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通过了解这段涉及三位伟人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对自己家庭子女的真实史料，就比较容易理解上山下乡重大历史事件的动因与实质，一条红色线索就会清晰凸现出来。
一、毛主席子女毛岸英、毛岸青、李讷下乡
早在延安时期，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留守兵团和党政机关都布署开荒生产的任务，毛泽东自己在杨家岭窑洞的对面山沟开垦一块长方形的地，一有空就去干活。有时为了锄草、浇水，他冒着酷暑干。地里西红柿、黄瓜、辣椒、豆角吃了一茬又一茬。客人来了，他就摘地里的鲜菜招待。1942年，斯大林派来医务人员，送给他许多重要物资，他回送一袋自己亲自种植的刚刚收获的辣椒给斯大林……
1941年，德国希特勒背信弃义，突然从西线发起闪电般的袭击，数百万铁骑涌进苏联践踏，形势顿时十分危险。在莫斯科读书的中国学生队队长毛岸英毫不犹豫地写信给苏军最高统帅斯大林，这位毛泽东的长子表示：“坚决要求上战场。”事隔几天仍无回音，他在后来十天内又接连发出同样内容的两封信。当时在苏联读书的有40多个中国的革命领导者的子女和烈士遗孤，经过周恩来同斯大林交涉同意仅仅批准他一人参加。
在刀光剑影前仆后继硝烟滚滚的战场上，毛岸英任某部坦克连的党代表，军衔中尉，率领战士与坦克群，长驱千里，穿越波兰等几个东欧国家，直接参加大反攻战役。卫国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后，毛岸英准备回国时，斯大林亲自接见这位年仅24岁的曾头戴坦克帽、身子探出战车外的不畏牺牲的年轻人，并馈赠一支枪作为纪念。
1946年，同父亲离别整整18年的毛岸英，回到国内的延安红色根据地。母亲杨开慧牺牲后，毛岸英和弟弟历尽酸辣甜咸辗转到苏联读书。现在是千里回来，阔别已久的重逢，这可是十分珍贵、难分难舍的日子啊。可是见面不久，父亲提出建议：你住过苏联的大学，还没有住过边区劳动大学。劳动大学的校长就是×××，劳动大学就在吴家枣园，那里的学生，都是爱劳动的人民。你去学习，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在外国读洋学堂，知识层次不是高了吗？为什么毛泽东还要让他读自己国家的大学堂——劳动大学呢？再说劳动也能算大学吗？年轻的毛岸英已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严峻的锻炼和考验，还有必要下农村参加劳动、吃苦去吗？这种要求是不是有点不合乎常理？
但是毛岸英听了，知道父亲的心意，立即答应，开始做准备工作。在送儿子走的时候，毛泽东叮嘱：“去很好，还要带些学费。”给了一斗米，叫毛岸英背上走，到吴家枣园他已累得满头大汗。
毛岸英到了陕北的吴家枣园，跟辛勤劳作风来雨去的庄稼人打成一片，虚心地向他们学习犁地、撒肥、播种，不怕脏不怕累。在业余时间组织青年学习文化，收工路上拾柴禾给军烈属和孤寡老人。到这年的下半年，前方战事渐紧，吴家枣园村干部决定让毛岸英回家。他一听，有点诧异：我“农业大学”还没有毕业呢？
GCD最高领导者的儿子来到乡下，与普通庄稼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村里的干部群众早从心眼里高兴，现在又学会了许多农活，满意都来不及呢。村长忙回答：“你已经毕业了！”
毛泽东看见在农村劳动5个多月的儿子时，面前站着俨然一位陕北的英俊后生。头上扎羊肚白的毛巾，衣服是灰土布褂子，两个胳膊赤条条露出，圆脸上的皮肤晒得又黑又红。村长说：“毛主席，你这娃娃好哇，让他吃苦了”。“好！好！吃苦就好哇！”毛泽东没有像一般父亲那样心疼宝贝的神情，反而笑了起来说：“我送出去一个白胖子，换回来一个黑铁塔”。边说拉着他带茧的手，放在自己的掌心里抚摸着，由衷赞许地说：“这手上的老茧就是你的毕业证书！”看得出，这位伟人很满意长子的表现。
第二年，毛泽东又让岸英到中央土改工作团，参加山西、山东解放区的乡村土地改革，时间是一年多。当时仍处于残酷的战争环境，土改斗争又触及农村各种阶级以及对立的利益，这也是很有风险、辛苦磨炼和考验人的实践。
天下当父亲的，不少人愿意自己的儿女成为温室里的呵护有加的一盆鲜花，但是只有迎风雨鼓翼而飞的雄鹰，才是勇敢而顽强的，才是飞得最高者。
