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地主及其帮凶，通过威胁、绑架、囚禁、杀害等方式，让知道他们坏的人，要么不敢发声，要么为其张目以求自保。

正所谓：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当然，也确实存在一些表面不那么凶残，相对温和的地主。他们可能对农民有一些同情，平时也尝试过积德行善。但相比个人私德，地主的阶级属性才是最主要的。

温文尔雅的地主就不吃人了吗?

笑话。

下面给你看看地主阶级的嘴脸，看看什么是“万恶的旧社会，什么是“把人变成鬼”。

20世纪40年代，有位美国记者韩丁(William Hinton)，到中国山西上党地区，对当地农村进行实际调查后，写下了《翻身》一书。书中有如下记载：

有一个张庄农民家的小孩刚刚才六岁，闹灾那年偷摘了他爹东家树上的几把叶子。地主抓住了这个孩子，用大棍打得他浑身青紫，并且罚了他爹二十五块银元，相当于他整整一年的收入。为了熬过冬天，他只好去向亲戚借钱，直至十年以后，这笔债还没有还清。

也许那个地主也有许多说辞，比如“我要是不罚他，阿猫阿狗岂不都来我家偷东西”之类。

这种辩解现在我们无法理解，可在当时看起来却无比合理。事实上，你不剥削农民，可能很快就会失去地主的地位。

《翻身》一书中还有这样的记载：

有个太行山的农民，因为地主强奸他老婆而动手打了那个地主，就被拴住头发吊起来毒打，直到头皮从脑顶上撕裂，人栽到地上，流血过多而死。

以及这样的：

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的灾荒期间，郭春旺对佃户们毫不留情。苗家弟兄每年向他交纳租子。一九四二年他们打下的粮食还不够自己糊日，可是郭春旺硬要他们把租子交齐。他们想拿自己的一部分土地抵租，但被他一口拒绝了。

为了交齐租子，他们被迫向别人借粮。租子还清以后，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充饥，兄弟两个不到开春都饿死了。郭春旺另一家债户裴虎文的母亲，还够了他的三块钱后，没过多久也饿死了。还有一个叫黑胖的农民，把粮食、衣服和家具都给了郭春旺抵债。

灾荒最严重的时候，饿殍遍野，郭春旺把一切能征收的欠租都催上来，困积在自家墓地的墓穴里，等待机会粜售高价。很多粮食因为储存过久而霉烂掉了。

多么熟悉的场景，粮食宁可烂掉也不给你们这些要饭的!

资本家把牛奶倒入密西西比河

你知道我们国家认定多少利息是高利贷吗?年息24%以上法律就不保护，而年息36%以上，应当要求返还利息。

可是你知道旧社会地主借钱给农民的利息是多少?

他(地主申金河)把一部分钱换成银元埋在后院。剩下的钱以很高的利息借给那些急于用钱的农民，月息高达百分之五十，这样不出三个月就能收回一倍或两倍于本钱的利钱。那些还不起债的人就把土地典给他，没有土地的就得拿牲口、大车、农具来抵偿。

月息50%!那年化利率是……

(1+50%)^12 - 1 = 12875%!

愿意借这种钱的，不是葬父葬母，就是给孩子治病。什么叫乘人之危?这就叫乘人之危!你要是还不上，那就得做牛做马，赔老婆、赔儿女。

杨白劳与黄世仁

有的农民讲述自己悲惨经历：

不论我出多大力气干活，欠下他的那笔债也休想还清。在那里干了几年，原先八块多的债反倒成了三十多块。我对他说：“给你干活是白贴工，越干债越多，不如叫我走了强。”可是人家不让走。字据上写的是七年，拿这就把我拴住了……只要我使坏一件工具，他就逼我赔高价。那年早季长，地特别硬，他催着快些锄，我一发慌，将锄把折断了。他一见就恼了，把我的工钱扣掉了好几块，足足够买两根锄把的。其实坏的那根也不是不能使，我还一直使了好长时间嘛。到年底我拿的工钱还不够买条裤子的。

而农民试图反抗，则会遭到残酷的镇压：

多少年来，佃户和长工们稍稍表示一下反杭，就要遭到残酷的镇压，因此，如果要向地主的权力发起进攻，农民便深为犹豫，这几乎成了本能。在地主阶级统治的两千年内，一次又一次的反叛都被镇压下去了。率众起义的首领们，不是被收买，就是被砍头，他们的追随者则被活活地剁成肉块、烧死、剥皮，或活埋。太行地区的地主曾经得意地向一些外国来访者们出示过他们用人皮制成的物品。

走投无路的农民才会选择起义

为什么自古以来，农民起义不断?为什么国共内战期间，农民心甘情愿给解放军当脚夫、送粮食?为什么解放后农民批斗地主时，会丝毫不留情面?

因为在人吃人的社会里，一两个地主的人品好坏是无关紧要的。他们靠剥削和压迫为生，不彻底把他们消灭，中国人民没有好日子过。而任何美化地主的言行，都值得我们警惕。

人们不难理解，只有当农民被逼得忍无可忍时，他们才会行动起来。不过，一旦行动起来，他们就要走向残忍和暴力的极端。他们如果要动手，就要往死里打，因为普通的常识和几千年的痛苦教训都告诉他们，如果不是这样，他们的敌人早晚要卷土重来，杀死他们。

（来源：知乎，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99185919/answer/13859964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