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明确回答了红军战略方面的是非问题，改变了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领导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但李德却在《中国纪事》一书中，污蔑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强迫”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作者在本文中以充足的论据论证了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必然性，驳斥了李德的不实之词。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1932年由苏联来到中国。1939年李德回到苏联，后回东德。20世纪60年代，他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反动文章，1973年出版了《中国纪事》一书。书中，李德极力歪曲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对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同志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诽谤。他在书中第三节《长征路上(1934-1935)》会议遵义会议时，污蔑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强迫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召开”的。对这种不实言论，必须予以有力的驳斥。
遵义会议会址
李德与毛泽东政治立场、思想观点等相左，所写文字易带有情绪化的内容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军事“围剿”。此时，中共中央的军事指挥权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控制。博古并不懂军事，在作战上完全依赖李德指挥。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提出“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等一系列不切实际的方针。
毛泽东这时虽然已被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之外，只负责中央政府工作，但他始终关心着军事问题。从一开始，他就不同意“两个拳头打人”和以后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认为应该主动放弃黎川，‘诱敌深入’到建宁、泰宁地区，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加以歼灭”。⑴ 李德不但拒绝了这一正确意见，反而在节节失利时，要追究战场上一线指挥员的责任。
在李德的打压和排挤下，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得到采纳。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⑵
长征开始前，李德等人向毛泽东封锁了消息，并不打算带他走。担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会议说：“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⑶ 长征开始后，在部队军事路线转移问题上，毛泽东和李德又多次发生过意见相左的情况。
从毛泽东和李德的交往可以看出，由于政治立场、思想观点等原因，李德对毛泽东一直存有成见。我们并不否认《中国纪事》一书中有不少详实的史料，对开展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作者难免将个人感情掺杂在叙述过程中，写下不少攻击、丑化、歪曲、污蔑毛泽东的内容，这些内容并不可信。因此，在阅读该书时，一定要站在唯物史观的角度，仔细甄别，认真分析。
毛主席题字
从遵义会议前毛泽东的处境来看，其不具有“强迫”中央政治局开会的条件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被排挤出红军的领导岗位，无权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这从遵义会议前召开的几次会议可以看出。
1934年12月12日，中央部分领导在湘黔交界的通道县城举行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一开始，毛泽东未被邀请参会。后来，在“(朱)老总和周恩来的推动下，会议破例请毛泽东参加”。⑷ 会上，因为朱德和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及时转兵的正确意见才被采纳。此后，在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中，也是由于周恩来、张闻天等人的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才能被采纳。可以说，如果没有朱德、周恩来等人的支持，且不说毛泽东连参会的资格都没有，即便参会了，其意见也很难对党和红军的重大决策产生影响。这种情况直到遵义会议后，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后才得以改变。可见，从宁都会议到遵义会议召开前，以毛泽东当时的身份和地位，根本没有能力“强迫”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遵义会议决议
第五次反“围剿”后，召开一次会议，彻底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是必然要求
与前四次反“围剿”的巨大胜利相比，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败，使红军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长征初期军事上的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败，使这种不难情绪“达到了顶点”。⑸ 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曾这样会议当时的情形：“指战员们怨声载道，有的骂娘，责怪中央领导不力。”⑹ 在这种情况下，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教训，彻底解决军事路线问题，迫在眉睫。
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通道、黎平、猴场等几次重要会议，研究部队转移路线等问题。但由于当时军情紧急，这几次会议都未能从根本上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教训。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特别是红军长征以来，关于军事路线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猴场会议后：“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 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⑺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在这里，部队得到了近两个星期的休整时间，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会议召开环境。经过前几次会议的准备和部队思想的相对统一，召开一次会议，总结军事问题，谋划红军下一步的发展，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遵义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可见，遵义会议的召开，不存在任何“强迫”，它是此前几次会议后形成的“合力”，是“量变”到“质变”的必然结果，是历史的必然。