新中国刚刚诞生，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中国人民的对手是最强大最凶恶的美国侵略军及其纠集的多国部队。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纷纷要求上战场保家卫国。毛岸英斯时在北京的一家工厂，同工人们生产机器，任党组织负责人，这个岗位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他毅然直接写信给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要求参军上前线。这位新婚不到一年的长子不放心，还找到父亲表示自己的决心。毛泽东当即答应：“好哇！你去朝鲜，可以在战火中接受考验嘛！”父亲难道不知道枪林弹雨战争的残酷吗？当然不是！毛泽东的心也是肉长的，不可能没有一点担心顾虑，不可能没有一点舐犊之情，可在这个关键时刻，每个中国人责无旁贷都应该站出来，自己的儿子也不能例外。儿子已经经受了世界大战的实践和考验，并没有成为这一次他不再上战场的理由。此时此刻，这位父亲居然列举了许多应该去的理由，其中更有一条：“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去？”
话语虽简单质朴，但令人感动，肃然起敬。父子的这次分手竟成永远的诀别，长子在美帝一次蓄谋的飞机轰炸中壮烈牺牲，噩耗传来，真如一道晴天霹雳，给毛泽东这位父亲内心的震撼和冲击是可想而知的。当时长子才28岁啊！
这位父亲听到长子不幸消息后，先是一怔，在沉默中眼圈湿润，点了支烟缓缓吸着。他忍受着尖刀扎进一般的巨痛，一会儿才用略带沙哑的声音说：“唉，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又说：“岸英刚满二十八岁，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后来同彭德怀说：“革命战士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嘛！岸英就是属于牺牲的成千上万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能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是大事。不要因为是我，党的主席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而牺牲，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父母所生？”这种感情是真实可信的。
对人的生死，其实毛泽东早有评论。十年前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这位从一场场战火硝烟中走出的老红军、老八路，既是战士又是领袖的他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对别的人也好，对自己的至爱之子也好，都是里外一致，言行一致，躬行实践，始终不渝，这就是毛泽东的人品。
毛泽东后来在与老友周世钊的一次谈话中，回答了周世钊提出的“毛岸英为什么要上朝鲜”的问题。他说：“当然你如果说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积极主张派兵出国的，因为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我的这个动议，最后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要抗美援朝，我们不只是物资的援助，金日成同志的告急电报是明写的‘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要作战，就要有人，派谁去呢？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人人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去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年轻人，他从小的成长环境就是艰苦！在战斗中成长要比任何其他环境来得更严更快。基于这些原因，我就派他去朝鲜了。”
每一位中国的父亲都可以想一想，当年的毛泽东把至爱长子，送到自然环境严酷的农村吃苦；让他冒着生命危险去参加一场同德国法西斯拼杀的苏联卫国战争，之后又去参加抗美援朝，请问有什么想法？这是一种什么思想境界呢？毛泽东爱国胜过爱家，爱人民胜过爱儿子，难道不是吗？他是一位世界历史上当之无愧的人民领袖！
毛岸英的弟弟毛岸青在1947年9月，从苏联回到祖国。毛泽东去信说：“岸英：告诉你，永寿回来了，到了哈尔滨”，“这个孩子很久不见，很想看见他。”毛泽东多想见到颠沛流离的儿子啊！但是，就像毛岸英刚刚回国那样，也把他送到农村参加劳动，也同上“中国的劳动大学”，安排到农村参加土改试点和农业劳动。去的地方是黑龙江省克山县，那里生活艰苦，土匪猖獗，疾病流行，当时气温低达零下30多摄氏度。毛岸青坚持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整整8个月，参加了当地土改试点的全过程。
