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毛泽东、朱德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 （中）
什么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的标准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标准。但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中，总有一些经久不变的标志和特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让我们走进党的峥嵘岁月的历史深处，找寻共产党人那些经久不变的标志和特质，让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是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就是指挥千军万马的总司令还要向好友筹钱养活自己母亲的人
在四川仪陇朱德故居纪念馆，一封经历了纷飞战火、纸质已经发黄破损但字迹依然清晰的书信，无声地叙说着共产党人清廉与忠诚的往事。
这是1937年11月29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写给同乡戴与龄的一封求助信。信中朱德请求他筹200元钱救济老家挨饿的母亲。
朱德，1886年12月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大约两岁时过继给大伯朱世连抚养。因此，朱德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母钟氏，一个是养母刘氏。她们对朱德都非常好，也深深影响了朱德，尤其是生母钟氏。
1944年春，在得知生母去世后，朱德动情地写下了《回忆我的母亲》一文。文中写道：“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我爱我母亲，特别是她勤劳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母亲是个好劳动。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母亲在家庭里极能任劳任怨。她性格和蔼，没有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
朱德写道：“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
1909年朱德离开家乡后，就再没有回过一次家。1919年，朱德曾经把父亲和母亲接出来，但父母都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很快还是回了老家。父亲在回家途中逝世了，母亲一直在仪陇老家生活。
1937年11月，朱德的外甥许明扬等来到山西。此时的朱德离开家乡将近30年，十分惦念家里的两位老母亲，急切询问起家里状况，得知家里人这些年来因自己参加革命而受株连和迫害，眼下老家正遭旱灾，家里老母亲生活异常艰难，常常饿饭。
朱德心情非常沉重。身为八路军总司令的他，穷得连接济老母亲吃饭的钱都没有。过去他在旧军队任职时，一年能拿到2000块银圆。思前想后，朱德没有向组织提要求、寻求助，而是向同乡、发小戴与龄写了一封求助信。信中写道：
我们抗战数月，颇有兴趣。日寇虽占领我们许多地方，但是我们又去恢复了许多名城。……昨邓辉林、许明扬、刘万方等随四十一军来晋，已到我处，谈及家乡好友，从此话中知道好友行迹，甚以为快，更述及我家中近况颇为寥落，亦破产时代之常事，我亦不能再顾及他们。惟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二百元中币，速寄家中朱理书收。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望你做到复我。
信中提到的朱理书是朱德的侄子。朱德的好友戴与龄生于1888年，小朱德2岁。他们从小感情真挚，一同参加过科举，还一起参加过护国战争。在朱德万里寻党、赴德国和苏联学习期间，戴与龄多次接济，帮助他解决生活上的困难。1926年朱德回国后，他还追随朱德参加了南昌起义。戴与龄接到朱德的求助信后，深深为威震全国的八路军总司令竟然如此两袖清风而感动，当即把200元钱送到朱德的家里。
