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为朱德授衔授勋

一

1955年9月，解放军进行了大授衔。经毛泽东批准，解放军诞生了以朱德为首的十大元帅，以粟裕为首的十大将，以萧克为首的55名上将，还有175名中将、800名少将。加上补授和晋升的，到1965年取消军衔制度时止，共授予上将57名、中将177名、少将1360名。这些人就是人们所说的“开国将帅”。此外，到当年底，解放军共有60余万名干部，被授予从准尉到大校各级军衔。但是谁能想到，10年之后，又是经毛泽东批准，解放军于1965年6月取消了军衔制。授衔和取消军衔，都经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决定的合法程序。授衔的程序是：1955年2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经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此次实行军衔制度，原本元帅设两级，即大元帅、元帅。大元帅是专给毛泽东设立的，因毛泽东坚辞不受，故后来只授了十位元帅。当时毛泽东这样说：“这个军衔是封建的东西，但我们现在还需要用，对外还要用。”毛泽东拒绝被授予大元帅军衔，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人也未被授予军衔。取消军衔制的程序是：1965年5月22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6月1日起生效。只是，此次取消军衔制，是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主席令予以公布的。而授衔和取消军衔的两次决策者都是身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

那么，为什么要取消军衔制呢?当时对军衔制的认识是怎样的呢?取消军衔制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内情呢?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元帅被打倒，林彪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取代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当时，中共中央组成了新的军事委员会，军委主席仍为毛泽东，副主席三人，分别为林彪、贺龙、聂荣臻。林、贺、聂三人都是元帅，其中林彪排名第三，贺龙排名第五，聂荣臻排名第九。经林彪提名，罗瑞卿由公安部部长调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林彪上台之后，立即大刀阔斧、独树一帜地采取各种举措，大力“突出政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林彪的主持下，军队所面临的政治生态、思想舆论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林彪的极左做法有目共睹。

但是，主动提出取消军衔制的却不是林彪，而是贺龙。

林彪身体不好，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养病，1959年强打精神工作不过3年，到1962年，就又病倒了。这样，军队工作中军委副主席贺龙出面的机会就多了起来。1963年9月2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研究新疆安定问题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临结束时，他提出：“林彪长期生病，身体不好，建议由贺龙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按毛泽东批示中点的名，与会者有王恩茂、罗瑞卿、贺龙、萧华、谢富治、周恩来、朱德、陈毅、杨成武共9人，大家一致同意。贺龙深知林彪的治军方略深受毛泽东欣赏，因此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只能在此基础上将军队“革命化”“突出政治”向前推进一步，而不能落后，更不能倒退。

1964年8月，毛泽东要贺龙、罗瑞卿一道到北戴河，向他汇报军队高级干部减薪问题，作为“反修防修”的一项措施。在讨论中，贺龙提出建议：“是不是连军衔一齐取消算了?”毛泽东立即回答：“取消，搞掉那块牌牌!我早就想搞掉它。”回京后，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打电话给林彪秘书，请他就取消军衔制问题向林彪报告，并请林彪指示。但是，对于这样大的事，林彪那里却毫无动静。罗瑞卿几次催问，林彪那里都没有回话。罗瑞卿察觉情况有点儿异常，判断林彪迟迟不予表态，可能对此不太满意。罗瑞卿硬着头皮请林彪秘书再去请示，并对林彪秘书说：“如果林总没有指示，我们不好执行。”两天后，林彪秘书回电话说：“林总同意。”

林彪的消极表态，并非对取消军衔制有什么异议，而是对贺龙、罗瑞卿在军队这么大的事上“越位”直接去见毛泽东，并且由贺龙提出取消，而把他撇到了一边，“架空”了他，心生不满和怨怼。

有了毛泽东的肯定，也有了林彪的表态，取消军衔制的工作随即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1955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授勋典礼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二