其时的中国也好，外国也好，已经政党群兴，山头纷争。不少党派的领导人一面标榜为社会大众服务，一面暗中肆意为自己和儿女捞取私利，有几个能像毛泽东、朱德等领导者那样去对待子女呢（朱德在延安红色根据地抗战时，对独子朱琦也说：“前线还在打仗，总指挥的儿子不上前线，谁上前线？”朱琦上前线后受伤）
李讷是最小的女儿，毛泽东当然像任何父亲一样对她疼爱有加，然而对她的管教严格有加。
早在陕北根据地时，毛泽东要保教员带7岁女儿去大食堂吃饭，韩桂馨对毛泽东说：“我们大食堂每天吃粗粮，大人吃了还不容易消化，孩子怎么行呢？李讷还是和爸爸妈妈一起用饭吧。”毛泽东认真地说：“应该到大食堂去，现在这里已经比岸英、岸青他们小时候好多了。”这时李银桥帮着韩桂馨说话：“孩子还小，还是和爸爸妈妈一起吃吧。”毛泽东语调坚定，不容分辩：“陕北老乡的娃娃吃粗粮一样长的壮。”“就这样吧，不要再说了，阿姨费心教孩子认字去吧。”大家不敢再言语了，李讷继续过着与工农子弟兵同样的生活。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李讷在北京大学读书，七八个人住一间宿舍，下乡一样参加劳动，隔一、二个星期才回家。学校离家远，有时学校有事，天黑才能离校，卫士长李银桥怕不安全，瞒着毛泽东派小车去接。毛泽东察觉后，严肃地批评了李银桥：“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别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行？不许用车接，说过就要照办，让她自己骑车回来。”李银桥无奈，从天津给李敏和李讷各买了一辆自行车。从此，姐妹俩都骑车往返。
困难时期，李讷仍吃住在校，饭票不够吃，李银桥背着毛泽东给李讷送去一包饼干。毛泽东知道后发脾气了：“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李银桥小声嘀咕：“别的家长也给孩子送东西的。”“别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不许送！”李银桥不敢再说什么，也不敢再送饼干什么的。
事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天，李讷回到家里，讲起在学校挨饿的情况，毛泽东对女儿说道：“困难是暂时的，要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要带头……”这一顿饭，李讷狼吞虎咽，如风卷残云一般。卫士见小女儿饿成这样，不禁心酸，壮着胆子跟毛泽东说：“主席，李讷太苦了，你看是不是可以……”
毛泽东皱起眉头说：“不可以，和全国老百姓比较起来，她还算好的。”“不要说了，我心里并不好受，她妈妈心里也不好受，国家按规定给我一定待遇。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该享受就不能享受。还是各守本分的好，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
在这位最小的女儿大学毕业时，毛泽东特地赠送孟子的一段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总之，毛泽东对自己的儿女，对亲属，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始终如一开导他们：“干革命要过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些人经不起考验，离开了革命队伍。”“要记住，你过去吃的是旧社会的苦，地主压迫农民的苦，那是阶级苦。从今天起，你就是为革命吃苦了，为解放劳动大众而吃苦了。你要知道革命是一件艰苦的苦差事，要经过艰苦奋斗，才能取得胜利。”
一九六八年，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后，李讷也到江西中办五七干校劳动锻炼。1970年6月，她给毛主席写信说，她在那里劳动受教育不大。为什么呢？因为好多人都认识她，知道她是毛主席的女儿，对她总是照顾得多，锻炼不大。她说她愿意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毛主席看信后很高兴，就派谢静宜去帮她，对谢说：“我非常同意她的这个想法，现在我叫你到江西去帮助李讷上山下乡，跟知识青年一样。”临走时主席写了一封信，并交待工作人员不要封口，让谢带着。谢深知毛主席这样做既是对她的信任，也是让他的女儿知道这种信任。所以，李讷接信之后，开玩笑地说：“爸爸派来了钦差大臣了。”
后来李讷病了，主席第二次派谢去看望。谢到知青家里一看，只有一个轮流做饭的小姑娘。小姑娘告诉她，李讷跟着老乡去砍甘蔗去了，发烧还劳动。待会儿李讷回来了，还是一脸挺高兴的样子。但是，李讷的病老是不好，老是发烧，老是不退。谢回到北京，向主席作了汇报，问是不是让李讷回北京治疗一下再回去。主席说：“不，她在哪里就在哪里治，她在乡下就在乡下治，乡下治不好，到县城去治，县里治不好到省里治，就是不能回北京，难道江西人民病了，都要来北京治病吗？”
