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当前的解密文件中可以看出，中国的三线建设绝不是杞人忧天之举，而是我国在核试验成功、拥有核武器后，为应对美国和苏联可能发起的军事打击而做出的必要战备手段。三线建设是基于我国的国防战略，为防止我国工业基地及工业能力被摧毁而实施的战略转移。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拟定过多种直接和间接打击中国核设施的方案，只是最终因方案的低战术成功率、低战略收益和沉重的政治代价而放弃。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末对华实施核威慑政策，存在先发制人打击中国核设施的意见，最终在中国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新的氢弹爆炸试验和抵御战争的坚定姿态面前作罢。中国为应对美苏的袭击计划而发起的两次三线建设高潮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将战争可能性降至最低的高超战略博弈思维。本文通过对相关文件资料的整理，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三线建设背后的美苏对华核袭击计划，对于澄清这段历史有所帮助，供参阅。
三线建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建设成就之一，评价三线建设历史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三线建设究竟有没有必要?三线建设决策之初，中央高层曾有不同的认识。三线建设结束之后，一些持否定观点的人认为，当时对战争威胁估计过于严重，是对国际形势过于敏感。而持肯定观点的人认为，当时的中国面临巨大的外部威胁，三线建设是必要的，但也拿不出确凿的证据。随着1994年美国一批档案期满30年的销密、苏联解体后机密档案的外传，以及中国相关档案的逐步披露，历史逐渐形成了轮廓。
一、威胁来自何方?
1964年前后，美国制定了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计划，引起了中国的高度警惕;1969年，苏共政治局中存在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见。三线建设形成的两次高潮，都是由此而来。有两个问题对研究三线建设至关重要。一是1964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究竟把谁当作入侵袭击中国的主要假想敌，只有一个还是多个?二是入侵可能在哪个方向发生，采取何种防御方针?
毛泽东最初并没有把苏联当作战争中的敌人。1963年2月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结束后，毛泽东曾经分析说：“与中国打仗，我看英国人不会来，法国人不会来，德国人不会来，无非是一个日本人还可能来，一个美国人可能来，一个蒋介石可能来，一个印度人可能来，就是这几个。”这时他并没有提到苏联。所谓日本人、美国人、蒋介石，实际都是美国势力。没有美国的支持，另两家当时并没有单独入侵的实力。而“印度人来”，主要是指入侵边界地区，深入内地是不可能的。
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毛泽东也开始考虑苏联的威胁。1964年10月，他在会见外宾时多次说：“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在此之前的7月2日，他找来周恩来、彭真、贺龙、伍修权、杨成武、吴冷西等人，专门谈了军事和战备问题。他说：“天津、北京地区要搞三道防线，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一切都要准备好。准备好了，敌人来不来都好嘛。”1964年8月4日至5日，周恩来在听取国防工业和计划工作汇报时说：“除了攀枝花以外，我国周围各省都是第一线。东南沿海，舟山是最前边，东南几省是第一线。对东南亚来说，南边几省是第一线。对印度来说，西藏是第一线。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但是各省相互来说又都是二线、三线。比如，西藏有事，内地都是三线。真正的三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从他对一线的划分，说明中国当时要对付的敌人,包括了东南西北4个方向。可以这样说，1964年提出三线建设决策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的可能侵略中国的主要假想敌是美国，包括其控制的中国台湾蒋介石集团及日本、南朝鲜;其次是构成潜在威胁的苏联。
后来，“三线”概念曾发生过小范围的变化。1970年2月通过的《“四五”纲要(草案)》指出：“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西北的陕西和甘肃、青海的大部分地区，中南的豫西、鄂西、湘西、桂西和山西大同以南地区是我国的大三线。”同年9月4日，国务院在正式的《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中指出：“全国大三线，一般来说，是在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的广大地区。具体来说，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西北的陕西、青海和甘肃的大部分地区，中南的豫西、鄂西，华南的湘西、粤北、桂西北，华北的山西和冀西地区，是我国的大三线。”1983年12月，国务院又以国发187号文件规定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的工作范围为“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省和豫西、鄂西、湘西地区和重庆市”。这时是专指三线调整改造的范围，比当年的三线地区略小。
