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事领域有一句名言：“战略上的失败无法用战术上的成功弥补。”这是因为战略统管全局，如果战略决策失误，相当于航船偏离航线，而一旦方向错了，其他所有的成功都无法让航船驶向胜利的彼岸。作为我党我国我军的领导核心，毛泽东在数十年的革命斗争和不断的学习总结中积累了极为深厚的战略素养，每每在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关口中运筹帷幄，指点江山，作出正确决策，使我党我军克服了一个个困难，战胜了一个个对手，赢得了一个个胜利，也使自己成为中外瞩目的战略家、军事家。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战略视野进一步扩大，军事思想进一步发展，卓越的决策才华在很多军事事件中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决策指挥艺术炉火纯青。
统揽全局扭住关键
与弱者交手，占据各种优势的一方掌握着主动权，可进可退，决策的空间相对比较大。例如中国近代，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怎么打，从哪里打，打多久？基本上都是列强说了算，清政府多数情况下是被动应对，被牵着鼻子走。但与强者过招，却十分考验决策者的智慧和魄力，敢不敢过招，怎样过招，设定什么样的目标？都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纵观毛泽东的革命生涯，大部分时间是率领我党我军以弱抗强，在困境中奋进勃发，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日本侵略者等一系列强敌。而在与强者过招的过程中，也凸显了毛泽东作为一名战略家决策的宽广视野和善于抓住关键矛盾、主要矛盾的卓越胆识。这其中，以抗美援朝决策体现得最为明显。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出兵朝鲜，并命令美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成立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10月上旬越过朝鲜三八线，将战争引到中朝边境，并轰炸我东北边境城镇。美帝国主义的一系列侵略行为，严重威胁着我国华东、上海和东北地区的安全。在这个危急时刻，敢不敢起而抗击美帝国主义，支援朝鲜人民的卫国战争，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战略问题。
事实上，这个决策也是毛泽东一生中最为艰难的决策之一，这是因为当时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十分险峻。与解放战争相比，这场战争的对手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大部分都是经历过二战洗礼的王牌部队，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大炮、坦克和航空母舰等武器装备，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是强过国民党军队和侵华日军几倍乃至十几倍的对手。并且，这场战争是出国作战，地形不熟，没有根据地，经过战火荼毒后的朝鲜，也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能够给我提供支援，一切都要依靠国内后勤保障。从国内视角看，国民党的主力虽然已经被剿灭，但还有上百万残部在西南、中南、西北地区以及东南沿海岛屿负隅顽抗，肃清任务压力不小。特别是盘踞在台湾岛的国民党主力部队还有一定战斗力，如果不能一鼓作气解放台湾，再寻找一个合适的战略时机恐怕很难。此外，西藏地区民族分裂势力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蠢蠢欲动，谋取独立的倾向日趋明显，严重威胁我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并且国内经济基础损毁严重，百废待兴，战后重建工作压力十分紧迫，这时候再打一场国际战争国力恐怕难以支持。
这些因素毛泽东心知肚明，因此抗美援朝的决策他慎之又慎，他自己也曾说过：
【“一声令下，三军出动，那就关系到数十万人的性命。常说人命关天嘛，如果这一仗打得不好，危及国内政权，甚至丢了政权，那我毛泽东对历史，对人民都没法交代呀！”】
事实上，受限于国内外的困难局势，参与决策的很多高级领导干部也反对出兵朝鲜。不过，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的气魄和非凡胆略，对全局的把握，对形势的精准分析，以及更高的战略视野凸显了出来。
毛泽东深思熟虑后认为：美帝国主义虽有强大的财力和军力，但它进行的是非正义战争，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它政治上孤立，本质上虚弱。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第一，战线太长，从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线太远，要隔两个大洋；第三，战斗力太弱……不如德日的军队”。同时，其兵力也不足。在我们方面，虽然经济、装备落后，存在着许多困难，但出师有名，进行的是正义战争，有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同时，内部团结，兵力雄厚，党和军队久经战争考验。在全面分析敌我双方利弊因素后，毛泽东明确指出：采取“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极为有利”，我们“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失极大”。