一次，谢问起李讷的婚事，李讷说：“我根本不急，我母亲倒是挺急的，我倒是想听听爸爸的意见。”谢转告给毛主席，毛主席说：“你转告她，她的婚姻由她自己作主，爸爸妈妈不能管。是工人也行，是农民也行，这是第一。第二，是党员也行，不是党员也行，不是党员就不革命了？不是党员也是要革命的。第三，比她大也行，比她小也行，只要他们两个愿意就可以了，就行了。”
二、周总理侄辈周秉建、周秉和下乡
在老一辈革命家中，周恩来总理，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伟人。
周恩来、邓颖超有俩侄，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周秉和在延安插队，周秉建在内蒙古插队。他虽然是一位地位至尊的大国总理，但对广大农村经济形势和庄稼人生存状态十分了然，遇到已经在城里参加工作的周秉建、周秉和的姐姐哥哥说：“弟弟妹妹现在遇到了困难，你们尽到做哥哥姐姐的义务，帮助弟弟妹妹！”
周秉建，1968年中学毕业，学习了毛泽东的《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后，几次申请到内蒙古插队。在离开北京之前她到西花厅辞行，周恩来以伯父的辈份亲切地说：“我坚决支持你到内蒙古大草原安家落户，走毛主席指引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时，他戴上老花眼镜，从地图上找到插队的位置，向周秉建介绍了那个地区的气候和环境特点，并说：“要多想些困难，想得太简单了，遇到困难就会容易发生动摇，要做好战胜各种困难的思想准备。”
邓颖超伯母也说：“你要到社会中去经风雨、见世面，到阶级斗争中去锻炼自己，到工农兵中去改造自己。”并送一件她非常需要的礼物：《毛泽东选集》和半导体收音机。
后来，周恩来对秉建的来信，总是抽时间阅读。
1970年12月，周秉建锻炼了两年后被应征入伍。她穿上崭新的草绿色军装，红五星的帽徽和红领章映衬着脸上的灿烂笑容，高兴地上北京看望伯父们。她同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憧憬做一名光荣的解放军，只因为响应党的上山下乡的号召，才放弃参军的梦想。
周恩来见到的第一句话却是：“秉建，你能不能脱下军装，重新回到内蒙古草原去？”
秉建在心里想：“自己参军完全是按正常手续办的。”
谁知周恩来摇摇头，严肃地对她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那么多人专挑上了你，这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特殊，一点也不能搞。”
在秉建临走时，周恩来亲切地问：“想通了吗？同志？”
邓颖超幽默地说：“叫你同志呢！”
当时，部队首长想挽留秉建，就拖几个月没动，以为周恩来事多会忘记。周恩来知道后同部队直接通电话：“你们再不把她退回去，我就下命令了。”
也是在那段时间，在延安插队的周秉和参军到新疆。他高兴地寄回自己飒爽英姿的戎装照，让远在北京的伯父也分享喜悦。邓颖超写了回信要他返回延安继续插队当农民。她说：“你要坚强，想开些，还有那么多知青不是都在农村当农民吗？……”秉和也很听话，尽管已当三个半月的解放军战士，仍办了离开部队的手续，重返延安。
周恩来为什么如此严格要求？难道没有一点对晚辈之念吗？
1971年4月的一天，弟妹的哥哥去看望伯父母，邓颖超讲了这件事，讲了为什么近乎苛求的原因：“参军本是件好事，但是目前全国有上千万青年学生正在农村插队落户。由于农村的条件十分艰苦，最近又有一些干部子女通过参军这条途径离开了农村，这样做很不利于贯彻毛主席关于青年人上山下乡去经风雨见世面的教导，在群众中也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现在我们要求秉和、秉建带这个头，越是困难越是不能通过后门、通过关系离开农村。”
这件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知道的人不多，传闻而知的人深受感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者的人品像玛瑙玉石一般透明无瑕，道德情操像金子一般高贵，无可挑剔。他们真正公道正派、言行一致、里外一致。
在周秉建回到内蒙古草原后，继续锻炼，一次又一次将到厂矿、机关和大学的机会，让给别的知识青年。那时候，周秉建加入党组织，当选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1975年4月，领导上要抽调周秉建到自治区团委工作，秉建想起伯父多次嘱告后便谢绝。周恩来知道她没有同意调动一事，就嘱告：“一定要向领导讲清楚，不然人家会说你不服从组织，只听家里的。这件事情，我们只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请领导和组织作参考，作考虑。”最后领导上采纳了秉建和贫下中农的要求，同意她继续在草原上经受锻炼。
