伪关系密切者，被送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继续培训，以后成为伪军中的骨干分子。1939年，伪陆军军官学校迁到北京德胜门外清河镇原陆军中学营址，扩大招生为1000名，为第二期(俗称清河军校)学生。为适应战时需要，学制为一年。第三期也招1000名，从第四期到五期学制改为二年，招生名额减至400多人。
第二类是伪宪兵学校。1938年8月成立，位于北京东四牌楼四条胡同，为原北洋宪兵学校旧址。该宪兵学校设有学员队和学兵队，其宗旨是培养和造就军事警察，维持军容风纪。北平日本宪兵队有名的特务宫内少佐参加了开学典礼，并担任起学校顾问。
第三类是伪军士教导团。1938年10月，齐燮元在清河镇原陆军中学旧址成立伪军士教导团，主要宗旨是给新建伪军输送、充实班级干部。
第四类是伪军官队。其队址在通县，与上述伪军士教导团同为一地。主要搜罗、训练中级伪军干部(团、营级)。伪军官队是根据齐燮元的要求开办的，成立于1939年初。由200多名闲散无业的旧军人招集而成，齐燮元自兼队长，刘组生任主任队副，另设队副二人，学员的年龄多在三四十岁，也有五六十岁的，其中有些还是齐燮元在北洋军阀时期的旧部。这些人有的出自北洋武备学堂，有的出自保定速成学堂和保定军校，大都是行伍出身，失业闲居，想借些机会图谋东山再起，升官发财;也有为谋生而来的，动机各异，情况复杂。这批学员于1939年10月毕业，除有3名被任命为伪军团长外，多数为营长、连长和中级幕僚。1940年至1941年期间，伪军官队又办了两期，因人数越来少，后停办。
第五类是组建的其他班队。
除了上述各类伪军校，齐燮元还按专业举办了各种各样的训练班，诸如译务训练班、军需训练班、军医训练班、准尉训练班等，培养各类专业人员及“宣导”等伪政工人员。
齐燮元为适应日本对华北的治安要求，利用多种形式办学，不遗余力地训练伪军。一次，在伪军士教导团内举行联合毕业仪式上，日本北支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也到场参加。齐燮元当着冈村宁次的面，在讲话中无耻地说：“在中国军队史上，从来没有这次建军准备的这样完善……应首先感谢我们的朋友……”
1938年夏，日本土肥原特务机关拟定了“南唐北吴”计划，即在上海拉出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在北京拉出北洋上将吴佩孚，一南一北，一个掌政，一个掌军，共同建立全国性的伪傀儡政府。
秉承日本旨意的齐燮元，多次登门劝说他在北洋时期的老上司吴佩孚为日本服务，均遭吴佩孚拒绝。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因牙病死于北平。
吴佩孚骤然辞世，举世震惊，一时，其死因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为了混淆视听，日方利用控制北平媒体的条件，多方散布谣言，企图掩盖事实。但时隔不久，合众社、路透社、中央社等就做出了相关报道，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如中央社香港12月17日电指出：
吴佩孚将军之死，经各方面调查，得悉吴非因病致死，确系经威胁利诱，迫其发表新政权宣言，经吴拒绝，乘吴牙疾就医致死。
重庆中央政府对吴佩孚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蒋介石亲发吊丧唁电。几天后，国民政府和国防委员会追赠吴佩孚为“一级上将”，“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
1940年1月24日，吴家在北平为吴佩孚移灵举殡之时，陪都重庆也召开追悼大会和各种纪念活动。中国共产党对吴佩孚一生反对外来侵略并保持晚节做出了高度评价。董必武在1939年2月时这样评价：
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旧军阀，他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羽)、岳(飞)，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关于吴佩孚之死，流传有种种说法。但是吴佩孚的孙子则详细撰文回顾自己当时亲历的场景，并明确表示，吴佩孚就是被日本间谍谋杀的，而齐燮元则是帮凶。
配合日寇，疯狂与中国人民为敌
通过种种措施，齐燮元在华北建立了一支数量庞大的伪军部队。他的目标主要是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抗日活动。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时，负责华北治安工作的中国方面的兵力只有警防队3个团、宪兵3个营，共约5000人。1939年10月1日齐燮元成立伪治安军，以8个团(定额约1.5万名)为骨干，编成3个集团和2个独立团(一个集团就是一个旅的兵力)。