抗美援朝的实践和战后历史证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这一历史性的伟大决策无比英明，战略收益极大。
在毛泽东的视野中，抗美援朝固然有支援朝鲜抵御美国入侵、保卫我国东北重工业基地安全等现实需要，但这场战争最本质的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不能坐视不管，而一旦打赢了这场战争，无疑对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是大有裨益的。同时，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主要是中美交锋，这也是第一次让美国意识到新中国的崭新力量和形象，而把美军逼回三八线，也让美国再也不敢忽视这个曾被西方世界蔑视的东方大国。可以说，抗美援朝也让中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主角”，这对重塑世界格局，特别是重塑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形象无疑是收益巨大的。这种战略收益，绝不是简单的经济负担、小范围外交被动所能掩盖的。
事实上，战略决策与战术决策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不会为短期的、表面的、局部的利益所困扰，而是直戳本质，直捣核心，抓住最关键的矛盾予以破解。战略上，在必要的时候以局部的牺牲换取全局的胜利也是值得肯定的。而毛泽东的决策凸显了这一特点，在复杂情况下，他站得高、看得远、思得深，总能抓住主要矛盾、关键问题予以分析判断，其决策的长远性和战略性绝不能从战术和局部的视角来分析评判。
独立自主不畏强权
近代中国社会积贫积弱，屡屡被外国列强侵略和羞辱，签订了上千个不平等条约，割让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赔偿了天文数字般的赔款，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民被世界嘲讽为“东亚病夫”，很多国家主权被列强剥夺侵占，这些都深深地刺痛了毛泽东的心。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捍卫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坚持国家独立自主的地位等，成为毛泽东一生的信念。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重大军事问题决策中，这种理念贯穿始终。这尤其在处理苏联提议的建设长波电台和中苏联合舰队问题上得到了生动体现。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坚定地站在了社会主义阵营中，与苏联的交往十分密切。不过，随着斯大林的逝世和赫鲁晓夫的上台，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越来越明显，以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自居，不仅在国际共运内部压制不同意见，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而且还在中国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况下，把意识形态上逐渐产生的分歧延伸到国家关系上，要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服从苏联全球战略。在这个背景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浮出水面。
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信中谈到苏联现在已经拥有了长航程的潜艇，主要在太平洋地区活动，为了指挥潜艇作战，建议在1958年至1962年间，由中苏两国共同在中国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的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信中提议，建设长波电台的费用苏联出大部分，中国出小部分。
客观而言，长波电台是潜艇通讯的关键装备，不仅苏联需要，未来我国潜艇活动同样需要。因此，从电台的功能上讲是互利的。不过，电台建在我国，苏联又承担大部分建设经费，主要服务的对象又是苏联潜艇，这就涉及到电台的归属和国家的主权问题。
毛泽东高度重视苏联关于建设长波电台的建议，仔细审阅了所有材料，专为此事作了批示:
【“这个无线电台的投资，应当由中国方面负担，中国责无旁贷。建成后可以共同使用，应当由两国政府签订正式协定。”】
毛泽东还表示：
【“如苏方以高压加入，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或者中央谈下再答复。此事应由两国政府签订协定。”】
6月12日，彭德怀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复信马利诺夫斯基，表明立场：中国同意建设大功率长波电台，欢迎苏联在技术方面给予帮助，但一切费用应由中国全部承担；建成后由中苏两国共同使用；建议两国政府签订协定。中方的立场并未得到苏方的支持，苏联执意坚持在中国沿海共建和共同管理该电台。