朱德的这封信，生动地诠释了共产党人的清廉与无私、情怀与境界。在亲情和人民革命事业之间，朱德毅然作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选择，舍小家为大家。在朱德看来，“对家庭的忠诚，应该服从于更大的忠诚——对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忠诚”。“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才是对母亲深恩的最好报答。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专门提到了朱德的这封信，感叹道：“战功赫赫的八路军总司令清贫如此、清廉如此，让人肃然起敬！”号召全党学习朱德“心系人民、艰苦朴素的公仆情怀”。
湖南汝城县沙洲瑶族村村广场上的 《半条被子》雕像
共产党员就是自己仅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深情地讲述了长征途中的一个故事：“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1934年11月7日，红3军团主力占领湖南省汝城县文明圩（今文明瑶族乡），中央机关、中革军委纵队及各军团部队陆续抵达并分别在秀水、韩田、沙洲、新东、文市等地宿营并作短暂休整。
在沙洲村，红军纪律严明，战士们和衣睡在屋檐下、空地里，在野外架锅做饭。南方的冬天异常寒冷，村民徐解秀见此情景，便让3名女红军睡到自己家里。徐解秀那时刚生完孩子正在坐月子。家里一贫如洗，屋子里只有一张铺着稻草的木架床，床上只有一些烂棉絮和一件破蓑衣，连一条完整的被子都没有。女红军在急行军中只留下了一条被子，徐解秀母子就同3名女红军挤在一张床上合盖一条被子。徐解秀的丈夫则睡在门口的草堆上，守护着他们。
几天后，3名女红军要离开沙洲村继续前进。临行前，她们决定把这唯一的被子留给徐解秀一家御寒，但徐解秀不忍心，说什么也不肯要，推来推去。一名女红军找来一把剪刀，把这条被子剪成了两半，留下半条给徐解秀。那名女红军告诉徐解秀：“红军同其他部队不一样，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的军队，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的生活。等革命成功后，一定要送你一条完整的被子。”
红军走后，敌人把全村人都赶到祠堂里，逼大家说出谁给红军做过事。大家都不说，敌人就挨家挨户搜查，女红军留下的半条被子被搜走了。敌人还强拉踢打徐解秀，让她在祠堂跪了半天。徐解秀后来说：“虽然那时为了红军留下的半条被子吃了点儿苦，不过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1984年，重走长征路的《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在沙洲村采访了年过八旬的徐解秀老人。徐解秀把3名女红军的故事告诉了罗开富，并把他领到当年3名女红军住过的房间里。房间有十六七平方米，只有一个小窗户，比较阴暗。用木板做的床铺四周，竖着4根竹竿，横着2根竹竿，是挂蚊帐用的。木质的床铺和竹竿都因年代久远而发亮了。徐解秀老人深情地回忆说：“天底下哪有这样好的军队？她们要跋山、要过水，风里来雪里去，我哪能要她们的被子？可她们不依。她们走后，我就没有再搬动过床铺。我心里总在想，她们会回来看我的。我心里很想再见到她们。”
罗开富十分感动，写下了报道《当年赠被情谊深，如今亲人在何方》，发表在1984年11月14日《经济日报》头版。报道引起了邓颖超、蔡畅、康克清等参加过长征的领导同志的重视。她们给徐解秀赠送一条新被子，并请与她们一起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谢飞联系《经济日报》记者。在邓颖超的关心下，她还多方寻找过这3名红军女战士，遗憾的是英雄已无觅处。谢飞在接受采访时感慨地说：“悠悠五十载，沧海变桑田。可对那些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帮助过红军的父老乡亲，我们没有忘记。请罗开富同志捎句话：我们也想念大爷、大娘、大哥、大嫂们！”
“半条被子”的故事，体现的是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风雨同舟的鱼水深情。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半条被子”的故事。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来到郴州市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瑶族村，参观“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再次强调：“‘半条被子’的故事让人民群众认识了共产党，把党当成自己人。正因为有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我们党才能走过辉煌历程，取得伟大成就。”
共产党员就是管着被装宁可冻死也没有自己先穿暖和的人
