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教授，您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提出了“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思想和实践基础。但是，在苏东剧变后，国内外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失败了，可否请您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程恩富：世界社会主义从诞生到现在已有五百年，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划分。我认为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空想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时期、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开创时期、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期。世界社会主义命题所涉思想内容和实践模式极为丰富，相应的争论问题、难点问题也颇多。

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被国内外反动势力颠覆和破坏以后，1992年美国著名右翼学者福山教授的代表作《历史的终结》一书，谎称社会主义的历史将终结。国内外有不少人认为社会主义失败了，或认为社会主义本身是错误的，或认为资本主义将一统天下，这些结论极其荒谬。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著名讲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思想和实践的基石，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及时的。（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在正面阐述一个问题后，经常会批评国内外的错误观点。这正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希望的。马克思主义领袖和学者需互相支持，共同“亮剑”错误观点，而不能当所谓开明绅士。）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凭空而来的，因为世界社会主义有着五百年的积淀和探索。

福山属于美国右翼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一派，他在出名后也觉得自己的言论有些极端，略有某些补充，也小骂大帮忙地指责美国政治体制弊端。西方社会科学各派有一个特点：极端成派。这个特点，最早是复旦大学的一个年轻教师给我讲的，他说西方各学派喜欢极端成派。我认为这句话很有道理，是西方学派化的重要特点之一。如西方经济学领域，货币学派说货币最重要，凯恩斯学派说需求最重要，供给学派说供给最重要，产权学派说产权最重要。不仅是经济学，还有如弗洛伊德的极端泛性论，等等。西方学术或价值观的极端成派，往往各派可以先后获得诺贝尔社会科学奖。如果讲究唯物辩证法，科学揭示各种事物及其相互关系的本质，就难以获得资产阶级把持的诺贝尔社会科学奖，因为这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其实，马克思主义一派可以抵他们好几个学派，因为他们各派加起来的科学性也比不上近代和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等均是如此。

世界社会主义是从空想社会主义起源的，您能否先给大家讲解一下空想社会主义孕育和发展的情况。

程恩富：在空想社会主义诞生以前，著名的思想家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提出，在奴隶主内部实行类似公有制，就是奴隶主不要有私人的财产，奴隶主内部大家财产共有，免得奴隶主内部钩心斗角，但要统治奴隶。这个思想被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继承，即既然奴隶主财产可以公有，那么为什么全社会不能公有？全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就没有阶级了，没有贫富对立了吗？公有制思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他在这方面还有一定的思想贡献，尽管他是奴隶主思想家，但是他主张奴隶主内部财产共有，这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思想。

在中国古代和近代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呢？中国过去有这样的划分，小康之前是贫穷，小康之后是大康社会，再之后是大同社会，分成这样四个阶段。有一本书专门写大同社会思想专著，叫《大同思想》，对历史上主张大同的或类似大同的思想作了概述，大家有兴趣可以看，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本重要著作。学哲学的、学经济学的、学宗教学的等，都应当看。不过，他们说的大同是不是就是全社会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呢？多数都不是。真正主张类似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大同思想的是康有为。20世纪90年代末，我仔细研究了康有为的《大同书》，尽管很多人认为他是乱说的、不值得看。但是，经过认真阅读、仔细研究后，我发现他的思想还是很有价值的，所以我决定放下别的工作，写一篇为他翻案的文章，提高他在中国思想界乃至世界思想史中的地位。他的思想与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三民主义思想，与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在农业领域里面搞社会主义，搞按需分配，资本主义工商业还是要发展的，这体现在《资政新篇》中）都不同，他是真正的中国空想社会主义者。2000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前几年因为国学热，我又在另一篇文章中附带继续抬高康有为在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套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大卫•李嘉图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或终结者，我说康有为是中国国学关于社会发展思想的集大成者和终结者。以后就没有人再超过他了，如他的学生梁启超依然停留在资产阶级思想领域，孙中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胡适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思想。超过康有为思想的历史人物就是毛泽东、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了。1902年康有为写成的《大同书》是用国学的语言阐释其思想的，如将“实行公有制”称为“去财界”，“全球取消国家”称为“去国界”，还有“去家界”等。