苏联的这一要求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很快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并通过尤金提醒苏联领导人：在军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适当的。
在建设长波电台的争执过程中，苏联又向中国提出建设联合潜艇舰队的建议。因为苏联虽然陆地辽阔，但发展海军的环境不佳，西面的黑海和波罗的海都受制于人，北方的北冰洋常年冰封，舰艇活动受限。东边的符拉得沃斯托克(海参崴)港又远离太平洋中心区，还容易被日美监视，而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濒临西太平洋，非常适合发展潜艇部队。不过，建立联合舰队必然会让苏联的部队长期驻扎在我国的国土上，这显然危害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为此，毛泽东严肃地告诉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电台和潜艇舰队都是涉及主权的政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讲条件，“半个指头也不行”！
面对毛泽东的强硬态度，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紧急动身，于7月31日从莫斯科飞到北京与毛泽东面对面会谈。会谈中，赫鲁晓夫大谈长波电台的好处，并提出是和中国商量建设。
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反感苏联无视中国主权的霸道主张，质问赫鲁晓夫:
【“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了？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你们都拿去算了！”】
毛泽东还拒绝了赫鲁晓夫想在中国建海军补给基地的设想，明确告诉赫鲁晓夫，“我不想再听到这种事”！毛泽东指出：
【“我们不想到你们的摩尔曼斯克搞什么名堂，也不希望你们来我们这里搞什么名堂”，“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面对毛泽东的强硬态度，赫鲁晓夫只好收回了建议。后来，按照中国方面提出的原则，中苏签订了建设长波电台的协议，但3年后便被苏联单方面撕毁。
在很多人眼中，建设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提议，对中国海军建设和国防安全确有帮助，双方并非没有谈判的余地。但问题是虽然苏联一再强调中苏平等，也比较倚重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大国，但在内心深处，一直以“家长”自居，认为自己国力强盛，给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巨大帮助，建设长波台和联合舰队应该水到渠成。同时，还应该看到中国海军创建不到10年，实力非常弱小，长期执行沿海防御的战略，并非大洋型海军，无论是长波电台还是联合舰队，对苏军的支持更大，一旦建成中国海军定成苏军的附庸，不可能与苏军平起平坐。同时，苏联在中国领土上建电台和基地，是关系到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性问题。一生为独立自主而战的毛泽东纵然面对苏联老大哥的压力，也绝不会屈从。
所以，从两个事件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并不反对中外军事合作，但前提是不能威胁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地位和国家主权的完整，在中国的土地上必须由中国掌握主导权。这种独立自主的思想，深深刻入中国共产党的灵魂，也让我国在重重国际封锁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经济、国防、科技、外交等各个领域的突出成就，而这种全方位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发展使我国的后劲十足，从未受制于人。这种战略遗产也是助推新中国走向民族复兴的关键支撑。
政治第一军事第二
战略家与军事家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战略家具有全局视野，除了军事安全、国防安全等重要因素外，还会综合考虑政治、经济、外交等多种因素。在战略家的视野中，军事上的胜利虽然重要，必须争取，但并非战略全局胜利的唯一因素。多数情况下，军事只是政治的延续，是政治斗争在军事领域的反映。
在长期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下，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共产党拥有一支能征善战的雄师，并且在抗美援朝中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军，成为世界闻名的善战之师。按照霸权主义的思维，这支军事力量理应成为中国拓展和延伸国家利益，扩大地区话语权乃至世界影响力的“大棒”。不过，作为我党和我军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却并没有把军事“大棒”摆在前面。作为世界级战略大师，毛泽东十分清楚武力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对外军事行动中，政治第一、军事第二的理念十分鲜明，军事始终只是达成政治目的的手段和途径。就这一点来说，对印自卫反击战的战略决策比较典型。
