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李立三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人们大都久闻其名，可又不知其详。过去，每当提起李立三的名字，人们往往总是把他与错误路线联系起来，不知其一生为党为人民作出的贡献和功绩。其实，李立三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仅从李立三名字的变迁，就可以充分反映出李立三不平凡的一生。据不完全统计，李立三曾经使用过三十多个名字，这既具有戏剧性，同时也反映出他那不平凡的一生。

1899年11月18日，李立三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城郊阳三石芋园府内。其父李昌圭（字镜蓉）是当地的一名教书先生。李立三父亲给他取乳名为“凤生”，据说是因为他出生时，家里后院的一棵凤尾草开了一朵很大很大的白花。凤尾草又称“铁树”，一般是不大开花的。人们形容一些难办的事情时，常说“除非是铁树开花马长角”，代表着不可能发生。当时，人们把铁树开花和李立三的降生联系在一起，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贵不可言”。他父亲听了，非常高兴，就给他取名“凤生”。

李立三上面原来还有个哥哥，天资聪颖，可惜才高命薄，早早夭折。李昌圭怕凤生步其兄后尘，便又给他取了个贱名——狗妹子。这无非是认为女人最低贱，低贱者命大，这还不够，再冠上一个“狗”字，就显得再也不能比他更低贱了，为的是避邪躲灾，保得李立三长命百岁。

“狗妹子”年龄稍大一些，要到小学去读书时，李昌圭又给他取名李隆郅。隆者，兴隆、高大之意；郅者，极也、大也、盛也。这个教书先生对儿子的未来寄予厚望，指望“凤生”将来能够出人头地。

李隆郅果然不负众望，自小便与众不同，他十二三岁时在醴陵县渌江中学读书，适逢军阀混战，百姓流离失所，生性活泼的李隆郅很自然地有了忧国之情。因此，他常以“忧国子”为名，写出主张救国的政论文章，贴在渌江中学的墙报上，博得小朋友的赞赏。1916年，他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时，曾循着“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的指引，有幸与毛泽东结交，由于只见了面，没有交谈，成为毛泽东这次征友活动中的“半个朋友”。中学毕业后，他很快摆脱了父亲一心要他在家乡“教书”的束缚。1917年1月，他写道：“浩气横牛斗，如焚痛国仇。诗书从此别，投笔效班侯。”投奔到程潜将军领导的护国军中。

李隆郅曾把他年轻时期写的诗词汇辑为《芋园诗草》，署名为“芋园”。

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19年9月，李隆郅远渡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初到法国，他觉得一切都很新鲜，写出一首诗表露他的思想：“……我还要唱那自由之歌，撞那自由之钟，唤醒可怜的同胞，惊起他们的酣梦。鼓荡雄风，振作精神，造一个自由的新世界，做一个幸福的新国民。”1920年4月，他就在欢迎新同学的千人大会上，与许德珩、徐特立老先生一起，登台演说。他激烈抨击帝国主义侵略，表示爱国热情，主张把爱国运动和当前的学习结合起来，提出共同创办英法文定期出版物，“以表达中国之文明，宣扬日本之罪状。”不久，他在三孟侠钢铁厂当翻砂工。在他师父、法国共产党员带领下，参加了当时的罢工斗争。“使我第一次受到革命的阶级教育。……我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初步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久，我和赵世炎、鲁易、刘伯坚、袁庆云等，组织起留法工人、学生中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李立三

在是否坚持走勤工俭学道路的争议中，他和蔡和森发生分歧。为此，1921年2月19日，他以“佐夫”为笔名，在《旅欧周报》第69期上发表了《读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提出独到见解，主张坚持勤工俭学，放弃对政府的幻想，获得徐特立、赵世炎等人的支持。他在华工中，开办夜校，办起华工俱乐部，创办了油印的《华工周报》。带领华工开展解除与法国资本家的“包身合同”的斗争，使华工获得自由身。很快成为勤工俭学生和在法华工公认的“小领袖”。他领导的学生运动，激怒了中、法当局，他终被武装押解回国。鉴于他的激烈和勇敢，同学们都誉称他为“坦克车”，赵世炎还戏称他是“一条毛茸茸的小大虫”。