针对主要的敌人——美国军事势力，东部沿海地区成为一线，临近苏联、蒙古的甘肃、内蒙古地区还没有被视为危险地区。有的历史学者认为：“三五”计划最初确定建设酒泉钢铁基地，“毛泽东认为该地距苏联太近，是一条通道，苏军直接就开进来了，故而予以否决”,他强调应该在攀枝花建立钢铁基地。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酒泉钢铁基地恰恰是毛泽东1964年一再刻意坚持要作为三线建设的重点，而且也列入“三五”计划予以建成的，不存在用攀枝花来取代的问题。邓小平1966年4月视察酒泉导弹基地回来后，曾向中央提出那里位置不安全，到20世纪70年代才按中央部署另建设了西昌导弹基地。在1964年有关战备和三线建设的各种秘密文件中，都指出要抵御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没有提及苏联。一旦战争爆发美国势力可能从哪个方向入侵，是当时战略防御方针的焦点。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已制定了“积极防御”战略，彭德怀还具体提出在东南沿海重点地区设防的措施。这是以美国、蒋介石集团为主要作战对象，抵御从海上、特别是东南沿海方向的大规模进攻为背景的。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林彪替代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后否定了彭的主张，指责这是“分兵把口”“处处设防”的消极防御。他提出了一套新的战略主张：将全国沿海岸线划分为死守地区和固守地区，二者“大体上”以长江(实际上是以长江以南某海湾)为界，在其以北是死守地区，以南是固守地区。长江以北坚守，长江以南放敌人进来。照林彪的说法，死守地区不打“运动战”，只打“不动战”，就是阵地战，只有“顶”，没有“放”。在其他地区，我方有进有退地打。林彪还具体指出，保卫华北、东北是基本的;固守地区除长江流域大城市外，其他城市，包括杭州、福州、广州都可以放弃，让敌人去占，不怕打烂坛坛罐罐。这一思想后来概括为“北顶南放”方针。“北顶南放”与苏联无关，都是针对美国势力可能从东部沿海的南半部和北半部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入侵：北面入侵，一是入侵朝鲜后再入侵东北;二是沿着八国联军的老路突入渤海湾直插京津一带;三是从山东、江苏、上海沿海登陆，分割中国南北。南面入侵，一是从中国台湾登陆进攻东南沿海地区，二是从越南中国南海把战争扩大到两广地区。当时提出“北顶”的理由，一是中国的重工业、国防工业基地和政治重心城市大多在东北、华北地区，必须守;二是北面有苏联、蒙古可靠盟国作依托，可以守。按照这个战略，东北、华北地区都是后方，应该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基地建设。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北顶南放”方针逐渐被“诱敌深入”方针取代。1964年5月，毛泽东在讨论“三五”计划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进行三线建设的意见，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即6月16日，毛泽东来到十三陵水库，在大坝旁边的一座两层小楼里详细地谈了他的战略防御设想，否定了林彪在此前提出的战略方针。他说：“还有一个战略问题，我考虑很久了。所谓北顶南放，我看不一定。敌人一定要从东北来?还是日军的老路，我看不一定。主战场不一定在朝鲜、东北。敌人从两广来，能得到什么东西?也不一定。”他认为：“我看从渤海来，占领天津、北京，把我们割断，是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的老路，路程也不很远。”“顶，要顶一下，顶不住还不是走?不能放在顶得住上。”毛泽东担心的是敌人可能从东部中央突破，拦腰分裂中国南北。1964年11月,罗瑞卿带领总参作战部人员前往秦皇岛、唐山、天津、沧州等地区勘察敌人可能登陆的地形，回来后向毛泽东写出了报告。毛泽东提出的防御方针后来形成“诱敌深入”方针。1965年6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最终明确地提出了这一方针：“还是要诱敌深入才好打。敌人得不到好处，你就不能诱敌深入。御敌于国门之外，我从来就说不是好办法。那么，诱敌进入后自己向哪里走?北面既然已经不可靠，只有向中国广大的西北地区转移。”因此，西部地区成为真正的防御后方。由这个战略变化，确定了国防和工业建设重点放在西部地区的三线建设方针。
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拟定了直接和间接打击中国核设施的方案