印度独立后，一直以英国殖民者的正牌继承人自居，宣布继承英国在周边地区的殖民权益，并以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为依据，逐步向我国境内推进蚕食。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美国的封锁围困、中苏分歧公开化、三年经济困难、“大跃进”影响等，中国面临严峻局面。与此同时，蒋介石集团也不断加紧酝酿反攻大陆，达赖喇嘛叛乱失败，逃亡印度。在这种形势下，印度认为有机可乘，进而在边界问题上大举闹事。同时印度把大肆反华作为向美、苏两国捞取好处的筹码，继而心甘情愿地当起了美苏反华势力的“马前卒”。
面对印度的侵略行径，毛泽东并没有选择直接回击，而是寄希望与尼赫鲁能够坐下来，通过谈判解决两国争端。因为在毛泽东眼中，中印两国有共同的历史际遇，都曾遭受西方国家的侵略和殖民，都是发展中国家，两国也有长达几千年的友好交往历史，理应携手成为对抗西方列强的朋友。并且，中国主要的战略对手美国及其盟友从东南方向对我施加强大压力，以我国的国力，不宜同时在东西两线对抗大国。所以，毛泽东在中印边境争端上长期采取容忍的策略，并通过接见尼赫鲁、派周恩来访问印度、驻印度大使潘自力提交外交文件等方式，反复向印度传达我国的和平提议，甚至把中国政府友好的态度、军事战略的重点以及解决中印边境争端的意向等核心立场都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岂料，尼赫鲁把中国的忍让当成了软弱，非但没有有所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在边境挑起争端。
面对印度的步步紧逼，毛泽东曾在与赫鲁晓夫谈话时指出：
【“对尼赫鲁，我们还是要同他友好，还是要团结他。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为天下先，但是谁要欺负我们，那是不行的，谁都不行。”】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生动地说明了中国的和平意愿，也彰显了在毛泽东的斗争策略中，军事始终不是最优先的选项。而“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也彰显了毛泽东不惧怕任何威胁的坚强意志。
在分析了尼赫鲁判定中国不敢与印度在边境作战是其侵略行径最大的支撑后，毛泽东反而坚定了打的决心。1962年秋，在西山召开的中印边界问题作战会议上，毛泽东明确地说：
【“中印两国开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不用说，许多不明真相的国家也会站在他们那边，蒋介石也可能搞点小动作，我们是有点孤立了。但是我们不怕，只要前线打得好，我们就会处于主动地位。我还是那句话，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这一仗，我们不打则已，要打就要打出中国人的威风，起码要保证中印边境30年的和平。”】
1962年10月10日，对印自卫反击战的序幕正式拉开。我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从东西两线发起攻击，迅速击溃一线印军，并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将侵入我国境内的印军据点一扫而空，并将战线迅速向麦克马洪线以南推动。印军对我军强大的战斗力估计不足，战争准备浮于表面，一线作战军队大部分战斗意志薄弱，在我军快速而猛烈的打击下迅速瓦解溃逃。我军取得了边境反击作战的压倒性胜利。
前线捷报让毛泽东十分高兴，他高屋建瓴地评价中印边境之战是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军事仗。“这一仗，至少可以保持中印边境10年的稳定。”
不过，就在我军高奏凯歌，势如破竹，即将跨过传统分界线，直扑印度大平原之时，毛泽东审时度势，适时按下了停止键，并让我军撤回战前中印实际控制线我方一侧，并再次后退20公里。这项决策在很多军事家看来是百思不得其解。不过，在毛泽东眼中，军事上的胜利并非中印斗争的唯一目标，而多占土地更不是中国的主要目的。发动对印自卫反击战的核心在于以打促谈，让印度正确认识自身实力和我方的强大实力，使印度重新回到谈判桌前，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两国争端，成为可以友好相处的伙伴，而非时刻兵戎相见的对手。事实上，对印自卫反击战也很好地实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构想，打出了国威军威，强化了中国不怕任何霸权的国际形象，极大地震慑了印度，使其在日后的对华政策上始终难以摆脱当年失败的阴影，不敢在边界问题上有过分之举，这给我国西南战略方向带来了50多年的相对稳定和和平，为我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应对来自台湾、美国、日本等主要战略威胁解除了后顾之忧。同时，也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在全世界面前彰显了正义，暴露了印度的无理，有利于中国赢得国际舆论，掌握政治主动。所以，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军事仗中国打得漂亮，为政治仗的胜利赢得了主动。而贯穿其中的政治仗更是凸显了毛泽东战略决策的英明和纯熟。
把住底线灵活机动