这个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述。
长征途中，一支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前进。呼啸的狂风与纷飞的大雪，似乎要吞掉这支缺衣少食的钢铁队伍。
一位指挥员把他的马让给了重伤员，率领战士们向前挺进，在冰雪中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道路。
途中，出现了令人悲痛而震撼的一幕：一个红军战士，倚靠一棵光秃秃的树干坐着，神情自然镇定，浑身落满了雪，一动也不动，好像一尊雕像，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
有战士告诉指挥员：这个红军战士已经牺牲了，是被冻死的。
指挥员悲愤交加：“叫军需处长来，为什么不发给他棉衣？”
有人小声地报告：“他就是军需处长。”指挥员怔怔地伫立了足有一分钟，眼中闪烁的泪珠伴着无声的雪花滴落，然后缓缓地举起了右手，向那位军需处长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大雪很快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变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队伍继续前进，迈出沉重而坚定的脚步，那声音似乎在告诉人们：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
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研讨班上深情地讲起这感人的故事。他说：“管被装的宁可自己冻死也没有自己先穿暖和一点，这是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觉悟看似无形，关键时就会显现出强大力量。我们党就是靠着千千万万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先进分子无私奉献，才赢得了一场场艰苦卓绝的斗争。”
李狄三
共产党员就是眼看着母亲快要饿死也不动公家金库一分钱的人
这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发生在冀南抗日根据地。主人公是共产党员、冀南地区专员公署金库主任王荣卿。
王荣卿，河北曲周县后寨村人，原名王怀堂，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初担任三专署金库主任。1943年，华北大旱，庄稼几乎绝收，加之日伪军频繁“扫荡”、抢粮，冀南地区出现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在乡亲们和亲朋好友看来，王荣卿是金库主任，掌管着许多银圆、冀南票，既有权又有钱，拿点钱出来接济一下大家应该很方便，于是便纷纷来到专员公署驻地曹庄找王荣卿要钱或借钱，以买粮食救急。
王荣卿理解大家的困难，但深知组织上的纪律，特别是作为金库主任，花每一笔钱都有明文规定，没有上级组织的通知，公家的钱一分一毫也不能随便动。于是，他只能对乡亲们说：“我掌管的那些钱都是公家的，不能动呀，请大家谅解我。”乡亲们和亲朋好友扫兴而归。
几天后，王荣卿的长兄王怀玉前往曹庄村，含着眼泪对王荣卿说：“咱家已经没有一点粮食了，咱娘已经饿得躺在床上不能动了。我知道你有纪律，也很难，都听乡亲们说了，但看在咱娘的情分上，你多少拿些钱给我，我进城籴点粮食。”
王荣卿面有难色地低下头，眼泪簌簌地往下掉。
王怀玉劝说：“兄弟，你是金库主任，管那么多钱，就不能想办法拿出一点来吗？”
王荣卿说：“哥哥，我管的钱是抗战军费，不能动呀！”
王怀玉有点激动了，说：“就算借一点还不行吗？以后我们还不行吗？你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咱娘饿死吧？”
王荣卿说：“专署组织的运粮队去鲁西北运粮，等回来了我分了粮食，就尽快往家里送。”
“可眼下怎么办呢？娘怕等不到那一天。”王怀玉哽咽了。
王荣卿来到伙房，向炊事员预支了两个菜饼子。这两个菜饼子是王荣卿一天的伙食定量。他把菜饼子交给哥哥，说：“你先拿着，回家给娘送去，等我再省出吃的和分了粮食，就给家里送去。”
哥哥王怀玉接过菜饼子，叹了口气，转身走了。
6天后，家里捎去口信说，娘去世了，让王荣卿回家奔丧。
在一些人看来，金库主任想捞点钱是很容易的。因为敌人经常“扫荡”，金库里的钱得随时转移，也有被敌人抢走的时候。如果从金库里拿一些银圆出来据为己有，汇报说“扫荡”中被敌人抢走了，一般是不会追究责任的。但王荣卿没有这样做，即使母亲就要饿死了，他也没有动金库里的一分钱。
在亲情和纪律面前，王荣卿用实际行动作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选择。
