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1871年，法国巴黎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工人革命，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巴黎公社。此时正当清朝同治十年，随使法国的清朝外交官张德彝恰好目睹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并在其著作《三述奇》中记下了普法战争、巴黎公社革命、凡尔赛军队镇压巴黎公社、巴黎公社社员英勇就义等事件，留下了东方人记述巴黎公社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巴黎公社成立大会
新社会的光辉先驱
“什么都比不上炮火中的巴黎那样光辉，什么都不如起义的巴黎那样面貌纯洁。”这是著名法国诗人路易·阿拉贡在1944年发出的对巴黎公社运动的歌颂。
1871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国防政府”与普鲁士签订割地赔款的停战和约，法兰西民族的生存危在旦夕。巴黎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最后一丝幻想破灭，他们组织起国民自卫军，准备武装斗争，维护民族独立。
面对工人武装，资产阶级政府感到形势岌岌可危。梯也尔政府上台后，一面与普军妥协，一面向巴黎增调政府军，集中主要精力对付无产者的反抗。
当资产阶级首先使用暴力，提起刺刀的时候，巴黎无产阶级没有片刻犹豫，英勇无畏地以革命武装粉碎反革命的进攻。3月18日，国民自卫军向市中心挺进，如秋风扫落叶般，把梯也尔反动军队打得人仰马翻，四处逃散。梯也尔带着他的狐群狗党，仓惶逃到巴黎市郊凡尔赛。国民自卫军占领了巴黎市政机关，最后占领了市政厅。巴黎全城解放，革命的红旗在巴黎上空高高飘扬。
3月28日，巴黎人民进行了他们人生中唯一一次，也是世界上无产者第一次选举，选出真正代表无产者利益的政府——巴黎公社。一个崭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诞生了!
巴黎公社成立后，开始建构自己的理想社会，热火朝天地进行了一系列变革。但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没有对敌人穷追猛打，致使敌人有了喘息时间，得以卷土重来。垮台的资产阶级政府联合入侵的德国共同镇压起义军，5月21日，凡尔赛军队对巴黎发起总攻。公社战士奋起抗战，他们在街道和广场筑起街垒，同敌人进行殊死的战斗。1871年5月28日，最后一批公社战士被凡尔赛匪帮逼至巴黎拉雪兹神甫公墓的夏洛纳墙，高呼着“公社万岁”倒下。巴黎公社以英勇悲壮的姿态载入史册。虽然仅存在了72天，但正如马克思所歌颂的：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
张德彝
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今天的中国人，只能通过前人的记述了解伟大的巴黎公社运动。然而清朝末年的一位外交官，却碰巧在巴黎目睹了这一大事件。这还要从1870年的“天津教案”说起。
1870年四五月间，天津屡屡发生儿童失踪案件，又因为当时在天津的法国天主教的育婴堂几乎每天都有孤儿患病而死，一时间人心惶惶。民间传言是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幌子，绑架杀死孩童作药材之用。
6月20日，一个叫武兰珍的匪徒因偷孩子被百姓扭送到官府，口供中又牵连到教民王三及教堂。于是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次日，近万名天津民众聚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要求审讯人贩子。法国领事丰大业带随从去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理论，要求派兵镇压。返途中恰遇天津知县刘杰,丰大业开枪击中其随从一人。激愤的民众当场将丰大业殴毙，烧毁教堂，将育婴堂内的中国婴孩全部放出，捣毁法、英、美等国教堂及领事馆，打死外国传教士、商人、官员多人。这便是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事件发生后，清廷受法国方面要求展开调查。经调查，育婴堂并无诱拐伤害孩童之事。法国政府借题发挥，要求清政府作出巨大让步。清廷赔偿巨额赔款，逮捕并处死了组织攻击天主教的为首的18人，充军流放20余人，罢免了天津知府、知县。6月28日，清政府下发一道上谕，作出派遣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出使法国的决定，以缓和因“天津教案”引发的紧张局面。
任命虽已确定，但当时曾国藩病重，崇厚要协助办案，因此没有马上出发。直至11月，崇厚使团才起程前往法国。兵部候补员外郎张德彝作为英文翻译同行。
张德彝，1847年(清道光二十七年)生，1862年考入清廷开办的第一所外语学校——京师同文馆，离开学校后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当翻译，后来一直在外交界服务。他一生8次出国，每出去一次便写一部日记体裁的“述奇”(也就是游记)。