1921年12月11日，李隆郅抵沪，面见陈独秀，当即被批准加入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不等在法国的行李运达上海，他就接受陈独秀的派遣回到湖南，跟随毛泽东赶到安源，从事工人运动。他是中国社会主义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团支部、第一个党支部的首任书记，是中共领导下的第一个商店——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首任经理。他参与发动和指挥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取得了全面胜利。在此期间，他还在长沙同毛泽东一起领导长沙的工人运动，成功发动了长沙泥木工人的罢工斗争，被选举为湖南省工会主席，中共湘区党组织委员。此间，为了方便在工人群众中开展工作，他改名李能至。工友们称他为“能人”，说“能至者，能人到来之意也”。李能至领导工人运动，激怒了安源路矿当局，当局悬赏600大洋要取他的人头，但他终在工友的保护下安然无恙。在此期间，他以能至、隆郅、能郅、能治、农治、志致为笔名发表政论文章。

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李隆郅被党中央委以重任，由安源去武汉担任区委书记。任务是去那里重建“二七惨案”后被打散了的党组织，恢复党的活动，也就是去武汉收拾残局。

李立三在汉口群众集会上演讲。

此间，他还受命在武汉帮助那里的国民党进行改组。在1924年1月由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隆郅与毛泽东成为最活跃的两个人，使与会的国民党元老刮目相看，惊呼这是哪里来的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会议结束后，李隆郅就被中共中央以有经验的工运干部的身份调到工运比较薄弱的上海，去加强那里的工人运动斗争。

李立三1924年3月抵达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公开使用的名字仍是李隆郅，过了半年才改为“李立三”。这个名字在社会上传开以后，曾经在社会上引起种种议论，学究们说他是胸怀大志要“立德、立功、立言”。国民党人牵强附会，说他是“决心转向”，要由信仰马列主义转为“三民主义”。其实这都是无稽之谈。李隆郅改名为李立三，缘由很简单，只是为了方便更多的工友认识他的名字罢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24年11月，上海吴淞口成立工人俱乐部，要投票选举俱乐部负责人。为了同黄色工会作斗争，共产党组织安排李隆郅做候选人。邓中夏和李隆郅在去吴淞口的火车上，谈论到这次投票选举中的一些具体问题，邓中夏忽然提及这晚的选举，认为“隆郅”两个字对于工友来说，太难辨认了，更不好书写，建议李隆郅改名。邓中夏看到火车车厢门口站着三个人，便提议说不如就叫“李三立”，好认好记好写，李隆郅则认为“三立”不好听，遂改为李立三，自此，沿用一生。

1925年1月，中共召开“四大”，李立三作为上海地区的代表参加会议，被选举为中共中央委员。同时，领导了上海的“二月罢工”。李立三被选举为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

在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中，中共中央任命李立三担任“三罢”（罢工、罢课、罢市）总指挥，完全打乱了上海的日常生活秩序，使帝国主义控制的上海全面瘫痪，给帝国主义的“沉痛打击是无法估计的”。李立三这个名字，让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十分惧怕。帝国主义与军阀勾结，强行捣毁、封闭上海总工会，指名通缉李立三。李立三在工友保护下，安全转移，随即去了苏联。

李立三第一次到苏联，使用的名字是“秦进有”，他以此化名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会扩大会议上作了发言，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情况，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支援中国革命。接着他又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了赤色职工国际会议。共产国际准备派他到西方某个国家去搞工人运动，为中共驻某个国家的分局，以逃避中国国内反动派对他的追捕，但李立三谢绝了，他坚持回到国内参加斗争。

1926年4月，李立三回到广州，参加了5月1日举行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5月3日的大会上，他作了“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的经过”的报告。4日，他向大会作了名为“世界工运状况”的报告，11日又作了名为“罢工战术”的报告，并代表主席团致了闭幕词。此后，他成为全国总工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48年8月，李立三参加主持在哈尔滨举行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图为李立三在大会上致辞。

接着，李立三应毛泽东的邀请，到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随后赶到上海，领导了那里新的罢工运动。为了加强对内外棉纱厂罢工斗争的领导，8月20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召开会议，决定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李立三以李成为名与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项英五人组成特别委员会。