1939年10月10日，日本《大阪朝日新闻》刊登了关于华北“治安军”开赴第一线的报道。一年以后，即1940年10月，日本报纸宣称，“治安军”承担了河北省10个县、山东省2个县的警备工作，最初是与日军混合部署，后来在日军支援下从事“讨伐”作战，进行实际的训练。进入驻地后，在两个月内参加了21次战斗，逐步提高了战斗力。
这就说明，齐燮元属下的伪军，其参与的大多数战斗都是在与八路军和游击队进行作战。
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合并其中，改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伪治安总署改称“绥靖总署”，“治安军”改称“绥靖军”，又扩充了14个团，定额约2.6万人。齐燮元被任命为总司令兼督办。
1941年10月，华北伪军在原来22个团和1个炮兵队的基础上，又不断扩充，最终达13个集团军，36个团，总兵力达5万人以上。
齐燮元扩充这么多伪军，其目标显然不是对付国民党军队。当时国民党主力军基本上撤出了华北地区，而八路军主力则已东渡黄河、挺进华北地区，尤其是在华北通往东北的战略要道冀东地区，日益成为日伪的眼中钉、肉中刺。齐燮元的伪军部队多次出动，主要作用是为配合日军对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
从1939年开始，“华北治安军”配合日军，先后在冀东进行了两次“强化治安运动”，残酷镇压我抗日军民。1941年开始，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冈村宁次指挥下，为了推行日本大本营的战略计划，实行以军事为主的“总力战”，宣称要把冀东变为日本管辖的“模范区”，并进而推广到全华北，说什么在这“模范区”里，由“中国人执政”、“中国军队统治”，只要执行日本的政策，“就可成为在中国大地上最好的王道乐土”。
实际上，冈村宁次的目的是把日本军队抽去执行南进计划，配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是年10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开始将主力第27师团(即发动卢沟桥事变的华北驻屯军)，调离冀东基本区，去南方配合作战。由于日军兵力不足以与冀东抗日军民相对抗，便先后将齐燮元的伪治安军共7个集团军约8个团4万多兵力来接替日军防务。
齐燮元于1941年4月调动三个集团(一个集团为一旅兵力)和独立第八团，集结在河北迁安地区。齐燮元督战的大本营设在滦县，这是指挥中枢，挂上了“华北绥靖军总司令滦县行营办事处”的牌子。日伪报纸把这次“围剿”称为“十万精兵扫荡冀东”。从4月初到6月间，伪军向冀东抗日根据地推进，遭到我冀东军区李运昌部的伏击，当场击毙第一团的一名营长，死伤多人。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我抗日军民反扫荡的准备又不充足，激战数日，弹尽人疲，两个主力团都吃了不少亏。一时的失利，让齐燮元错误估计形势，并鼓吹“空前胜利”，不再把“土八路”放在眼里。
1941年9月，齐燮元调动共计十六个团的伪军，第二次向冀东集中。这次仍然是日伪合作，协同作战。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行营设在唐山，以齐燮元的亲信杜锡钧为行营主任，齐燮元在北平坐镇指挥。但是，正当集结伪军立足未稳之时，就遭到李运昌部抗日武装的沉重打击，在遵化石门截击开往遵化的伪军第十团，歼其团部，击溃两个营。日籍教官公田、川越二人被俘，并随后被愤怒的群众击毙。伪军出师受挫，大大动摇了伪军的军心，同时也使身在北京的齐燮元“大为震惊”。齐燮元与顾问部长官田岛少将亲到唐山，并前往丰润县至遵化视察。当他们进入遵化城时，当地出现了抗日标语传单，吓得他们即日返回唐山。随后，由伪军咨局局长王斌拟订了进攻冀东抗日根据地的计划，企图集中优势兵力、重点突袭，一举歼灭抗日武装。齐燮元认为此策略可行，便将十六个团的伪军统一集中，向北部遵化山区各根据地进发。李运昌部当即迂回到伪军薄弱的南部的滦县附近，先将伪军第二十团包围，采取了围点打援的战术，吸引伪军北进的七个团的兵力。而日本顾问税听少佐率领八个营的兵力，前去解围。但此时李运昌早已安排重兵，形成包围圈。当前来援救的伪军第四团进入包围圈后，突然遭到八路军的袭击，一个整团及炮兵队全部被歼。驻该团的三名日本教官全被击毙，缴获了全部装备和武器。包括步枪1100支，迫击炮4门，重机枪6挺，山炮2门，团长以下官兵全部被俘，后经教育，予以释放。
当齐燮元和日军顾问田岛得知伪军整团被歼的消息后，急命取消原计划，急急慌慌地离开唐山返回北京。
1941年11月初，日军和齐燮元伪军以“清剿剔抉”的手段，向我冀东根据地进行“扫荡”，实施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企图消灭冀东八路军，摧毁冀东抗日根据地。