“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墨子·公孟》），这就是开国领袖们的人品。
三、朱委员长孙子下乡
朱德同毛泽东、周恩来一样，都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伟人，在对待自己和子女从来都是坚守个人利益、家庭利益服从革命利益、社会主义利益，从来都是有着一颗冰清高尚的心灵。他对他的子孙后代要求十分严格，绝不允许他们有一点比别人特殊的想法和表现。在他老人家看来，搞特殊化是“万万要不得”的。
1953年，女儿朱敏从苏联回国参加工作，父亲就让女儿住到学校去，并一再嘱咐：“要住到学校宿舍，不要老回家，要好好工作，和群众打成一片。”当时，学校家属宿舍还没盖起来，她便遵照父亲的要求，在学校单身宿舍住了4年，才搬进学校分配给的房子。
到星期天，朱敏带孩子回家，父亲总是让他们接替服务人员的工作，让服务员休息，还经常让他们一块到地里劳动，学习刨地、下种、施肥、管理，说：“你们是劳动人民的子弟，不热爱劳动，不艰苦奋斗，怎么能够为人民服务呢？现在不热爱劳动，将来就要厌恶劳动，就要脱离人民……”
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家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十分困难。一个晴朗的早晨，朱德和康克清带回来许多野菜，衣袖和裤脚都被露水沾湿了，满手泥土。但是，高兴地说要请孩子们会餐。孩子们刚吃到嘴就吐着舌头说：“这叫什么菜，多难吃啊！”康克清指着桌子的野菜告诉他们：这是野苋菜，这是苦苦菜……然后说：“现在国家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人民生活很艰苦……”这时，朱德接过话，沉重地说：“长征的时候，我们连这样的野菜也没得吃，多少同志因为没有东西吃而牺牲了。现在毛主席领导人民克服困难，带头不吃肉，我们都要听毛主席的话，同人民共甘苦。”最后他要求孩子们：“以后住到学校去，同学们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回家来就到大食堂吃饭，一点也不要特殊。”
1969年，朱敏的大孩子初中毕业后也被分配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时只有16岁，第一次离开家。到兵团以后，组织上分配他去养猪。一次在他喂猪的时候，冷不防猪食撒了一身。他一气之下，把桶一扔，跑回宿舍，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要求回家。朱德看到信后，很快亲笔给他写了一封回信。信中严肃地指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关系到青年人能否接好班的大问题，应该很好地在农村锻炼，虚心向群众学习，才能有丰富的知识、宽阔的胸怀、坚强的革命意志，才能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经过耐心教育和鼓励，他克服了怕苦、怕累、怕脏和想家的思想，工作积极了，热爱本职工作了，思想、工作、学习都有了不小的进步。
朱德虽然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十大元帅之首、全国人大委员长，但在去世前不只一次讲过：我只有两万元存款，这笔钱不要动用，不要分给孩子们，作为我的党费，交给组织。
他曾对孙辈说：“我是无产阶级，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交国家。我最珍贵的是屋里那张毛主席像，可以留给你们；我读过的书，你们可以拿去读。
“革命者的遗产不是金钱，而是革命精神。”这是朱德教育子孙的一句名言。
四、城市学生青年上山下乡同工农结合是被民主革命证明成功的经验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成功人生，可以上溯到伟大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他们又亲历早期的红色起义、红军长征、延安红色根据地斗争和三大战役，后来终于取得成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通过长达五十年的革命斗争经历，使他们深深知道一条真理，即中国知识分子和城市学生，虽然是革命的先锋，是革命的生力军，但单靠他们不能战胜强大的国内外反动力量。只有国内最大多数人——工人农民动员起来，他们同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结合起来，才能打败和战胜强大的国内外反动派，建立劳动人民的政权。