随着北伐战争胜利推进到汉口，1926年9月中旬，李立三奉党中央之命，由上海抵达武汉，不久担任了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举行全体会议。结束后，陈独秀仍回上海党中央工作，项英、张国焘、李立三等几个中央委员留在汉口领导工作。1927年1月5日，李立三带领几十万群众冲入汉口英租界，包围占领了英国巡捕房，驱逐了英国巡捕，最后迫使英国当局正式承认把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由我国政府行使行政管理权。“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收回外国租界的一场斗争，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外交斗争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5月初，中共五大会议上，李立三被选举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7年7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共中央改组，李立三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委员。在他的倡议下，7月2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前敌委员会领导这次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枪。

1927年12月，我党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张太雷英勇牺牲，李立三先后两次被党中央派到香港，担任广东省委书记，去收拾广州起义失败的残局。

李立三在莫斯科参加完中共六大以后，1928年秋回到上海，化名肖泊生，以古董商人的身份作掩护，开始了地下领导工作。同年11月，李立三接任中共中央常委、宣传部部长兼秘书长后，虽然总书记是向忠发，但实际是由他逐步主持着中共中央的工作。这段时间，他分别以立三、柏生、柏三、伯三、柏山、泊生、伯山等名字发表演说，在报刊上大量发表政论文章。

1930年3月，在李立三主持下，团结了鲁迅，组织起“左翼作家联盟”。此期间，在李立三的倡导下，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了第一个红色摇篮——上海大同幼稚园。该园先后收养了毛泽东的三个儿子及蔡和森、恽代英、彭湃、李求实等中央领导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

李立三犯“立三路线”错误以后，1930年9月，他在六届三中全会上的检讨发言，是以柏山的名字公开发表的，这是从安全出发的一种策略。

1930年10月，李立三奉共产国际之命到达莫斯科作检讨，检讨结束后，共产国际不准他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把他留在苏联，并给他取了一个俄国名字——亚历山大·拉宾，同时改用中国名字——李明。先后派他到西伯利亚赤塔去当伐木工人，和苏联的囚犯们在一起劳动；后调到南俄一个机器厂当练习工，再到莫斯科一个造船厂做工。直到共产国际认为李立三已经无产阶级化了，才让他离开了工人的生活。他在苏联15年，还分别以唯真、维介、阿三、苍木等笔名，翻译书籍，发表文章。

1945年，中共“七大”选举李立三为中央委员。

1946年1月，李立三从苏联回到国内，党中央安排他以李敏然为化名，参加了由美国代表、国民党代表、共产党代表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停执行处东北小组的工作。不久，国民党侦查到，李敏然就是李立三，立即引起轰动。国民党派特务对李立三进行跟踪监视。

随后，李立三担任东北局城工部长、滇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全力以赴对国民党第60军、第93军进行策反工作。其结果是：第60军没有执行蒋介石的亲笔手令（炸毁丰满水电站和大坝），把电站和大坝完好地保留下来，使下游几十万人免遭难。同时争取到第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并迫使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率部放下武器。彻底改变了东北解放战争的形势。

1949年3月，李立三进驻北平后，参加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的工作。他是筹委会“中共党组干事会（由20多人组成）”五名常委之一。

在新中国的创建过程中，李立三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李立三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最信任和重用的时期，也是李立三心情最愉快、忘我工作的时期。他是新中国劳动战线的拓荒者，成绩卓著，得到公认。

他还带领一批人，经多年努力，总结出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分工负责制的领导制度，和建立职工代表大会、与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民主管理制度，被毛泽东认定为是中国的“鞍钢宪法”。

十分具有戏剧性的是：1964年，已满65周岁的李立三，再次以“李明”的化名，到河北省霸县的农村蹲点搞“四清”运动，与当地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年，去补上他一生中所缺乏的农村工作经历。接着，他还以“李明”的化名到工厂搞“四清”，与工人“三同”。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被迫害致死，造反派在火化李立三的遗体时，没有用李立三的真实姓名，而用了他在苏联时使用过的“李明”。

历史是公正的。1980年3月20日，在李立三被迫害致死13年后，党中央在北京为李立三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给李立三平反昭雪。

（本文作者系李立三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