早在1988年，华裔美国历史学家张少书在《肯尼迪：中国和原子弹》一文中就指出，肯尼迪政府曾经认真考虑过对中国核设施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美国政府对这一军事选择非常着迷，甚至在中国于1964年10月成功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后仍未放弃。文章刚发表，曾任肯尼迪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麦乔治·邦迪在《危险与生存》一书中就反驳说，当时只是简单地“说了一说”。后来，虽然一些西方学者曾一再提到存在这一计划，却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1994年，尘封在美国档案馆中的一批机密档案满30年，由于美国历史学家的不懈努力，一部分档案终于被曝光解密，证实1964年之前美国确实制定了对中国进行突然袭击的计划。与邦迪所说恰恰相反，这些计划早已不仅仅是设想而是已变成了具体的实施方案。这在美国公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访美学者李向前根据美国非官方的国家安全档案馆研究人员威廉·铂尔和杰夫里·理查尔森的新著《是否把婴儿扼杀在摇篮中》写成《六十年代美国试图对中国核计划实施打击揭秘》一文，进一步说明了详情，认为：“该报道披露了大量历史内幕，至今读来，仍令人触目惊心。”
1960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号称他们完成了意义最重大的一项使命——确认了中国核武器计划的存在。1960年底，美国情报分析认为，中国第一个核反应堆大约能在1961年年底接近完成，在1962年提供。肯尼迪曾经把中国进行的核试验视为20世纪60年代最糟糕的事情。此后，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以及一大批顾问，动用最先进的侦察设备，对如何用军事或外交手段遏制中国的核计划绞尽脑汁地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讨论。1961年9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任麦吉向国务卿腊斯克建议，鼓励或帮助印度发展核武器，以一个非共产主义国家来“狠狠揍共产主义中国一拳”，并通过有关专家向印度作了探询。这一计划，后因美国害怕承担扩散核武器的责任而中止。从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美国间谍卫星对中国进行了24次侦察飞行，于1961年12月首次辨认出罗布泊基地。1963年2月，从中国台湾起飞的U-2高空侦察机拍摄到了包头的核工厂。美国确认中国将在1963年年底爆炸一个小的核装置，1964年爆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这令美国十分惊恐。1963年4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美国国防部长提出一份长篇报告，拟定了直接和间接打击中国核计划的两种方案。直接计划包括：由国民党军队实行渗透、破坏和发动对大陆的进攻;实施海上封锁;南朝鲜进攻北朝鲜，以对中国边界施加压力;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常规武器的空中打击;使用战术核武器有选择地打击中国的目标。间接方案是利用外交和宣传攻势，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逼迫中国停止核计划。1963年5月，美国前任驻苏联大使哈里曼致信肯尼迪说：如果美苏达成协议，就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威胁中国，搞掉它的核设施。同年5月,肯尼迪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会见了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希望“私下认真地”就中国核计划“交换意见”，但多勃雷宁拒绝谈论中国问题。不久，肯尼迪又派哈里曼出使苏联，要他向赫鲁晓夫试探“限制或制止中国核计划，以及如果要苏联采取行动，它是否认可美国按照这个思路去采取行动”，为此不惜在其他方面向苏联让步。但赫鲁晓夫没有同意，认为“当一个人还没有核武器的时候，那准是他喊叫得最凶的时候”，有了以后反而会自我约束。另一个办法是纵容国民党袭击大陆。1963年9月，蒋经国访问美国，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商谈使用空降兵部队打击中国核设施。蒋劲头十足地提出，只要美国提供运输和技术支持，打击大陆核设施就可以干。但肯尼迪显然对蒋方的能力没有信心。蒋走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又应邦迪之请，拟定了一个以多批次常规武器打击来“毁坏”和“瘫痪”中国核设施的应急计划。
就在一片打击声中，1963年6月17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专家罗伯特·约翰逊起草了《共产党中国的核爆炸和核能力》报告，认为中国的核能力“在未来一个不能确定的时间里，不会改变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真正的力量关系，也不会影响亚洲军事力量的平衡”。报告建议：对中国的核计划，美国目前做得已经足够了，不必再更多地做什么。这个报告在美国官员中产生了影响。同年11月林登·约翰逊继任被刺身亡的肯尼迪成为总统。为了赢得大选胜利他暂时把袭击中国的方案放到了一边。美国试图伸向核按钮的手终于缩了回来。