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包含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7世纪中叶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发轫于16世纪。1516年，英国的托马斯•莫尔用游记的方式写了《乌托邦》（原书全名《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至今已500多年。在《乌托邦》中讲述了一个十分美好的社会，那里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生活用品按需分配，人人从事生产劳动，而且有充足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和娱乐，那里没有酗酒、妓院，也没有堕落和罪恶。具体说来，此书前半篇严厉批评英国的圈地运动，这种“羊吃人”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初期的丑恶现象；后半篇是与航海家对话，描写航海家到了一个岛屿，这个岛上的人是怎样生活的，它的各项制度是怎样规定的，如风俗、交通、生态环境等。因为是公有制，所以人们出游不用带很多东西。托马斯•莫尔做过大官，因为政见不同，被捕入狱，他在监狱中写了《乌托邦》一书，坏事变好事。意大利的康帕内拉也是这样，因起义失败被抓，他在监狱写了《太阳城》。推荐大家去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些名著。其中有些人利用宗教来渗透和传播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

第二阶段：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有杰拉德•温斯坦莱、梅叶、摩莱里、马布利等。他们的重要观点是用“法典”的形式对新社会作出明确的规定，批判包括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内的各种私有制，对私有制导致经济不平等，进而导致社会政治不平等进行论述等，已经接近历史的实际，有了初步的阶级观点。在设计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时，以农村公社和手工工场为原型。

第三阶段：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前半叶。马克思、恩格斯重点评价的三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有法国的圣西门，他是买卖国债赚了钱，退回书斋写书；傅立叶下海经商赚了钱，退回书斋写书；还有英国大纺织业资本家欧文。他在赚了很多钱后觉得不合理，为什么工人劳动，我也劳动，但工人却很贫困。他认为社会三大问题最主要。一是私有制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他是慈善家，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食堂、第一个托儿所，他认为如果不改变私有制，就只能做做慈善事业，而无法彻底改造恶果众多的社会，所以他决心改变私有制。二是私有制导致西方的两性和婚姻家庭关系比较乱，存在各种政治联姻和经济联姻及不当的性关系。三是宗教。因为宗教不主张革命，主张听从命运，做好事忏悔、发善心才能进天堂等，就像佛教说的寄希望于来世。欧文讲的还是比较正确的，当今世界依然存在这三大问题，各种问题主要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私有观念派生的，如贫穷、两极分化、生态环境、战争等。欧文作为大资本家，能想到类似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点，可见他不仅思想先进，而且人格也很伟大。

您是如何评价这三位空想社会主义者的？

程恩富：马克思、恩格斯曾用过三个词：伟大的、批判的、空想的。如果只用一个相对贬义的词“空想”来评价，是不全面的。他们首先是伟大的，在马克思主义没有出现之前是当时最先进的思想，他们与马克思比才是空想，显得落后了。空想不是乱想，他们是人类重要的思想家，不仅现在这样说，几百年几万年也可以这样说。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的评价思路和精神，我对空想社会主义者作与众不同的三点新评论。

第一，他们改造的总体目标是进步的，其中多数人所追求的人类社会终极目标是正确的。圣西门就没有提出消灭私有制的问题，恩格斯讲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多一些；傅立叶主张股份合作制；以欧文为代表，还有之前的托马斯、莫尔、康帕内拉等，都主张人类社会的最终目标是彻底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货币关系，要么实行按劳分配，要么实行按需分配。康有为的目标是成立一个全球政府，逐步取消民族国家，实行世界成员统一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但没有主张实行按需分配的方案。他讲到收入在农业领域约分十个等级，在工商业中约分二十个等级，那基本上就是按劳分配。我分析康有为可能是考虑如果按需分配，社会发展就没有动力了。其实，在按需分配制度下，劳动是有规范的，如果你不劳动或不好好劳动，会受到个人心理和社会环境的约束和谴责的。比如日本的山岸社，成员有几千人，世界上有七个国家都有山岸社的社区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上曾发表文章介绍过山岸社。这个山岸社就类似共产主义社区。山岸是个人名，20世纪50年代在农村工作，通过机械化养鸡发家致富，之后进行改革，因为他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不好，就利用自己的土地和资金成立组织，号召有钱的人加入，毕业的大学生等没钱的人也可以加入，实行人人劳动和按需分配，但每晚要学习一小时，包括批评与自我批评，所以好吃懒做的人没有，有的话就自动退社了。还有西班牙的蒙德拉贡合作集团公司，在中国也有投资，是比较标准的合作社制度，人数很多。蒙德拉贡是一个西班牙小镇，内部分配较公平。我去访问过，也写过介绍蒙德拉贡和以色列的文章。基布兹合作社曾是以色列的主导经济制度，但现在受到私有化的侵蚀。一开始到以色列建国的人是赞成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其中有一些人原来是居住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的。世界上这三个案例是值得关注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尽管现在不占主流。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方向不是私有制、私人家庭农场，而是合作社、集体经济、国有经济，然后是全球公有制或世界人民公有制。

