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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阶级消失了吗?

作者:欧洲金靴   来源:欧洲金靴  

地主阶级消失了吗?

欧洲金靴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

  这是1925年12月,时年32岁的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为中国底层阶级、也是被压迫阶级的农民,所指明的斗争方向。

  正是从这一刻开始,推翻“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就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也是中国最广大人民不论到何时都不应该忘记和放弃的维护本阶级利益的社会意识。

  只要,这三座大山依然存在;只要,当年而立的毛泽东笔下“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依然存在,那么所谓的“温和年代”就永远是一句欺语。

  被欺骗不可怕,可怕的是自我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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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月23日,法国吉美博物馆宣布,2020年度的“爱弥尔·吉美亚洲文学奖”颁发给了中国著名作家——方婆娘。

  获奖作品没有悬念,又是那部2017年十九大之前在中国文学界、史学界和舆论界格外沸腾,但在十九大之后一度销声匿迹的《车欠土里》(我只能这么表述书名)。

  客观而言,《车欠土里》从文学性、文学价值层面来看,其水平是非常低陋的。

  即便是没有读过的朋友,其实也可以通过去年老婆娘在财新等媒体资本加持下出炉的、抹黑泼谣中国抗疫事业的《老婆娘日记》,一窥其文学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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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位大妈词汇量之匮乏、语法运用之蹩脚、观点论述之重复,实在让人震惊。

  几乎没有哪个读者(带着立场声援跪舔她的除外)会不震惊于这样水平的“文人”,竟能端坐湖北文坛最高官位、身列省管干部之席。

  由此,中国体制内文坛(包括但不限于各地作协)的腐朽油腻、老态龙钟,倒也可见一斑。

  那么这样一部在文学层面几乎没有任何研读价值的文化垃圾,竟然能够得到西方社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崇、宣扬、鼓噪——尤其是在大家辈出的“文学大国、思想大国”法兰西受到表彰,这只能说明《车欠土里》其政治能量是巨大的。

  2.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它是失败的;但作为一个政治工具,它是极其光鲜的。

  老婆娘年纪不小,虽命不久矣,但暂未老年痴呆。

  所以她对这一切了然于心,与域外势力便隔空形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所以之所以,她会不断地甩着一脸下垂的横肉、诱惑着西方媒体对她采访又采访。然后对内,再凡尔赛地耸耸肩膀:“他们非要采访我,我有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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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车欠土里》在美国建制派总统再度上台、美国德特里克堡生武基地被公开问责的当口,又一次被西方舆论集团临幸。

  老婆娘很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她已经被推到了“国际前沿”。

  所以她在国内的一举一动、所遭所遇,都可以随时被当做西方人的抓手。

  “碍于国际观瞻”,谁也动不了她,她很明白自己绝对安全。所以整天双手叉着肥腰、没日没夜地张口喷粪。

  飞扬跋扈的背后,是十足的勇气与自信。

  3.

  《车欠土里》的内容只有一个:为地主阶级翻案、洗白、去罪。

  如此内容逻辑的侧影,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写作诉求:否定土改与土地革命的合法性,进而掘掉共产党与共和国的根基。

  但是很“遗憾”,如同充斥谣言的《老婆娘日记》,《车欠土里》同样是由谎言编制成的暗黑文艺。

  从历史看,中国土改有三次:

  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的1941年,实行减租减息;

  第二次是解放战争时期的1947年,按《中国土地法大纲》没收地主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

  第三次是新中国成立后,根据1950年6月30日实行的《土地改革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规定“对地主同样分给一份土地,使其自食其力,在劳动中改造成为新人。”

  《车欠土里》所描述的川东土改是在1952年春天,全国土改已经基本完成。

  而且,其时政策法律和经验已非常成熟,根本不可能如小说里臆想的“滥杀无辜、惨无人道”。

  早在1933年的瑞金,中央政府为解决土地问题就颁布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法规性文件。

  1947年9月,经中央修订为《中国土地法大纲》并在当时土地改革中作为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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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诞生后,党中央为了让土改有法可依, 1950年6月30日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请看《土地改革法》第32条,“对于罪大恶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并要求惩办的恶霸分子及一切违抗或破坏土地改革法令的犯罪,依法予以审判及处分。严禁乱捕、乱打、乱杀及各种肉刑和变相肉刑。”

  老婆娘笔下的“利川”,属于鄂西,历史上在1951年经历了土改。

  当年就有两个著名的大地主:担任伪乡长的陈忠武和担任伪保长的张金廷。

  这两个在民国时期恶贯满盈、双手血迹累累的大地主,全部没有遭到枪毙,而是被送去参加了劳动和党的教育。

  其中张金廷儿子张吉华,在父亲被批斗和教育时仍然在教书,生活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但是老婆娘却皆数罔顾。

  老婆娘在《车欠土里》中没有对土改队宣传法律政策的种种工作进行任何描述,更没有落笔陆子櫵们罪恶的行径,这是“客观真实”吗?