1964年4月14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专家罗伯特·约翰逊又起草了《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的绝密报告。当月，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此进行了讨论。这份最为重要的报告至今没有解密，但1996年3月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会通讯》第27卷第1期上，刊登了美国历史学家沙恩·马多克找到的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官员G.W.拉思詹斯1964年12月14日的一份绝密评论报告，是就罗伯特·约翰逊起草的《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报告为美国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核扩散问题委员会撰写的。这份档案原件存放在约翰逊图书馆国家安全文件第五盒委员会文件下的中国夹内，从中可以得知《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报告的基本内容。马多克在引言中说：这份为核扩散问题委员会准备的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文件，证明美国政府曾对摧毁中国核能力做过数项研究，包括美国单方面行动、与苏联合作和美国委托第三方进行攻击等，后来恢复的材料证明，“第三方”是指“台湾当局”。拉思詹斯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内容为马多克所加)：在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罗伯特·约翰逊1964年4月起草的《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报告中，探讨了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罗伯特·约翰逊的报告显然已经确定下来，因此构成了进一步考虑这一问题的基础，文件也大致反映了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国防部和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各机构代表们的普遍共识。
该报告考虑了4种摧毁办法。第一，公开的非核性质的空中打击(假定单靠美国执行)。为把中国可裂变物质生产设施摧毁到需要完全重建的程度，就必须采取“相对沉重”(即没有限制)的非核空中打击。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采取什么样的打击水平才能有效地完成这一任务;第二，报告还谈及一点，美国试图使自己摆脱干系的任何特别努力都很容易被人发现;第三，利用在中国的特工进行秘密进攻。由于缺乏这类条件，这一点已被否定;第四，空投破坏小组。结论是一支100人的破坏小组能够制服中国核基地的警卫部队并毁坏核设施，但要完全彻底地摧毁它则很困难。在罗伯特·约翰逊提交报告时，这种可能性据称已得到严肃认真的分析。据拉思詹斯报告透露，《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报告也列举了袭击中国的不利因素：第一，关键性设施的位置尚不十分清楚;第二，苏联的合作与默许将不大可能。这种不可能的程度取决于进攻的环境，也就是说，苏联是否会对发生在东南亚的中国的“侵略行为”做出相应的反应;第三，就目前正在考虑的摧毁可裂变物质生产设施而言，其后果至多持续4年-5年的时间。从长远影响来看，还必须摧毁其研究设备和研究人员;第四，与公开的摧毁行动或被曝光的秘密摧毁行动相关联的，是一些实质性的政治代价：其一，在缺乏明显挑衅行动，如中国炫耀核武器或入侵东南亚的情况下，美国在政治上将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其二，在摧毁行动中要找出核不扩散方面的理由。其三，我们贬低中国核能力的做法将使我们更难说明摧毁行动在政治上是可取的。其四，如果与此同时采取一些影响核能力的其他措施，如[有核国家]就停止可裂变物质生产达成一致的话，制止核扩散的理由就更加充分，摧毁行动会更容易让人接受。《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报告的主要结论可概括如下：“很明显……(中共核)能力并未重要到足以说明采取行动是正当无误的，因为这种高度的军事冒险将会付出相当沉重的政治代价。”这份报告使美国最高决策者犹疑不决。
1964年9月15日，当中国的核试验已经迫在眉睫的时候，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恩、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举行了总统星期四聚餐会。他们最后的看法是：在中国爆炸原子弹与美国对中国采取不宣而战的打击之间，还是后者更有风险。对中国核设施的攻击，应该在“军事敌对”发生时才可以。在9月17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有人提出对中国两个关键的核设施进行非核空中打击，并认为苏联私下会赞成的，但是遭到了其他成员的反对。同年10月，美国给台北发了一份电报声称，由于“美国大选在这个月内进行”，轰炸罗布泊中共核基地的计划将是一个极为冒险的行动。于是，试图伸向战争按钮的手再次缩了回来
