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薛暮桥院士总结抗日根据地经验指出，要稳定物价，必须禁止法币流通，让本币独立自主地占领市场，同时控制发行货币数量，使之符合市场需要。其原因在于，法币大量流入解放区，必然就有等价的物资流出解放区，被别人掠夺，不仅带来巨大损失，还严重影响物价。

薛暮桥院士是新中国第一代经济学家和高级财经干部。曾长期在敌后根据地参与和负责货币和财经工作，解放后又亲身参与中国两个经济体制建设，在毛泽东时代，先后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1955年评为学部委员。1979年因出版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等畅销著作，从而被誉为是市场经济开拓者，后被评为我国十大经济学大师之首。

薛先生曾在其著作《我国物价和货币问题研究》中介绍，1943年参与山东抗日根据地对日货币斗争，当时他经过调研，提出要稳定物价，必须禁止法币流通，让本币独立自主地占领市场。因为，第一，法币大量流入解放区，必然就有等价的物资流出解放区，被别人掠夺。第二，法币不断贬值，使持有法币的解放区人们同样受到损失，等于向国民党政府纳贡。第三，如果允许它大量融入解放区，解放区就无法制止通货膨胀和稳定物价。根据地领导人采纳了薛先生意见，决定从当年8月份起，停止使用法币，鼓励人民自行到蒋管区购物，或者到根据地的北海银行兑换北海币，由公家商店用于从蒋管区购物。此后法币很快就下跌到1法币合北海币6角，到年底跌到6元法币才能兑换一元北海币了。此后，北海币远比法币和伪币稳定，成为根据地最受欢迎的货币。

事实上，最早是1941年1月2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就发布布告，禁止使用法币了。由于抗战开始时，当时国共达成合作，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部队接受国民政府领导，其基本条件之一，就是服从国民政府制定的法律，包括货币是由中央政府统一印制发行的法币，国民政府提供军费，边区自然不可能禁止法币。

当时八路军和新四军主要依赖国民政府提供军费，但这笔钱很少，从1937到1940年，总计约3000万元法币[1]，后面就停发了，而且法币总是在不断严重贬值。根据国民政府的物价统计，有学者对100元“法币“购买力做过这样一个对比计算：

1937年可买两头黄牛，

1938年可买一头黄牛，

1939年可买一头猪，

1941年可买一袋面粉，

1943年可买一只鸡，

1945年可买两个鸡蛋，

1946年可买1/6香皂，

1947年可买一粒煤球。

这是因为，在1942——1945年这几年内，法币增发了10168亿元，较1941年底增加了67倍。发行指数亦从1941年12月的10.76增加到1945年12月的738.45。各年的发行增长率平均在两倍以上。当时国民党军队拨发的经费都上涨十几倍，但供给我党抗日部队的经费仅增长10%，由于领到的军费很少，而且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扩张很快，从改编时5.5万人增长到1940年底40万人以上，早就不敷使用了。

1940年底，国民政府停止提供军费，同时经济上封锁边区，命令“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尤其是1941年1月爆发皖南事变，国民党军队屠杀消灭了包括新四军军部在内近万人后，虽然共产党为抗日需要，还维护抗日统一战线，没有公开宣布国民党军队是敌军，但在行政上就不再听从国民政府了。

1941年1月30日边区政府公布《关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明令宣布，从本布告之日起，边区境内禁止使用法币，凡藏有法币的，须向边区银行或公营的光华商店兑换为边币。禁止私带法币出境。2月15日，边区政府再次发出通告，指出禁用法币的目的。边区此前在1938年3月就开始发行光华商店代金券，可以兑换法币，此时实际上就是用代金券代替法币了，2月18发布《发行边区钞票的布告》，开始公开发行边区货币，规定边币是边区唯一法定货币，同时全面禁止法币流通。[2]当年就发行了边币2300万元，加上此前发行的光华商店代金券，累积发行2737.32万元。按照购买力估算，比上一年民国政府提供的军费还多近2倍。而且还从民间兑换了大笔法币，从蒋管区购进了很多物资，增加了边区的物资供应。

当时民国政府还是领导全国抗日的合法政府，但国统区的法币已经大幅度贬值，通货膨胀十分严重。国民党设法把大量法币引入陕甘宁边区，以其贬值的法币购买延安的农副产品和各种物资，以求达到破坏边区金融秩序的目的。边区政府一方面严禁法币在边区流通，另一方面则借助法币通过公营公司，与国统区进行贸易活动，从国统区购买战略物资，支持抗战。这个斗争过程是颇为复杂的，因为当时的民国政府还是合法的中央政府，加上地主等支持者在边区合法存在，加上抗日力量还很弱，尤其是在其他敌后根据地，经常被日寇扫荡而占领，边区政府并不能做到令行禁止，给边区发行货币带来很大困难[3]。例如，根据1942年7月的调查，在陕甘宁边区，法币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55.3%，比边币还高10个百分点。[4]

