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元帅是开国十大元帅之一，他经常告诫自己和家人，一个革命者想的应该是怎样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而不能因为地位不同了、身份变了就要求额外的照顾和特殊的享受，搞特殊化。

一、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在战争年代，罗荣桓经常是四海为家。在井冈山，风餐露宿、曲肱而枕对他而言是家常便饭，到后来则是中央根据地内的祠堂、茅舍，长征路上藏民的牛屎房，陕北的破窑洞，沂蒙山的庄稼院，都曾是他的栖身之所。长期在险恶的环境里工作，罗荣桓的身体遭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他的健康很是关心，安排他到苏联就医。1946年7月，罗荣桓到莫斯科。在苏联就医期间，组织上曾让他带上一笔钱，作为医疗费和生活费。但到莫斯科后，由于苏方的招待，这笔钱未能用上。那时苏联卫国战争刚刚结束，罗荣桓为我党在那里学习的一些孩子们添置了一些衣物及学习和生活用品，而他自己却未用分文。回国后，将余钱如数交给了财务部门。

1936年，罗荣桓在陕北。

经过一年的治疗，罗荣桓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明显的好转。回国后，组织上安排他一家在哈尔滨市区一处很宽敞的独立庭院里住下，这座庭院设有豪华的舞厅、会客厅、洗漱间等，原是一位旧时官僚的别墅。这跟他之前住过的房子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因此，他心里感到很不安，曾几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另找一处普通的房子，将这座庭院作为公用，但无结果。有一天，他到谭政家去做客，见谭政住的是一处二层小楼，便跟谭政说：“跟你们搭个邻居怎么样？你家住楼上，我们住楼下。欢迎吗？”谭政起初还以为罗荣桓在开玩笑，但没过几天，罗荣桓一家真的搬来了。

在房子问题上是这样，在其它问题上也一样，罗荣桓把自己看成是人民中的一员，总是想着为人民减轻负担，自己从不搞特殊。

上世纪60年代初罗荣桓又病倒了，被送进了医院。有一天，他从医院回家，发现家里多了四张躺椅，就问秘书：“哪里来的躺椅呀？”秘书回答说：“总后送来的。”“给钱了吗？”“没有。”他一听没有付钱便马上要秘书退回去。秘书解释说：“总后的首长说，因为您有病，办完公好靠着休息休息。”罗荣桓听后，顿时上了“火”，“乱弹琴，我一个人害病，用得着四张躺椅吗？都给我搬回去。”秘书很为难，不想去退。看到秘书这副为难的样子，罗荣桓的“火”气消减了不少，便和气地对秘书说：“不退也成，一定要照原价给钱，用我的薪金。”这样照价付钱以后，躺椅才被留了下来。

1940年，罗荣桓与林月琴在一起。

罗荣桓患有心脏病，常常因心脏病发作而卧床不起。医生为了他在床上读书、看文件、找人谈话方便些，就从北京一家医院借来一张摇床给他用。罗荣桓知道此消息后，坚决不同意，对医生说：“医院有许多病人比我更需要，我怎么能把医院的床搬到自己家里来呢？”他的妻子林月琴怕医生为难，就婉转地问：“你不同意借，咱们自己出钱做一张可以吧？”最后还是他自己拿出400元钱定制了一张病床。

二、春风化雨，循循诱人

罗荣桓不仅自己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不搞特殊，而且也要求自己的子女不搞特殊。他对子女的教育从未放松过。他常对妻子林月琴说：“教育孩子是件麻烦的事情，急躁不行，夸奖太多了也不好。不过有一条做父母的完全可以办到，那就是，只要发现他们有一点不好的苗头，就指出来，要他们改正，不让它发展下去。”

干部家庭的子弟容易有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如果不及时克服，就容易产生一种特殊化的倾向，从而脱离人民群众。因此，罗荣桓经常叮嘱自己的子女：“你们不要有依赖爸爸、妈妈的思想，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他还时常嘱咐自己的子女不要有优越感，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多和他们亲近，多帮助他们。