当时我冀东根据地的基本区内仅有少数几个部队(区队)和民兵坚持斗争，显然很难粉碎敌人的狂妄计划。针对以上情况，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和政治委员李楚离等召开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根据会议决定，冀东军分区立即制定了打伪“绥靖军”的作战计划。从1941年11月开始到1942年2月，我冀东军分区两个主力团和地方武装对阵日军约3千人、伪治安军3万人，经过84天、29次作战：共歼灭伪“绥靖军”8个团的大部。这次战役，粉碎了日军企图在冀东以“绥靖军”为主，结合地方伪组织建立“模范治安区”的狂妄计划，从而打乱了日军妄图在华北建立太平洋战争的兵站基地的步骤，大大瓦解了伪军的斗志，伪军士兵逃跑与日俱增。已经调离冀东的日军第27师团，不得不又调回冀东地区。这使敌人意识到，在他们认为条件好的冀东都建不成“模范治安区”，在别的地区同样也不可能。事实上，日军在冀东失败后，再也没有进行过建立“模范治安区”的尝试。
此时，日本华北方面军高级指挥官哀叹：“到冀东如入苦海”，“对冀东应有再认识”。当时，日军为了集中兵力确保重要据点和铁路沿线，还先后撤退了20多个据点，为八路军恢复原有地区和开辟新地区打下了良好基础。
但是，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在第三次反扫荡中战斗中伤亡连队干部十余人，战士347人。部队在转移过程中，与日军遭遇;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包森不幸牺牲。
汉奸的下场
齐燮元自1937年参与筹建伪华北政府，到1943年11月，由于内部派别斗争，遭暗算被逐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任职长达6年之久。他在任内务署督办、治安总署督办和绥靖军总司令的巅峰时刻，集军政大权于一身，麾下握有36个团的兵力，但其在扩充军力时，曾招致日方的猜忌，“当时伪治安各团主官均称司令，对司令人选，由日寇驻伪治安总署顾问部向日本军部推荐，齐燮元则强用自己的北洋旧部，不听招呼，因此双方不断发生摩擦”。后来几经周折，愤然离开了离开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大大小小的汉奸，个个都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但齐燮元认为自己在1943年就离开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已经不能算大汉奸，或能侥幸过关。
没想到，12月4日，在北兵马司1号，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财政督办、经济督办汪时璟家设的鸿门宴上，军统北平区负责人马汉三宣布了特任级大汉奸名单，其中齐燮元排名为第4号。他当场被押往北平炮局监狱关押。1946年5月26日，由国民党司法部下令，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经济总署督办汪时璟、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委员长殷汝耕等14名华北大汉奸，由军统局北平区区长马汉三亲自押解，从北平飞赴南京。其余13名大汉奸被关押在老虎桥监狱，而齐燮元因为是军事巨奸，被关押在特殊的军事监狱，交由南京军事法庭进行审判。
在法庭上，齐燮元十分顽固，态度蛮横，对自己投靠日本人的汉奸罪行矢口否认。当法官问他：“齐燮元，你是不是汉奸?”齐燮元回答：“汪精卫是汉奸，因为他听日本人的;蒋介石是汉奸，因为他听美国人的……我齐燮元不是汉奸，因为我只听我自己的。”齐燮元在法庭的蛮横态度，闹得一片哗然。最后，法官历数他的汉奸罪行，宣读判决书：齐燮元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没收。
同年12月18日，华北军事巨奸齐燮元被押赴南京雨花台执行枪决。他成为华北地区第一个被枪毙的大汉奸。
纵观齐燮元一生，早年为封建军阀，为抢夺地盘，发动内战，纵兵殃民，生灵涂炭;抗战开始，为了东山再起，齐燮元落水当了汉奸，作为军事大汉奸的齐燮元多次与八路军和抗日武装进行作战，协助日军，为虎作伥，给抗日武装带来很大的损失，给华北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实属罪大恶极!抗战胜利后，齐燮元被国民政府军事法庭以“汉奸罪”枪决也是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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