但是，美国方面仍然没有放弃这种企图，而且继续与苏联探讨其可能性。在1964年中国核试验成功后的12月，受命评论罗伯特·约翰逊报告的拉思詹斯对该报告观点表示强烈不满，认为这种观点看来忽略了核时代的一个主要特点：对进攻性核武器进行相对较小的投资就有可能摧毁巨大的资源。还有，如果相对弱小的国家拥有以美国和苏联的标准来看算不了什么的核力量时，它们能够给更为强大的国家完全无法接受的损害，这种情形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拉思詹斯认为，报告也未恰当考虑到在很长时期内美国在某些方面比中国更易受到损害，也就是说，至少美国要比中国更在意失去两三个最大的城市。最后，就中美对抗而言，拉思詹斯认为报告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即有限的中国核力量将在阻止美国在亚洲的作战行动中使用核武器。拉思詹斯强调，尽管罗伯特·约翰逊的报告认识到针对中国核力量采取行动这一事件应部分地基于不扩散的理由，但在评估美国是否采取直接行动的可能性时，它却未能考虑摧毁中国核力量会对阻止其他国家发展核计划产生什么样的积极影响。从总体上讲，该报告看来低估了中国一旦拥有核力量会对中美对抗所产生的中期，特别是长期(10年以上)后果，同时夸大了摧毁中国核力量所产生的在反对核扩散方面的短期后果。从对中国核试验的反应来看，它可能也低估了中国拥有核武器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拉思詹斯报告的最后结论主张：“如果说罗伯特·约翰逊报告在这些方面还嫌不足的话，那么进一步考虑对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或者至少是考虑寻找与苏联合作的可能性都是值得去做的。”
时光过去这些年后，我们看到这些形形色色的战争计划确实有些触目惊心。一些偶然因素在其中起到了作用：如果倾向主张袭击的肯尼迪没有突然被刺，如果苏联默许了美国的试探，如果蒋介石擅自进攻而把美国拖下水……那么这种袭击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有人认为，美国的计划不过是纸上谈兵，离付诸实施还有很大距离，还要受到国会及各级机构的制约等，而且，这毕竟是对中国核设施的小规模袭击而不是战争计划。应该说，当然不能把美国的这些计划就视为即将执行。但是，在美国直接出兵扩大越南战争，中国用人力、物力坚决支持越南的抵抗战争的情况下，距离美国决策者认为可以发动袭击的“军事敌对”条件，也确实只差一步之遥了。再则，尽管美国计划的只是对中国内地核设施的突然袭击，但是这种袭击及计划中“没有限制”的空中打击——大规模多次空中轰炸毫无疑问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战争入侵，必然要遭到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和反击，极有可能扩大为中美之间的全面战争。还有人认为，中国领导人当时未必了解美国的这些绝密计划，因此三线建设决策未必就是有的放矢。正因为中国长期遭到封锁，又没有外交渠道，对美国和西方国家了解甚少，才保持着更高的警惕性。档案材料证明，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当时的活动，确实有一定的察觉。在原子弹将要研制成功时，中国方面已经从许多信息和情报了解到，美国正在策划对中国核设施进行袭击。
1964年9月16日和17日，也就是美国高层最后讨论要不要对中国核基地进行袭击的时候，周恩来亲自主持了第九次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研究是否按时爆炸原子弹。贺龙、李富春、罗瑞卿、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等15人参加了会议。在分析了严峻的国际形势后，有人提出在1970年三线建设好第二个核基地以后再进行爆炸，以免提前遭受袭击;也有人认为早晚都有压力，还是原定10月爆炸。最后，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和中央定夺。9月21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去特急信，介绍了罗瑞卿根据会议精神起草的请示报告，提出三种方案：一、今年爆炸;二、明年4、5月份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爆;三、推迟爆炸，到西南的第二批核试验基地建好以后。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后指出：原子弹是吓唬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批示“即办”，按原计划10月爆炸。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到1965年初，美国的袭击动向得到了证实。1965年2月5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越南途经北京。周恩来与他进行了四次会谈。据知情人回忆，柯西金向周恩来透露了美国探询苏联对打击中国核设施态度的信息，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警觉。2月10日，柯西金结束访问越南再次途经北京，周恩来与他进行了第五次会谈，并向毛泽东建议“主席见苏联代表团一次自有积极作用”。2月1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会见了柯西金。尽管在停止中苏公开论战问题上毛泽东没有同意任何妥协，但他也表示：打起仗来我们两国还是要站在一起的。周恩来送柯西金前往机场途中说：我们之间可以通过不公开的、非正式的交换意见，了解对方的想法。实际上是默认停止中苏公开论战。同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中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这时候，中国的全部力量都放到对付美国的袭击入侵上，对苏联只打“笔墨官司”。