作为一个战略家，毛泽东对局势的把握超乎寻常，其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指挥艺术更是世所罕见。长征期间，他的四渡赤水瓦解了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精妙的指挥令人拍案叫绝。解放战争中，在国民党重点进攻的严峻局势下，毛泽东指挥刘邓大军反其道而为之，避其锋芒，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捣国民党统治区心脏地带，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这种出人意料的指挥艺术为我军赢得胜利创造了条件。新中国成立后，走上国际舞台的新中国面临更多的挑战，而在与美苏等大国的斗争中，毛泽东的指挥艺术更加纯熟，决策更加灵活，万事拿捏恰到好处，创造了很多人类历史上的“奇闻”，但这些“奇闻”则渗透了深邃的政治智慧和精妙的指挥艺术。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炮击金门作战就是一个生动案例。
1958年5月至7月，中东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掀起高潮，黎巴嫩人民推翻了夏蒙反动政府，伊拉克建立了共和国。美国、英国等为维护地区私利，公然出兵黎巴嫩。在美国的支持下，蒋介石集团乘机而动，宣布部队处于“特别戒备状态”，同时加强空军对大陆侦察活动，骚扰大陆沿海，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为了打击蒋军的嚣张气焰，支援中东人民的革命，推动世界范围内的反美斗争，7月18日，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我军随即进入紧张的备战准备中。
8月23日下午5时30分，毛泽东一声令下，福建前线部队近500门大炮一起开火，整个金门岛顿时硝烟弥漫、弹片横飞。在两个多小时的首波炮击中，我军共发射炮弹近3万发，击毙击伤国民党军中将以下官兵600多人，两名美军顾问也在炮击中丧生。第二天，我军又进行了炮兵和海军的联合打击，国民党军对金门的海上运输被迫中断。
金门是远离台湾的海上孤岛，补给全部依靠海运。不过，在我军的猛烈炮击和封锁下，台军的补给船根本靠不了金门的码头。很快，金门守军的储备物资就被消耗殆尽，几近弹尽粮绝，不断向台湾呼救告急。蒋介石没有办法，只好请求美军舰艇护航，为金门守军输送给养弹药。
面对危局，美军不得不硬着头皮派出军舰，为台军舰艇护航。美军的直接介入，使金门的斗争更加复杂。当初，毛泽东决定打金门不打台湾，是因为台湾驻有美国军队，并受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保护。金门没有美国驻军，也不受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制约，打金门可以不和美国人直接交锋。现在美军介入，而且美舰和蒋舰相距只有2海里。在这种情势下，我军打还是不打？如果打，万一打伤击沉美舰，会不会引发与美国的直接冲突？
事关重大，叶飞急电请示千里之外的毛泽东。
毛泽东很快作出指示：
【“照打不误。”“只打蒋舰，不打美舰。”“要等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时，有北京的命令才能开火，每1小时报告1次美蒋联合编队的位置、编队队形、航行情况。”】
为了万无一失，叶飞又问：“我们不打美舰，但如果美舰向我们开火，我们是否还击？”
毛泽东果断地指示他：“没有命令不准还击。”
9月7日中午，美蒋海军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运输船只开始卸下补给物资。毛泽东即下令开火。叶飞迅即命令各炮群开炮，专打蒋舰，不打美舰。前线所有炮群接到命令，众炮齐发，以密集火力攻击蒋舰及其运输船只。没想到我军一开炮，美舰立即掉头向台湾方向逃去。美国军舰一跑，蒋军船只完全暴露在我军面前，当即被我击沉3艘、击伤数艘。台湾即下令蒋舰返航。毛泽东略施小计便把美国的底牌摸得底朝天，并暴露了美军色厉内荏，貌似凶恶强大，其实也是一只纸老虎的本质。
在失去补给渠道后，金门变成了一座孤岛。按照很多观察家的判断，中国应该顺势消灭国民党守军，收复金门。但毛泽东再次出人意料，并未下令收复金门。他认为，如单独夺取金门而不能同时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制造“台独”或“两个中国”将更为可能。炮击金门后，美国认为金门、马祖过于靠近大陆，根本守不住，是防御上的包袱，想压迫蒋介石放弃金、马，专守台湾，以台湾海峡为界停火。不过，蒋介石坚决反对，因为他坚持“中华民国”是中国的代表，而金门、马祖靠近大陆，是台湾代表全中国的政治标志，同时他也想用金门、马祖拖住美国，使它难以脱身，成为自己的靠山。
由于台湾当局仍不肯接受和谈，美国又大力宣扬“永久停火”，10月25日，由毛泽东亲自撰写、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
在人类战争史上，这种公开预告的炮战闻所未闻，但正是这个看起来有些怪诞的方式却蕴含了精妙的战略安排：单日打，表示中国内战仍然存在，粉碎美国的“停火”阴谋和蒋介石拒绝谈判的顽固态度；双日停，让国民党军固守金门，将蒋介石拖住，并对台湾军民表明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当时惊异地说，这种打法是“一场滑稽歌剧性战争”。
事实上，这种“双日不打、单日打”的巧妙安排，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指挥决策的灵活性，使金门炮战成为一场政治仗，使处于战火之中却又相对安全的金门像一根脐带一般，把台湾拴在了中国大陆这个“母体”上，使台湾与大陆的距离不是一个宽阔的台湾海峡，而是咫尺之遥，这从地缘上极大地密切了两岸之间的联系，为预防台湾独立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