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陕西(Shaanxi)，八路军战士们(Eighth Route Army soldiers)，福尔曼(Harrison Forman) 摄

最近有个事情，引发了网络持续关注——

四川成都新都区的初三语文测试试卷中，阅读材料竟然出现了一篇涉嫌美化侵华日军的文章《杜鹃花落》，有意思的是文章作者的单位竟然是河南汤阴岳飞中学。

众所周知，岳飞是民族英雄，抗战时期无论民间还是官方，无论意识形态，岳飞再次成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激励全民族抗战到底，坚决与侵略者与汉奸、动摇分子、顽固派等一切民族投降势力的旗帜和榜样。

作为民族英雄岳飞家乡，还带着岳飞名头的这所中学的校长，多少有点“打着岳飞反岳飞”的味道了。

试卷中的阅读题《杜鹃花落》

1935年，中国社会舆论场最著名的标志性公众事件，当属吕思勉《白话本国史》教科书案了。

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在其所著该书中认为：

南宋与金和议是“不能免”的“有利外交”选择，秦桧因为主持和议、杀害岳飞，而被视为奸臣，“大负骂名，真冤枉极了”，相反秦桧是“爱国”的忠臣，“有识力，肯负责任，手段过人。后世的人，却把他唾骂到如此，中国的学术界，真堪浩叹了!”

至于岳飞，《宋史》本传全是瞎说，战功基本“全是莫须有的”，“最可笑的”是岳飞避战畏战，“眼看着高宗受金人追逐”。总之战绩平平，不该“最受人崇拜”，相反他是个擅权骄横不可制的“军阀”。

吕思勉著《白话本国史》

从学术观点来说，吕思勉不是第一个赞和议褒秦桧贬秦桧的学者，前面有元初的马端临，明朝的邱濬，清朝的钱大昕、赵翼，后面民国有胡适，前些年还有教育部的余桂元，此外即便是宋史研究学界也不乏至今仍持此观点者。当然对此批评的学者也很多，比如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邓广铭、漆侠、王曾瑜先生。学者有提出观点的自由，当然也应该有让人批评你观点的自由，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的观点被人批评了，就骂人家妨碍学术自由。倘如此，这种自由就是单方面的自由，成了学术腐败和学术霸权。

《白话本国史》初版于1923年，最初吕思勉先生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借古讽今。彼时，帝国主义列强为维护各自的在华利益，积极扶持各派军阀进行争夺地盘、扩大实力的混战和争斗，给国家民族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广大民众对各省军阀深恶痛绝，很多有识之士提出“南北罢兵、和平统一”。顺便说，还有一点就是当时的军阀动辄就说崇拜岳飞，当然真假另说，但这的确是个“符号”。

可是到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发出了抗日救亡的吼声，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吕思勉的观点就显得非常不合时宜了，所以商务印书馆在1933年修订出版了一个“国难版”，对和议、秦桧和岳飞的观点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拐弯，改捧和议、褒秦桧、贬岳飞，为批和议、贬秦桧、褒岳飞。

宋代画家刘松年《中兴四将图》中的岳飞(右)

毕竟这时候，倘若还是捧和议、褒秦桧、贬岳飞，无异于给国难深重之时甘愿卖国投敌的汉奸分子，做整容大手术，把它们洗白成所谓“忍辱负重的真正爱国主义者”，瓦解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斗争意志。

这可不是空穴来风，吕思勉提出捧和议、褒秦桧、贬岳飞的观点之后，后来下水当汉奸的汪精卫、周作人，长期“低调”的胡适，都曾对吕思勉的观点进行进一步“发展”，使之更加贴心人性化。

比如1932年，汪精卫就说过：

“南宋的秦桧遭到世人唾骂，但我觉得秦桧也是个好人。因为他在国家危亡关头，总要找出一个讲和的牺牲者，秦桧其实就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他用自己遭世人唾骂，换来当时的和平，使无辜生灵免遭涂炭之灾。照我看秦桧的救国与岳飞的抗敌，只是手段不同而已。”

下水当了汉奸，身穿伪军服的汪精卫

1935年，胡适也说过：

“宋代所处环境，不得不降金，不得不媾和。秦桧主和，实属老成谋国，独具只眼，其诛戮岳飞亦具有‘安内攘外’的苦心。”