也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和城市学生必须到工农群众中去，同他们结合，同他们并肩战斗，才可能扭转中国的乾坤，这是一。
同时，中国知识分子和城市学生本身具有弱点——动摇性、不彻底性，以及树立什么样人生观世界观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个弱点，也必须同工农群众接触、磨合；不同工农群众接触，不同他们打成一片，树立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及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无从谈起。脱离这个磨练和实践，所谓的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是靠不住的，一有风吹草动、利益变化就会抛弃这个人生观，脱离革命道路。古今中外的例子太多了！
在整个民主革命阶段，大批知识分子和城市学生到农村去，走跟工农劳动群众相结合的革命人生道路，对推动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也从中涌现出不少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这是一条被正反历史证明成功的历史经验。
毛泽东在一九四二年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但是，毛主席还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这不仅是革命队伍中知识分子和城市学生的变化和兴衰得到的启示，也更是三位伟人他们从自己一次次人生体验中归纳出来的真知灼见。总而言之，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又号召城市学生上山下乡，是这一历史成功经验的延伸与拓展，这决不是偶然的。
当中国历史进入新中国阶段，实为“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审视全局，高瞻远瞩，提出中国知识分子和城市学生还是同工农群众结合，也可以说是仍然坚持革命战争所执行的这个政策。同工农群众结合、为工农群众这个全国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道路，在革命战争年代要走，在新中国和平建设年代也要走。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提出知识分子、学生青年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上山下乡这个战略性决策和号召的来龙去脉和依据。
“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的年轻毛泽东，“邃密群科济世穷”的年轻周恩来，“国事日非，何日难却”的年轻朱德，当年就是上山下乡，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坚持农村武装斗争，经过二十年奋斗终于推翻旧中国的反动统治，创建社会主义江山。三位从自己亲身经历中感到上山下乡同工农兵相结合是新一代青年必由之路，是由普通城乡青年学生成为革命骨干和中坚的必由之路。他们希望广大新中国青年学生包括自己的子女也走这一条道路，尽快成为可靠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创业者，这一点他们是看得非常清楚，不想也从来不躲躲藏藏遮遮掩掩。三位伟人的眼光看得更远，也更寄于希望和重托。
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到1976年三位伟人的逝世，共27年，有1829.48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段轰轰烈烈历史充分说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重大战略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都是着眼于教育、培育广大知识青年。数以千万计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伟大行动是老一辈革命家的理想与精神的一种传承，一种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