抗战胜利后，王荣卿担任曲周县民主政府县长、县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农业部、商业部工作。1972年6月去世。
共产党员就是把死亡留给自己、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的人
“什么叫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向党要副担子挑在肩上的人。什么叫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呢？那就是笑着离开人间，把笑看成临死前最后一项任务。”这是共产党员、人民解放军进藏先遣连党代表李狄三在1951年牺牲前说的话。
1950年，中国大陆最后一个未解放的地区就是西藏了。中央军委作出“多路向心，解放西藏”战略部署，新疆军区奉命派部队从南疆进入藏北。为此，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组建了进藏先遣连，独立骑兵师1团保卫股股长李狄三担任先遣连党支部书记、总指挥。1950年8月1日，李狄三率领先遣连138名指战员，向西藏阿里挺进。
阿里位于西藏西部，大部分地区海拔在4600米到5100米之间，空气含氧量不足平原地区的一半。新疆军区副司令员王震曾派人侦察过由南疆通往西藏的道路，得到的结论是：“进军阿里，艰难不亚于长征。”
先遣连出发第9天，翻越海拔近6000米的界山达坂，进入西藏。他们是最先进入西藏的解放军部队。
在向阿里挺进的途中，由于严重缺氧，很多人出现高原反应。由于大雪封山，后方物资接济不上，先遣连的粮食供应断绝。尽管新疆军区副司令员王震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接通运输线”，但均未成功。
1950年10月，先遣连到达藏北高原腹地扎麻芒堡（今改则县先遣乡）。由于进入冬季，先遣连奉命就地转入过冬备战，坚持到春季会师。扎麻芒堡海拔4500多米，冬季最低气温零下40多摄氏度，冰雪覆盖的时间长达半年。早已断粮的先遣连严格遵守不拿藏民一针一线的纪律，只能靠打猎为食。因长期严重缺氧、营养不良，很多人身体肿胀、溃烂，不断有战士牺牲。有一天，先遣连共举行了11次葬礼。先遣连在扎麻芒堡的270天，有63名官兵牺牲。
李狄三患上了严重的浮肿病，仍每天坚持工作。为了不影响大家的情绪，他做通了同住一屋的陈干事的工作，约定不许“泄密”。几天后，他病情加重，站立行走都很困难。战士们发现后，连党支部召开会议，作出了“限制他工作、强制他休息”的决定。
为了既服从党支部决定，又不影响工作，李狄三让通信员抱来一堆羊毛，用手捻了一根长长的毛绳，与各班相连。每天，他都扶着这根毛绳，笑容满面地去各班看望大家，给他们上党课，讲这次西进翻越高山进军西藏的意义，鼓舞大家战胜一切困难，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咬紧牙关向胜利进军。
1951年5月，后续部队踏上先遣连开辟的道路，开始向藏北推进。这时候，李狄三的病情更加恶化，已经几天粒米未沾、滴水不进。尽管这样，每次开党支部会，他都要坚持在床前开，因为他始终放不下先遣连一大摊子工作。连长曹海林提出要给他注射青霉素。青霉素是先遣连出发时王震特批的，全连共5支，非常珍贵。李狄三说：“不用，还是留着吧，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会用得着的。”政治干事陈信之坚持要给李狄三注射青霉素。他想到一个办法，建议开党支部会，举手表决。李狄三说：“请同志们不要这样逼我，大家的心意我领了，我都成这个样子了，还用什么药？我的病我自己心里清楚，就别浪费药了，临死了就别再让我背着个不执行党的决议的名声了。我恳求同志们把手放下吧。”他最终坚持没有使用青霉素。
1951年5月28日，后续部队到达扎麻芒堡，与先遣连胜利会师。李狄三把笔记本交给带队领导后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年仅38岁。
后来，在李狄三日记的最后，大家看到了他的遗言：“曹海林、彭青云同志：我可能很快就不行了，有几件事需请同志帮助处理。1．两本日记是我进藏后积累的全部资料，万望交给党组织。2．几本书和笛子留给陈干事。3．皮大衣留给五瓜同志，他的大衣打猎时丢了。茶缸一只留给郝文清，几件衣服留给炊事班的同志，他们的衣服烂得很厉害。4．金星钢笔一支，是南泥湾开荒王震旅长发给的奖品，如果有可能请组织上转交给我的儿子五斗。还有一条狐狸尾巴是日加木本送的，请转给我的母亲。”
在生死面前，李狄三把死亡留给自己，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精神风骨和意志品质。
（来源《党史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