  她只会通过笔墨去把“群情激奋的农民”刻画成一个个“仇富又low的闹事者”,并运用春秋笔法夸大地主阶级的“贡献”,什么造桥捐粮、养佃喂奴……

  这与今天的精神资本家们动辄高呼“你知道马粑粑为社会做了多大的贡献吗!” 别无二致。

  品读这样的“文艺作品”,你不需要脑子,只需要情绪;不需要知识,只需要立场。

  4.

  恩格斯说:“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感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其实你们还给被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好像这就对无产者有了什么好处似的。”

  这就是旧时的地主阶级与晚近四十年崛起的“新地主阶级”,奴役工农阶层的最便捷的手法。

  黄世仁不再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霸,而是“自幼好学、心地善良、家庭和睦、经营有方”的乡村企业家。

  对不,梁宏达们?

  可以来看一看,地主阶级都在历史上干了些什么,为什么毛主席带领共产党帮农民推翻地主阶级,就会赢得民心。

  以当年良田肥沃、买办云集的江苏为例。

  根据《苏南土地改革文献》例外,解放初进行土地改革时,党组对苏南五个县(江宁、江阴、宜兴、常熟、吴江)进行调查,这五个县83个乡的2149户地主(共11598人),其中“有主要罪恶”的地主人数为425人。

  被这些地主杀害的人数,总共为542人;

  被地主强奸的妇女人数,为153人;

  被地主烧毁房屋的人数,为376人;

  被地主霸占田地的人数,为1929人。

  松江朱行乡著名的大地主薛士元,一个人就杀了14条人命;常熟大地主赵培之,更是一个人杀了59人,家中屠刀号称“三晌一钝、三天一换”。

  根据常熟大义区11个乡的调查统计,被地主逼致死的就有1042人,家破人亡的有25户,吃官司的931人,送掉卖掉和溺死小孩的1245户。

  吴江震泽区,坐过牢的有1857人,被打的423人,致死的105人,出卖子女的41人,被霸占土地3223亩,房屋被烧2295间,妇女被奸47人。

  除了苏南,苏北亦然。

  根据苏北地区土改工作者40年代的调查:“地主对佃户的妻女,可以随意侮辱、霸占……甚至有若干地区如宿迁北部,还保留‘初夜权’制度,佃户娶妻,首先要让地主睏过,然后可以同房。”

  “初夜权”,为一种极端封建男权压迫的产物,在地主阶级的统治范围内更是沦为“惯例”。

  当时苏北的“初夜之祸”,主要即发生在主佃之间。

  仪征学者刘师培曾指出:“禾麦初熟,则田主向农民索租,居佃民之舍,食佃民之粟……或淫其妻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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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4月,苏北新四军领导人邓子恢就指出:“贵族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包括可以自由奸淫以至霸占人家的妻女,可以享受初晚的权利!”

  更有记载,许多地主在获得被霸占女子的初夜权后,还长期占佃户之妻女,不予归还。

  泗沭县裴圩地主周继叔家的雇工朱尚队,积蓄多年替弟娶媳,却在入门头晚被周奸占,后被周长期霸作“小婆子”。

  宿迁北部窑湾区王楼乡著名的大地主马知非(又名马如元),有地60余顷、佃户200余家、“小婆子”逾30人,46岁时却还要霸占佃户孙广礼17岁的女儿。

  在孙氏嫁果场张姓的当晚,马知非令人强行用花轿把孙氏抬到家中,后长期予以霸占。

  同时,地主厌腻了佃户的妻女后,又可随时抛弃、不负担任何粮食给养。

  比如沭阳曙红区崔沟村崔家庄的大地主丁杰三,家有80顷地,曾将佃户王春保的女儿霸占一年多,致其怀孕后便抛弃;另一佃户黄德安一个15岁的妹妹,也被丁霸占年余后抛弃。

  ………………

  在封闭的乡村社会中,集各种权力于一身的大地主,不仅把自己土地上的佃户视为农奴,同时也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对其土地上的妇女拥有性权力。

  上世纪20年代,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一项决议案即指出:“地主又在批耕约中时常规定:如欠租的时候,地主得直接没收其家产……甚者虽其妻儿,亦把来抵租。”

  血债累累的结果是什么?