更大的问题在于，毛主席和薛先生所说的秘诀和原则，并不一定为人们所认识和认同。薛先生回忆，1947年春在邯郸召开华北各解放区的财政经济会议，会议上一些解放区同志介绍，有些根据地并没有停用法币，相关同志认为，边币应依附于法币，与法币保持一定的兑换比例，在法币贬值时，调整兑换比例。[5]也就是说，当时的各敌后根据地各行其是，并没有执行中央的决定，停止使用法币，就是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也是1943年薛先生加入后，才采纳了先生建议，停止使用法币。

日本投降后，一位学经济学的美国记者到解放区采访，看到山东解放区发行的边币，既无黄金储备，又无外汇储备，经济条件远远劣于法币、伪钞流通的蒋管区和日伪区，边币竟能战胜法币、伪钞，保持物价稳定，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奇迹。薛先生解释说，在只流通纸币的市场，币值的高低决定与货币的发行数量，本币战胜伪币法币的秘诀，仅仅在于伪币法币恶性膨胀，而我们严格控制边币流通数量，勿让它除非好过市场流通的需要，并随市场流通需要的变化而增加或减少货币流通数量。[6]

这并非是薛先生的发现。早在1934年1月23日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大会报告指出，应按照市场需要，由苏维埃银行发行适当数量纸币[7]，显示毛泽东主席早就洞察了货币发行和流通规律的关键。当然，要做到严格控制边币流通数量，也需要禁止其他货币流通，否则其他货币也会占领市场，起到货币作用，从而改变了货币数量。

改开后，虽然薛先生被誉为经济大师之首，高高在上，但被西化货币理论洗脑的学者和精英们似乎完全忘记了薛先生所说的秘诀和原则了。

对现代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维护货币主权，防止他国印钞“买走”国内物资，如果敌对国家印货币，就可以买走我们的各种物资，必然导致我们对敌失败。主要措施包括法律禁止国内贸易使用外币结算，外币只能用于国际结算，同时安排银行兑换友好国家货币，以贸易平衡为目标调整汇率，限制国内民间持有外汇，防止国内大量储备外国货币。我们绝对不应该单方面对外承诺货币可兑换，尤其是资本项可兑换，否则就必须储备大量外汇，用于兑换，不能使用，从而等于兑换给对方的人民币是免费奉送了。就是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也仅仅要求各国，可以自行决定持有外币数量，也就是决定开放程度的经常项目下的有限开放[8]。

我们的问题是，被西化货币理论洗脑的学者和精英们在思想上迷信美国散布的美元意识形态谎言。包括通过美元意识形态制造的五重陷阱[9]，诸如美元是美金，是可兑换货币，是国际货币之类谎言。如果美元真的是可兑换货币，我们还需要负责兑换吗？西方国家对外贸易主要使用本币，除了中国，没有一个大国主要使用他国货币结算对外贸易。所谓美元是国际货币，完全是美帝的意识形态宣传。我们限制西方印钞购买我们的资产和产品，是完全符合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要求的自主开放[10]。

参考文献：

[1]龚泽琪主编.革命根据地军事经济史[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4.pp165

[2]中共绥德县委史志办室编著《抗战时期的绥德分区》，西安,三秦出版社,2019.02,pp102

[3]本书编写组编.朱理治小丛书6朱理治金融论稿[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07.97-101

[4]陈忠海著.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7.05.pp258

[5]薛暮桥著.我国物价和货币问题研究[M].北京：红旗出版社,1986.04.pp4

[6]薛暮桥著.我国物价和货币问题研究[M].北京：红旗出版社,1986.04.pp4

[7]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苏维埃中国.1957: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p.89，297.

[8]黄卫东：美国对中国开放金融吗？|外汇|国际货币基金协定_网易订阅https://www.163.com/dy/article/G4NIGMC80550WCN1.html

[9]必须摆脱美国通过美元意识形态洗脑中国经济金融界的五重陷阱 http://www.kunlunce.com/ssjj/guojipinglun/2022-08-02/162951.html

[10]黄卫东：美国对中国开放金融吗？|外汇|国际货币基金协定https://www.163.com/dy/article/G4NIGMC80550WCN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