1942年，罗荣桓和夫人林月琴与子女在一起。

罗荣桓的儿子罗东进和女儿罗南下是在炮火中出生、战争里长大的，由于形势所迫，曾被寄养在群众家里，和老乡的孩子一样吃玉米面糊和红高粱煎饼。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孩子能活下来，是不容易的，因此，罗荣桓很疼爱他们。但是，他的“疼爱”却非“溺爱”，更非娇生惯养，对他们的思想作风，一直是严格要求，从未放松。

有一年冬天，林月琴给罗东进买了一顶棉布帽子，罗东进觉得棉布帽子样子不好看便不愿戴，想要一顶皮的来戴。罗荣桓知道此事后，把罗东进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小小年纪就讲究这讲究那，这还了得!”这件事对罗东进的触动很大。事后，他回忆说：“这件小事，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它告诉我一条最普通也是最根本的道理：艰苦朴素，永不忘本！”

罗东进和罗南下上小学时，由于学校离家远，兄妹俩便都住校，只在每周六坐公共汽车回家。有一次周六，学校放学晚了，家里人便派车去接他俩。罗荣桓发现此事后，把全家都叫到一块，非常严肃地说：“这样不好，汽车是组织上给我工作用的，不是接送你们上学的，你们平时已经享受了不少你们不应当享受的待遇，如果再不自觉就不好了，那样会害了你们自己的。”他又去吩咐工作人员：“以后绝对不准用小车接送孩子，让他们搭公共汽车也是个锻炼嘛！”

后来有一次兄妹俩放学回家，没赶上公共汽车，就步行回家，天很晚了还没到家。家里人担心他们在路上出了什么事，罗荣桓也有点着急了。这时，两个孩子满头大汗、一身尘土走进屋来。问清原因后，罗荣桓高兴地表扬他们说：“好，好，你们做得很对，年轻人就应该时刻锻炼自己，不怕吃苦。生活上不要特殊化，不要一味追求舒适的生活，贪图享受。今天你们搭不上车走着回来，不怕苦，不怕累，这种精神要发扬，要长久保持下去。”

1958年秋，罗荣桓全家人的合影。

对罗东进、罗南下是如此，对从老家出来的大女儿罗玉英，罗荣桓同样也严格要求。1954年，罗玉英由于身体不好，难以坚持学习，想提前分配工作，她的这一想法得到了父亲罗荣桓的支持。但是，分配工作时，罗荣桓并没有在城里的大机关为她找个合适的工作，而是要求她到工农群众中去，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不久，组织上便分配罗玉英到郊区的一个农场工作。农场条件比较艰苦，交通也不方便，周末要步行十多里然后乘公共汽车才能到家。在农场，罗玉英和其他职工一起学习、工作和劳动，既锻炼了思想，又学到了许多书本之外的知识，并且身体也有了明显的好转。由于进步快，罗玉英到农场后第二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女儿的这一进步，罗荣桓感到欣慰，并鼓励她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

1961年冬，罗荣桓让罗玉英和她的丈夫陈卓回家乡看看。他们临走前，罗荣桓再三叮嘱：要到县里、公社看看干部，问候村里的农民群众；绝对不要搞特殊化，吃饭要交钱，老乡家请客不要去。还给他们定了一条纪律：和社员一起参加农业劳动。后来，当得知他们按其要求做了，罗荣桓非常高兴，连声称好。

1963年12月15日下午，罗荣桓病情恶化，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醒过来后，他看看床前的林月琴和子女们，拉着林月琴的手说；“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搞特殊。”说完后，他又慈祥地看着他的孩子们，嘱咐他们说：“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的。爸爸就留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1963年12月16日下午2时37分，罗荣桓——这颗伟大而高尚的心停止了跳动。

罗荣桓一生清苦，—无私有，经常告诫自己的家人不能搞特殊。他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为党和人民工作，这不仅是他给予自己子女的精神财富，也是他给予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