  正是毛主席所言:“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1948年11月,当战神粟裕指挥的华野第7、第10、第11纵队进攻徐州、掀起淮海战役高潮时,苏北地区的妇女老农们争着给解放军织军鞋、缝棉衣、打粮草、援前线……

  “共产党来了,我们有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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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应该看到,大地主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土地所有者”,其主要成分更是国家的军政人员,是国家各种恩宠政策的基层独占者,掌握着官方赋予的各种权力。

  国民政府内政部地政司司长郑震宇就曾评价:“官绅世家较多的地方,土地分配易于集中。”

  陈翰笙也指出:“苏北大部地主,都以官吏为职业。”

  民国时,仅在苏北一带,身兼军政职位的地主就占地主总数的57.28%。

  比如唐守中,乃沛县团练首领;比如海州镇守使白宝山,占有海州多数盐田官田;比如“沭阳王”洪章,任官田游击队长,原有地百余亩,通过敲诈霸占又增加到560亩。

  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由于国民党基层组织无力,导致了乡村普遍军事化,大地主均拥有强大的武装。

  这就更加强了“集团化”,使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土皇帝。

  电影《让子弹飞》中的黄四郎,就是一位标准的地主:有官方的职位头衔,有独立的武装部队,有大片的耕种田地,有随时使唤的家臣奴隶,有供其玩乐的女子娼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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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汪伪政府后来都认为,在徐海地区的老百姓,“七八年来除直接受到蒋军的灾害外,更有着地方上恶势力的压榨,他们唯一的借口是‘私通八路军’。”(当然了,他这话并非体恤农民,不过是为了怼蒋罢了)

  6.

  地主并不一定都是恶人,尤其许多仅是“富农”而非绝对意义的“地主”。

  这一点同样是要注意到的历史史实,毛主席本人就是主张把地主和富农加以区分。1946年,中共中央发出《五四指示》,提出不动富农的土地和财产,纠正了乱杀地主、乱斗富农等情况。

  更早的,在1927年10月时,毛泽东见袁文才所在的林凤和家,这个林凤和就是一个“可团结对象”

  林凤和当时是当地的一个大财主,有地有商行,做茶籽生意。迎接毛泽东时,他还特地还杀了一头猪迎接毛委员一行,后来也积极迎合土改。

  但是,“地主阶级”则不同,其作为一个反动阶级的存在,不需要进行任何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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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个区域里一旦诞生地主阶级,或是领导集体“地主化”,那么一定会导致阶级压迫与生产力的停滞。

  地主阶级之所以落后、且这种落后不仅是较之无产阶级也是较之资产阶级,就是因为其占有土地资源等生产资料的重复性。

  资产阶级尚且会出于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考量而不断扩大再生产,但地主老财们会做的,就是守望着大片农田或是把金银财宝铸成无用的饰品。

  同样是身为剥削阶级、同样是吸人血,资产阶级是“发展式的吸血”,但地主阶级则是“内卷式的吸血”。

  地主想要生存,只有对下(内)欺压佃农,对上(外)依附更强大的军事与经济组织。

  所以,蒋介石治下的国民党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敌人,同时也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敌人——唯一拥护这个政权的,只有江浙的买办财阀与海上的西方帝国主义。

  这就是老婆娘通过《车欠土里》洗白,同时西方社会拼命帮助她进行去罪化的中国地主阶级的面目。

  只有彻底打碎这层面目,也只有让千年来被小农思维束缚的农民被“阶级意识”凝聚起来、团结成为一股阶级力量——即:认识到自己并非是归属于某一主某一户的农民,而是归属于一个受到党领导的阶级整体——才能为之后的建立新中国(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业化奠定基础,

  不掀翻地主阶级,几亿中国农民的自我意识永远无法被唤醒。

  也正因为如此,我党更加不可能去“残害”地主,那样只会让公众心态走向反面、对地主产生“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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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也确实,每次批斗大会都会专人看管下面的农民群众、以防群情激奋冲上台对地主报复施暴。

  只有让农民永远从阶级的角度去记住对地主的恨,才能完成整个农民阶级的崛起。简单粗暴地追求对地主进行肉体消灭,这种图一时爽快,从来不是我党的作风。

  7.