1964年八九月，中央军委先后两次召开办公会议，对取消军衔制问题专门进行研究，并制订了初步方案。方案初步确定，先由军衔薪金改革小组就取消军衔制向中央军委提出报告，然后由中央军委组织实施。其中，罗瑞卿在9月7日召开的军委办公会议第七次扩大会议上，谈及关于军队薪金制度和军衔制度问题时说：“军队薪金制度要搞得合理，有利于加强军队内部上下之间和加强军队同地方之间的团结，有利于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要组织一个专门小组进行研究，提出适当的方案，报请中央批准后施行。”他还说：“军衔制度也要由专门小组研究，提出方案，加以改进。”

10月中旬，军衔薪金改革小组向中央军委提交了《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意见》中说，解放军的军衔制度，是照搬苏联和其他国家的。过去没有这种制度，也一样打胜仗。实践证明，这种制度不符合我军的优良传统，实行以来，利少弊多，副作用很大。一个月后，中央军委办公厅向全军转发了这个文件，要求结合开展取消军衔制度思想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这些工作，是在对取消军衔制度持积极态度的贺龙的一手领导督促下进行的。贺龙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人，靠两把菜刀闹革命起家，对解放军优良传统和浴血奋战历程，有着朴素而深厚的阶级感情，而对仿照苏联军队和西方军队搞正规化建设，思想上有所保留。加上对“反修防修”理解的偏差，更使得他对于军衔制的弊端看得过于严重。他向毛泽东提议废除军衔制度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可以进一步看出他对军衔制的否定态度。

1964年11月5日至13日，中国派出了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团长、副总理贺龙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苏联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在宴会上，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私下说了句挑衅性的话，遭到周恩来的当面反驳。他不甘罢休，又来到贺龙面前，别有用心地对贺龙说：“贺龙同志的元帅服很漂亮，这已经不像当年的布棉袄了。”贺龙不同意，说：“还是当年的棉衣好，我舍不得它!”马利诺夫斯基放肆地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会把毛泽东搞掉的，只是时间未到。”贺龙听罢，勃然变色，义正词严地指出：“你的话完全是错误的，我根本不能同意。”说罢，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很气愤，立即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指出：“马利诺夫斯基刚才胡说八道。”米高扬说：“这绝对不代表我们的路线。他多喝了几杯酒，才说这样的蠢话，请你不要认真看待这件事。”周恩来严肃地指出：这反映了一些人的情绪，并不是一件小事。事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就此向周恩来、贺龙表示了歉意。

从苏联回国后不久，11月30日，贺龙在听取高等军事学院有关人员汇报时说：“我们的薪金制度不合理，特别是营级到军级。将军以前还降了一点，但也不合理。元帅、大将有的薪金比主席还高，我们过去还不知道。”“牌牌(指军衔)我们上了当，也准备取消。内战时期、抗日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发几块钱，发套布衣服，实行供给制。一进城，有人批评我们‘游击习气’，以后就分十九级，将、校、尉。”“薪金制我们上了当，军衔我们上了当。明显地讲，人家就是要控制我们的军队，那时我们不自觉，没有顶住，要作检讨的是我们。”贺龙把实行薪金制、军衔制看成“上当”，认为是别人“要控制我们的军队”，把情况夸大得严重了。

1964年6月15日，贺龙陪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健步走进北京西郊射击场，检阅部队军事表演

三

1965年1月12日，中央军委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正式提交《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请示》。《请示》中说：“军衔制度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与我人民军队的本质不相适应。九年来实践证明，这一制度不符合我军的优良传统，等级表面化，助长了干部的等级观念和名位思想，不利于我军的革命化建设，不利于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同时，也增加了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不少繁琐事务。鉴于存在上述许多不利因素，建议取消军衔制度，采取‘名存实亡’的办法，大将以下各级军衔一律取消，元帅军衔予以保留。取消军衔以后，凡属现役军人，仍保留领章上的军兵种符号，今后参加外事活动，除元帅外，可用职务名称。”其中还说：“军衔制度是根据兵役法和军官服役条例制定的。取消军衔制度，必须修改兵役法和军官服役条例。在中央批准取消军衔制度后，再按法律手续报人大常委会通过。”《请示》最后指出：“取消军衔制度，在军队人员思想上不会引起太大的波动，但也必须和对待薪金改革一样，在部队进行充分的思想教育工作。”