第二，他们改造社会的总体方法是改良主义的，难以全面实行或根本行不通。欧文在美国搞了两次合作社实验，在英国搞了一次公平交易市场，取消资本主义商业和中间剥削。他这三次实验都失败后耗尽了个人财产，走向民众进步的宪章运动。而傅立叶是进行学者型的呼吁，呼吁统治阶级、领导人实行他的制度，呼吁有钱人、剥削阶级拿钱来投资，这种方式是根本行不通的，与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组织起政党，通过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起来斗争，掌握政权后再来推行新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思路是不同的。

第三，他们改造社会的总体理论是当时人类的进步思想，但是与马克思主义相比显得落后或错误。如傅立叶把人类从开始到现在的情感分成若干阶段，认为到情感的最高阶段就要实行他倡导的制度，而历史唯物主义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两对基本矛盾分析的。可见，凡是主要从思想变化、价值观变化、人性变化、道德变化、伦理变化来说明该社会形态及其演变的观点均属于历史唯心主义。最近，法国著名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皮凯蒂新著《资本与意识形态》一书，也是从人类价值观演变及其选择来阐释不同的社会形态和社会政策。而我理解的唯物史观，是强调从生产力、所有制、经济基础视角来分析大多数重要的社会问题，然后再结合分析人的价值观、情感、人性、文化、政治等重要变量或因素，并形成历史发展、制度变迁和政策安排的“合力论”或“决定论”，从而总体上是一种“非经济唯一决定论”或“经济为基础的多因素合力论”。那种完全否定“经济决定论”的观点，是片面的。

这三点评论是有独特性，而有些文章习惯用现实流行的观点去裁剪和评论空想社会主义。如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主张消灭私有制，消灭市场经济的观点是空想，这等于在批评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三项基本经济制度思想，即全民公有制、按需分配、计划经济。否认这三条就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者，就是一般的社会主义者，或者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有些人借批空想社会主义者来否定共产党的最高纲领，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性质的最低纲领去否定共产主义性质的最高纲领，这不合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产主义的讲话精神。人类的最终走向还是共产主义。

您刚才有提到，过去曾有人利用宗教来传播社会主义思想。那么，您是如何看待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呢？

程恩富：我一直有一个科研计划，就是“马学”应该与宗教（如佛教、道学等）对话，找出共同点和分歧。我看过台湾大法师“星云大师”的光盘，基本套路是说当今世界人心坏了，所以出现贫穷、暴力、污染等问题，怎么才能和谐和幸福呢？就靠改变良心。这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这与韩国最有名的一位社会学家的观点一样，他是世界社会学学会的副会长，写过一本十万字的书叫《重建人类社会》，也很通俗，讲社会和全球出现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其中心思想与佛教一样，也是认为当今世界人心不好，导致战争、贫穷、瘟疫等问题。怎么办？改变人心。马克思主义与他们前半部分是一样的，认为人心普遍坏了是会出现国内国际大问题，如果人心不坏，怎么会出现那么多问题呢？但马克思主义与他们的重大区别，在于认为这些问题是直接或间接由私有制决定的，归根到底是私有制带来的，所以提出要消灭私有制，消灭私有观念，这样人心和行为都不容易变坏。