三、1969年苏联对中国发出核打击威胁
与1964年在美国袭击威胁之下几乎相同的情形，三线建设的第二次高潮，是1969年在苏联的核打击威胁下掀起的。早在1964年中国就感受到了来自苏联的核威胁。起因是从1960年起中国一再向苏联提议就两国边界问题举行谈判，苏联方面多次予以拒绝，直到1963年才同意磋商。但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苏联方面却认为，“不能不考虑到国与国之间存在的历史上形成的边界”，言外之意是必须维持沙皇用不平等条约掠夺的中国领土现状;还说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边界问题将逐渐失去意义”。1964年8月15日，在中苏边界谈判最后一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曾涌泉表示，如果苏方再不作出让步，“中方可考虑通过其他方式解决问题”。苏联方面认为这是军事威胁。同年9月15日，赫鲁晓夫发表谈话说，苏联将使用所有手段，包括“最新式的歼灭性武器”来保卫自己的边界。这是苏联第一次暗示，它有对中国动用核武器的可能。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以后,继任的苏共领导人继续推行强权政治。11月7日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甚至借着酒劲公然对来访的中国元帅贺龙挑衅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照我们这么办，把毛泽东搞掉，这样我们就能和好了。”致使中苏关系继续走向恶化。在1964年毛泽东提醒“不能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准备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联合打我们这一手”之后，当年7月，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刘伯承元帅，带着参谋视察了中苏边界的黑龙江地区，仔细研究了抗日战争末期苏联进军东北的路线和作战情况。结合未来反侵略战争，谈了对国防的构想，为中央军委制定战略计划提供了重要依据。1966年3月28日，毛泽东在与日共领导人官本显治谈话时说：苏联在外蒙古设立了原子弹、氢弹基地，驻扎了两个师。在中亚西亚的新疆那一边的哈萨克斯坦增加兵力。在赤塔以北的伯力、海参崴增加兵力。我们要准备美苏合作瓜分中国。以淮河、陇海铁路为界，苏联占领北边，美国占领南边。但他也认为这只是一种危险趋势，还不是现实。同月，毛泽东也表示：如果美国打苏联，苏联又坚决抵抗，我们是要支持他们的。中国真正把苏联作为可能入侵的主要敌人并在三线建设中实施防御部署，是1969年以后的事。此后的几年之中，苏联向邻近中国边境地区和蒙古部署的军队由10个师近20万人逐渐增加到54个师近百万人。1967年1月，苏联在外贝加尔军区建立了针对中国的导弹基地，占苏联总数1/3的战略导弹直接指向中国。1968年1月，配有导弹和坦克的苏军进驻蒙古。在远东还配备了能进行战略核攻击的远程轰炸机50架和中程轰炸机400多架。苏联海军也加紧向印度洋扩张，企图在军事上夹击中国。
1968年8月21日，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五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0月10日，毛泽东在与金日成谈话时说：这个捷克事件可是教训大呢!苏联既然能够侵占捷克，它一定就不能侵犯别个国家了吗?刚过了半年，1969年3月2日，中苏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乌苏里江畔的珍宝岛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发出号召：要准备打仗。8月13日，苏联又出动直升机、坦克、装甲车和数百人，侵入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攻击中国边防巡逻队，制造了又一起严重武装流血事件。被围的30多名中国边防战士英勇抵抗，全部牺牲。与此同时，苏联领导人又企图使用核武器的手段，并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行了多次研究。此时苏联的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竭力主张对中国实行原子弹进攻政策，提出“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核进攻计划。另外还有一种意见，即有限地对中国实施“核外科手术”，主要是摧毁中国的核设施。