  马克思说:“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

  老婆娘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一个可以凭借权力以微不足道的价钱谋得一幢豪华别墅的人,是一个可以在疫情封闭期间指挥警察为其开道的人,是一个可以因为心疼她家大狼狗没法出门洗澡就公开指责政府隔离政策的人。

  说白了,是一个“吃人”的人。

  所以,一个吃人的人,一个人上人,为过去那个“人吃人”的被地主阶级统治的旧社会招魂,实在太正常了。

  那么她的胆气从何而来?

  我想,她以及她身边的污黑之众之所以不遗余力地给一个浑身罪恶的阶级群体粉刷上漆,这只能说明一个事实:他们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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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主阶级曾经一度被消灭,但是真的永远殆尽了吗?

  殡多多还要再死几个人?马粑粑外滩宣战演讲还要再来几场?十八大之前那帮在舆论场舞动话筒的高校公知教授和直到今天都老而不死的HS一代还嫌不够?2020年新冠疫情中在财新与境外资本联合推出的《老婆娘日记》还不够教训今天?

  “地主还乡团”,真的不会再来了吗?

  8.

  就以前文所述大幅段落的女子被地主压迫,昨日看到这样一条新闻:杭州的王女士因为不想在公司年会表演跳舞,被公司辞退了。

  事发当天晚上,王女士9点才下班,可领导不让她走,让她跳一会儿舞,因为公司马上开年会需要“排练节目”。

  但王女士很疲惫、直接回了家。领导向上汇报此事,王女士在微信群里提建议:“事情能否提前安排,不要临时通知。” 没成想,公司认为她在顶撞,要求她离职………

  如何评价?

  甚至我都觉得懒得评价。

  今日中国,从舞台之上的章文、朱军、赵忠祥以及文艺界数不胜数的“叫兽”“老湿”,到舞台之下各大单位公司酒桌应酬上对女员工堆笑劝酒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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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爆朱军雇佣名记,洗白性侵丑闻)

  谁还记得前年曾有一网络爆文,称“酒桌上的女子,是佳肴珍馐之间锦上添花的美味…”

  字里行间,将中国所谓文艺圈/文化圈那帮油光龙钟的肥腻老男人之色痴浪淫,尽显无遗。

  掌握资本并非大部、不过端坐体制内权位的文艺老头/小司老板们尚且如此,那么那些手握真正庞然资源的权贵,其胯下景象则无需多言。

  一帮油光粉红的老男人聚会,如果不来个美女在当众起哄中翩舞一番,这顿餐宴仿佛就失了趣味、失了肉味。

  诸多公司(不论国企民企)的年会更是如此,每每能让口水直流的领导在台下笑得合不拢嘴的,除了战战兢兢在膝下敬酒的下属,更得是台上露着花白大腿、表演着用下班时间辛勤排练的节目的女员工们。

  这是不是审美降级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是阶级降级。

  9.

  当生产资料被抬升和聚集,被抛弃的下层群体就不可避免地沦为“依附体”。

  他们只能被迫将人身依附于掌握着海量资源的顶层巨头,不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甚至穿什么衣服、吃什么菜,都由“新地主”们颐指气使得控制、指挥。

  2018年,一众“京圈”大佬在北京聚会。

  酒至酣时,只见冯小刚一脸奸笑:“来来来,让咱们《芳华》的女主角给大家跳一段舞!”

  一帮老男人登时欢腾,“好好好,来来来,鼓掌鼓掌!”

  连一向内敛的葛优大爷,也在不知有镜头的情况下借着酒劲淫笑叫好。

  只剩苗苗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面对一帮色眯眯的眼睛,穿着高跟鞋不知该做何法。

  关键时刻,陈道明站出来解围、冲着那一帮油光横肉,高声呵斥:“你tm没看过跳舞啊!”

  ………我想,就苗苗这个女子的角度而言,至少那个10秒钟,陈道明老师的形象是无比伟岸的。

  “跳舞事件”后不到半年,冯小刚、范冰冰之流的偷漏税风波爆发。

  团团伙伙,逾额十亿之巨。

  地主阶级,地主大爷,在今天真的消失了吗?

  曾经被我党我军解放了的经济垄断权、话语垄断权、人身垄断权,在今天真的没有重新被集中、重新被垄断到少数人的手里吗?

  跋.

  “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

  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

  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唯一的人性’。”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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