1866年，张德彝随从特派官员去往欧洲观光，历时110天，游历了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汉堡、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等国。他将沿途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整理成《航海述奇》一书。此次随使法国也不例外，张德彝沿途记载，留下了记述巴黎公社的珍贵史料——《三述奇》。
张德彝《三述奇》稿本扉页
清朝外交官眼中的巴黎公社
在海上航行了几个月后，1871年1月24日，崇厚、张德彝一行抵达法国马赛。当时正值普法战争之际，战火纷飞的景象令中国使团惊诧万分。抵法当晚，张德彝就记述了弥漫法国的战争气氛：亥初，忽闻楼外乐声一阵。出而视之，共兵百余名，乱步而行。有唱者，有泣者，有疾驱者，有缓行者，行人皆击掌而贺。盖当时法郎西(法兰西)与德义志(德意志)两国兵数月。
战乱中的法国政府无暇顾及崇厚一行，在接下来的约两个月里，法国方面一直没有安排正式会面。崇厚等人递交国书无门，只得暂时避乱于法国西南港城波尔多。
3月17日，张德彝奉命先行前往巴黎为中国使者寻找住处。此时的巴黎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张德彝记道：征客虽多，鲜有马车。……因当时巴里(巴黎)初定，旅舍大半歇业;虽开，亦恐内藏“红头”[1]。
当天，张德彝看好了房子。殊不知一觉醒来，窗外就变了样，巴黎公社革命爆发了。18日，张德彝欲出城接使团其他人来巴黎，却遇到了正在交战的法国梯也尔政府军和国民自卫军。
闻是日会堂公议，出示逐散巴里(巴黎)各乡民勇;又各营派兵四万，携带火器，前往北卫(伯利维尔)、比述梦(梭蒙高地)、苇莱(拉-维莱特)、暨纲马山下(蒙马特尔)四路。拟取回大炮四百余门，因此四处皆系乡勇看守，官兵到时，乡勇阻其前进。将军出令施放火器，众兵抗而不遵，倒戈相向。将军无法，暂令收兵，叛勇(国民自卫军)犹追逐不已，枪毙官兵数十人。武官被擒二员，一名腊公塔(勒康特)，一名雷猛多(克列芒·托马)，亦皆以枪毙之。戌正，叛勇下山，欲来巴里。一路民勇争斗，终夜喧阗。彝飞禀星使请仍在波耳多(波尔多)暂驻数日，俟军务稍定，再禀入法都。[2]
法国政府兵分四路，想抢回巴黎城内的大炮。国民自卫军奋力阻挡政府军前进，政府军将领命令军队开火，结果政府军军队不但不听指挥，反而倒戈加入了国民自卫军。国民自卫军乘胜追击，活捉并击毙了梯也尔政府的勒康特、克列芒·托马等官员。面对如此乱象，张德彝只好禀报崇厚，请他待战事稍平再来巴黎。巴黎城的斗争持续。次日，张德彝听说起义者昨夜已进入巴黎城，“至王宫万洞坊(旺多姆广场)之铜柱下，约千万人，哗然鼓噪，声言将吏、兵二部大僚，并民勇将军、巴里提督按察司皆改用其党。各官畏惧，皆避往卫酒(凡尔赛)等处，巴里遂无主矣。叛勇行令，官兵皆倒举火枪，以示无与战意。人心惶恐，畏其抢夺杀害。富者已经他徙，贫者无以自卫”[3]。
革命者占领了警察厅、市政厅等政府机关，以梯也尔为首的大小官员见大势已去，狼狈逃往凡尔赛。张德彝“恐大乱无可避居，即拟出巴里”。几经辗转，张德彝终于出了巴黎。随崇厚等人于3月30日抵达凡尔赛。在那里，他们见到了梯也尔等人，但被巴黎公社革命搞得焦头烂额的政府首脑无暇顾及“天津教案”，因而使团又在凡尔赛滞留。张德彝再次从凡尔赛的角度，目睹并记叙了凡尔赛军队进攻巴黎，直到“克复”巴黎的经过。
凡尔赛军队采用炮轰巴黎的战术，巴黎城“浓烟冲突，烈焰飞腾”，好像烧着了几千间房屋。5月21日，凡尔赛军队对巴黎发起总攻。攻破城门后，大肆屠杀、抓捕公社人员。张德彝记述道：四月初三,“是日闻巴里城巴克复，缘德知法久战，所费不货，恐赔款不能如期以偿，故协助而速克之”，指出了凡尔赛政府勾结敌国镇压人民的事实。
张德彝以清廷官员的口吻，称起义战士为“叛勇”，称起义为“叛乱”，尽管如此，对于被俘的公社战士，他仍表现出同情。他记述道：四月初五，“其被获叛勇二万余人，女皆载以大车，男皆携手而行。有俯而泣者，有仰而笑者，蓬头垢面，情殊可怜”。凡尔赛军队残酷杀害俘虏，“皆黑布蒙头，以枪毙之”，但法国人民却对公社战士充满了敬意，“叛勇经过之处，士人皆高声喝彩”。四月初六，“人夜北望，烈焰飞腾，炮声不绝。盖巴里虽克，而‘红头’仍据城外炮台数座，故火器犹不时施放也”。次日又记，“见枪炮子飞腾遍城，其急如矢，其密如星”[4]。
5月28日，公社遭到残酷镇压。6月初，张德彝随崇厚再次进入巴黎，他多次记录了公社社员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四月十五(1871年6月2日)，“申初，又由楼下解叛勇一千二百余人，中有女子二行，虽衣履残破，面带灰尘，其雄伟之气溢于眉宇”。次日又记：“晚，又解过叛勇二千五百余人，有吸烟者，有唱曲者，盖虽被擒，以示无忧惧也。”[5]返回巴黎的钦差大臣崇厚继续办理交涉事宜，梯也尔以“内乱未靖”为由，迟迟不出面接见。直到当年12月，梯也尔才正式接见中国使团，接受国书。崇厚一行总算完成了赴法使命。张德彝将此行的所见所闻写成《三述奇》一书(后被收入“走向世界”丛书时取名《随使法国记》)，记录了一个清朝外交官对巴黎公社的观察与理解。
1918年，张德彝病逝于北京。他人敬挽：环游东亚西欧，作宇宙大观，如此壮行能有几;著述连篇累续，阐古今奥秘，斯真名士不虚生。
注释:
[1]“红头”一词源于晚清对太平军的称呼，张德彝把以红旗为标志的巴黎人民武装称为“红头”，有时又把巴黎国民自卫军称为“乡勇”。
[2][3]张德彝：《随使法国记(三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1-133页，第131-133页。
[4][5]钟叔河:《巴黎公社目击记稿本的发现》载《历史教学》1982年第6期。
(本文原载《炎黄春秋》2024年第2期，授权红色文化网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