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兼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加尔科夫反对这样做，认为太冒险，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一两颗原子弹难以消灭其抵抗，反而会使苏联像美国在越南那样，陷入没完没了的战争。1978年叛逃美国的联合国副秘书长阿·舍甫琴科(苏联籍)回忆说“在轰炸中国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使政治局陷入僵局。他们有几个月不能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格列奇科的好战立场是以下列假想为依据的：当时美国公开敌视中国，不会积极地反对苏联的惩罚性行动，而会把它“吞下去”，于是苏联决定通过各条渠道伸出触角来测定这种想法。由苏联外交部、克格勃和军事情报局探听华盛顿对一场针对中国的核打击可能作出什么反应。苏联驻华盛顿使馆奉命非正式地向美国中级官员进行了了解。但是多勃雷宁大使的报告作出了清醒的估计：对中国进行这样的打击，美国不会袖手旁观。他的结论是这将冒苏美对峙的风险。莫斯科放弃了这个计划。有若干因素使苏共中央政治局没有同意进攻中国，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无疑是它被警告说，美国将会大力进行阻遏。这是美国可能打算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最早迹象之一。了解到这一点后，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激动情绪冷静下来，并且加强了勃列日涅夫的中间派立场，即不进攻中国，但是在边境全线派驻大量装备有核武器的部队来显示苏联的实力。同时，还将试图通过外交谈判来寻求解决和中国的领土以及其他争端。苏联解体后，专门研究这一事件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乌索夫对笔者说，他认为苏联当时并没有真正核打击中国的计划，只是想逼迫中国回到谈判桌前。核打击的消息是苏联有意散布出去的。但无论如何，这种赤裸裸的核威胁激起了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应。
1969年8月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秘密地向少数记者透露，苏联已经向东欧国家通报了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打击的情况。8月28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说：“在现有的技术、致命性武器、现代化运载工具的条件下，如爆发了战争，它不会让任何一个大陆置身于事外。”8月底，美国情报机构透露,苏联驻远东空军已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1969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战备命令，要求全国军民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在严峻的战争威胁面前，中国迅速掀起了战备高潮。另一方面，中苏两国领导人也进行了和谈的努力。1969年3月21日，柯西金给中国领导人打来电话，但遭到中方接线员的痛斥，不予接通。毛泽东批评了这种做法，说：“两国交兵，使者其间”，“我们不同柯西金通电话，是不礼貌。”9月9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越南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时，通过越方向中国代表团传话，要求途经北京时与中国领导人对话。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会谈。9月11日，两国总理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会谈。周恩来强烈谴责了苏联的核威胁政策，指出：如果苏联决意对中国发动打击，中国将把这视为侵略战争，坚决予以抵抗。周恩来还表示：中国没有发动对苏联战争的任何主观意图和客观可能性，中国不拥有这样的军事能力，中国的核武器对苏联不具有威胁性。中国正在搞“文化大革命”，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不可能采取类似的行动。柯西金承认，中国确实没有准备战争。他请周恩来相信，苏联不存在反对中国的任何战争计划，也没有为此做任何准备。
但是，苏联方面仍然没有放弃对中国的核压力。1969年9月16日，有苏联高层背景、常作为其代言人的西方记者维克托·路易斯在伦敦《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文章指出：苏联正在讨论打击中国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可能性，并且在中国筹备建立能邀请苏联来“拯救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可供选择的领导班子的计划。9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国庆口号，毛泽东亲自增加了一条，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9月18日，周恩来向柯西金发出一封密信，“建议双方承担不动用武装力量，其中包括核力量相互攻击的义务”。抵御苏联可能进行的战争侵略，成为国内的中心任务。人民解放军进入战备状态，北京和各大城市都开始紧急疏散人口，毛泽东、林彪等中央领导人也疏散到南方一些城市。9月23日和29日，中国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和新的氢弹爆炸试验，表示了坚决抵御战争的姿态。直到根据中苏双方总理北京机场会谈的商定,10月20日中苏两国副外长级边界谈判在北京恢复，局势才逐渐开始缓和。试图伸向战争按钮的手缩了回来，这次是苏联的。