马克思主义应该与宗教沟通，有所肯定有所否定，从本质上应当否定，但某些理念和提法有通融性和吻合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有两面性。如果运用得好，也可以起到一定积极的作用；如果运用不好，宗教将起反面作用。就像苏东剧变时，东正教等全部站在反共一边，这是要高度警惕的。宗教及其寺庙过度发展没有必要。共产党员不能信教，但在古巴、老挝这样的国家，共产党员之所以能信教，是因为在搞革命之时就基本上是全民信教，如果说信教的人不能参加革命，那样革命就不可能开展。中国本来就不是一个全民信教的社会，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再允许党员信教，这有何必要呢？现在有些人主张共产党员都可以信教，这是错误的。不能因为这两个国家允许共产党员信教，似乎就可以此为样板了。现在还有人以为马克思主义不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行了，如果把儒释道等恢复起来，就能根本解决社会的伦理道德。这是误说。孔子的思想具有双重性，要恢复西周制度在那个时代就不被许多人接受，他的政治思想是落后的、保守的，而抽象的伦理道德加上新的内容，是任何时代都可以用的，如“三人行，必有我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国学好的方面是要弘扬的，能运用的要尽量运用，但像有些课本把鲁迅和红色文化的作品去掉，把有价值的古文删掉，把金庸等人的作品来替代（加一点金庸的好作品也可以），这是不对的。不仅当时空想社会主义者运用了宗教，而且当代西方国家搞革命，也要巧妙地运用宗教，现阶段我国自然要适当运用。

有人提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需要从欧洲三大工人运动中溯源，对此您如何评价？

程恩富：欧洲的三大工人运动是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的三大实践来源之一，是其产生的实践基础。19世纪三四十年代是重要的转折点：生产力方面的变化是以英国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次产业革命结束，并在20年代就爆发了显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全国性经济危机；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先后在英法等国家占主导地位，逐步实行了社会化大生产。作为生产关系的阶级表现是阶级斗争不断激化，本来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参加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工人阶级的反抗此起彼伏。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法、德等国家无产阶级开展了独立的政治运动，发生了著名的三大工人运动，即法国里昂丝织工人两次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它表明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为马克思主义产生奠定了现实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分别是德英法三个国家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当然不限于这些。

这里涉及一些常见难题，如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有没有私有制？有没有商品货币关系？

程恩富：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专门研究过经典作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并在1988年第一期的《复旦学报》发表了一篇关于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的文章，1991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三阶段论》专著也有这方面的内容。

概括说来，从马克思到邓小平，有三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观。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三位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观=全社会公有制（没有私有制和集体经济）+全社会按劳分配（没有集体所有制就没有集体所有制的按劳分配）+完全计划经济（没有商品货币关系）。全社会所有制指全民所有制，不是有些人认为的股份制就是社会公有制。股份制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中指社会集资的私有企业，而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不是公有制企业。它与个体或合伙的所有制不同，是从社会集资的众多私人所有的企业，是马克思说的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极扬弃，为什么说消极扬弃？因为私人控股的股份制还是私有制，是私有制的高级形态。正如党的文件所说的，如果是公有资本控股，那就具有明显的公有性质。

后来斯大林在1937年降低标准，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毛泽东采用斯大林的标准，所以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宣布进入社会主义，都是因为降低了制度标准。这就产生了第二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观=两种公有制（基本消灭私有制，但有集体经济、合作经济存在）+两种按劳分配（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为主体（保留商品的货币形式，流通领域有一定的市场调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经济制度观=公有制为主、非公有制为辅+市场型按劳分配为主、按资分配为辅（过去称商品型按劳分配，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是产品型按劳分配，发不流通的劳动券）+计划主导型或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可以概括为私有制主体+按资分配主体+计划指导型市场经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叫计划主体型经济，主导与主体有重大区别。现阶段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调控主要体现在量上和力度上大不相同。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能只讲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不讲政府的作用，只讲混合所有制，而不讲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经济日报》曾同时发表三篇文章，我写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纠正在混合所有制和市场决定作用两个尖端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求是》杂志2014年第16期发表一篇《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成绩单”》，批判新自由主义在外国造成的恶果，提醒中国不要推行新自由主义。当时中央要求各部委党组立即学习并汇报。

从上述三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观来看，我们不能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空想或有空想的因素，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设想的社会主义没有商品货币关系，没有私有制，没有集体经济的。但现实却存在着这些。是谁错了？谁都没有错。因为社会主义的标准不同。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如果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标准，我国还没有进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越南就据此宣布他们还未正式进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标准的社会主义社会，认为还是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渡时期”，也没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提迈向社会主义或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市场经济。