当时多位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对召开遵义会议持积极态度
决定在川黔边区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是在黎平会议上集体决定的。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⑻ 在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中，许多人对召开遵义会议是持积极态度的。
进遵义前，“王稼祥最早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的倡议”。⑼ 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也积极支持王稼祥的意见。我们以周恩来为例，就可以看出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多么拥护召开遵义会议。1935年1月9日周恩来随中央纵队进驻遵义后，立即布置总部参谋人员打扫贵州军阀柏辉章的住宅，指示总部工作人员“把楼上那间大房子打扫布置好，供开会用”，下午又“亲自检查一遍，表示满意”。1月13日，周恩来亲自发电报通知刘少奇、李卓然“十四日赶来参加将于十五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⑽ 周恩来是当时“三人团”的主要成员，他同意召开遵义会议，并积极筹备，完全是基于对党和红军前途高度负责的态度。
此外，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在血的事实面前逐渐改变了态度。这其中以博古最具有代表性。军事上的惨败让博古非常难过，他“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通道会议上，博古虽然支持李德的方针，但毛泽东的详细分析还是给他以极大的触动，他同意对行军路线作一些调整。黎平会议上，博古尊重党的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为会议顺利通过毛泽东的主张作出了贡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打下了基础。“应该说，博古作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他不同意，很难做出政治局的决定，或者说，不能及时作出改变战略方针的决定”。⑾
除博古外，作为中央政治局六位委员之一的陈云对召开遵义会议的态度也是非常肯定的。陈云较长时期在“左”倾领导机关工作，在《中国纪事》一书中，李德将他列为“不支持”毛泽东的人之一。但即便这位在李德开来并不支持毛泽东的人，也“明确表示赞成张闻天提出的应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⑿ 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过三次会议，陈云“已经很了解了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⒀
“正是在此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形势下，再加上毛泽东、王稼祥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召开遵义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⒁ 大量事实说明，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中，多位支持召开遵义会议不是因为毛泽东的“强迫”，而是基于对毛泽东一整套经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军事理论的肯定，是基于对毛泽东能力的高度信任。
遵义会议前及会议召开过程中，都充分发扬了民主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召开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次会议是一次民主的大会。
客观来说，遵义会议召开前，在军事路线问题上，毛泽东的确做了大量说服工作，但这仅仅是以正确的主张说服人，并不存在任何“强迫”。张闻天称：“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⒂ 周恩来后来也指出：“在争论过程中，毛主席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首先是得到王稼祥同志的支持，还有其他中央同志。”⒃ 除了注重通过民主的方法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做思想工作，毛泽东还特别重视在一线指挥员中做思想动员工作。据时任红五军团政委的李卓然回忆，遵义会议前夕，他曾去看望毛泽东，表达了一线指战员对李德瞎指挥的不满，毛泽东鼓励他“在会上讲一讲”。
会议开始后，“前后召开三四次，大家的意见发表得都比较充分。虽有尖锐的交锋但没有人身攻击，虽有严厉的批评但没有以势压人，就在作出《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后，仍然允许一些同志(如博古、凯丰等 — 引者注)保留意见”。⒄
由此可见，遵义会议是一次真正民主的会议，是一次真正团结的会议。这种民主，贯穿会议召开前后;这种团结，不是一团和气的无原则团结，而是经过明辨是非后党内思想达到统一的团结。正是由于毛泽东的大公无私、以理服人，其军事路线主张才能争取到绝大多数与会同志的赞同并通过，这绝非什么“强迫”，而是思想认识统一后形成的一种自觉行为。
注释：
⑴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2页、第325-326页。
⑶《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一)》，载《中共党史资料》第一辑，第176页。
⑷《康克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页。
⑸《红军长征·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页。
⑹《遵义会议的光芒》，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页。
⑺《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6页。
⑻《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42页。
⑼⒂《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页，第79页。
⑽《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页。
⑾⒄《遵义会议研究论文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06页，第86页。
⑿⒀《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第173-174页。
⒁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页。
⒃《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61-562页。
(本文原载《炎黄春秋》2024年第2期，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