四、博弈理论与核战争
三线建设的两次高潮，都是在面临美国、苏联袭击的危险之下进行的，这充分说明，我们的战备并非无的放矢。无独有偶，两次袭击都因企图联手的一方不同意而作罢。先是美国建议、苏联不同意，后是苏联建议、美国不同意。原因何在?都是由各自的利益决定的。美国提出袭击中国时，中苏关系尚未破裂，苏联领导者还试图把中国作为抗衡美国的一张牌。苏联提出袭击中国时，美国已经陷入越南战争不能自拔，试图从中美缓和中找到出路。总的来说，当时世界已经形成两个超级大国各自控制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对峙格局，双方都认为保持这种格局比天下大乱更有利于控制其他国家。现在有些研究者认为，既然美国和苏联的威胁并非真正要实施行动，那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时对战争形势的主要估计就是过分的，以为战争不可避免，因而导致了进行战备和三线建设的错误对策，造成浪费。这种判断从今天世界大战始终没有爆发的结局看，当然是事实，然而由此得出不应该进行三线建设的结论，则值得商榷。事实证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实对形势是有两种考虑的。问题不在于判断哪种可能性大，而在于如何应对那种即便是小的战争的可能性。忽略这种可能性，无疑是在拿国家的命运赌博。
博弈来自中国古代的棋局游戏。运用到现实活动中，我们可以认为有正和博弈、零和博弈两种。前者是研究赢利大小的概率，适用于通常良性的商业竞争;后者是研究输赢的概率，赢是通吃，输者全赔，适用于高风险投资项目。正和博弈显然不适宜于消灭对手的战争分析，因为战争不可能产生交战双方都获利的情况，而零和博弈就输赢结果来说，可能比较适宜于战争分析的情况。因为战略正确与否也可以说是一场赌博。如果在通常的经济活动中运用零和博弈理论，当然要在精密分析之后，考虑押概率大者。战争虽是最典型的博弈，但它却常常不受经典博弈论的制约。
第一，战争从本质上讲是人的非理性行为，基于“理性人”的种种推测自然容易落空。在苏德签订互不侵犯和平条约后，按照博弈理论，战争的危险应该是小的，但希特勒撕毁条约的举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概率。再比如，美国入侵巴拿马、轰炸南斯拉夫联盟，都是在没有经过联合国批准情况下进行的,违反了分析前的条件。因此，即使1964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根据国际环境得出美国发动入侵战争的可能性较小的分析结论，也不能不考虑美国采取违背理性的行动。
第二，鉴于中美之间军事力量的巨大差异，这种博弈的零和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存在非均衡路径上的“可能性”。如果中国把命运押在战争不爆发的概率上，肯定能够利用这段时间发展沿海地区经济，减少不必要的军费开支和三线建设经济效益上的损失。但是，一旦遭到战争袭击而没有防备，沿海地区的工业基地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又没有后方基地，抵抗侵略的战争将遇到极大困难。相反，美国凭借海外军事优势，即使战争失败也不会殃及本土。两者存在着巨大的效益反差，准备的后果可能是浪费，不准备的后果则可能是灭亡，可以说是生死选择。因此，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决不允许忽略任何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即使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三线建设，建立后方基地是最明智的选择。更何况，三线的建设还有为今后国家安全建立长期保障、开发西部落后地区的效益。
第三，还应当考虑到近现代历史和国际环境对中国领导人心理的巨大压力。从1840年至1945年，中国遭到7次大规模入侵战争——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日俄战争、中日战争，几乎不到15年中国就要遭遇一次大战，总共死亡5000万人以上，国家几乎被瓜分;加上二战后最大的两次局部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又都发生在中国的友邻，将中国卷入。作为一个工业设施集中在东部沿海、没有后方战略基地的落后大国;作为指挥过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目睹山河破碎、血流成河的中国领导人，没有强烈的抵御战争估计——即使是过度的估计——倒是不可理解的了。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简单地说当时进行三线建设就是对战争危险估计过于严重，更不能轻率地说是无的放矢。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