您如何评价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没有商品货币关系论述的突破吗？

程恩富：列宁与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定义是一样的。列宁之所以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向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恩格斯标准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列宁也曾讲过，我们目前实行的经济政治制度也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是从宽泛的意义上讲以共产党掌权为标志，并逐步实行公有化和计划化，尽管实行新经济政策，但这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性政策，而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永恒政策，所以列宁在世时没有宣布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论著中可以清晰地获得认知。

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精髓，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个时期存在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过渡时期在中国就叫新民主主义社会，是1949—1956年的“小过渡”。也有从1949年到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结束的“大过渡”理论，这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创新，称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当时我国主流舆论说毛泽东这一理论，完全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界定。事实上当然不是，这是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观。

还是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讲得对，既然生产资料大体都公有化了，那么1956年以后在经济上的阶级斗争总体上就不存在了，但是思想政治领域有相对独立性，该领域的阶级斗争还可以存在。当然不能把很多问题都归结为阶级斗争。同极少数不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坏分子”作斗争，不能称之为阶级斗争，列宁讲过共产主义社会也有“坏分子”。总的说来，要坚持邓小平关于阶级斗争既不能扩大也不能否定的理论精神。改革开放后的《宪法》《党章》都肯定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还是存在的。

谈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就涉及怎样评价斯大林，怎样评价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就，怎么解释苏联解体等问题。对此，您有何见解？

程恩富：我认为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是成绩是最主要的，失误和缺点是次要的。斯大林最大的错误是肃反扩大化。我问过俄共中央党的副主席对斯大林的评价，他也持这一观点，而对赫鲁晓夫的评价很差，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就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并强调苏联不是必然解体和剧变的，而是被国内外反动势力破坏的，是“被破坏”“被颠覆”“被解体”。我赞成俄共的这一精确评论！现在中外自由派都在妖魔化斯大林，有些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敢公开为斯大林辩护。十年前，原教育部党组成员、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教授写过一本关于斯大林经济思想的书，因为斯大林的《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名著是经典文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长远意义，因为将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搞计划经济时还是绕不过斯大林经济思想的。

我在研究斯大林的经济思想时发现他错得不多，但是有一句话他讲得过分了，大意是：资本主义之所以发生生产过剩和商品过剩的经济危机，是因为劳动群众购买力低，社会主义劳动群众有钱难以买到东西，认为是购买力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优点。我一直不赞成这个观点。社会主义工资发放后应该有充足的物质和文化商品来保障供应，买东西排队不是优越性，而是要改进的。买东西排长队，是因为对轻工业和农业等重视不够。至于在生产力水平较低、人口激增、保家卫国被迫大发展国防的计划经济时期，要发各种票证，那主要是为了维护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最低生活保障，否则就会饿死人，人均寿命也难以提高。所以，不能用现在不断变化的国内外情况来盲目批评计划经济。

对斯大林犯的肃反扩大化错误应该客观公允地进行评价，它与历史上资产阶级执政时犯下的反人类和反人权的错误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如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和众多局部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的人员死亡数，是肃反扩大化死亡人数的几千倍。如果苏联没有遭到法西斯国家入侵所造成的大规模破坏，或者没有解体和倒退到垄断资本主义社会，那么现在其综合国力应该等于或略大于美国的。众所周知，测算苏联以物质实体经济为主的国民收入与美国的GDP在内容上有很大差别，美国的GDP包含很多虚假和虚耗的成分。如莱温斯基案件为美国创造大约1亿美元的GDP，而原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这类GDP。苏联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国民经济路子总体上十分必要，是有效应对德意日法西斯和美国为首的北约侵略集团的迫切需要。沙俄总体上是个农业国，而美国已是较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中，俄国遭受巨大损失。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取得了巨大历史成就，1946-1950年，苏联国民收入为美国的20%，但截止1980年，美苏经济力量对比已比较接近：（1）国民总收入：苏联7054亿美元，美国10528亿美元，苏联是美国的67% ；（2）人均国民收入：苏联2667美元，美国4730美元，苏联是美国的56%；（3）钢产量：苏联14800万吨，美国10380万吨，苏联是美国的143%；（4）石油产量：苏联60300万吨，美国43000万吨，苏联是美国的140%。苏联的建立和高效发展，开辟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纪元，其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所颠覆和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人类悲剧之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是打败法西斯的第一主力，并促进欧洲、亚洲、美洲十几个国家先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促进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索马里、贝宁、莫桑比克等国家民族解放，且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为了应对美英发动的冷战，客观上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东风压倒西风”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有：（1）促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阶级和广大民众的一系列反思和反抗；（2）促进资本主义各国通过福利制度和国家干预等缓和阶级对立关系，被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动经济社会发展；（3）促进某些资产阶级政党的左翼化、无产阶级政党及其所领导的工会的壮大；（4）促进世界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事业、新老殖民主义体系瓦解事业、人权平等和自由民主事业。