当月，毛泽东在这份《请示》上批示：“同意”。

此前，由于中央军委办公厅曾就取消军衔制问题征求军内各单位意见，各单位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其中主要有：要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不要“名存实亡”，而要名实皆亡，元帅军衔也不要保留;陆、海、空服装上已有区别，因此，军兵种符号也可以不要，或者和解放军的符号统一起来，一律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礼服、大檐帽等，也可以取消;全军上下，对内对外活动，皆实行一种服装样式，体现官兵一致、全军一致。还有一些意见和建议，比中央军委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走得更远，但后来大部分被采纳了。

2月18日，国防部发布了《关于停止授衔、晋衔工作的通知》。内称，中央已经批准取消军衔制度，现正按法律手续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待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后，即行公布取消。现决定从即日起，停止授予和晋升军衔的工作。

取消军衔制，军队服装也须更改。在取消军衔制上表态消极的林彪此时也并没有当甩手掌柜。1965年4月中旬，他在苏州养病，还把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电召过去，研究并确定军队取消军衔制后的服装、领章和帽徽的样式。林彪主张采用又红又大又鼓的五角星作为帽徽，并配以两枚鲜红的领章，作为“突出政治”和“革命化”的象征。他的意见得到毛泽东的肯定。

4月28日、29日连续两个下午，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在武汉东湖向毛泽东汇报有关作战计划和改变军队帽徽、领章问题，董必武、王任重参加。在杨成武汇报关于改变人民解放军帽徽、领章问题时，毛泽东说：“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统统都吹了。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毛泽东当即在4月24日的中央军委关于改革现行帽徽、领章和军帽式样的请示报告上批示：“照办”。

关于六五式军装，其中还有另外的一段插曲。这种服装在毛泽东“全国学解放军”的倡导下，颇受世人喜爱。江青也想要一套穿穿，报到罗瑞卿那里。罗瑞卿同意给她发衣服，但由于她不是军人，不同意给她发领章、帽徽，这就得罪了江青。“文革”开始后，江青还是耀武扬威地穿上了。不仅如此，江青搞样板戏，又篡改历史，把这种服装推广到解放战争年代，让《林海雪原》的主角少剑波唱出“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的台词。在这种“左”的风气影响下，甚至1962年就已因公殉职、根本没有见过这种服装的雷锋，在油画、电影中也穿上了这种服装，闹出了历史笑话。

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注和贺龙的直接领导下，取消军衔制的工作加快了走程序的步伐。不出一个月，1965年5月22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根据国务院提议通过《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同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主席令，予以公布。

5月24日，国务院公布《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的决定》。《决定》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已经通过了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现行的军衔制度。为了能够充分体现出我军是伟大的党、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领导下的伟大军队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做到三军一样、官兵一样，国务院对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决定如下：

一、陆、海、空军，公安部队一律佩戴新的全红五角星帽徽和全红领章。现行的帽徽、军衔肩章、军衔领章和军种、兵种、勤务符号，均予以废止。

二、官兵一律戴解放帽。现行的大檐帽、女无檐软帽、水兵大顶帽，均予以废止。

三、海军军服的样式改与陆、空军相同，其颜色为深灰色。

四、官兵每人发腰带一条。原军官武装带予以废止。

五、原校以上军官的西式大礼服和女裙服予以废止。

本决定，从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起开始实行。

从此，军衔制成为一段隐去的历史，也成为一代军人的共同回忆。

军衔制是世界各国军队普遍实行、行之有效的制度，解放军取消军衔制，无疑是走了一段弯路。与解放军取消军衔制有关联的两件史实也颇有意思，值得交代：一是被誉为欧洲一盏“社会主义的明灯”的阿尔巴尼亚，也效仿中国于1966年5月取消了军衔制。二是23年后，中国于1988年9月又恢复了军衔制。此次恢复军衔制与第一次授衔相比，取消了元帅和大将军衔，最高到上将。而阿尔巴尼亚也于1991年恢复了军衔制。从此，世界上再无没有军衔制的国家。

(本文原载《党史博览》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