由此可见，吕思勉先生捧和议、褒秦桧、贬岳飞的学术观点，在教科书里的持续输出，对于日益紧迫的抗日救亡形势是何等的不合时宜，不但利于激发整个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的抗日热情，反而成了民族投降主义者的遮羞布。

1935年在国家存亡——“九·一八”、“一二·八”与“七·七”、“八·一三”之间，被拎出来，纯属偶然之中的必然。

毕竟此时此刻，蒋介石热衷攘外安内，动辄“侈言抗日杀无赦”，知识分子界也不乏各种“抗日没出路”，“中国不忘天理不容”的奇葩言论，对于多数中国人民来说，满耳是大众的嗟伤，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还是做奴隶而青云直上?他们心中的怒火已经积蓄太久，被压抑太苦，亟待爆发，有人拿吕思勉先生的论点来借力打力也属正常。

1932年1月1日上午，日军登上山海关长城

借古讽今，你吕先生当年能做的，就别怪时过境迁，别人也照此办理。有道是学术观点须严谨，学术责任更要自己担。真等到被拎出来，遭到舆论吊打的时候，您也不能记吃不记打，不是?

说完这则“故事”，再说近事——成都初中语文试卷中，用汤阴岳飞中学李老师《杜鹃花落》作为阅读题，引起舆论争议，批评之声迭起。

如果单纯从文笔上来看，李老师这篇文章的角度很好，从侵略者角度反思侵略战争对日本人民的伤害。

毕竟几十年来，我们也一直在说“日本侵华战争是由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广大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

但同情日本人民，区分广大日本人民与极少数军国主义者，并不等于你有资格去——

否定日本国家的战争责任，不清算日本政府、天皇和军队、财阀的战争罪行，让你去洗白日本侵略者和美化侵略战争性质，歪曲侵略与反抗的历史，特别是淡化日本对于中国人民在人财物方面所受到的巨大伤害基础上，造成的苦难和耻辱，进行反省的责任。

位于杭州柳浪闻莺，日本友好团体所树“日中不再战”碑

即日本右翼势力及支持其的政府保守势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斗争对象和主要敌人。他们是教科书、靖国神社、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历史认识问题和钓鱼岛争端问题频繁发生的始作俑者，也是坚持和传播逃避、推卸战争责任论的根本源头。

此外，作为中国人，拿不拿日本外务省经费，自觉不自觉地替日本右翼和政府保守势力洗白洗地的，都是现代的秦桧，是当代的汉奸，是为虎作伥!

我们以此为照妖镜，“《杜鹃花落》事件”中，作为文章作者的李佳前老师，还有拿这篇文章作为基础教育阶段九年级语文考卷上阅读理解的出题、审核老师、领导，其责任如何，也就一目了然了。

有人可能觉得这种说法是上纲上线，甚至斥责我“动辄上纲上线，没完没了”，可不知道持此观点的朋友是否注意到没有，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

当年轰动一时的“名篇”《夏令营中的较量》

现在不是五六十年代，也不是八九十年代，现在是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了，国际形势特别是中日对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于这种变化，21世纪成长起来的青年朋友基本是适应的，他们对于日本(也包括其背后的西方发达国家)，除了极少数人(如“日杂”之流)，是很少“肃然起敬需抬头仰望才行”的态度了，你再搞当年某老师那种《夏令营中的较量》式的“神话故事”，亦或是“日本餐馆刷碗七遍”、“日本卫生间马桶谁能喝”的某些老杂志体，这些青年朋友是万难相信的了。毕竟他们已经走出去看世界很多年了，国外的月亮到底圆不圆，他们是一清二楚，不需要二道贩子过一手，忽悠几下就能忽悠住了。

这一代青年人，相较于我们，相较于笔者的前辈们，更加自信自强，富裕思辨精神和思想锋芒，对待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态度早就是平视的态度，并不觉得“洋大人”有什么了不起，自己的作为更不需要人家挑大拇哥来个“中国OK”就嗨翻了。

所以请李老师们，不要再拿这种文章来“考验”青年人了，就拿这种文章“考验”青年人，未免太小瞧他们这代人了吧?