苏联为什么瓦解？有人认为苏联是被军备竞赛拖垮的，或者认为国民经济和生活水平没有搞上去，或者认为是民族和宗教问题解决得不好，等等。还有一种影响较大的观点是斯大林模式或苏联体制必然崩溃论。在我看来，斯大林模式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其基本特征和内涵表现为：思想文化上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政治上是共产党执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经济上是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体制。这一制度模式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思想文化领域多样化、政治领域民主化和经济领域商品化的不足和失误，必须认真反思、深刻批判和全面改革。

尽管如此，这一制度模式仍具有资本主义制度无可比拟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取得了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体育、民生和军事上的重大成就，改变了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制度一统世界的格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斯大林模式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主义逐渐演化为三种道路：一是中国、越南、老挝的社会主义全面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新的民主政治体制；二是古巴和朝鲜的社会主义适当改良，逐渐增加市场机制、私有产权成分和民主机制；三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资本主义改向，实行经济政治文化上的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倘若说斯大林模式必然崩溃或失败，那就等于说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都必然崩溃和失败。显然，这种貌似有理的“传统模式必然论”既经不起逻辑分析，更经不起当今现实的验证。斯大林模式走向资本主义，只是有关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集团选择的可能性之一，并不具备必然性。

那么，关于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原因，在大量的外文资料和研究成果中，我们主要筛选了四类：一是原苏共领导人的反省；二是独联体国家共产党和左翼力量的剖析；三是独联体国家学者的分析；四是西方国家和中国学者的研究。我认为，苏联剧变、解体和苏共丧失执政地位，既有思想原因，又有组织原因，致命的政治性根本原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因为现存的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五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越南、老挝、古巴、朝鲜）都是苏联模式的变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比苏联更左，但是并没有走向崩溃。

我总结的主因有三。其一是思想原因：过度否定斯大林和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引发了长期思想混乱，而僵化的思想理论和传统宣传教育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第一，赫鲁晓夫过度否定斯大林所引发的思想混乱。苏共二十大给苏维埃带来不能恢复元气的打击。这是破坏苏联国家合法性的第一步。苏联官方千方百计使斯大林的思想和政策具有魅力，而苏共二十大以后，又尽可能地谴责、揭发斯大林。转变太大，引起人们思想的混乱。苏共二十大实际上引起社会思想的分裂，分成两个阵营：斯大林主义者和反斯大林主义者。其中怀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群体，逐渐成为以后几十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干部的骨干，迎合和支持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民主化”和“公开性”原则。第二，西方和平演变所引发的思想混乱。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对苏联展开了全方位的心理战。截至197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各种方式参与出版关于苏联的书籍1500多种。简言之，在苏联党内外的思想理论较为僵化、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显然缺乏民主性和有效性的情况下，赫鲁晓夫过度否定斯大林和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引发了长期思想混乱，从而成为苏联剧变和解体的重要思想理论基础或先导性思想原因。

其二是组织原因：苏共逐步提拔和重用了大批非马克思主义干部，而存在严重弊端的组织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第一，苏共领导集团成员选拔任用的非民主性和非公正性。斯大林时期，保密性成为官阶等级名录制的鲜明特征和重要原则。特别是1932年以后，任命官员名单一直处于严格保密。官阶等级名录使这一垄断特权阶层逐步强化了自身的地位并使其合法化，把自己同社会和人民隔离开来，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党内民主原则，遮盖了普通共产党员和社会监督的视线。第二，非马克思主义干部逐渐进入苏共领导岗位。一些俄罗斯学者将苏共执政时期的社会精英划分为四代。第一代被称为“列宁的近卫军”，对于他们而言，世界革命思想是优先的、重要的。第二代是斯大林主义者，是斯大林社会主义意愿的守纪律的执行者。第三代是党内官僚的杰出代表，赫鲁晓夫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成为他们的领袖。第四代即最后一代苏联“社会精英”，完全是成分驳杂的一代。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新推荐的领导人中大多数是从20世纪30年代中走过来的“机械行事的”一代，即命令的执行者，已经不习惯于承担责任和独立地作出决定。戈尔巴乔夫当上党的第一把手以后，大肆利用传统组织体制的弊端，在短短几年之内便以干部年轻化和改革为名，大规模撤换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原有党政军主要领导，突击提拔和重用了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或立场模糊的干部，从而为政治上的“改向”奠定了组织和干部这一重要基础。因此，曼德尔指出，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苏共领导集团，是以干部的逆向选择机制为媒介来窃取权力的。

其三是政治原因：苏共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高度集权和缺乏约束的传统政治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第一，主动背弃苏联社会主义。1991年3月17日，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试图放弃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并解体苏联，因而举行是否解体苏联的全民公决。据俄罗斯新闻社2011年3月2日报道，据全俄民意研究中心调查显示，42%的俄罗斯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导致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第二，有意背弃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少研究者认为，民主德国的命运及整个德国问题被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以最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式解决，从中可窥见戈尔巴乔夫背弃社会主义的决心。而美国总统布什早已察觉到戈尔巴乔夫的意图，在1988年年底就对美国驻苏联大使沃尔特强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地图上要包括民主共和国。苏联克格勃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苏联国家紧急委员会成员克留奇科夫证实：1989年年末，戈尔巴乔夫同美国新任总统布什在马耳他岛会晤时，“抵押”了民主德国，并声明苏联准备不把美国看作是自己的主要对手。1990年6月，戈尔巴乔夫访问美国。在两位总统顾问和外国使馆首领出席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似乎很随便地声明，如果德国人民愿意的话，他同意承认统一后的德国成为北约成员国。最令俄罗斯人不能容忍的是，戈尔巴乔夫用简单的点头不仅表示了同意，而且在事实上明确废止了作为苏联卫国战争胜利体现的《波茨坦协定》规定的结果。

可见，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领导集团利用高度集权和缺乏约束的传统政治体制机制，主动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苏联（包括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和解体致命性的政治根源和直接原因。这一总结并不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偏离，因为具有辩证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否定关键人物、领袖及其领导集团在某一具体历史事件和时点上的决定性作用或力量。

综上所述，基于高度集权和僵化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和模式，在苏联剧变和解体的三大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中，长期的思想理论混乱是基础性原因，长期的组织政策失误是关键性原因，而实行“改革新思维”的政治背叛是直接的致命性原因和首要原因。三大主要原因涉及思想与政治、理论与实践、领袖与群众、个人与集团、制度与政策、统一与解体、改革与“改向”、长期与短期、内因与外因、政治与经济等关系及其正负效应，其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是苏联剧变和解体。而其他原因即使客观存在，也是排在三大原因之后或是局部的原因。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最深刻的教训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这个论断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古人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实际上，如果否定了改革开放前新中国的历史，把毛泽东领导时期党与共和国的历史说成漆黑一团，那就必然会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使人们在政治上迷失前进的方向，最终落入西方反共势力和平演变中国的陷阱。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已经提供了惨痛的教训。习近平同志说过：“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

您对毛泽东时代是怎么评价？

程恩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话中说改革前后的两个三十年不要互相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的基础上开创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庆祝新中国70年前后，马克思主义者用大量的统计资料说明毛泽东时代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外交、民生“八位一体”建设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成就是第一位的，失误是次要的。例如，毛泽东时代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包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形成了比较完整独立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GDP年均增长6%的较快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显著改善。政治方面的建设成就是建立了共产党统一领导的政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城乡基层民主制度。简言之，我们要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现实条件与历史使命、各自成就与历史经验、两者之间的关系三个视角来正确对待和评价。在2020年中宣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理论热点面对面》一书中，已把毛泽东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定论为“奇迹”。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建设，有“大跃进”的比例失调、“文化大革命”的极左现象，这些是要批评和纠正的。但也要看到在“大跃进”时期我国生产的第一块手表、第一辆汽车等很多第一都是“大跃进”时期制造出来的，更有以后制造的“两弹一星一艇”（核潜艇）。某些失误主要是由于没有经验，经济建设也是要逐步积累经验的。还有就是，中国在当时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是在帝国主义国家封锁的情况下，后又与苏联闹翻的情况下取得的。我国被迫要积极备战，就要消耗大量经费，建设“大三线”和“小三线”。现在看来这些举措的经济效益不高，也导致第三产业没有得到更好的发展，但对应对当时紧张的国际形势是必要的。另外，那个时代我们国家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援助也比较多，还有“左”的政策，再加上人口的激剧大量增加。在国内外一系列不利的状况下我国当时的GDP增长达到6%多，已超过了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中日本增长最快，而日本从战后到现在的GDP增长没有超过6%，而且日本有利的国际环境还比较多。总之，中国的问题都是具体体制机制造成的，而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是根本制度的问题，只要私有制占主体，其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是不会长久超过社会主义国家的。