我们的课本中有的是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鲁迅、赵一曼、董存瑞、刘胡兰、白求恩、张思德、军需处长、郝副营长、狼牙山五壮士、闻一多、邱少云、最可爱的人……还不够你们来写，来让青少年学生阅读理解?如果不够，我们的近现代波澜起伏的革命历史中，那些有名无名的仁人志士们，还有所在城市乡村，遭到日军屠杀的乡亲们，还不够丰富吗?非要吃饱撑的，标新立异去黑八路军?那么多的寂寞英雄、无名烈士，你们可曾会去关注?

志愿军老战士向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烈士英名墙献花

群众中有句话说得好，叫“不打勤、不打懒，专打不长眼”。

别说什么“创作自由”，对体制内财政供养的，当然是有明确规制的，这是常识，敢于狗胆包天去突破，那就是自己找抽了。尤其是教书育人的，必须严格要求，没有那样多的宽容度，毕竟你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培养的是代表着中华民族未来和希望的下一代。有时间有精力，可以搞更新颖的创造，故意打擦片球其心可诛，就是要震慑这类奇葩打擦边球，骗名求利的歪心思，教育战线不能日拱一卒，让某些势力搞水渗墙基的和平演变。

光盯着李老师是不对的，更是不够的，应该挨板子的责任人，其实还有很多。因为这样的事情，我们已经相当有“宽容度”，到了麻木不仁，见怪不怪，甚至还要替其辩护的程度了。这不就是海瑞上疏嘉靖帝时，说的那句“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了吗?

所以，你上纲上线了，就别怪群众上纲上线，矫枉必须过正，只有把这样的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真正做到防微杜渐。意识形态领域，本来就该有规矩，有约束，有惩戒才行，不关是真蠢，还是真坏，或者是阴坏，都该有底线。

“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已被日军占领的东北兵工厂

当然，自己有本事自己养活自己，那人家创作是个人自由，只要不是过于没有底线，除了法律手段，也没有太多别的办法如之奈何你。

扯远点说，为什么有司的舆论战不行，就是对这些反坏右放松管制到鼓励甚至怂恿纵容，到了无比荒唐的程度，这才有了某些人天天祥林嫂般叼盘不止，有流量就有知名度，更能变现，更要“一切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毫无是非了。对此不能宽容，稍稍宽容，就蹬鼻子上脸，就更没有人民群众的活路了。他们是非要把大家忽悠瘸了不可，没有洋大人的指点，没有洋大人的肯定，没有洋大人来做生意，我们还怎么活?

长期以来，我们的舆论空间和导向，大多就是被这些人占据控制。不从这些人手中夺走主动权，青年人就没有希望，中国就没有希望。

1942年，革命的号笛，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军号手 沙飞 摄

从革命战争中涅槃而出的中国人民是有能力的，他们的力量是最伟大的，在保卫新中国和建设事业中，几十年来，中国民族已经焕发出强大的文化创造力和活力，我们必须要坚信这种力量，以更加自主和自信的姿态迎接我们的未来，要相信青年，相信未来，特别是青年一代，他们已经不信邪，不惧邪，如果团结起来，发挥好他们的聪明才智和锐意进取精神，就是所向披靡的常胜军、无坚不摧的力量，就会使就会使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敌人，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青年的一声怒吼，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被打翻在地，烧死不可!

最后我们画个重点，就用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那句名言，作为结尾：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1944年，延安，八路军和民兵，福尔曼 摄

又：好久不写时评了，毕竟我的本专业还是历史(宋代政治制度史方向)，对岳飞和秦桧的评价，其实我知道很多，只是因为特殊原因，不能说太透，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找王曾瑜先生的书，我个人特别推荐《荒淫无道宋高宗》，不过可能因为这个题目太直指人心，让有些老师不爽，所以新版本改成中规中矩的《宋高宗传》了。老先生原本还有本论文集叫《纤微编》，删改前的原文简直是指着鼻子“问候”了，我就喜欢这样旗帜鲜明爱憎分明。

说起来，从学术谱系上讲，我跟胡适是很有关系的。那是我的亲师祖，我的太老师漆侠先生的老师是邓广铭先生，而邓先生毕业论文《陈龙川传》的指导老师就是胡适。可是你们别忘了，西哲亚里士多德说得好：“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扯远了，这些学术八卦，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申请加入我的微信粉丝群，咱们私下闲扯。

好了，该买菜做饭，接孩子去了，安顿好下午挣饭辙，好养家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