现在有些舆论有意贬低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的政绩，而过分赞扬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的政绩。例如关于国民党抗战问题，蒋介石是总体抗日的，但属于被迫抗战、消极抗战、中共促进的抗战、时常反共的抗日、大批国军投降的抗战、节节败退的抗战。慈禧清政府也曾下令向八国联军开战，慈禧与蒋介石均表现为治国治军严重失误，都该为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抗八国联军战争、抗日战争的重大损失负责。我们不能仅凭蒋介石日记来证明其抗战决心，因为有明显为自己辩护的情况。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梁柱教授质疑中国社科院一位研究蒋介石日记的学者的观点，大家可以关注《中国社会科学报》梁柱的两篇文章，网上可以搜索到。又如，钓鱼岛问题，蒋介石也应该负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谈判时，罗斯福曾提出将琉球群岛归还中国，但蒋介石不表态，在他的日记中也不写这个重要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是打败德国法西斯的最主要力量，英美等国家的作用是第二位的。我和博士生王岩已写完关于抗日争议问题和假设中共执政可以单独打败日寇的长篇论文。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历史学研究可以和必须运用假设方法。如果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执政，就不会节节败退，也不会伤亡那么多人。这完全可以通过中共组织的抗美援朝、珍宝岛战争、支持越南战争等来论证。台湾地区学者李敖虽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他对毛泽东的评价是，自从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掌权后，中国就没有挨过欺负。过去我们宣传上对国民党在抗战中的正能量评价不够，而现在又过分抬高，都是片面的。

关于当代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能否请您谈谈具体情况和看法。

程恩富：从本人前后去开会或访问过的其他四个社会主义国家说，一是越南的革新社会主义。推进“革新开放”，坚持以社会主义目标和党的领导为核心的五项原则，致力于把越南建设成为“民富国强、社会公平、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二是古巴的社会主义渐进改革。美国不顾联合国大会多次投票要求，数十年非法封锁古巴，是其遭受上万亿美元的损失。2011年古巴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经济社会政策方针》，主张以“毫不停歇”且“有条不紊”的渐进方式推动古巴经济现代化。古巴已允许个人轿车、小饭店等领域的私人经营。三是老挝的革新开放。1991年老挝党“五大”确定“有原则的全面革新路线”，提出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等六项基本原则，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四是朝鲜的社会主义革新。坚持金日成—金正日的主体思想、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主的方针，实行工矿企业价格双轨制和农村三户以上家庭共同承包责任制。

进入21世纪以来，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左翼政党取得执政地位，社会主义思潮重新兴起，一些政策开始付诸实践。譬如，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的“21世纪社会主义”；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提出“社群社会主义”或“印第安社会主义”；巴西劳工党在2007年举行的“三大”上，提出“劳工社会主义”。正如著名拉美研究学者徐世澄研究员所分析的，20世纪末拉美左翼开始崛起并一度主导地区政治生态，虽然在2015—2018年出现“左退右进”的变化，但2018年以来拉美政坛又呈现出“左右博弈”“左右共治”的态势；左翼力量呈现复苏态势，在拉美经济第二大国墨西哥首次掌权、第三大国阿根廷重新执政，多国温和左翼领袖成立拉美“普埃布拉集团”，以整合地区左翼力量；左翼政党、共产党等力量多次召开会议，反对美国干涉。

此外，尼帕尔共产党执政，白俄罗斯实行国有经济占70%的迈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都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和进步，值得高度关注。

（程恩富：长安街读书会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载于《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